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流的發行人王榮文，在遠流的成功過程中，表現了個人的眼光、策略和經營能力，這些累積了時間的成績，加上今年遠流的整體表現，使王榮文膺選為今年出版界的風雲人物。

以下，我們將從「遠流今年的出版成就」，以及「王榮文是個什麼樣的人」兩大主題，來探討風雲人物的實至名歸。

去年，遠流出版公司以「大眾心理學全集」，表現了整合的創意，獲選為年度最佳創意的出版公司。從去年到今年的這一年內，在出版市場上，雖然看不到「遠流」聲勢炫赫的盛況，但是它卻以一系列完整規劃的產品線，表現了企劃及經營的實力，穩妥地推出了自己的「大家」形象，成為今年出版界總體表現最傑出的單位。

壹、遠流今年的出版成就

遠流整合、創新的特色，充分表現在六大套書上：「中國歷史演義全集」、「柏楊版資治通鑑」、「大眾心理學全集」、「胡適作品集」、「李敖全集」，以及「金庸作品集」。

套書的經營不易，往往要累積相當的時候才能見出真章。因此，如果以民國七十五年整年為範圍，來評定遠流這一年的「成績單」，那麼最明顯的成就，約可概括為三點：(1)在平穩中邁進的「大眾心理學全集」、「柏楊版資治通鑑」；(2)以經典形象重新出擊的「金庸作品集」；(3)「胡適作品集」三十七冊的推出。

由小及大，分述如下：

一、在平穩中邁進的「大眾心理學全集」、「柏楊版資治通鑑」

繼「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之後，成為出版市場側目焦點的「大眾心理學全集」，包容、結合了各種學門，展現了豐富的現代心理學意義。這套預計出滿三百冊的書，今年已出到第九十冊。

「柏楊版資治通鑑」七十二年九月出版了第一冊，首創「叢書雜誌化」，以每月一書的形式推出，至今已出滿三十六冊，代表作家、出版者、讀者三年來的共同努力。

在經銷策略上，「柏楊版資治通鑑」前兩年以「三年的讀書計劃」、「雜誌化的書」來促銷；今年又改變策略，重新當成大套書來行銷。

以成績而論，這兩大套書仍在發展與生長中，今年只是一個階段，代表了這兩大計劃在穩健中走完的一程。「大眾心理學全集」對於知識整合與應用的努力，「柏楊版資治通鑑」整理歷史、普及經典智慧的工夫，將在這兩套書大功告成後，更見其記錄性的意義。

二、以經典形象重新出擊的「金庸作品集」

七四年年底，遠流與武俠小說大家金庸簽約，獲取了新的出版發行權。當時，遠流並沒有提出特別優厚的版稅條件，他們只是向作者肯定，能在作品推廣上「再賦新意」。

在這之前，金庸作品共十二部三十六冊，已先在遠景出了七年。一般咸認為市場早已飽和了，遠流還能「賦」什麼「新意」呢？

在這裡，王榮文表現了他「困境中求生」的本事。他以「經典化」的出發，來重新定義、包裝金庸的作品。

在編排和印刷上，遠流把再經作者親自修改後的作品，用最好的紙、最好的編排和印刷，出版典藏本和袖珍本。在宣傳策略上，以「全世界中國人的共同語言」來定位金庸的作品，強調金庸的大師地位，進而肯定金庸作品的經典性。

而市場的反映，證明這個出擊的確成功了，遠流果然發掘出新的意義，因而做出別人無法夢見的新成績。

三、「胡適作品集」的推出

去年六、七月間，遠流與遠東圖書公司，因為胡適作品的著作權和出版權歸屬而對簿公堂，一時成為文化界的熱門新聞。事後的判決，是遠東根本沒有胡適作品的著作權，遠流可以不受約束，發行由「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授權印行的「胡適作品集」。

這個官司，說明了遠流出版胡適作品的決心。這套作品的出版，從編輯的旨意和完整，到作品的歷史和文化意義，都是可稱為遠流七五年最重要的出版成就。這可以從「胡適這個人」和「『胡適作品集』這套書」來探討。

（一）胡適這個人

胡適，在新舊交接、中西衝擊的近代民國史上，以卓越的學術成就，創立了新典範、新風氣，影響之深、遠、廣、大，足以定位為「二十世紀中國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

胡適在二十七歲得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後，隨即返國擔任北京大學教授，大力推行白話文運動，發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奠定了學術界的地位，民國十八年到二十六年間，他是全中國最有力量的政治家和社會評論家。他一生的成就，不但縱跨哲學、文學、政治三大領域，而且影響深遠。從文學革命、整理國故、到中西文化的討論，胡適以新的識點和系統，發揮了決定性的轉化作用，表現了現代的意義。以當代中國的影響者而言，胡適不但擘創風氣與方法，而且堪稱「當代第一人」（唐德剛「胡適雜憶」）！

民國五十一年二月廿四日，胡適病逝於中研院第五屆院士會議會場。哲人其萎距今已近二十五個年頭了，他的作品仍然分散由幾個出版社出版，而且也沒有經過完善整理（有些仍是油印與影印版本）：他生前還未結集的書，連簽約出版的機會也沒有。對於這樣的一位文化人物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悲劇。

（二）「胡適作品集」這套書

而遠流在七五年推出的三十七冊「胡適作品集」，可以說是台灣文化界給中國近代史的一個交代。

依這套書的編輯者詹宏志的歸納，遠流版的「胡適作品集」，有以下的特色：

1.完整──當年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的「胡適文存」，是最通行也最完整、完善的本子，遠流版就根據這個版本重排，而且把胡適生前所出版過的專書，都集中整理在一起了。

2.分冊──早先台灣出版的「胡適文存」是精裝四大冊，價格頗為不貲。胡先生生前對此出版形式頗感遺憾，怕年輕人、學生買不起。為了尊重胡先生的遺意，遠流分冊編輯這套書，每一冊在兩百頁到四百頁之間，並且統一定價一百元，使人人都買得起。

3.還原──民國四十二年，「胡適文存」剛在台灣出版時，因為大陸剛淪陷不久，政治氣壓很低。為了不使出版者為難，胡適主動刪去了很多在大陸上討論政治的文章。晚年後，他對這件事感到相當後悔，很希望把刪掉的文章補回來。

遠流的這套書，完成了胡先生的這個遺志，把曾被刪去的政論文字都還原了。

4.補訂──胡適讀書不輟，到了晚年還不斷在修改自己的文章，留下很多的「自校本」，以及補訂的卡片、筆記；詹宏志把這些材料，一一「對照還原」，納入這套作品集中，並註明某年某月某日按，以作為適之先生的定解。

5.重排與新校──在重排方面，把原來是影印版本的書，以鉛字重排；其他原來即有鉛字的書，一律改成五宋大字重排。

在校對上，除了三十七冊書一律重新校對，而且改用新式標點符號，使閱讀者更容易理解。為了分開從前一體都用書名號表示的書名和篇名，這套書花了比一般書籍貴五倍的校對費用，用心頗深。

除了標點，還設有「交叉查考」系統，便於各種見解的查對互見。

6.圖片──完整的圖片收集，也是這套書的一大特色。每冊書有四頁的圖片，三十七冊總計約一百四十頁。經過詹宏志畫龍點睛的文字解說，這些珍貴的歷史圖像，充分見證了胡適一生的行誼，也是難得的近代史記錄。

以上六個特色，說明了遠流編輯《胡適作品集》細緻縝密的態度。

王榮文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以這種負責認真的工作精神，再將胡適散佚的作品和許多未刊稿，一一加以蒐集整編，陸續刊行，這才是出版人最大的榮耀。

經由日積月累的努力，一步步接續已刊行於世的《胡適作品集》第一輯三十七冊，才可能繼續其第二輯的出版計劃。這樣，未來任何單位要出版《胡適全集》才有可能。

《胡適作品集》的出版，不但是重新為胡適定位，也有對胡適「價值重估」的意義。編輯的完整性，顯示了遠流為了這位近代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大師，乃至於當代中國的文化史，做了一件最有意義的事。

貳、王榮文是個什麼樣的人

唸政大教育系二年級時，王榮文接編系刊「杏壇」，設計了一份同學對系上課程、教授等意見的問卷調查，暴露了許多系裡的「弱點」，因此被系主任找去「談話」。從軍中退役、要離開金門的前一天，為了寫文章對預官制度作檢討，王榮文又設計了一份問卷，分發給同袍填寫，結果差一點犯上「敵前洩密」的罪名。

平實、溫和、謙虛、誠懇、親切；是王榮文給人的普遍印象。誰都可以一通電話就打到他的辦公桌上；遠流公司的同仁，人前人後都可以喊他「王榮文」；在家裡，他對孩子也採取一貫的「放任」政策，有時見太太把孩子管得兇了些，還說會「以暴易暴」。

然而，在虛心溫和的處世態度下，王榮文更有對自己的肯定、信心，甚至驕傲。年少時的兩次「問卷事件」，可以窺見他個性中積極求變、不安於現狀的一面。在探討問題和發展事業上，從好奇出發，以創意為過程，正是他一貫的態度。

大學時編系刊，初步展露了王榮文對文字與編輯的興趣；後來應徵「海外學人」的大學在校生記者，結識了當時的主編鄧維楨。退役後，懷著對出版的熱情和理想，王榮文、鄧維楨、沈登恩三人，便以每人十五萬元，共四十五萬元的資本，創立了遠景出版公司。十餘年後的今天看來，十五萬元並不是大數目，然而當年王榮文可是籌借了一陣子，分別向父母、老同學、朋友，一萬、五千湊成的。對於這些支持鼓勵他的原始股東，王榮文至今仍念念不忘。

鄧維楨的編輯智慧和前瞻眼光，沈登恩對出版品的敏感和豐富的發行經驗，王榮文說，都使他獲益良多。累積的經驗和了解，加上善於學習和綜合的能力，使他不但一開始就走對了方向，而且比別人更早奠定了對出版的基礎。王榮文喜歡說的一句話是：「及早立志，以便集中資源、精力，作有目的的擴張。」從他事業上的起步來印證，信然。

後來，王榮文和鄧維楨分別離開遠景，王榮文自立門戶，成立了遠流出版公司，吳祥輝的「拒絕聯考的小子」，打出了遠流響亮的第一炮。之後，「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以巨額的營業額，大大震撼了出版界；「柏楊版資治通鑑」、「大眾心理學全集」更以出版創意和市場成績，造成了遠流近年的旋風聲勢；七十五年出齊的「胡適作品集」三十七冊，更樹立了遠流的「大家」形象，也展現了王榮文作為「出版人」的文化理想。

王榮文在出版的策劃和經營上的表現，總體來說，可以歸納為四大優點：

一、掌握了書的「大數法則」──王榮文採取大堆頭的套書的形式出書，走的是「路線」和「系統」的經營，不是書本個別的銷售，可以稱之為「書的大數法則」。

大套書不但投資多，而且讀者群是潛藏、被動的，市場不易掌握；出版界多半不敢輕易嘗試。但王榮文打破了這個局面，不但建造起自己的形象和風格，也進而影響其他出版社的跟進。

而王榮文之所以選擇以「一套」而非「一本」作為書的經營單位，也因為他充分認清了自己性格的優缺點。基本上，他是善於「開源」，不善於「節流」的人；而在大套書的組織和銷售過程中，最能把他的創意和長處，發揮得淋漓盡致。

二、「創新」的本事──「王榮文創新的本事是少見的！」一位對出版有深刻了解的人士說。

最近而且最顯著的例子，當然是「金庸作品集」以「經典化」再包裝的推出了。事實上，在遠景的開發和耕耘下，「金庸作品集」的市場不但幾達飽和，而且就在遠流接手出版的同時，遠景版的金庸作品集也還在市面流通；在這「夾攻」的情況下，當初很多出版業者都為遠流捏了一把汗，並且深深懷疑金庸的作品集，有否有重新包裝和出版的潛力？

而王榮文大膽肯定了「金庸的文學作品，已進入了經典化的過程，每天都有新的讀者產生，兼具暢銷書與長銷書兩種特性。」因此在宣傳與出版的軟硬體上，都進行新的定位和訴求；果然成功地找到了意義，打了漂亮的一仗。

對於出版，王榮文有一種異乎常人的樂觀，他甚至認為只要用心經營，沒有一本書是賣不出去的。他最常引用的論調是「油井理論」，把作者、出版社與讀者之間的互動，引喻為找油源、挖油井與賣石油；以書本的經營行銷來看，找人寫書是探勘油源；決定出版、編輯方式是挖油井；決定經營、廣告、行銷規模就是賣石油。他說，只要有智慧選對油源，根據自己公司所能掌握的資源「量力而為」，不貪多、不自限，很少有好作家、好作品不出頭的。從這個信念，不難看出：與其說王榮文有「死中求活」的本事，其實還不如說他是「求生」意志極其強烈的樂觀者呢！

三、知人善任──「知人」與「善任」有時是兩件事，而王榮文使這兩件事發揮了相乘的效果，因為他不但知人適才，而且用人之後能充分授權。

對王榮文來說，「因人設事」是他做決策時，很重要的考慮。除了思考出版路線的發展意義，王榮文更關心「是不是找對了做這件事的人？」「這是不是這個人最想做的事？」如果答案是飽滿的，他會立刻就下決定。例如策劃「大眾心理學全集」時，他相信以吳靜吉的專業學養，就是最適合的主編人選；「柏楊版資治通鑑」的誕生，是因為王榮文了解這是柏楊這一生「最想做的事」；而詹宏志所以主編「胡適作品集」，因為這是一個身為胡適迷的他「拒絕不了的工作」。遠流另外進行中的「社會趨勢叢書」由詹宏志主編；「實戰智慧叢書」由周浩正主編，基本上也是同樣的理由。

正如一位有多年「老編」經驗的文化界觀察家所說：「王榮文不但能用人，會用人；而且對人才充分信任，用人之後能讓他放手去做，這一點是很了不起的！」

四、有效的人力運用──以「套書」作為單位的遠流，每月、每年的出書量相當可觀，光是七十五年的出書量，就高達一百一十二種。然而遠流的人事，精簡到令人不能想像，除了財務、業務等人員外，正式的編輯只有五位，每位編輯都負責維持一整套書的進行。在正式編輯人員之外，遠流與學者教授、大學生或研究生、譯者、作家、記者、專業編輯、設計家……，保持密切的聯繫，使這些直接、間接的工作者，形成外圍人力資源網，來源不但豐富，而且免去了人事膨脹後的分工與僵滯。

到目前為止，遠流也並沒有分出企劃、廣告等部門，行銷的策劃，基本上由核心人員（如主編、發行人）以機動小組的形式來組合、溝通。從這種精簡有效的人力運作方式，可以看出王榮文的「遠流式管理」不但有一套，而且他用人識才，使全才能發揮編輯和企劃的全套本事，使「人才」的作用和力量凸顯無遺。

「在過程中尋找意義」，是王榮文重要的人生信念之一。少年時心儀胡適、杜威兩位大師，從這其中他歸納出自己的「過程哲學」，凡事尋求「現時合理」，在過程中找尋智慧。之所以把事業命名為「遠流」，正因為「不廢江河萬古流」，而流盪變動的流水，正像隨時激發的新鮮智慧。

在王榮文的大學同學，也是十多年的老友，國立藝術學院美術系主任劉思量眼中看來，「善於歸納出對自己有用的理念」，正是王榮文成功的條件。

「他是一個很『懂得聽話』的人，也有很強的綜合能力，跟任何人談話，都找得出有用的地方。」劉思量很欣賞王榮文讓自己成長的進步，對於王榮文的幹勁更表示讚服，他笑著說：「他個子不大，精力可不小。以前出去露營，他可以兩天不睡覺！」

影響王榮文走入出版界，現在也從事出版夜的鄧維楨，也認為王榮文有旺盛的鬥志，不怕失敗、肯嘗試，充滿了幹勁和熱力。最重要的是，「王榮文有理想。幹出版，能夠兼顧理想和市場的人不多，王榮文不但做到了，而且平衡得很好，這一點，我們很難跟他競爭的。」

而一位與王榮文共識多年，在文化界有傑出表現的編輯表示，和王榮文一起做事，可以說是最愉快的合作，因為「沒有揣測的必要，王榮文是個不願意，也不會說謊的老闆。」

王榮文的太太陳芳蓉，最欣賞他的「以誠待人」，也覺得他樂觀、親切、孝順，但是對王榮文「邋遢、不拘小節」頗有微辭。她說：「真搞不懂人家怎麼會說他『精幹』？」

而王榮文給自己的評語呢？他自認為是個「平庸的人」，但因為細胞中有一股不安於現狀的求變意志，總愛在每天不變的工作中、找尋一點變化上的樂趣──這時候，他說吳靜吉教過的一個概念幫了他：「能把兩個或兩個以上不相干的東西或觀念串連起來，就是創造。」他說，這十幾年來他正是這個簡單概念的信仰者和實行家；如果學術圈科技整合成功，可以創造出「學術混血兒」，那麼經營出版事業，怎麼不能讓觀念混血、創造新奇呢？

他怎麼面對挫折或巨壓呢？王榮文說他「心理衛生」的方法是：「如果不能改變事實，就改變想法。」他說這是因為他不願在自己身陷困境時又再找自己麻煩。他說他從「讀者文摘」引來的這句話很符合心理學原則。

對於書本，王榮文偏向於「使用者」的態度。他笑說，因為自己「不是讀書的料子」，所以總是把書當作一個解決現世問題的資源。也因此，王榮文對「出版」的「操作型定義」是：「做為一個媒體，最積極的功能是透過本身的組織能力及財力，去尋找、集合各種人才，挖掘他們的學識及專業能力，創造出符合社會需要的文化產品。」

以下的文字，是王榮文在一份出版業調查表上，回答遠流公司「成立宗旨」的一部份。即便省去若干形容詞，還是可以透顯王榮文對出版的定義和理想：

※提供經世致用的學問技術，解決現代百姓的諸種問題。

※鼓勵無中生有的知識串連，創造新奇獨美的出版格局。

※累積當代時人的智慧結晶，表現文化大國的豐厚實力。

「成功」很像七寶樓台，看來眩麗輝煌，拆解開來卻平凡瑣碎，不成片斷。然而之所以是七寶樓台，也因為化零為整，不許拆散。王榮文的一切特點，個別來說，都平凡無奇，不足以附會為成功的條件，然而組合在一起，就發揮出無比的力量。如果必定要給王榮文一個成功的理由，也許可以這麼說：王榮文不但有理想，而且有實現理想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