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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30
暢論國共是非，點評兩岸發展
 上起文革，下至 1997 香港回歸 《中國之惑》是唐德剛教授力作之一，原收入了唐德剛七、八十年代在《明報月刊》、《百姓》半月刊發表的文章，由胡菊人、陸鏗先生合辦的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 1991 年在香港出版，已絕版多載，坊間難覓。 自本書最初問世至今已二十餘年，國事又多幾番滄桑。這次增訂重編，仍以有關兩岸三地的中國現代史史論為主題，保留了原版的主要部分和精華，另範圍擴至《傳記文學》等其他刊物，增選了多篇舊文新作。全書共收文二十篇，分為國共通論、兩岸發展、香港回歸三個部分，內容上起文革，下延至1997 年鄧小平去世和香港回歸，更為豐富。 本書第一部分「國共通論」是唐教授讀《毛澤東思想萬歲》這本「祕籍」的系列「書評」，這幾篇文章可稱經典，常讀常新，連載時即膾炙人口，胡菊人先生在〈塵埃裡的珠玉──序唐德剛《五十年代底塵埃》〉一文中有精采回憶。 唐德剛一向認為，中國近現代史由現代化轉型運動的各個階段構成，是從傳統宗法社會向全民政治、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第二部分「兩岸發展」涵蓋了海峽兩岸在毛澤東、蔣介石時代結束以後的變化和發展。 香港回歸是一代盛事，唐教授非常關注，第三部分「香港回歸」收錄了四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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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的話
「收不了場」的讀書札記 ── 從毛澤東的「祕籍」談起 ◎唐德剛 記得胡適之先生以前告訴我他讀書和作文的要訣。他說讀書有心得，一定要寫下來。寫下來之後，才能變成你自己的知識。胡老師這句話，真是深得我心。因為我自己很早便有相同的體驗。回憶自己的青少年期，我識字不久，便由雙親和塾師的引導，養成了寫日記的習慣。寫日常見聞和讀書札記很自然地就會變成「日記」的一部分。真的，寫日記、札記最能幫助記憶。縱是忘記了，也能一索即得。 寫讀書心得的小品，其內容有的是選自人家的著作；有的則是自己的意見。世態所見既多，書又讀得五花八門，札記也就寫得七零八落。長的札記往往變成一篇小論文，乃至自我欣賞的小創作；最短的則可能只是一兩句雋語名言。閱讀的範圍漸次擴大到古今中外、文法理工，那麼下筆的興趣也就隨遇而安了。 抗戰期間讀大學，害了「發表慾」，每把這些小札記，分類編纂，然後按其性質，分別向有不同好惡的報刊上去投稿。這些小稿件，往往也被一些有好心腸而又有相同好惡底編輯們採納了，並寄來少許稿費。在那一碗豬肝麵便立刻可以減輕夜盲的歲月裡，小小的稿酬，實在是大大的鼓勵。──漂母一飯，終生難忘。 大學畢業後，在海內外也做過一陣子期刊編輯什麼的。助編、合編、輪編、主編都幹過。值得一提的是五十年代之末，在民主聖人胡適之的策動之下，我們十來個碩士博士者流，為著宣揚民主、提倡新學，曾在美國紐約辦了三年的中文月刊叫做《海外論壇》，由大家「輪編」。那時海外作家既少，又發不起稿費，本社社員停筆不寫，外界就拉不到稿子。為趕印刷限期，輪編者就只好自己動筆了。最糟的稿荒時期，有時甚至從頭到尾，從社論到副刊，往往出於一人手筆。在這一窘迫情況之下，有寫雜文習慣的人就可大派用場了。 我們籌辦《海外論壇》的原始目的，本是針對時艱，提倡民主。這家小刊物，雖然胡適之、雷儆寰諸前輩對它都呵護備至──雷先生竟把它列為《自由中國》的海外姊妹刊，但是《論壇》的本身卻是一樁很痛苦、很深刻的失敗經驗。──它失敗的基本原因是起於中國知識分子不能民主合作的傳統劣根性。古人說，「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事實上正相反。中國知識分子之「絕」，是我們對下既能發「令」，對上也善於「受命」。可是我們彼此之間卻不能「平等合作」。我們平等合作的結果必然落得個「拳腳交加」（像台灣今日的立法院）或「按鈴控告」。所謂「中國知識分子」，事實上個個都是「單幹戶」。單幹戶找不到「夥伴」（company），組織不了「公司」（company），《海外論壇》也就關門了。 「提倡民主政治？」我們生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配嗎？」──這問題太大了，學問太深了。哪是「全盤西化」這四個字可以解決得了的？個人自慚不學，自慚淺薄，也就不再造次以漢語來寫「時文」了。是「失敗主義」在作祟吧，一停筆便幾乎停了二十年！ 二十年不是個短時間。任何一種文字，你如丟下二十年，重提筆桿你會覺得這枝筆其重無比；用這枝重筆你也會寫得別字連篇。 既然拋荒二十年，為什麼又重董舊業，再作馮婦呢？這就不能不感激劉紹唐、胡菊人這兩位與我有「相同好惡」的大編輯了。 紹唐最初派給我的是一項中文翻譯工作。他要我把早期用英文寫的《胡適自傳》翻譯成漢語。這項翻譯工作，我原先是不想幹的。但是這位長於辭令、善於派工作的劉傳記卻說，胡適是位歷史人物啊！也是你的老師，別人如把他的英文自傳譯糟了，你不好說，同時對你也不太好。──我仔細想想紹唐之言實在大有道理，心裡一直很矛盾（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翻譯自己的著作上），最後還是承擔下來了。一翻兩年，竟然變成劉傳記「野史館」內的「野史作家」了。「野史」原是寫不盡的。在紹唐兄不斷的鼓勵和領導之下，胡適傳記之外，歷年治史心得，想到適之老師「寫下來」之遺訓，一時亦竟如脫韁野馬，一發難收，十餘年來又寫了數十萬言。 這些不成系統的隨筆札記之作，值不值得選輯成書，保留下來？我自己一直也是很矛盾的。個人數十年之所學，不及先師適之先生之什一。胡適二十來歲便暴得大名，思想已成定型，從心所欲不逾矩，一輩子沒有變動，死而後已。然而我這個不爭氣的學生，雖已年逾古稀，而思想卻時時「逾矩」。個人學殖淺薄，固然是主要原因，然數十年來歷經憂患，國破家亡，閱歷之多也一言難盡，而古今中外，名儒碩彥又插架琳瑯，做到老、學到老，我掌握過幾家學說呢？值此諸子蠭起、百家爭鳴的開放時代，余小子如不知輕重，自覺對國事民生已掌握到答案，自己思想已有定型，豈非妄自尊大？ 我個人雖不敢說像梁任公「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然在此十年千變的大時代中，不斷觀察、不斷思考、不斷摸索、不斷讀書的求答案心情，則數十年未稍輟也。既然尚在摸索，難成一家之言，則「藏之名山」亦且大可不必，自出選集就更是犯不著了。此吾心理之所以矛盾也。 但是「人」畢竟是社會動物。你自己個人之外，還有家庭、親友和社會大眾對你的影響。劉紹唐先生是我的摯友、編者和發行人。多少年來，他一直要為我出本「唐氏四書」（因為他已替我出了三本書）；而我個人則因為事忙人懶，始終把好友諍言當成耳邊風，沒有抽出時間，和他認真合作。 最近我的另一位老友陳宏正先生，也要替我「出書」。他這出書的行動，比我這位疏懶的作者本人，更要認真十倍。宏正是一位有至高成就的企業家，而近年來在海峽兩岸的文化界卻是無人不知的怪傑和「文化大護法」。他把他辛勤得來的企業利潤，不用之於吃喝玩樂（他個人生活實在儉樸不堪），而用之於文化事業──尤其是推動「胡適學」的研究。近年來海峽兩岸所召開大型的有關胡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講演會」、「論文競賽」和「胡適百歲紀念郵票」之發行等等，幾乎都是陳君一手推動的。在這「七十子亡而大義乖」的沉悶時代，胡老師地下有知，對這位與他毫無關係的小崇拜者的義舉，該會由衷地感激吧。宏正知道我是一個頗招物議的「胡適小門生」，因而他也就極力勸我把零星舊作，拼起來「出書」。他甚至主動地把拙作搜出若干篇，編好目錄，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系統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傳記、書評諸纇，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 傳記文學社諸執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並打出清樣，三校竣事，登出預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為禮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於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年。 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著重效率的現代企業家，他對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後，也寫了些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十月，我又攜眷返台。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揹到北京，揹到瀋陽和避暑山莊，最後又揹回台北，原封未動的還了劉紹唐。 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後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於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並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並請嚴厲指教。 至於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 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五十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後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三家仍保持著通家之好，直至今天。 《海外論壇》之後，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上的聯繫。原來我在五十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後來由於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餘年。至七十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還予我，並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 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和連載權。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複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失望的情況之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月》寫寫稿子嘛。 這是一九七六年的春末。也真是「無巧不成書」，我這時剛有位搞圖書館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陸上（文革時代）官方出版，「內部發行」，每本書都編有特別號碼的「祕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都百餘萬言。 這本大書太精采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它所勾畫的才是具有原來面目，亂頭粗服的土老兒毛澤東。這本「禁書」太可愛了，以它和坊間精裝的《毛澤東選集》相比，則《毛選》只是一部裝模作樣，令人作嘔的偽書。 愛不忍釋之餘，這年暑假我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當妻女去市場購物、樂園玩耍或夜晚就寢之後，我就陪「毛主席」娓娓傾談了。這本書是毛皇帝晚年的《實錄》。毛氏晚年被人捧昏了，不知自己多麼睿智偉大。信心大了，嘴巴也大了。原先作詩還怕人笑話。作起來講四聲、工對仗，不敢馬虎。現在「放屁」也可入詩了。以前談馬列、攻胡適還吞吞吐吐，怕露出馬腳來，現在胡說亂語，也自覺無傷大雅了。──總之，這本書展示出真正的毛澤東。它也幫助了我們更深地去探索「中南海」的真相。文革初期，毛公口口聲聲說，文革只預備搞半年就結束。但是文革終於演變成「十年浩劫」。何以由「半年」延長到「十年」呢？讀《實錄》之後才恍然大悟──噢！原來是毛氏膽大妄為，發得出，收不了。「十年浩劫」是「收不了場的結果」！嗚呼！ 搞歷史的人，抓到一本「奇書」或「祕籍」、「禁書」，是放不下去的。我把這百萬言巨著細細地咀嚼了。從紐約咀嚼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咀嚼到紐約。習慣支配我寫點「札記」。一動筆，不得了，也變成了老毛的文革──「收不了場」，一下便寫了六萬五千字。 「寫了這大堆垃圾幹嘛呢？」靈機一動，小胡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其中或有可用之材。這樣我一古腦兒便把這大紙口袋寄給菊人了。並抱歉地告訴菊人，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有點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 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說，他把這包稿子和「他的老闆」一道看了。他二人決定「全部採用」。 菊人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奇，也感到尷尬。驚奇的是編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尷尬的則是，哪有這樣長的「書評」呢？縱使是評「毛主席的書」。再者，我評了些啥子，自己也胡塗地記不清了。 我這篇書評後來在《明報月刊》竟然連載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憶錄》出來接班。還有，當我撰此稿時，毛澤東還健在；四人幫的鋒頭正健。到《明月》刊載時，毛氏已短命而死；四人幫也已鋃鐺入獄。因此在行文口氣上，就要煩編者酌量修正了。 在編排次序上，菊人也作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氣而避免「連載」的枯燥。至於作者姓名，我們也同意保密。因為我的「八十老母」還健在故鄉。在海外亂評「毛主席的書」，不是鬧著玩的。 一轉眼十來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而菊人亦自《明報》轉《中報》，後來自辦《百姓》半月刊。在「六四」的前一年，菊人兄忽然提議要把我當年那篇「書評」配上若干近作來出個單行本。說做就做，他編排、打字、校樣，一切也都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也是為著循例送作者一觀，把校樣寄給了我，而我事忙人懶，竟至一拖兩年。最後還是原封未動還給了菊人。其後由陸鏗兄寫了篇序，並代取書名「中國之惑」，兩個禮拜就出版了，但是這部校樣在我的辦公房卻躺了兩年，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我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書此以誌吾過，並感激老朋友們的好意。 以上便是這三本小書《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及《中國之惑》從撰稿、發表到編印成書的大略。它們都是作者平時意到筆隨，札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彙積。沒有顯明的系統，也談不到深度。不過筆者漸入老境之時，數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而為文，也不能說沒有發憤之作。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於台北南港 ──摘自《中國之惑新編》自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