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台灣原住民個別生命姿態的理解，一直是我長期關心的主題。大歷史的敘述固然是原住民歷史、文化重建的一環，但如果沒有具體生命與人格的支撐，敘述就成了框架，除了時間和事件的編排，故事沒有主角，沒有一張清晰的臉，沒有溫度。然而對傳統上不用文字的原住民來說，這又是一項極度困難的工作。

　這些年來，我盡可能蒐集一些這方面的文字、聲音和圖片資料，有口述採訪、日記、手稿、樂譜等，內容包括高砂義勇隊的隊員、日據師範學校培育的原住民知識菁英、戰後初期部落族人驚魂未定的心情故事。慚愧的是，我只完成了有關高砂義勇隊和阿美族耆老Lifok（黃貴潮）的兩篇簡短論文，以及卑南族音樂家、〈美麗的稻穗〉作曲者陸森寶（Baliwakes）的傳記。對這樣的成果，自己一直引以為憾。好在近十幾年來，陸續有一些口述自傳的出版，卑南族作家巴代更以驚人的速度和創作質量，藉小說的形式，以原住民歷史人物為主角，完成一部又一部文學作品，我們終於可以逐漸描繪出原住民祖先的面容，感受到歷史的溫度。　

　我大致也從這個角度來詮釋魏德聖的電影《賽德克．巴萊》所引發的風潮和意義，僅止於框架式的文化復振及法政設計，無法填補原住民「存在」（to　　be）的渴望。如今，電影中的主角脫下莫那．魯道的戲服，要以Nolay　　Piho（諾萊．彼厚，林慶台）的真實身分，跳出來慷慨剖析、分享自己幽曲浮沉的生命，或許這正是一連串原住民「存在性現身」的行動之一。除了幾次在公開場合見過面外，我和Nolay並不認識。電影中的他，無論眼神、說話、動作和性格，都不斷勾起我少年時代看日本武士片中三船敏郎的回憶。仔細閱讀《因為有雨，所以彩虹》這部口述自傳後，我才有機會和他的生命相遇。

　Nolay　　Piho生於一九六○年，那是台灣原住民面臨文化歷史斷裂最嚴峻的年代。大航海、明清時期，受衝擊比較嚴重的是平埔原住民，但那是用三百年的時間跨度緩慢涵攝的過程。一八九五年之後日本五十年的統治，雖然深入到花東與中央山脈原住民傳統的生活圈，然而基於對原住民人類學的理解，日本政府設計了特殊的「番政」體系，採取不同於一般行政的措施，原住民文化生活的連續性多少被保存了一部分的活力。一九四五年國府「山地平地化」的政策，迫使原住民徹底暴露在幾乎無設防的政治、經濟、文化和教育體制的穿透下，面臨迅速瓦解的危機。對於這個大背景，編者充分意識到了。認同、適應和種種汙名化所操縱的人格扭曲，成了這一代人共同的災難和記憶。Nolay的生命歷程不是孤絕的特例，是一九五○年代以後出生的原住民孩子集體的傷痕。　

　在那個年代能通過一般教育體系的篩子，讀高中、師範甚至大學的原住民孩子是少數中的少數；他們若不讀軍校、警校，則大都輟學，早早進入永不穩定的職場，輾轉於工廠、部落之間。另外一個可能的選擇就是進入「教會」體系，讀神學院。基督宗教在台灣的傳播從荷、西時期就開始，尤其在平埔族和原住民地區。戰後，整個中國淪為無神論共產黨的統治，大批神父、修女、牧師、傳教士被迫集中到台灣來，傳教事業和信眾空前蓬勃、成長。我們部落裡就有不少人選擇了這個道路，懷抱著和Nolay同樣的自我救贖的渴望與獻身的熱情。

　從戰後原住民菁英人才分布的情況觀察，體制內、體制外的分流，其實為一九八○年代後的原住民主體性運動提供了有利的人力和論述條件。體制內掌握黨政資源的原住民菁英固然有其保守、自私的一面，但校園裡民主化、追求尊嚴與人權的學生運動，?持續展開一波又一波對威權的挑戰。學生們的缺點是沒有資源、沒有組織動員的能力，又因為長期在體制內成長，缺乏對部落草根的理解與族語運用的能力，而這些都是體制外教會菁英的長項。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沒有教會系統的支持，反核廢、反瑪家水庫、反雛妓、「原住民」正名、還我土地、還我母語等等運動幾乎不可能成就，「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原權會）也難以運作。這似乎應驗了《聖經》上說的話：「匠人棄而不用的石頭，反成為屋角的基石。」（瑪竇福音二十一章四十二節）一九八○年代以來，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成立、各種專屬法條和基本法的通過，雖然是許多客觀條件所促成，但兩路菁英人才的匯流才是最具動力性的一面。　

　當然，基督教會不同教派間，甚至同一教派內，對所謂世俗政治或社會運動的參與，也有不同的聲音和反對意見；他們可能更著眼於屬靈的國或永恆的訓導。這之間雖不一定是對立的關係，卻有著不同的應對態度和關懷方向。Nolay在玉山神學院時期和弟弟及好友歐蜜．偉浪的衝突，應該就是這種性格和獻身意向之差異所致。Nolay醉心於雕刻、堅持教會服事、不太參與政治和社會運動、積極投入社區營造和長期的教育計畫，在在顯示除原住民法政權利的「向外」爭取之外，還有一個更根本的道路要走，就是「向內」人格和文化傳統的修復，以及民族創造力的激發。如果前者是to　　have，那麼後者就是to　　be了。

　八○年代起，原住民文學、藝術和音樂都有令人刮目相看的表現，這是和法政主體並行的「文化主體」之建構。我認為Nolay會參與《賽德克．巴萊》的演出，並獲致大家的肯定，絕非偶然之事。他的生命裡有to　　be的性格！或許藉《賽德克．巴萊》牽動出來的生命轉折，Nolay可以好好省視上帝賜予的秉賦，在藝術或演藝志業上，為祖先增添光彩，榮耀那自己一生追隨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