《醜陋的中國人》
　柏楊◎著　
　平裝25開，共320頁
　定價300元，特價237元
　　1984年9月24日，柏楊在美國愛荷華大學演講〈醜陋的中國人〉，強烈批判中國人的「髒、亂、吵」、「窩裡鬥」以及「不能團結」等，歸結到「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我們可以想像當場的震撼程度，從稍後在留學生群中引發的討論，已經可以預知其演說內容終將引爆。
　　據柏楊回憶，那是他唯一沒有掌聲、沒有聽眾上前致意請求簽名的一次演講。當呂嘉行的演講記錄分別刊載於香港（《百姓》，11月15日）、紐約（《台灣與世界》，12月1日）、台北（《自立晚報》，12月8日）、洛杉磯（《論壇報》，12月13日），「醜陋的中國人」乃擴大成為全球華人論爭的焦點。
　　次年八月，此篇講稿和另兩場演講的記錄——〈中國人與醬缸〉、〈人生文學與歷史〉、一篇訪問稿〈正視自己的醜陋面〉及三十二篇雜文組成的「老昏病大展」結集，並收入二十篇回應文章，合成《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在台北林白出版社出版，緊接著大陸版、韓文版、日文版、英文版紛紛出版，大約十年之間風波不斷，海峽兩岸都出有評論專書。
　　柏楊愛深責切，他說：「中國人，是一個迷失在濃厚醬缸裡的族群，需要警醒」。是的，「醜陋的中國人」是二十世紀末葉知識分子在沉痛的反省之後，向自己民族所擊出的一記警鐘。
　　今（2008）年4月16日，在柏楊的病榻前，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先生親口允諾，會隨時提醒自己不要「醜陋」。回顧漫長的現代化過程，多少個世代過去了，而今天的我們，是否已具備足夠的靈性認清缺點和惡習，可以產生思考的一代？還是，依然故我地繼續在這口「醬缸」中載浮載沉？《醜陋的中國人》2008紀念版的推出，是立意豎起一個積極邁向嶄新時代與理想社會的標竿，我們要以切身行動向柏楊證明，也向自己的心靈證明，我們終究能盼望著等到「醬缸」變淡、變薄，甚至變成一罈豐沛的活水清泉！
 
◆旅日作家、評論家 黃文雄（摘自《醬缸震盪》日文版序）：
　　柏楊著《醜陋的中國人》一書，可以說是戰後半世紀來，對所有的中國人最具影響力、也是最受爭論的一本書。對中國人強烈的影響力可能是來自本書內容的衝擊性，並不是來自專家學者平淡無味的高論卓說，而是來自平實而直言不諱的內容，句句擊中所有中國人的禁忌與要害。因而給經常以過去數千年來光輝燦爛的歷史而自傲，「以中國人為榮」的中國人，帶來巨大的震撼，也給正在發高燒的病夫（東亞的）潑了一盆冷水。這本書正有如春雷，雖然尚未帶來中國大地的春天，卻使一直在冬眠狀態中的醬缸蛆產生了驚蟄現象。中國自孔丘先生的「述而不作」，歷經「定於一尊」、「師承」，以及明、清「八股」之興以來，漢字文明圈的本家，已日漸喪失了漢語的造語力。可是，有如柏楊著述的愛讀者所知，在柏楊先生的半生中，諸如「醬缸文化」、「醬缸蛆」、「砍殺爾」、「三作牌」……等等不斷的創出新語彙，使已失去造語力，而日漸形成文化沙漠的中國文壇，吹進春風，潤澤了密不通風的中國文化沙漠，等待將來或者能成為綠洲，甚至百花齊放，其貢獻甚著。
　　綜觀柏楊先生豐富造語力的根源，不但是來自拒絕「師承」的傳統，也來自為了追求表現的自由所產生的反權勢的反骨精神，這一點是我特別想要提起而強調的。
　　自「大力水手」事件以來，若以台灣流行歌曲的歌詞來講，柏楊「伊是歷盡滄桑、食過苦楚的人」，日語稱之為「看過地獄回來的人」，所以觀點精銳、視野遼闊。特別是對人世間的觀察力、理解力，所描畫出來的、所論述的「中國人」，並非只靠舞文弄筆學者專家所能比肩的，因此更覺得珍貴。
　　《醜陋的中國人》自問市後，不但在華人的社會，引起了風起雲湧的爭論，至今餘燼未熄。譯成日語後，也引起了日本人普遍的愛讀與莫大的關注。比如「中國人的仁義道德都在書上」等等肺腑之言，也成為日本文化界時常樂道的「柏楊語錄」。

◆詩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向陽（摘自《柏楊的思想與文學》）：
　　一九八五年，《醜陋的中國人》成書，引起海峽兩岸震撼，以及東瀛日本的注目，正在於柏楊的「醬缸文化」批判指出了中國人民族性的深層結構，不僅來自統治者的宰制，也來自被統治的人民的這些權勢崇拜狂、牢不可破的自私、文字魔術和詐欺、殭屍迷戀、窩裡鬥，和稀泥、淡漠冷酷忌猜殘忍、虛驕恍惚等等文化習性的難以革除。
　　柏楊提出「醬缸」這個概念符號之下，它的符徵（signifier）指的是具體的醬缸這樣的形象（醬汁的容易保藏，經久不壞，及其發酵生黴醬味），符指（signified）則指涉了兩個心理概念：一是指涉「儒家道統」﹝道德與政治雙重威權結合的政治意識型態符號﹞，二是指涉「民族性格」（封建意識與士大夫意識混雜糾結的中國人性格）。道統由上而下，是強制性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運轉的結果；民性則由下而上，是中國人在儒家文化霸權的歷史發展過程中生活出來的結果。這兩者，且又弔詭地互為影響，一方面，儒家道統在兩千年的政治控制下，一脈相傳，宰制了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形成積累；一方面， 兩千年生活出來的民族性格，也相濡相習，成為常識，回過頭去持續強化並支撐儒家道統的宰制。「醬缸」於是成為柏楊所要表意（signification）的中國統治神話學的代名詞，牢不可破，並不斷發酵生黴，使中國人的社會終於成為「腐蝕力和凝固力極強的渾沌社會」。
　　用魯迅的理念來看，柏楊的雜文，不啻就是對統治者擲出的匕首，投槍。將雜文當成戰鬥的武器，對著暴政的心臟擲去，這在柏楊的雜文中因而也承續著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的強哉矯特質。它來自柏楊面對暴政的勇氣和正義感， 當然也來自魯迅發揚光大的這種批判文體的新傳統。柏楊的雜文，不管作為對抗暴政的利器，或者作為批判中國儒家道統文化的鞭子，都在台灣文學史上留下了鮮明的印記。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陳曉明（摘自《天真是一種動力》，原文刊自2003年中央大學承辦「柏楊文學史學思想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在整個中國的現代性話語場域中，柏楊就是一個世俗社會的代言人。柏楊對世俗文化展開最有力的批判在於，他用「醬缸」這一象徵意象去概括中國文化的內涵本性。這個比喻十分奇特，也具有民間文化的特色。柏楊一方面指出中國文化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它在日常生活本性這點上就出了問題，而由此上升而成的政治文化更是離譜。柏楊並非沒有直接批判政治文化，但他的深刻之處也許正在於，他是立足於世俗的立場來看待政治文化的弊端，只有他如此看重世俗文化，看重日常性文化。對於柏楊來說，「醬缸」就是根本，就是所有。他撞擊「醬缸」，就是要還世俗文化以更清明純淨的本性。
　　在柏楊看來，所有的社會問題、政治弊端本質上都根源於人性之劣根。這顯然與革命家和思想家對社會的看法很不相同。柏楊威震四方的文化批判：「醜陋的中國人」，他要找的就是文化與人性的病根。中國人的那些品性：吵、鬧、髒、亂，不團結、窩裡鬥、熱中於謊言、不給人以民主與自由、不允許創造性思維……等等，這些問題都是人們生活的日常社會中的事相。在柏楊看來，根本上都是文化問題，從傳統至今的文化出了問題，才使人的品性變得惡劣醜陋，而品性之惡劣醜陋，又反過來加強了文化的病症。改造國民性，最重要的是改造民族之文化。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是進一步延伸和發揮了他早年就闡述過的「醬缸文化」。
　　柏楊從他的直接經驗出發，從日常生活的事項出發，他看到文化深層次的病症，只有診治這些病症，才可能使中國文明真正具有現代性的水準。迄今為止，沒有人像柏楊那樣，終其一生，孜孜不倦地觀察社會現實，對當下現實隨時隨地發言，他既是在掃除那些陳規陋習，也是在開創市民社會的新生活空間。更重要的在於，威權政治恰恰是從世俗社會中生長起來，柏楊的批判正是在根本上，他的重建中國現代性文化的希望也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正是中國現代性建設最薄弱的和最缺乏的環節，這就是柏楊的雜文寫作最有價值所在。
 
 
　　 中國人的窩裡鬥，可是天下聞名的中國人的重要特性。每一個單獨的日本人，看起來都像一條豬，可是三個日本人加起來就是一條龍，日本人的團隊精神使日本所向無敵！中國人打仗打不過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過日本人，就在台北，三個日本人做生意，好，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國人做生意，就顯現出中國人的醜陋程度，你賣五十，我賣四十，你賣三十，我賣二十。所以說，每一個中國人都是一條龍，中國人講起話來頭頭是道，上可以把太陽一口氣吹滅，下可以治國平天下。中國人在單獨一個位置上，譬如在研究室裡，在考場上，在不需要有人際關係的情況下，他可以有了不起的發展。但是三個中國人加在一起──三條龍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條豬、一條蟲，甚至連蟲都不如。因為中國人最拿手的是內鬥。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內鬥，中國人永遠不團結，似乎中國人身上缺少團結的細胞，所以外國人批評中國人不知道團結，我只好說：「你知道中國人不團結是什麼意思？是上帝的意思！因為中國有十億人口，團結起來，萬眾一心，你受得了？是上帝可憐你們，才教中國人不團結。」我一面講，一面痛徹心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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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的不能團結，中國人的窩裡鬥，是中國人的劣根性。這不是中國人的品質不夠好，而是中國的文化中，有濾過性的病毒，使我們到時候非顯現出來不可，使我們的行為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這是窩裡鬥，還是要窩裡鬥。鍋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飯，天塌下來有個子高的可以頂。因為這種窩裡鬥的哲學，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了一種很特殊的行為──死不認錯。各位有沒有聽到中國人認過錯？假如你聽到中國人說：「這件事我錯了。」你就應該為我們國家民族額手稱慶。我女兒小的時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結果是我錯怪了她，她哭得很厲害，我心裡很難過，我覺得她是幼小無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父母突然翻臉，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來，我說：「對不起，爸爸錯了，爸爸錯了，我保證以後不再犯，好女兒，原諒爸爸。」她很久很久以後才不哭。這件事情過去之後，我心裡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無限驕傲，因為我向我的女兒承認自己錯誤。
　　中國人不習慣認錯，反而有一萬個理由，掩蓋自己的錯誤。有一句俗話：「閉門思過。」思誰的過？思對方的過！我教書的時候，學生寫週記，檢討一週的行為，檢討的結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騙了，騙我的那個人，我對他這麼好，那麼好，只因為我太忠厚。」看了對方的檢討，也是說他太忠厚。每個人檢討都覺得自己太忠厚，那麼誰不忠厚呢？不能夠認錯是因為中國人喪失了認錯的能力。我們雖然不認錯，錯還是存在，並不是不認錯就沒有錯。為了掩飾一個錯，中國人就不能不用很大的力氣，再製造更多的錯，來證明第一個錯並不是錯。所以說，中國人喜歡講大話，喜歡講空話，喜歡講假話，喜歡講謊話，更喜歡講毒話──惡毒的話。不斷誇張我們中華民族大漢天聲，不斷誇張中國傳統文化可以宏揚世界。因為不能兌現的緣故，全都是大話、空話。我不再舉假話、謊話的例子，但中國人的毒話，卻十分突出，連閨房之內，都跟外國人不同，外國夫妻暱稱「蜜糖」「打鈴」，中國人卻冒出：「殺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場或爭權奪利的場合，毒話就更無限上綱，使人覺得中國人為什麼這麼惡毒、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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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脹的民族，為什麼容易膨脹？因為中國人「器小易盈」，見識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點氣候，就認為天地雖大，已裝他不下。假如只有幾個人如此，還沒有關係，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數，或者是較多數的中國人都如此的話，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機。中國人似乎永遠沒有自尊，以至於中國人很難有平等觀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這種情形影響到個人心態的封閉，死不認錯。可是又不斷有錯，以致使我們中國人產生一種神經質的恐懼。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台北有個朋友，有一次害了急病，被抬到中心診所，插了一身管子，把他給救活了。兩三天之後，他的家人覺得中心診所費用較貴，預備轉到榮民總醫院，就跟醫生去講，醫生一聽之下，大發雷霆，說：「我好不容易把他的命救回來，現在要轉院呀。」於是不由分說，把管子全部拔下，病人幾乎死掉。朋友向我談起這件事時，既悲又憤，我向他說：「你把那醫生的名字告訴我，我寫文章揭發他。」他大吃一驚說：「你這個人太衝動、好事，早知道不跟你講。」我聽了氣得發瘋，我說：「你怕什麼？他只不過是個醫生而已，你再生病時，不找他便是了，難道他能到你家非看病報復不可？再說，他如果要對付的話，也只能對付我，不會對付你。是我寫的，我都不怕，你怕什麼？」他說：「你是亡命之徒。」我覺得我應該受到讚揚的，反而受到他的奚落。我想這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他是我很好的朋友，人也很好，他講這些話是因為他愛護我，不願意我去闖禍。然而這正是神經質的恐懼，這個也怕，那個也怕。
　　記得我第一次到美國來，紐約發生了一次搶案，是一個中國人被搶，捉到強盜後，他不敢去指認。每個人都恐懼得不得了，不曉得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也不曉得保護自己的權利，每遇到一件事情發生，總是一句話：「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使我們民族的元氣，受到挫傷。我假如是一個外國人，或者，我假如是一個暴君，對這樣一個民族，如果不去虐待她的話，真是天理不容。這種神經質的恐懼，是培養暴君、暴官最好的溫床，所以中國的暴君、暴官，永遠不會絕跡。中國傳統文化裡──各位在《資治通鑑》中可以看到──一再強調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歡、最欣賞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國人就越來越墮落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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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種「買西瓜學」，老闆對夥計說：「你一出門，往西走，第一道橋那裡，就有賣西瓜的，你給我買兩斤西瓜。」夥計一出門，往西走，沒有看見橋，也沒有賣西瓜的，於是就空手回來。老闆罵他混蛋，沒有頭腦。他說：「東邊有賣的。」老闆問他：「你為什麼不到東邊去？」他說：「你沒叫我去。」老闆又罵他混蛋。其實老闆覺得這個夥計老實，服從性強，沒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夥計出去一看，西邊沒有，東邊有，就去買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後老闆會誇獎他說：「你太聰明了，了不起，做人正應該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實老闆覺得這個傢伙靠不住，會胡思亂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隸最危險，主子對這種奴隸不是殺就是趕。這種文化之下孕育出來的人，怎能獨立思考？因為我們沒有獨立思考訓練，也恐懼獨立思考，所以中國人也缺乏鑑賞能力，什麼都是和稀泥，沒有是非，沒有標準。中國到今天這個地步，應該在文化裡找出原因。
　　這個文化，自從孔丘先生之後，四千年間，沒有出過一個思想家！所以認識字的人，都在那裡註解孔丘的學說，或註解孔丘門徒的學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意見，因為我們的文化不允許這樣做，所以只好在這潭死水中求生存。這個潭，這個死水，就是中國文化的醬缸，醬缸發臭，使中國人變得醜陋。就是由於這個醬缸深不可測，以至許多問題，無法用自己的思考來解決，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來領導。這樣的死水，這樣的醬缸，即使是水蜜桃丟進去也會變成乾屎橛。外來的東西一到中國就變質了，別人有民主，我們也有民主，我們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別人有法制，我們也有法制，別人有自由，我們也有自由，你有什麼，我就有什麼。你有斑馬線，我也有斑馬線──當然，我們的斑馬線是用來引誘你給車子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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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飛人生 奮鬥人權——柏楊先生紀念展

•時間：2008年5月17日∼2008年9月30日
•地點：台東縣綠島鄉【綠洲山莊】禮堂
•策劃主辦：•

　　柏楊，河南輝縣人，初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再更名為郭衣洞。他千方百計想盡辦法要進大學讀書，卻因少小離亂，命運與性格乖張而叛逆，猶如天地間的野生動物，經歷盡種種坎坷波折。
　　柏楊以追求自由、民主的初衷，隨國民政府來台，自1951年開始寫作。柏楊此生的榮辱皆因寫作，既得名得利，也因此身陷囹圄。但重要的是，柏楊以智慧與毅力，轉化個人悲喜成為面對人世不公不義、籲求尊重人權、個人尊嚴、呼喚人心人性的豪情，成就了現代知識分子的新典範。
　　在這曾經囚禁他的綠洲山莊，為這樣一位終生振筆奮鬥的人權鬥士舉辦紀念展，用以回顧他的一生貢獻與生命情調，於此時此刻，最具深意。展覽主軸根據柏楊的人生分期，包含：【一】茫茫天地間的野生動物（1920-1949）；【二】書生空恨無強弓——十年小說（1950-1959）；【三】刀筆如削氣如虹——十年雜文（1960-1968）；【四】這個島，這個人——十年牢獄（1968-1977）；【五】災難，是奮起的跳板——五年專欄（1977-1982）；【六】書房如囚房——十年通鑑譯寫（1983-1993）；【七】怒飛•奮飛•我還要飛——十年人權（1994-2004）；【八】天真是一種動力——由怒而恕的晚年（2004-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