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結出版追夢,發展專業,收穫友誼
「吃草是羊的生活、羊的工作、羊的娛樂。」王榮文說:「出版是我的工作,我的娛樂,我的生活。我自認是幸福的人。」
夢想起飛的地方
1967年,王榮文北上來台北念書,當年跑租書店的孩子變成了跑文星書店、新潮文庫書店的知識青年,自由主義的思想,啟蒙了無數年輕人,鄉下孩子的視野也變得開闊。
王榮文退伍那一年,鄧維楨記得王榮文說過,將以出版為人生志向,於是找他合作。王榮文以初生之犢的勇氣,在1973年10月參與《太平洋》雜誌的創辦,成了發行人,就此一腳踏進了出版界。
在政治戒嚴的時代,思想與言論受到嚴重的箝制,新聞性雜誌難以堅持平衡報導的理念。形勢比人強,雜誌生存不易,經此一役,王榮文更加肯定自己的生涯要投注教育,而非政治改革,因此雜誌發行不到兩期,就憾然結束,用僅剩的資金,在1974年和鄧維楨、沈登恩三個人成立了遠景出版社。
遠景時期,鄧維楨負責編書,沈登恩負責賣書與經營,王榮文幸運地跟著兩位出版老師學習出版的實務。黃春明的《鑼》、《莎喲娜啦.再見》以及暢銷書《開放的婚姻》,讓初試啼聲的遠景,第一年就賺了錢。
王榮文說,「遠景時代是我出版能力養成最重要的時候,讓我了解到跟不同的人配合會產生不同的火花,及創辦專業出版社與綜合性出版社的分別。我從鄧維楨身上學到編輯人的氣勢與寬度,從沈登恩身上學到勤勉與對市場的敏銳度,以及他對每一位作家剪報檔案細心整理的功夫。」
1975年,王榮文在鄧維楨、吳靜吉、薇薇夫人的協助下,創立遠流,成為他一生志業的主體。隔年,他買下文星書店在安和路圖書室七大卡車的藏書,對王榮文而言,他也許買到的並非珍本,他說他買的是一個夢想、一個理念,或者說是一個典範。遠流,成為他出版夢想的發端。
出版是工作、是娛樂、是生活
1977年,王榮文首度榮膺台灣金石堂書店的「出版界年度風雲人物」,30年來,遠流獲得無數獎項的肯定。今年,面對遠流30周年,心情是很值得玩味的。
「啊!沒有一個行業比出版更好玩的了!」王榮文說著,舒暢地笑了起來。
經營一個曾被日本評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出版社之一,王榮文引述作家黃春明的話「吃草是羊的生活、羊的工作、羊的娛樂」來比喻遠流對他的意義。他說,「人在尋找興趣、工作和娛樂時,如果能夠三者合一,不就是最幸福的人嗎?」遠流對王榮文來說,就是「我的工作,我的娛樂,我的生活。」
「當你找到一件值得投注熱情的事,即使從早到晚,你也會不以為苦;並且,因為有趣,時時可以發掘變化,創造高潮,又能獲得足夠收入,因而能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永續經營。」
王榮文喜歡接觸作家學者,也許是談出版合作,也許只是開心地聊天,也許是為特定的目的在找創意。他深愛發問,他接觸的人又多又精彩,因而他享受在工作過程中充滿無窮的學習樂趣,他的確著迷於這樣兼具知性與感性的生活。
然而出版工作畢竟是一個複雜繁瑣的組織行為;要把出版做得有趣好玩,可以持續地玩,能夠玩到什麼樣的境界,取決於各部門與人才的創意、專業、動力、人格特質等因素。這說明了除了工作的熱情之外,還需要有經營的能力,才有後續的一切可能,否則,無法生存時,只有把工作、娛樂與生活加以分割了。
態度決定命運
然而世事總不會永遠平靜無波,事業裡,永遠有考驗。
就在第一次訪問當天下午,董事長辦公室裡的電話不斷響起。原來,一本已經付梓、即將上市出版的新書內容引起了學有專攻並孚有眾望的顧問強烈地否定並反對出版,在中斷訪問而進行的危機處理會議裡,王榮文心平氣緩。他面對一位自己尊敬且重視的顧問、同時也是朋友,對自己的出版品表達強烈的反面意見,那一刻,我看見一位資深出版人迅速釐清出版的價值與出版人所面對的問題。
在王榮文做出決策之前,面對預知的爭議,在不是咎責懲處的前提下,他要知道,編輯部門做了什麼樣的專業處理?如果取用遠流「出版的蔡元培主義」來檢驗,該如何決策新書發或不發的處置?該如何維護遠流,或者說是自己,與朋友間受衝擊的共識基礎與受考驗的信任?但又要顧及不傷害編輯部門,不使他們喪失專業的自信?
我在場完整地經驗了這一個緊急會議,對王榮文「態度決定命運」的信仰,有了更深切的體認。王榮文在整個危機處理過程中,不慍不火地傾聽敘述、傾聽意見而不感到痛苦,他在傾聽中釐清脈絡、找尋解決問題的創意,收獲了對夥伴的更深入了解。從對所敬重的顧問、記者坦率相告開始,到事件落幕,因為他專業出版人與遠流CEO的身分、因為他所選擇的態度,處理危機反而成為一種享受;因為他選擇學習,而不是暴怒,讓他收穫更多。
精明而厚道的出版人
柏楊說王榮文是「精明而厚道的出版人」。在《柏楊版資治通鑑》第10年完工慶祝時,柏楊有感而發地這麼說。
1980年,遠流推出李敖策畫的《中國歷史演義全集》,當時,遠流以大膽創新的大規模報紙廣告促銷套書,造成大暢銷,並影響同業紛紛跟進製作大套書,掀起台灣出版史上的套書製作風潮。這個成功為遠流日後實踐更大的出版企圖奠下根基,同時開啟了遠流對台灣出版業的影響力。
1983年,遠流以雜誌書的出版方式推出《柏楊版資治通鑑》,改變了套書結構的風險,也改變了一般人讀書的方式,但是出版過程並不完全順利。由於柏楊傾盡心力地翻譯寫作,使原本計畫三年要做完的雜誌書,最終花了10年才完成。
這牽涉到對讀者的信諾與交易是否誠實公平,考驗著王榮文危機處理的智慧。
王榮文選擇以公開、誠實的態度面對所有的問題。他首先登報公布,《柏楊版資治通鑑》雖然未能如期在三年內完成,但是遠流將支持柏楊繼續翻譯,同時一一寫信向訂閱的讀者道歉,說明由於作者的認真與遠流計算錯誤,導致不能如期履行出版契約的承諾,為免讀者權益受損,遠流將退費或續訂的選擇權交到讀者手中,完全尊重讀者的決定。
雖然當時,遠流也可以用「每期都是扎扎實實15萬字」的理由,強辯沒有欺騙或違約的問題,但是王榮文沒有這麼做,因為遠流還是希望能獲得讀者的支持,希望能將化整為零的《柏楊版資治通鑑》完整出版,希望遠流能源遠流長地經營下去。
王榮文用他的誠實與說理能力處理出版的危機,不為一時近利而粗糙地放棄可能雙贏的結果,面對危機,認真處理到最後一刻。我們有理由相信,精明,是說他成熟而專業的出版本事;厚道,是說他取所當取、不自私、不貪求。
出版的最高境界是名利雙收
1985年,遠流再度以出版業的火車頭之姿,推出《大眾心理學全集》,以單本書的累積來架構套書,可說是化零為整的出版企劃,掀起對心理學說的研讀熱潮。至今,這套全集仍是大專學生乃至於一般愛書人口適讀樂讀的心理學自助讀物。
這幾套大企劃,在當時看來是創舉、是實驗、也是冒險,卻也帶來空前的成功。
王榮文善於針對每個人不同的專長開發各種出版的可能性,期許遠流成為出版人「理想與勇氣的實踐之地」。外人看似始終如一的出版公式,王榮文卻是以創新與開發為先,心理館、台灣館、電影館、傳播館、兒童館......每一個出版主題都標識著遠流向前的理想與活力;他用「活著才能發光」鼓勵工作夥伴,用自信、誠實、專業與出版創意,努力尋找所有的經營技術來創造不同,成就了一次又一次交織理想與勇氣的出版實驗,讓理想的生命之火延續燃燒。
王榮文常說,出版的最高境界是名利雙收,這句話,是他視出版人為創作者和閱聽人之間的橋樑角色;他要讓有獨立創見的學者享尊榮,要讓能寫出好文章的作家享大名、名利雙收。他相信只有公司的品德和專業產銷能力得到認同和信賴,他就能實踐「知識創價,其樂無窮」的境界,同時也收割彼此名利雙收的豐甜成果。
王榮文透過出版,和金庸、柏楊、曾志朗、洪蘭、鄭石岩、吳靜吉等作者建立的合作關係,是緊密的事業夥伴,也是要好的知己朋友。
2005年八月,為了推動兩岸的文化交流,以愛的氣派倡揚「愛與和平」多年的郭承豐,邀請王榮文共襄盛舉,希望透過遠流出版的台灣藝術、人物、保育、語言與歷史文化等書籍,在上海做為兩岸人民互知的橋樑,王榮文慨然應允捐贈遠流書籍數套,置於「上海本色」供來往兩岸人士浸淫書香。就這樣,又結交了一位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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