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淑麗 Susan L. Shirk
 
　　曾於柯林頓總統任內擔任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負責處理中美關係，現任聖地牙哥加州大學全球衝突合作研究中心（Institute on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主任，並擔任該校國際關係與太平洋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acific Studies）教授。
 
　　謝淑麗早在1971年便訪問中國，是少數見過周恩來、江澤民、朱鎔基，兼具理論實務背景、學官兩棲的中國專家，除了學術專論之外，也常為《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媒體撰稿。
 

溫洽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世新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專研國際關係與中共研究，並以翻譯漢學家史景遷《追尋現代中國》、《康熙自畫像》、《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改變中國》、《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等多部作品而受稱道。
 

寫在兩岸展新局之前 謝淑麗
 
　　我欣見台灣、香港、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的讀者有機會讀到中文版的《脆弱的強權》。中國的學生在課堂上認為我對中國政治的分析可信度高而且實用性?，這點尤其令身為學者的我感到欣慰。我在下筆寫這本書的時候，心中時時以中文讀者為念。
 
　　中國的未來難卜，而台灣的命運卻又與之緊緊相繫，無可迴避。中國若是經濟發展順利，且領導人能以審慎務實的態度處理對台關係，台灣的前途將得保繁榮不墜，安全無虞。相反地，若是中國領導人因受到國內威脅而偏離了原先設定的和平道路，台灣則不堪設想矣。本書就在探討此種危險的可能性。
 
中共領導人一貫地拿台灣議題來加強內部對黨國的認同。已故前美國眾議院院長歐尼爾（Tip O'Neil）在回憶錄中便說到，他曾當詢問鄧小平，為何老要把台灣掛在嘴邊。
 
　　　「我這麼說吧，」歐尼爾開口，「對您而言，台灣應該不具任何意義才對，您還有更重要的事要操煩哪。」
 
　　　「一點沒錯，」鄧小平回答。「不過這話我們私下講講就好，因為人民愛聽台灣議題，所以我才會不時地去提它。」
 
　　中共領導人老把台灣掛在嘴邊，因而人們相信倘若台灣朝獨立方向邁出腳步，中共便會以武力因應。事實上，武力衝突的危機的確存在。在二○○八年台灣總統大選開票之夕，人民解放軍就已提高警備，只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獲得過半支持，他們隨時都有動武的打算。
 
從沒有哪一個議題像「台灣議題」這樣，最能看出中共領導人的個性。在中國，人們普遍相信，共產黨若讓台灣獨立而不動武的話，中共必將垮台。事實上，台灣的兩位總統宣稱「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已經超過了十年的時間。北京不但沒有攻打台灣，也不曾發生大規模抗議。只是，把中共存亡和台灣綑綁在一起，這一迷思說久了便可能成真，尤其在中南海，對台採取強硬立場總是比讓步要安全許多。
 
《脆弱的強權》中文版問世時，馬英九已經當選了台灣總統。他表示要透過對話來改善兩岸關係。北京決策者將會如何回應？面對這一個民眾所關注的焦點，他們能否採取如同面對其它外交政策時的務實彈性作風？還是深信必須對內擺出強硬姿態，於是提出使馬英九總統難以向台灣人民交待的溝通前提？美國政府無疑會利用此一嶄新契機，促使雙邊重新展開對話。
 
　　《脆弱的強權》英文版早在一年之前便已出版，當時中國在處理對台、日、美關係上，可說是憂喜雜陳，軟硬參半，因此實難預測其將會如何回應台灣目前的新局面。有些令人鼓舞的跡象顯示，中國領導人面對台灣問題已更有信心、也更務實，並尋求以開放市場的方式?爭取台灣農民和其它經濟團體的好感與支持。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下台後，中國試圖修補一片緊張的中日關係，也說服了幾位繼任者不要參拜靖國神社。另一方面，中國卻又拒絕美國海軍船艦於二○○七年感恩節訪問香港，以顯現中國敢於挺身面對美國。二○○八年三月西藏示威事件之後，中國同樣訴諸民族主義，鼓動民眾反對西藏示威與西方媒體的報導。
 
　　我在《脆弱的強權》最後一章指出，中國政府和台灣政府直接對談不僅將改善兩岸關係，中國領導人也會受益。台海之間一旦開始動蕩，中國便只能在政治屈辱或對美台開戰作一選擇。胡錦濤若能穩定兩岸關係，即可避免此一危機。
 
　　當然，要胡錦濤這麼做並不容易。原則上，中國領導人拒絕與台灣直接對話，因為這等於承認了台灣政府的合法地位。在過去，他們始終堅持要台灣總統親口說出「一個中國」才肯坐下來談。胡錦濤若放棄這些立場，黨與軍方便可能批判他。然而，胡錦濤若能把恢復兩岸對談視為一大突破，伺機拉近兩岸距離，便能獲得人民讚許。人民只注重成果，並不在乎他是如何做到的。
 
　　個人切盼，《脆弱的強權》中文版的出版能讓讀者更加理解中共對台政策背後複雜的國內因素，進而促成兩岸和解的到來。是為序。
 

 
二○○八年三月三十日，書於加州拉荷雅（La Jolla）
 

 
註：O'Neill, Tip and William Novak, Man of the House : The Life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Speaker Tip O'Neill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p 307.
 

安全困境的困境　溫洽溢
 
不懂大國關係，就沒有好的外交政策
 
──季辛吉
 
　　謝淑麗《脆弱的強權》英文版在二○○七年四月出版，彼時中國全國人大年會剛在三月審議通過《中國物權法》草案。中文版在二○○八年五月出版，就在譯稿殺青的二月，中國發生百年罕見的雪災，交通、運輸、產業、糧食、人民生命財產乃至經濟成長率和通貨膨脹，無不受影響。
 
　　與《脆弱的強權》英、中文版出版時間點湊巧的兩件事，很能說明謝淑麗這本書的主題──中國已經崛起為超級強權，這是個無可否認的事實，但中國卻是個「脆弱的強權」。
 
　　中國在短短三十年間，從自絕於世到納入世界經濟體系、從高舉共產主義到擁抱資本主義，本身承受了劇烈的社會變化，可是連規範市場經濟基礎的私有財產歸屬，始終都在曖昧之間，《物權法》草案恰恰說明了這種矛盾。
 
　　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個打個噴嚏，國際經濟就受波動的經濟強權。軍事預算以每年兩位數百分比增加，已經成為太平洋西岸的軍事強權。舉凡產業外移、能源短缺、原物料上漲、環保危機，似乎都有可歸罪於中國之處。但是，一場雪災，卻幾乎癱瘓了這麼一個崛起中的超級強權。
 
　　強悍又脆弱，龐大而分歧，這是怎麼回事？謝淑麗的《脆弱的強權》提供了一個獨特又頗具代表性的「美國觀點」來看待中國的崛起。
 
　　謝淑麗立論獨到之處在於她從美、中大國博奕中得出看似弔詭的論斷：中國崛起對亞太區域安全、乃至美國霸權地位構成威脅，並不全在於中國國力蒸蒸日上，而在於中國經濟崛起造成政治的弱化，才是危機所在。
 
　　謝淑麗的思路脈絡可以從兩方面來掌握：一個是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內在」邏輯，另一個則是她對中國政治的「結構」分析。
 
＊中國威脅論的背後心態
 
　　九○年代初，蘇聯共黨政權垮臺，冷戰結束，美國自尼克森時代以來建構的美、蘇、中「大三角關係」形同瓦解，美國成為一支獨秀的霸權，在戰略上不用處處遷就中國的利益，仰賴中國來制衡蘇聯。美國朝野也開始出現重新定位美中關係的辯論。
 
　　美國對中國關係的重新定位，大體上可歸納為三個方向：「圍堵」（保守派）、「交往」（中間派），及「全球化」政策（自由派）。（註）這三種取徑看似不同，但底蘊則並無二致。透過軍事同盟等「圍堵」手段來「遏制」中國崛起，顯然是以中國為敵。但主張「交往」和「全球化」者，只不過捨棄軍事的「剛性力量」，改以民主政治、人權、自由競爭市場的價值觀來滲透、改變中國──這也就是奈伊（Joseph Nye）所謂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中國所謂的「和平演變」──其實背後還是以中國為假想敵。
 
註：這是綜合奧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易明（Elizabeth Economy）的詮釋，以及李金銓對《紐約時報》中國論述的解析而來。
 
　　這種以中國為競爭對手的前提在各類論述都可看見。例如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預言東亞儒家思想圈對西方世界的潛在威脅，算是一種「文化型」的中國威脅論。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直指中國的糧食危機是世界的災難；崔大偉（David Zweig）等人分析中國在全世界掠奪石油，威脅到美國戰全球的戰略部署，這是一種因中國崛起而造成全世界糧食能源短缺的危機論述。而《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天》這樣瑣細的敘述，更讓中國威脅成為一種清晰的切身感受。
 
籠罩在這樣的氛圍下，也難怪福山（Francis Fukuyama）會在省思美國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近作中，提到一九九○年代末某些新保守主義者認定中國是崛起的敵對大國。只不過九一一恐怖攻擊的發生，延後了中國威脅論的引爆。
 
＊和平崛起？
 
　　美國把中國當成威脅。但問題是，中國有沒有能力威脅美國？更重要的是有沒有意願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規範和遊戲規則？這部分涉及中國的國家力量和戰略意圖，謝淑麗在第一、二、五章有相當冷靜精闢的分析。
 
　　就國力而言，中國有沒有具備挑戰美國的能力？這個問題見仁見智，難有定論。以經濟來說，很多人把美中貿易赤字視為中國對美國的威脅，但是根據謝淑麗的分析，這反映的是中國改革開放、重新融入世界市場之後，鄧小平捨棄毛澤東的外交策略，強調中國必須融入國際的政治、經濟體系之中，並創造長期穩定的國際空間。因而改善了中國與美、日的關係，舒緩臺海的冷戰對峙，並藉由經濟開放的政策，吸引外資到中國大陸進行投資，逐漸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
 
　　如此一來，便造成東亞經濟結構的轉型重組，打破日本人的「雁行理論」。日本、臺灣、南韓、新加坡等東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 state）把生產基地轉進中國，產品再以美國為出口市場。表面上，美中貿易逆差雖然驟增，但美國對日本、臺灣、南韓、新加坡等國的貿易逆差則相對減少。以整體區域來看，貿易逆差變化的幅度並沒有想像中嚴重。
 
　　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依賴，造成美中在經濟關係方面形成互賴格局，中國和美國的國家利益都受這種互賴經濟結構的約束。甚至中國的政經控制力還因為經濟改革而削弱，衍生出如銀行壞帳、貧富差距、社會救濟手段落後、環保問題引發的抗爭、幹部貪腐之風等問題。
 
　　就戰略意圖而論，鄧小平以「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謹守「不當社會主義的頭」、「善於守拙」、「避免戰爭，重視和平環境」的作為，追求史溫（Michael D. Swaine）和泰利斯（Ashely J. Tellis）所謂「有限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大戰略，盡可能不以挑釁的途徑增強中國的實力，避免引起區域和全球不良的反應。
 
　　然而，這種消極被動的國際作為，從江澤民時代開始有所轉變。謝淑麗指出（註），在「負責任的大國」架構下，中國體認到國際合作的重要性，紛紛與周邊國家廣結善緣，強化雙邊關係的質與量；積極參與甚至發起多邊組織，例如以東協為平臺，加強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和安全對話，發起「上海合作組織」來加強和中亞國家的國際合作。
 
註：近來西方學者的研究，如雅克布森（Harold Jacobson）與奧森柏格對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的開拓性討論，皮爾森（Margaret M. Pearson）對中國關於「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決策的後續解釋，易明對中國在國際環保機制行為的探索，肯特（Ann Kent）對中國加入國際人權機制的觀察，都呼應了謝淑麗的觀點，中國並無意挑戰既存的國際規範和國際秩序。甚至連中國最為在意的主權議題，卡森（Allen Carlson）也推翻西方學者有關中國對主權絕對性追求的傳統認知，認為中國的主權觀已不再僵化、單一化和排他。
 
＊中國崛起勢必衝擊美國利益
 
　　從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國際作為來看，似乎無從證明中國威脅到美國利益，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規範及國際秩序。既然中國的國力增強和戰略調整，很難說與美國的中國威脅論有邏輯上的因果關係，那麼美國的不安情緒又是從何而來？從謝淑麗的字裡行間來看，美中關係隨著中國崛起，似乎已陷入某種「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在西方的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安全困境的分析架構由來已久，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對公元前四三一至四○四年間雅典與斯巴達連年征戰的分析，至今仍是討論安全困境的經典。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政治特色下，國家為求自保，必須強化軍備、開拓資源，以擴展生存空間，當有大國崛起時，必然影響既有國際體系的穩定，而對霸權國家的利益造成威脅。修昔底德以略帶希臘悲劇的宿命角度來論斷這場戰爭爆發的原因：造成這場戰爭的原因無他，唯因希臘擊敗波斯大軍入侵之後，雅典勢力如日中天，引起斯巴達的恐懼。
 
　　謝淑麗認為，今日美中關係有如昔日斯巴達和雅典的對峙。而且，隨著冷戰美蘇「二元」對抗體系崩潰，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在這種「單極」結構下，缺乏多元大國作為合縱連橫的轉圜空間，中國的崛起勢必直接衝撞美國的利益。
 
　　近年來，西方媒體在闡釋中國追獵原物料和能源所衍生的政治效應，也往往從安全困境的邏輯著眼。崔大偉（David Zweig）等在二○○五年《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撰文，共產黨為了促進經濟發展，維繫統治正當性，必須投入石油能源支撐中國的經濟成長。但問題是，中國本身的石油生產無法自給自足，而仰賴的進口石油，百分之七十來自中東和非洲。這使得中國以經濟援助作為後盾，積極介入傳統上屬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勢力範圍，從而牽制美國全球的戰略利益。中國和伊朗簽署七百億美元的石油合約，而爆發種族屠殺的蘇丹，更是中國在非洲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同時，為了保護石油運輸航道，中國近來積極拓展海權力量，以求超越胡錦濤口中的「麻六甲困境」。如此一來，中國在全球對石油的爭奪，抵消美國對無賴國家的制裁效力，也削弱美國的「人權外交」主張，甚至在海權方面形成美、日的壓力。
 
　　《經濟學人》（Economist）近來也以「新殖民主義者」（new colonialist）一詞，形容在全球積極拓展原物料的中國，並指出中國對西方民主價值的挑戰。根據《經濟學人》的解釋，蘊藏豐富資源的亞、非、拉丁美洲國家，大多是威權專制的國家，他們之所以樂於和中國打交道，主要是因為中國在和這些國家進行交易往來時，往往提供額外的經濟援助，又堅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不像美國等西方國家經常提出人權、開放市場等附帶條件。這些威權專制國家自然樂於和中國往來。更重要的是，中國結合威權統治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對這些國家很有吸引力。《經濟學人》憂心這種趨勢長此以往，以經濟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為核心價值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終將不免要與前述的這種「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在國際間角逐「柔性力量」。
 
＊脆弱的強權
 
　　中國雖然高唱「和平崛起」、「和平發展」，但是國際間對中國崛起仍有疑慮，美中之間也有可能因誤判而引爆不可收拾的軍事衝突。謝淑麗把分析的焦點進而轉向中國內部政治的制度結構和領導人的權力條件。
 
　　美國的中國研究學普遍認為，政治學的「極權主義」研究模式很難用來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性質。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奧森伯格、蘭普頓（David Lampton）從中共的決策過程，將中國看成「分散化的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根據李侃如、奧森伯格、蘭普頓的分析，基於官僚組織的本位利益，中共的決策過程越趨於討價還價的協商過程，即使強人如鄧小平，決策方面都必須向官僚的組織利益妥協。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共產黨堅守「政左經右」的改革路線，實施市場經濟改革、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同時，仍堅持共產黨的壟斷權力，穩定中國政治局勢，中國雖未見民主轉型的積極元素，但也絕難從極權體制的角度理解中國的政權性質。
 
　　謝淑麗對中國政治的理解，基本上也是從「組織結構」，而非港、臺媒體慣見之「派系文化」的角度切入，著重探討組織結構對中共領導人決策權力的制約，中共領導人對組織結構利益的妥協。謝淑麗的早期著作《中國經改的政治邏輯》（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對鄧小平時代經改策略的解釋，就是建立在這種結構分析上。根據謝淑麗的解釋，毛過世後華國鋒掌權，以重工業發展策略為政策主軸，釋放政策利益拉攏「石油派」等中央重工業部門。而鄧小平為了突破這個利益集團的封鎖，所以改弦易轍，主張把中央決策的權力下放地方，並以輕工業、農業部門為先，爭取地方政府、輕工業幹部對他改革政策的支持。也就是說，改革之初，鄧小平的「分灶吃飯」和以輕工業、農業為先的政策，不是他天縱英明，而是迫於結構制約不得不然的選擇。
 
　　《脆弱的強權》對中國政治的分析，還是延續這種結構脈絡。改革開放後，表面上中國共產黨仍維持壟斷政治權力的局面，不過社會的階級、利益、價值日趨多元，甚至包括利益團體的形成，官僚體系決策的多層化，社會經濟的多元化，這樣的發展不可避免會造成中國一黨體制本身的變化。
 
　　謝淑麗指出，毛、鄧「長征世代」的領導人，本身擁有「建國」和「改革」的歷史豐碑，且都曾帶兵打仗（鄧小平曾以政委身分，參與過中共得以奪取政權的關鍵戰役之一，即淮海戰役），派系網絡遍及黨政軍各個領域，較能駕馭龐然複雜的官僚體系。相對而言，江澤民和胡錦濤出身科技官僚世代，既無毛、鄧的「奇魅」（charisma）特質，也都在接班之後才開始在軍中建立人脈，派系網絡的綿密度又不及毛、鄧。同時，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陰霾揮之不去，江、胡尤須慎防黨的領導階層公開分裂，軍隊離心，大規模的社會動亂。這使得江、胡的決策處處遷就軍隊、宣傳、安全部門的組織利益，難有大開大闔的創新。（見第三章）
 
　　根據謝淑麗的的分析，毛、鄧強人世代結束後，中國領導人似乎在經改的過程進退維谷。為了深化經改，勢必會動搖馬列主義等意識型態原則；為了鞏固共產黨領導，維護改革開放的社會秩序，中國領導人又不得不祭出民族主義，取代馬列主義作為意識型態的動員力量。然而，問題在於，民族主義乃一刀兩刃，既可動員擁護共產黨，在傳媒、網路漸趨商業化的中國大陸，也可能失控而把矛頭轉向中國共產黨。（見第四章）而在謝淑麗看來，最有可能造成這種失控局面的是糾結著濃烈民族主義情結的對日、臺、美關係。（見第六、七、八章）伯頓（John W. Burton）所說「外部衝突常常是內部問題的反映」正是迫使中國領導人鋌而走險，對外採取冒進政策，轉移內部矛盾最有可能的因素。
 
＊大國思維，臺灣未必合用
 
　　謝淑麗是學有專精的中國研究專家，又有襄助東亞事務的「局內人」經歷，她對中國政治的近身觀察，有著一般學者少有的「默會」直觀，可供臺灣作為借鏡。不過，謝淑麗的立論畢竟還是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書中觀點不免陷入美國國際秩序的唯我典範（paradigm）。
 
　　謝淑麗時常對中美處在安全困境可能爆發衝突而憂心。然而，建立在安全困境上的中國威脅論，本身即帶有「自我實現」（self-fulfill）的邏輯效果，若從安全困境的邏輯來解釋中國的崛起，最終也會確證中國威脅的正確性。安全困境這種現實主義的分析，是與美國的政治文化緊密結合的，是心態的投射，也是意識形態的投射。謝淑麗對中國崛起後亞太局勢的觀察，乃至於「大國協調」的主張，基本上還是在大國崛起，以及既有霸權國家如何回應的理論框架。
 
　　謝淑麗在〈亞太地區安全：勢力均衡還是大國協調？〉（註）一文所說的「大國協調」，主要是指仿效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爭後，由英國、普魯士、俄國和奧地利建立的歐洲協調模式。謝淑麗認為大國協調是一種「集體安全，其中主要大國集團同意一起抵抗侵略，為解決事件召開會議，並且如果需要協調集體行動。」協調的主要目標是，「控制主要大國之間的關係。通過分享有關能力和意圖的訊息，大國可以降低它們之間安全困境的危險。」
 
　　謝淑麗從安全困境看待中國崛起的地緣政治效應，並提出大國協調的因應之道，但問題是，國與國之間的不安全感也是被安全困境的論述所激起的。況且，東亞和東協國家是否必然追隨美國的「典範」，從「均勢」邏輯思考、因應中國的崛起？或者坦然接受中國崛起，重返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謂以中國為國際政經秩序中心的「朝貢體系」？還是有待驗證。
 
　　面對國際政經局勢的風雲詭譎，主導後拿破崙時代的奧國首相梅特涅說，「秩序是起點，秩序本身就能帶有自由。」然而，撇開理想，務實來看，這所謂「秩序」，終究是適應大國國際規範和國家利益的秩序。臺灣似乎只能審時度勢，順勢而為。
 
對臺灣而言，矛盾的是，兩岸關係依然存在著冷戰結構的遺緒，在安全上必須倚賴美國。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擁抱全球化之後，臺灣的經濟發展又日漸向中國大陸傾斜。臺灣夾在「兩大」之間，該如何提出一套「大戰略」，以統攝外交、經濟、安全各個面向，確實是未來的重大課題，也是嚴峻的挑戰。
 
註：謝淑麗的〈亞太地區安全：勢力均衡還是大國協調？〉一文，收錄在王正毅、卡勒、高木誠一朗主編，《亞洲區域合作的政治經濟分析－制度建設、安全合作與經濟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七年）。有關東亞國家對中國崛起的觀感，詳見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尹啟銘　前經濟部常務次長
 
史考克羅夫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吳玉山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李紀珠　政大經濟系教授、立法委員
 
李潔明　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前美國駐中國大使
 
林添貴　亞洲基金會執行長
 
林碧炤　政治大學副校長
 
洪奇昌　海基會董事長
 
胡志強　前外交部長、臺中市長
 
徐斯儉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助研究員
 
張榮豐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郭崇倫　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陳明璋　中國台商投資經營協會理事長
 
陸以正　前駐南非大使
 
楊子葆　外交部政務次長
 
楊永明　台大政治系教授
 
楊照　政治評論家
 
裴利　前美國國防部長
 
劉必榮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歐布萊特　前美國國務卿
 
蔡英文　前行政院副院長、前陸委會主委
 
錢復　前外交部部長、國泰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龔明鑫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聯名推薦（按姓氏筆劃排列）
 
　　我們此時特別需要以務實的觀點來看待崛起的中國。謝淑麗以局內人的眼光來看中國政治，對驅動中國領導人的因素有紮實的瞭解。《脆弱的強權》是一本重要且必要的書。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史考克羅夫（Brent Scowcroft）
 
　　謝淑麗的書點出，中國崛起也對中國領導人提出了極大的挑戰。他們會如何面對挑戰，不僅會影響中國、美國，也會影響整個世界。
 
──前美國國防部長 裴利（William J. Perry）
 
　　對台灣而言，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如何避免衝突；如何維繫主權尊嚴、確保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雙方的互動是無可迴避的重要課題，台灣本具有先天優勢，應能以更積極自信開放的態度面對，我們需要更全面客觀地了解中國，本書無疑提供了絕佳的參考依據。
 
──海基會董事長 洪奇昌
 
　　出版時機絕佳，此書一出，還在試圖客觀描寫新中國的研究可以不用做了。《脆弱的強權》引人入勝，資料豐富，是一大成就。
 
──前美國國務卿 歐布萊特（Madeleine K. Albright）
 
　　相信大多數在台灣的兩岸及國際關係研究者、決策者及執行者，在閱讀本書時，會不時驚嘆謝淑麗敏銳的觀察能力。這種能力來自於謝淑麗三十餘年浸淫在中國問題的研究及實務處理；謝淑麗將她對於中國在不同時期、不同地方及不同事件中的觀察，作有系統的整理及結構性的思考，並加以檢驗，成功地導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也就是本書的書名 ── 「脆弱的強權」。有志於兩岸及國際事務者，不可不讀。
 
──前行政院副院長、前陸委會主委 蔡英文
 
　　中國崛起是目前國際關係、亞太研究的重大議題之一，當然也是主要強國外交政策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它影響的層面不但涉及國際安全和經濟、地區發展，和個別國家的利益更是息息相關，對於台灣未來的發展尤其重要。
 
《脆弱的強權》提供了一個宏觀、但不同角度的思考，分析深入淺出，把中國大陸的各項問題、展現的成就和自我的調整作了完整的討論，是一本適合研究者和決策者閱讀的專書。對於中國大陸的未來並沒有預言，這項工作應該由每位讀者去判斷。本人非常樂意推薦這一本兼具專業性和通俗性的著作。
 
──政治大學副校長 林碧炤
 
　　謝淑麗犀利點出中國崛起「維持成長並訴諸民族主義」策略、「內外問題轉化交夾」兩難處境，並勇於自承「潛藏美中兩國社會中『敵國圖像』」可能危機，彷彿撥開雲霧，清楚呈現指向台灣的「達摩克里斯之劍」（Sward of Damocles）。
 
──外交部政務次長 楊子葆
 
◎國外佳評‧國內推薦
 
　　謝淑麗教授於一九七一年以首批美國研究生身份進入中國大陸，三年後取得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哲學博士後，執教於聖地牙哥加州大學。
 
　　一九九三年起主持「東北亞合作對談」，邀集美、俄、中、日、兩韓六方面的官員與學者作安全對話。柯林頓第二任政府中擔任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卿。她對中國問題理論與實務兼備，本書內容精湛，由各不同界面說明大陸的優項和缺陷。她認為大陸越發展、富庶、其領導人所面對的挑戰越大，的確發人深省。
 
──前外交部部長、國泰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錢復
 
　　本書令人眼界大開，在詳述中國亮麗經濟發展的同時，挖掘了嚴重的內部問題。眼裡只有上海高樓大廈的觀察家信口開河，勾勒出一幅扭曲的圖像，而謝淑麗則提供一劑醒腦的務實看法。
 
──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美國駐中國大使 李潔明
 
　　本書深刻分析過去中國崛起十年的陰影，呈現出中國在經濟成長亮麗數字背後的猶豫決策與內外壓力；但本書並非唱衰中國，反而透過對大量事件與人物的深入剖析，讓我們更為認識中國崛起的挑戰。對於台灣讀者而言，在兩岸關係將要有新展開之際，本書會是重要的參考與借鏡。
 
──台大政治系教授 楊永明
 
　　作者用務實的態度，破解了過去對中國崛起的迷思，點出了中國的恐懼，中國的脆弱，以及美國與中國相處之道。有細部的研究發現，也有大格局的歷史思維。無論研究美中關係，還是研究歷史長河中，大國的崛起與互動，這本書都非常值得一讀。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劉必榮
 
　　《脆弱的強權》對中國領導階層的思維邏輯有相當深入的分析，更指出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其實最脆弱或惶惶不安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而這種脆弱性，可能帶來誤判與戰爭的風險，這才是中國真正威脅之所在。本人曾在一九九○─二○○三年間，擔任李登輝總統及陳水扁總統的國家安全幕僚，閱讀本書有關台灣問題的分析時，即使事過境遷，但仍覺獲益匪淺。
 
台灣各界，不管喜不喜歡中國，尤其是政府官員、在中國投資的企業主，以及學者，我都認為應該深入閱讀《脆弱的強權》。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張榮豐
 
　　謝淑麗以其與中國領導官員接觸的三十多年經驗，雖不吝正視中國的崛起與強大，但卻也直陳其內部的脆弱與不穩定性，提供了讀者更深刻瞭解中國的視野及觀點。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龔明鑫
 
　　《脆弱的強權》的觀點揉合了學者的冷靜與外交官的現實，勾勒出一幅貼近真實的中國面貌，為容易陷入兩極的台灣社會提供了一個客觀認識中國的機會！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徐斯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