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624年開始興建的熱蘭遮城，在1634年大功告成，坐落於一鯤鯓海邊沙崙荒埔的城堡，開啟了荷蘭在東亞殖民的一段輝煌歲月，也開啟了臺灣歷史的新紀元，這裡，成為臺灣與世界的接點。

　　熱蘭遮城分內城、外城。內城共三層，第一層位於地面下，第二層四周為防禦用的城垣，設有四個半月堡，向東這一邊的地面上開鑿一口水井；第三層建築群呈四方形，設有營房、衛兵室、彈藥庫、糧倉、監獄、蓄水池、排水系統等，建築群外圍城垣的四角，各設有一個稜堡。荷蘭統治末期，東北面的菲力辛根堡牆上掛著一個時髦的大時鐘。這種擺鐘，為1656年荷蘭天文、數學家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的發明，翌年問世後，城堡很快趕上流行。擺鐘發出清脆規律的滴答聲，公司職員、士兵喜歡來此聆賞。

　　外城呈長方形，有兩個稜堡、一個半月堡，後因鄭成功來犯跡象明顯，在東北角增建一個稜堡，因此內、外城共七個稜堡。外城建築包括長官公署、教堂、倉庫等。七個稜堡上都架設大砲。荷蘭士兵不時酗酒、鬧事，甚至坐在稜堡的大砲上喝醉酒，頭朝下跌落而摔到半死。

從臺灣城到安平鎮　　中文文獻多稱揆一（Frederick Coyett）為王，如：荷蘭揆一王、紅毛荷蘭夷酋弟揆一王；稱熱蘭遮城為王城、臺灣城。另有文獻稱1662年時，「內城改建內府，塞北門，欲闢南門，斧鑿不能入，乃止。又惡臺灣之名（閩音呼似「埋完」），改稱安平」。封塞北門，有圖可證；但改稱安平之年代有誤。楊英《從征實錄》五月初二日（1661.5.29）記載鄭成功「改臺灣為安平鎮」；1662年1月底，荷蘭人投降、尚未撤退，鄭成功要求土地測量師梅氏（Philippus Daniel Meij van Meijensteen）陪同，一起從熱蘭遮城搭乘舢舨回赤崁住所，他不想留在那裡過夜，因為有很多跳蚤。鄭成功入主後，在新稜堡旁挖了1.5潯（vadem，1潯為6呎，約等於1.8公尺）下水道，水道兩岸砌以磚石，新稜堡下方安裝鐵柵欄，海水和魚群從柵欄流入官邸前的石造池塘，池塘邊設一座亭子，作為遊憩處。鄭克在元旦之際，「率文武朝賀於臺灣之安平鎮」。

　　入清後，濱海的外城城垣坍塌、潮汐侵蝕牆基，1733年協鎮陳倫炯命人修砌；1749年亦有城垣被沖毀及修建紀錄。1860年代，英商在臺壟斷樟腦貿易，引發一連串糾紛與衝突，1868年兩艘英國戰艦砲轟安平，摧毀熱蘭遮城的部分城牆、引爆火藥庫，原已傾圮的城堡更見殘破。四年後，英國攝影師湯姆生（John Thomson）鏡頭下的熱蘭遮城，外城蕩然無存，內城亦斷垣殘壁；1874年沈葆楨登臨這座當時稱「紅毛台」的城堡，看到「磚石堅厚，遺址尚存，砲亦鏽而不適用」，後來在二鯤鯓（今億載金城）興築新砲台，命人拆卸熱蘭遮城的磚牆石板作為新砲台的建材。日本統治臺灣後，於1897年剷平城垣，興建安平海關宿舍及燈塔，熱蘭遮城至此完全消失；1930年，立碑紀念濱田彌兵衛抗荷事蹟。戰後，臺南市政府將其碑文改刻成「安平古堡」、增建一座瞭望台。今僅存部分外城城垣，稱為「臺灣城殘蹟」。（如右圖）

　　荷蘭人自16世紀末開始在世界各地興建殖民據點，依照其規模、功能而有不同類型，例如巴達維亞屬於要塞＋市街city；臺灣屬於要塞＋聚落city；日本長崎港內的人工島「出島」則是商館＋荷蘭商人員工居住區。巴達維亞總督於1631年6月向阿姆斯特丹的公司本部報告：熱蘭遮城堡已建造完成。隨著這座統治中心同步發展的，是位於城堡東邊，與城堡隔著一個大廣場的漢人住宅區：臺灣市鎮（stadt Zeelandia，又譯大員市鎮），清代稱為臺灣街、安平街。

臺灣也有一條百老匯　　臺灣市鎮的一條東西向的大道，荷蘭文的街名為Breedstraat，譯成英文為Broad Way，意為寬街；這是援引荷蘭國內的命名習慣。1620年代，荷蘭西印度公司在北美洲新阿姆斯特丹（後改名紐約）曼哈頓興建一座城堡，城堡對面一條主要道路，就叫做Broad Way（中文音譯為百老匯）；與Broad Way垂直、位於城牆下的街道，命名為Wall Street（中文音譯為華爾街）。臺灣市鎮四周未設圍牆，當年若設圍牆，則東碼頭邊的那條街，就是Wall Street了。

　　與「寬街」平行的一條小街，叫做「窄街」，都是東西向；南北向的街道為橫街（Dwarsstraat），臺灣市鎮分橫一街、橫二街。最東那條街，荷蘭人稱「廟街」，再往東即東碼頭，清代文獻稱赤崁渡頭（往赤崁的渡頭）。1643年起，臺灣市鎮、赤崁間有固定班次的渡輪行駛，1657年時每天5班對渡，每船不得超過12人，船資每人荷盾5分錢。

漢人頭家呼風喚雨　　市鎮北側的北碼頭一帶，是海關所在，從海外輸入102 解碼臺灣史1550-1720的貨物，應在「公秤所」過磅，再到隔壁「稅務所」繳稅。中國商船通常泊靠南碼頭，住在南碼頭一帶的荷蘭公司通譯、商人何斌，後來徵得公司同意，准許中國商船就便在他家過磅、課稅，他暗中替鄭成功收稅之事被揭發後，寅夜逃至鄭營，搖身一變成為鄭成功的馬前卒。今延平街「何家古厝」，正巧位於何金定（音譯）、何斌父子的宅邸一帶。

　　1640年代起，臺灣當局遴選10位有力人士任漢人頭家（cabessa），參與公司的商貿、稅收、民事案等公共事務。已故中國商人Jan Soetekau的遺產如何處分，即由漢人頭家議決後，以書面送交臺灣評議會；公司應國姓爺之請，派醫生去廈門為他治病時，便要求四位漢人頭家擔保醫生可平安回來；1660年3月中，當局懷疑漢人頭家通敵，全部逮捕拘禁，扣押動產、不動產，直到鄭成功攻臺前一個月才予以釋放。（本文為節錄）

　　1648年來臺的荷蘭土地測量師Caspar Schmalkalden，親眼目睹在赤崁的公司大庭園舉辦的地方會議（Landdag）：一百多位各村社長老，在長桌並排而坐；臺灣長官、評議會議員、書記坐在前方的亭子裡，後方有一列士兵手持火繩槍、長戟，圍成半圓形護衛著。臺灣長官一面透過年度地方會議，宣布重大政策、任命長老、授與權杖，賦予長老「法統」地位；一面透過此一動員，確立公司與村社的盟約關係，維繫對全臺原住民的統治。

選授長老，權力認證　　荷蘭人從1635年起不斷地透過武力征服各部落，迫其簽訂條約，形成領主／臣民的關係，這是在亞洲殖民地擴張的特例。公司在重要村社派駐政務官、牧師或探訪傳道、學校教師，共同執行公司政策、督管部落。對部落的治理，最具統治意涵的年度地方會議，在荷蘭東印度公司是一獨特制度，為其他殖民地所無。

　　公司與麻豆社簽訂的第一份條約於1635年12月18日宣告生效後，旋即於翌年2月初，比照麻豆條約，與塔加里揚、下淡水、大木連、塔樓各社簽約；2月下旬，28個歸順村社的長老們齊集於赤崁，參加全臺首次地方會議，長官普特曼斯發表談話，先由翻譯員用新港語朗讀，接著用虎尾語（Tarrokayse spraecke）、山地語（bergh spraecke，鄒族語）朗讀，讓村社長老了解；會中規定每一村社依人口比例，選出1-3名頭人、首領，每人發給一件黑絨布袍、一根權杖， 作為任命的認證、權力的象徵。到了1644年，正式在地方會議選授頭目與長老。

　　會議制度的確立，在臺灣長官卡隆任內（1644-1646）形成，往後大致每年舉行，因此，1644年稱為第一次地方會議，以後依序稱第二次、第三次……。全島區分為北路、南路、淡水、東部四個地方會議區。開會地點，南、北路都在赤崁的公司大庭園；淡水會議區在淡水城堡，東部在卑南。

年度考評，賞罰任免　　地方會議有既定的議程，以《熱蘭遮城日誌》最後一次記載、1656年3月10日舉行的南路會議為例，依例行儀式，公司士兵先以步槍對空鳴槍三次，繼由赤崁城、熱蘭遮城、臺江內海的一艘快艇，同時以大砲鳴放禮炮，以壯聲威；南路88個村社的長老依序入座，長官在臺灣評議會的議員、牧師等陪同下就坐；會議首先是長官宣講，由翻譯員分別以大木連（Tapopuliaan）、排灣、魯凱（Tongotaval）族語翻譯給所有長老知曉；接著進行年度重頭戲，長官逐一點名接見各社長老，宣讀年度考評，多數長老獲得肯定、續任；少數長老因怠職而遭撤換，改任新人，並授予權杖；不論續任、新任，長官會口頭嘉勉或訓誡，如無例外，都會賞給棉布、菸草。之後，照例宣讀公司的重要規定、長老職責、權杖意涵等等。

　　這些議程走完，南路的年度地方會議就結束了。下午，公司招待長老們用餐。土地測量師Caspar Schmalkalden對於午宴場景有所描述：餐桌上有豐富的甜酒、燻烤或烹煮的魚與肉，長老們吃得津津有味，吃相卻令人不敢恭維，他們席捲盤中餐，吃不下的就裝入籃子、葫瓢裡帶回家。依照慣例，地方會議選在農曆月圓之日，讓遠程的長老可於夜間趕路。若從北路的牛罵社（今清水一帶）到赤崁的公司大庭園開會，將近200公里路程可有得走。

　　歷年地方會議都一再重申若干事項，譬如：替換長老是既定政策，如同臺灣長官也要更換一樣；沒被留任者並非遭到羞辱，未來一年好好表現，仍可重登尊榮、威望的長老地位；開會期間不會被算舊帳、會議上的任何發言不會被追究。

全臺行政區劃的雛形　　荷蘭人創造出兩項代表權力的信物：親王旗、權杖。親王旗象徵公司對村社的統轄權；權杖賦予長老的法定地位。1642年9月22日，金包里社、三貂社等5社代表與荷蘭人締約、呈獻土地，各社都要求獲贈一面親王旗，否則不走人；最後各都如願。1643年初，淡水河對岸Kipandan社（即Parihoon，八里坌）頭目，攜帶二三壺酒、橘子等物來淡水城堡見裴德（Thomas Pedel）中尉，隨身帶著荷蘭人頒贈的籐杖（權杖），非常珍惜；裴德回贈酒與菸草，問他為何從去年以來都不見人影。他說因忙於割稻，在他的村社連孩童都盼望裴德中尉到訪。最後，裴德送他一條艋舺舟，他承諾只要淡水城堡用親王旗當信號，馬上渡河過來。

　　1648年3月舉行的北路地方會議， 使用了新港語、干仔轄語（Camachat，大肚番王轄區語言之一）、虎尾語及山地語（鄒族語）為通用語。一位鄒族Outwangh社（又作Pangalang，清代文獻作「枋仔岸社」）的長老朥士壠（Lassoerangh），需要經由三個翻譯員跟他交談：第一個翻譯員將會議通用語新港語，翻譯為哆囉嘓語（Dorcko）；再由第二個翻譯員將哆囉嘓語翻譯為小蘭社群語（小Tackapoelang）；接著又請第三個翻譯員將小蘭社群語翻譯為長老的族語。從這一條記載，可見當年臺灣話之多元、繁複，更可想像跨語區、跨族群交流時比手畫腳七嘴八舌的忙碌景況。

　　荷蘭人在北路、南路派駐政務官；在北部淡水區、東部卑南派駐軍隊。1650年代末，進駐Dokudukol（苗栗中港一帶）；1658年初進駐宜蘭的哆囉美遠（Talabiawan），全臺行政區劃的雛形浮現，成為鄭氏時期行政區劃的基礎。

　　臺灣的稅，始自荷蘭時代的海關，1625年7月1日，臺灣評議會決議：從大灣（大員）出口輸往日本的貨物，一律課徵出口什一稅。這是近現代臺灣稅政的開端。此後，各種稅目陸續出籠，諸如：1626年捕魚稅，徵收捕獲量10%的實物稅；1629年牡蠣稅，繳交牡蠣殼充稅；1629年進口貨物稅，所有進口貨物，課徵什一稅等等。1638年5月底，臺灣當局推出一項新的政令：「今天用中文、荷蘭文貼出公告，所有人在熱蘭遮市鎮的房屋交易，買方、賣方都應繳納十一稅。」這是房屋交易稅首次開徵。荷蘭人在臺灣徵稅的名目甚多，大抵以什一稅（現金或實物的10%）為稅率。什一稅源自西元第四世紀羅馬帝國時期，教會依據《聖經》中「十分納一」的奉獻規例而徵收什一稅，後來逐漸成為歐洲國家普遍採用的稅率。

捕魚燒磚砍材都抽稅　　1624年第一任臺灣長官宋克剛抵臺灣不久，寫信給巴達維亞總部說，俟一切安頓後，就要藉由稅收來補貼沉重的開銷。隔年有兩艘日船攜帶7萬兩銀，經由臺灣向中國購買生絲，立即造成絲價大漲，荷蘭人決議向日本人徵收出口什一稅：之後對中國漁船核發通行證、徵收漁獲量的10%；初期採收牡蠣的漁民，應將牡蠣殼繳給商館抵稅；而燒製磚頭、砍伐木材等也須繳稅；到了1650年代，所有出口貨物全須繳稅，一網打盡。

　　臺灣當局主要稅收項目有：人頭稅、米作什一稅、獵鹿執照稅及鹿肉出口稅、烏魚稅等。1620年巴達維亞當局向華人徵收人頭稅，1640年在臺灣開徵，按月催繳，1644年漢人大憨（Twacan）在澎湖、馬芝遴招募農夫、漁夫、鐵匠、木匠、磚匠、製造籐牌、皮盔甲等技工，開列各種技工工資，並四處張貼布告，說：荷蘭人那裡沒自由，要繳納各種什一稅、人頭稅，沒許可證也不能打獵。「來澎湖，我保護你們！」一年後，他被臺灣當局依海盜罪判處死刑，以公開處決方式活活撕裂。

　　公司因稅務行政繁重，1642年起，陸續將獵鹿執照稅、人頭稅、米作什一稅、捕撈稅等改為承包制，以公開標售方式，由出價最高者取得徵稅承包權，此一模式謂之贌（Pacht），在公司為「出贌」，得標者為「贌商」。1642年將獵鹿執照稅改為以村社為單位出贌，稱為「贌社」，得標者獨佔一個劃定區域的收購、交易等權利。

荷規鄭隨、鄭規清隨　　從荷、鄭、清三個時期的稅目來看，荷蘭人無疑是「萬萬稅」的始作俑者，鄭、 清諸般苛捐雜稅，多係荷規鄭隨、鄭規清隨；荷蘭人在商言商，全民皆稅；鄭氏時期軍餉繁重，課徵浮濫，來臺文士徐孚遠詩云：「丁錢既已徵，望屋算突煙。尚有無名稅，飛檄正紛然」；1674年鄭經西征，攻下漳州、潮州後，命人掌 理鹽政，「每石鹽價二錢，徵餉四錢」，這意思是，營業稅高達200％！1678年久圍泉州不下，公帑軍需兩缺，乃在定稅目之外，另徵：大餉、大米、雜餉、月米、櫓槳、棕麻、油、鐵、釘、炭、鵝毛等稅。

　　鄭氏時期向僧侶道士徵收僧道稅（全臺員額45名），清代發給僧道執照（牒文），免其稅；清代開徵的檳榔餉，承襲自荷蘭時代，在巴達維亞、臺灣都課徵檳榔稅，是以「宅」為單位計稅；鄭氏、清代延續前朝稅目。康熙年間臺廈道高拱乾說：「有一朝之忿，即以檳榔睦之」、「相逢歧路無他贈，手捧檳榔勸客嘗」。文獻形容說：「臺地僧家，每多美色少年，口嚼檳榔，檯下觀劇。」可見嚼食檳榔之普及。（本文為節錄）

　　國姓爺於1661年圍困熱蘭遮城時，派荷蘭牧師韓布魯克進入城堡勸降。前頁的版畫描繪此一故事的幾個過程：主圖為牧師奉命來勸降後，要返回鄭營時，與被圍困在城堡裡的女兒訣別，女兒哭倒在地。主圖左上、右上兩幅圓形小圖，分別是鄭軍攻城場景；主圖左下方為國姓爺威脅荷蘭代表：右下方為牧師勸降任務失敗，因此被國姓爺斬殺的一幕。

荷蘭、日本好戲上演　　版畫上的種種情節，是根據1775年荷蘭劇作家漢娜．諾姆斯（Johannes Nomsz.）的劇本《福爾摩沙圍城記》而來。諾姆斯為形塑韓布魯克「基督英雄的光榮事蹟」而編寫了這齣五幕劇。為了角色形象、戲劇張力，她創造出牧師在圍城裡激勵軍心、視死如歸、父女訣別、魂斷牆頭等情節，鋪陳出英雄／撒旦；天理／親情；基督徒／異教徒的鮮明對比。這齣戲在1776-1810年間，於阿姆斯特丹劇院上演14次，勾起了無數荷蘭人的激憤與感傷。不僅許多荷蘭人、歐洲人將戲劇當成了正史，在這齣戲的原生地臺灣，一樣有不少人傳述著「國姓爺斬殺來使」的「歷史」。

　　1715年，日本大阪竹木座劇場，《國性爺合戰》熱鬧登場，同樣是五幕劇，但這齣戲是「跑野馬」：劇中角色鄭芝龍是遭到誣陷而流亡日本的忠臣，國姓爺是救了明朝公主的伏虎英雄，甘煇是鄭芝龍的女婿；吳三桂是個護主大忠臣。當崇禎帝的寵姬華清夫人被敵軍所殺，吳三桂將這位懷孕的皇帝寵姬剖腹，救出胎兒，也就是皇子（永曆帝），予以撫養。劇作家的這一情節脫胎自希臘神話：信息使者Hermes將阿波羅的情婦、已死的Coronis剖腹，取出Asklepios（醫療之神）。但劇本還讓吳三桂殺了自己的嬰兒，放回寵姬腹中。戲劇的結局是：國姓爺、吳三桂、甘煇合力攻陷南京，擒獲韃靼王、救回鄭芝龍，天下太平。此劇上演後十分風靡，因為這位發揚了大和精神的國姓爺是「日本之子」！

城堡勸降，父女訣別　　舞台劇為了追求戲劇性，往往逸出了史實。韓布魯克1607年出生於阿姆斯特丹，41歲來臺，在麻豆社擔任牧師。1661年5月，韓布魯克在淪陷區，被鄭成功派去熱蘭遮城勸降。鄭成功攻臺初期，為了招降，對投降的荷人多所保護。1661年5月7日，赤崁的法庭議會祕書歐瑟偉騎馬來到熱蘭遮城報告，說：前幾天舉城投降的赤崁省長難實叮，備受國姓爺及其部將的禮遇，230個投降的荷蘭人也受到很好的待遇，米、酒、豬肉都有供應，赤崁省長反而擔心士兵叛變，投靠國姓爺，反過來對付荷蘭人。這席話讓圍城裡的人人心浮動，《熱蘭遮城日誌》說：為了不讓這些事在士兵中流傳出去，「我們脅迫他只許說國姓爺的壞處，別的不准他說，否則將予懲罰。」臺灣長官趕緊將他隔離，命議員看守，避免他口無遮欄，攪亂軍心。

　　5月24日下午5點，韓布魯克奉鄭成功之命，進入熱蘭遮城向荷人勸降，25日天亮前2小時鄭軍發動砲戰，停戰後，韓布魯克於當天下午在城堡裡與女兒訣別，返回鄭營。勸降不成，鄭成功沒有怪他。並非劇本所述，任務失敗，命喪斷頭台。8月中，荷蘭人逮到鄭營的兩名黑人少年，其中一人是韓布魯克的僕役，一番拷問之後，供述說：荷蘭人翻譯員Johannes Druyvendael和學校教師Frans van der Voorn被控煽動原住民抗鄭，於7月間在赤崁被判處將雙手、膝蓋釘在十字上。韓布魯克牧師去向國姓爺請求，獲准為受難者禱告，這兩人在第三天還活著，被運往新港社示眾。

　　學者江樹生研究指出：5月25日砲擊熱蘭遮城失敗後，鄭成功開始懷有戒心，令赤崁的投降荷蘭士兵去屯田，遣散各處。9月16日臺江海戰，有鄭軍將領被同船的荷蘭人趁機殺死，鄭成功於是下令殺絕赤崁的荷蘭人，並且將婦孺分發給部將或原住民，只留下幾個醫生、土地測量師。鄭成功殘殺荷蘭人的事蹟，大都發生在臺江海戰後。

牧師之妻永遠相隨　　換句話說，投降的荷蘭人扣除婦孺，約一百多名男性職員、士兵等遭到殺害。韓布魯克何時被殺？根據前述韓布魯克牧師的奴僕之口供，8月上旬牧師在諸羅山。因此，被斬的時間，推測應在8月中、下旬。《從征實錄》記七月間官兵乏糧、紅夷甲板船（即卡烏救援艦隊）抵達之際，「援勦後鎮、後衝鎮官兵激變大肚土番叛」，這是著名的大肚番王（Formosaense Keizer van Middag）起事，重創鄭軍兩、三千人。大肚番王的捷報，中文文獻謂：「其鋒甚熾，欲出援荷蘭」，似指原住民被煽動而作亂。參照《熱蘭遮城日誌》，大約在8月15日前後（農曆7月），鄭營軍心不穩，鄭成功斬韓布魯克等荷蘭人以儆效尤，直到10月下旬，圍城內的荷蘭人才輾轉得知噩耗。

　　荷蘭支援艦隊司令卡烏的日記，提到馬本督（馬信）的黑人僕役逃到熱蘭遮城，要來刺探軍情，被拷問後供稱：9月16日臺江海戰後，鄭成功震怒，將赤崁投降的荷蘭人、韓布魯克牧師等一同殺害。卡烏日記又說，韓布魯克的一個女兒被鄭成功收為妾，此一逸聞，未見諸荷蘭文獻，應係捕風捉影；土地測量師梅氏提到，鄭成功納了新化漢人大地主三哥（Keesje Saacko）的女兒為妾，梅氏受國姓爺信賴，近身接觸觀察，所言相對可信。

　　1662年2月6日，荷蘭人忙著撤離臺灣之際，梅氏之妻Anta、韓布魯克牧師之妻Anna Vincenta Moydie、牧師的一個女兒，以及其他幾位荷蘭婦女，從南路、北路各地被接來熱蘭遮城堡，飽受戰火的磨難，「看起來很可憐」。2月9日，萬能的神決定讓韓布魯克牧師的妻子留在臺灣，永遠陪伴她的夫婿。這天晚上，她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