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鴻兵在《貨幣戰爭》與《金權天下》中，闡述了歐美主要金融勢力集團的形成發展、合縱連橫，解析當今世界幕後主宰力量的運作和決策機制，透過對歷史的體察，準確預測了金融海嘯的爆發與黃金飆漲，使得《貨幣戰爭》喧騰一時，話題不斷，光是第一冊正體簡體中文版合計，就已經接近200萬冊！
 
宋鴻兵在研究歐美主要金融勢力的運作時，也看到金融在歐美列強殖民侵略清朝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因而寫成這本《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
 
一如以往，宋鴻兵以生動的語言、仔細的觀察與大膽的推論，從貨幣史切入，說出一段聞所未聞的中國現代史，令讀者拍案叫絕：
 
‧胡雪巖之所以垮台，是因為妨礙了怡和洋行的核心利益。
 
‧蔣介石拿了蘇聯的資助進行國民革命軍北伐，為何又翻臉「清共」？
 
‧為何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刺激了日本發動侵華戰爭？
 
‧從貨幣戰爭的角度，如何解讀國共內戰？
 
‧在美元長期看貶的趨勢下，人民幣要如何國際化？
 
‧為什麼掌握了白銀，就會掌握下一波投資的契機？
 

編輯手記 通往白銀之路
 
自序 金融高邊疆
 
第一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第二章　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
 
第三章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第四章　紅色中央銀行
 
第五章　蔣介石的金權天下
 
第六章　皇權與金權
 
第七章 金陵夢斷
 
第八章　人民幣的誕生
 
第九章　金融高邊疆與人民幣國際化
 
第十章　白銀的光榮與夢想
 
致謝與感悟
 
參考文獻
 

獵殺獵殺胡雪巖
 
明治維新的關鍵：維護貨幣主權
 
獵殺胡雪巖
 
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初，胡雪巖經歷了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一生苦心經營的金融帝國即將瓦解。這是一個用兩千萬兩銀子打造成的超級神話，如果以糧食的購買力來估算，一兩銀子大約相當於今天的兩百元人民幣（約新台幣八百八十元左右），也就是說，胡雪巖的金融帝國大約擁有四十億元人民幣（約新台幣一百七十六億）總資產。然而，此時胡雪巖卻面臨著一場致命的「完美」風暴。
 
十一月初，他有一筆五十萬兩的?豐銀行債務必須償還，這筆債務讓他備感焦慮。在正常情況下，以他的財富規模，不至於受區區五十萬兩銀子所困。不幸的是，對手已布下天羅地網，胡雪巖難逃被圍獵的命運，他隱隱有種不祥之感：「市面太壞，洋人太厲害，不知如何才能脫身？」
 
胡雪巖的正面敵人就是英國的怡和洋行，此時雙方正因生絲生意的霸主地位展開激烈競爭。
 
在整個一八七○年代，洋行掌控了中國生絲出口的定價權，生絲價格持續下跌，十年間跌了一半，江浙一帶的絲農苦不堪言，當地絲商慘澹經營，高額利潤盡由洋行所鯨吞。
 
胡雪巖開始介入生絲生意後，對洋行的高壓控制有了切膚之痛。眼看絲農被洋行敲骨吸髓，陷入破產境地，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奪取生絲貿易的定價權，迫使洋行在價格上讓步。他開始仔細尋找洋行價格控制體系的破綻。洋行控制了生絲貿易融資、國際匯兌、外銷管道和航運保險，又有大英帝國的炮艦做後盾，似乎難以戰勝。然而胡雪巖還是看到洋行的死穴--難以控制生絲的生產源頭。
 
胡雪巖決心佔據生絲源頭的戰略制高點，一舉擊破洋行對生絲的定價霸權。
 
機會終於在一八八二年到來。初春，胡雪巖深入生絲產地進行調查，在與當地生絲商人交流過程中發現，當年的生絲收成減少，供貨將會嚴重不足。他立刻抓住時機，開始悄悄行動，在江浙育蠶村鎮四處採購，廣發訂金，控制貨源。
 
五月，市場估計生絲收成可達八萬包，到了八月份，顯然收成被多估了兩萬包。
 
已經完成生絲貨源控制的胡雪巖立刻部署總攻。他動員自己龐大金融帝國的資金，將上千萬兩白銀全部投入這場中國商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決戰。到了一八八二年夏天，他一共囤積了近兩萬包生絲，佔全部貨源的三分之一強。為徹底控制價格，他力邀絲業同行組成生絲價格同盟，堅持高價出售，試圖一舉拿下生絲的定價權。
 
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突然發現，不出更高的價錢就買不到生絲，他們試圖各個擊破，但胡雪巖籬笆紮得緊，稍有規模的絲商都被知會，要遵守共同約定的報價。上等生絲在倫敦每包售價僅僅十六先令六便士，但上海的絲價，由於胡雪巖的收購和操縱，折合英鎊竟達十七先令四便士。洋行的邏輯是，自己對生絲價格有組織的打壓不算操縱，但中國有組織的反抗卻算操縱。這樣的邏輯到今天仍大行其道：美國狂印美鈔不算操縱匯率，而中國的反制應對卻被判定為操縱匯率。
 
怡和洋行在無奈之下，只能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出面斡旋。當時的中國海關由英國人負責，不過這並不是清朝為了吸引外國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國打敗清朝後，為了確保清朝能準時付賠款，而任命英國人看管中國海關。
 
赫德在二十八歲就執掌了大清海關，是典型的少年得志，但和胡雪巖比起來還稚嫩得多。他以邀請胡雪巖合夥辦絲廠為誘餌，以「市價以外，另送佣金」為條件，企圖說動胡雪巖在價格上讓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門求購，開出的價格是按當時市價再加八百萬兩白銀，經過談判後，同意加到一千萬兩白銀。只要胡雪巖點頭，相當於今天二十億人民幣（約新台幣八十八億）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勢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巖拒絕了，他要更高的價格。
 
此時，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倫敦和歐陸市場能夠不顧中國的歉收，洋行轉而尋求收購歐洲本土生絲。到了一八八三年年關，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幾家大絲行破產。胡雪巖試圖邀集絲商將來年的新絲再次收盡，迫使洋行屈服，結果無人回應。
 
上海市場生絲成交清淡，買賣雙方僵持了整整三個月。此時，雙方較量的就是資金的實力了。
 
怡和洋行並非一般洋行，它後頭有十七大國際銀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勢力最大的英國霸菱銀行（Barings Bank）撐腰。在十九世紀，霸菱家族號稱是「歐洲第六大強權」，發跡比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schild Family）更早，在國際金融領域曾是眾所公認的老大。有此強援，怡和洋行在與胡雪巖的對峙中，始終處於不敗之地。
 
因此，胡雪巖逐漸落於下風。畢竟想維持價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對加盟絲商的利益補償、高價收購生絲、提高訂金比例、不菲的貨棧費用、巨大的融資成本、運輸、保險、人工全都要錢。驚人的資金積壓使胡雪巖的現金流日益吃緊。
 
此時，早將這一切看在眼裡的北洋派幹將盛宣懷開始行動了。他正密謀「廢掉」胡雪巖。
 
胡雪巖與盛宣懷並無太深的個人恩怨，只是各為其主罷了。胡雪巖的後台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亂的過程中，胡雪巖作為其總後勤，運用自己阜康錢莊的信用和金融網路，於一八六七年首創以海關關稅為抵押，向洋行和外資銀行舉債，十四年中，為左宗棠的軍事行動融資一千六百萬兩白銀，為左宗棠收復新疆的歷史殊勳立下汗馬功勞。一八八三年讓他陷入絕境的五十萬兩?豐銀行債務，正是他以自身信用為收復新疆的戰爭債務所做的擔保，如果官府的錢不能準時到位，他就只好自己掏錢墊付給?豐銀行。
 
盛宣懷的後台則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與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一八六、七○年代，清帝國出現了嚴重的邊疆危機。在西北，中亞的阿古柏利用當時清帝國西北地區的民族與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強支援下入侵新疆，成立所謂的「浩罕國」；不久，俄軍佔領邊防重鎮伊犁，西北塞防形勢危如累卵。在東南則有日本挑起侵略臺灣的嚴重事端，中日之間戰事一觸即發。太平天國十四年戰爭之後，清帝國府庫一貧如洗，國家財政已無力同時打贏兩場戰爭。然而，李鴻章代表的「海防派」主張強化海軍為優先要務，為此不惜放棄新疆；而左宗棠堅持「塞防」絕不可廢，應以武力鎮壓新疆叛亂。雙方矛盾的焦點就是「籌餉」問題，如果朝廷決定「海防」優先，則鉅額資金將流進北洋派的勢力範圍，若確立「塞防」國策，則左宗棠必然實力大增。這是一場關乎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激烈競爭。
 
最終，左宗棠勝利收復新疆全境，聲望地位一時壓倒了李鴻章。此時，中法戰爭又陰雲密佈，左宗棠再次主戰，李鴻章再度主和。李鴻章生怕大筆資金再度流入主戰派手中，致使北洋系經費來源不足，因此決定發動「倒左」攻勢。打仗打的是錢糧，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廢掉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巖。
 
盛宣懷想徹底整垮胡雪巖並非易事，他也只能截斷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應付給胡雪巖的五十萬兩協餉，這筆錢正是朝廷償還?豐銀行的欠款。不過胡雪巖畢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資本市場中心，無論是向?豐銀行提出貸款展期、向其他外國銀行拆票，或向上海錢莊票號同業拆借，抑或將價值近千萬的生絲進行抵押貸款，加上他還有上萬畝土地、莊園等不動產，以及二十多家典當鋪、連鎖票號和胡慶餘堂藥店等龐大經營性資產，籌措五十萬兩銀子並不是件太難的事。
 
因此，盛宣懷不僅要掐斷胡雪巖的官府資金來源，更要斬斷胡雪巖在資本市場上的融資通道。然而，這絕不是盛宣懷能單獨完成的；他必須聯合上海金融市場上真正具影響力的人，才能在胡雪巖背後捅上致命的一刀。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巖的幕後黑手
 
在上海，胡雪巖的信譽不錯，又有主管上海的兩江總督左宗棠為靠山，平時也廣交商圈，才能組成強大的絲商聯盟，向洋行挑戰。那麼，誰能左右所有外國銀行的決定，同時還能控制上海全部錢莊票號、典當鋪，讓所有人同時拒絕讓胡雪巖融資？
 
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強大金融買辦帝國的締造者──席正甫。席家來自洞庭東山，號稱「洞庭山幫」，與國際銀行家一樣，可謂相當低調。
 
外國洋行剛進入中國做生意時，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面對陌生的商業環境和政府關係，若想擴大業務，勢必要借重當地華人之力，這就是洋買辦的起源。洋買辦往往以獨立商人的身份與外國洋行「合作」，先向洋人繳納高昂的「保證金」，擔保生意虧損時能以保證金賠償，但也享有生意的收入抽成。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為拓展洋行的業務而殫精竭慮，除了結交官府掌握政府資源，也需經營商業圈的關係，將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編織著層層關係與金錢的網絡，疏通種種管道；他們的前臺是商場，後臺是洋場，舞臺是官場。外國的資本透過洋買辦滲透進中國的經濟血脈，外國的商品湧向中國的大城小鎮，外國的精神顛覆了中國的意識，外國的利益捆綁了中國的權貴精英。沒有洋買辦，洋人的業務在中國將寸步難行，洋人的勢力在中國也會一事無成。
 
當胡雪巖領導本土的金融和商貿力量開始挑戰洋行時，他不僅直接威脅了洋行的商業利益，更威脅了洋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
 
一八七四年，席正甫成為?豐銀行的洋買辦，繳交兩萬兩銀子保證金後，取得了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通行證。席正甫的能力沒有讓?豐銀行失望，剛到?豐，他就談定了清廷向?豐進行政治借款兩百萬兩白銀的大單；清政府以鹽稅做抵押，年息八％，分十年償還。席正甫因而一炮而紅。
 
在席家的運作下，?豐先後經理了滬寧、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鐵路貸款，席家從中獲取了高額抽成。在發行紙幣方面，?豐也成效卓著，其紙幣流通堪稱外國銀行之最，範圍遍及長江、珠江流域，在華南，更幾乎代替了清廷貨幣的地位，成為計價流通的工具。一八九三年，洋務派知識份子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紙幣），並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為所欲為。聞英商?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
 
在招攬存款方面，席家同樣出手不凡。達官貴人為了「安全保險」起見，紛紛將資本存放在政府難以管轄的?豐帳戶，不在意利息很低 。據統計，長期在?豐開戶的客戶中，定期存款在二千萬兩以上的有五人，一千五百萬兩以上的二十人，一千萬兩以上的一百三十人，百萬兩和數十萬兩級別的更難以估算，席家從中獲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數字。
 
在席正甫的打拚下，?豐在上海的業務總量大大高於香港總行，英國人也承認：「?豐銀行的總行雖在香港，但一般說來，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當席正甫與英國方面的「大班」（舊時對外國公司、洋行經理的稱呼，指當時中外通商的經紀人）發生意見衝突時，總部都以席正甫的意見為準，且不惜撤換英國大班。
 
席正甫不僅在?豐一言九鼎，對上海的錢莊票號也是說一不二。
 
當時，由於在上海的錢莊票號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生意難以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拆票業務，向錢莊和票號提供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幅提高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信用出具的遠期匯票，在五至二十天的時間裡，向?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莊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麼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莊票抵押給?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貿易放貸，其規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於?豐的存款金額龐大且利息成本低，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收取高額利息，因而賺取了存貸之間的利差。一八七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的《字林西報》報導，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三百萬兩的放款，竟為維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轉所必需的數量」。當銀根低於這個數額時，整個商業活動將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透過拆票業務，?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號的資金來源。?豐的手略微一鬆，市面上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鉅額廉價儲蓄，大幅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實際上更已成為「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正由於?豐控制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鬆緊，而席正甫又擁有?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爭相拉他入股，實現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因而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巖。一八七八年，胡雪巖為左宗棠辦理的三百五十萬兩?豐銀行借款，就與席正甫有關。
 
席正甫不僅自家三代獨攬?豐的買辦職位，同時還利用他本身的影響力，將席家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入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彙理、中法工商銀行，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根據不完整的統計，一八七四至一九四九年的七十五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二十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十三家的買辦席位。
 
隨著席正甫的勢力成長，連李鴻章和左宗棠都要爭相籠絡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見席正甫，畢竟他是大財主，無論是「海防」還是「塞防」，離開錢都是空談。李、左二人對席正甫的拉攏都很盡心，他們還保舉席正甫擔任政府官員，但席正甫毫無興趣。後來在李鴻章的再三推薦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頂戴。這與席正甫的刻意低調很不協調；近乎隱居的他連洞庭東山的商圈聯誼活動都從不參加，上海的媒體報導中也極少出現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後運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至於盛宣懷與席正甫的關係就更密切了。盛宣懷在打垮胡雪巖後成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是幕後主要支持者，兩人在生意上關係密切：在盛宣懷的帳單上出現了與席正甫相關的「?豐銀行英鎊與銀帳」；席正甫但有所求，盛宣懷也無不滿足；席家的許多親友紛紛被安排進盛宣懷的體系內任職，雙方的利益徹底互鎖。
 
當清廷準備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時，洞悉私有中央銀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戶部銀行共發行四萬股，其中官方認購一半，私人認購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幾個兒子紛紛入股戶部銀行，其中席家長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擁有一千三百二十股。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時，席家安插了四個兒子在其中擔任要職，大清銀行改為中國銀行時，席家又成為大股東，並掌管外匯業務，成為宋子文系的同盟。
 
國民政府成立中央銀行時，席家更直接變成官股投資人，並代表官股參與中央銀行董事會決策，同時還把持了國民政府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央造幣廠廠長等要職，更代表國民政府參與籌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並成為國民政府的代表。
 
席家脈系之龐大，涉及中國金融領域之廣泛，在外國銀行體系、官方銀行體系、上海錢莊票號體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門影響力之深，在中國近百年歷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席家所掌握的強大中外金融資源，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在後續章節還會繼續介紹。
 
如果胡雪巖不在生絲問題上挑戰洋行的核心利益，席正甫與胡雪巖的關係應可維持得不錯。然而，?豐銀行的股東正是這些大洋行，洋行成立?豐的初衷就是為了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中央銀行」，胡雪巖挑戰了?豐大股東的核心利益，讓股東躁動不安，席正甫豈能容他？
 
事實上，眾洋行打壓生絲價格、壟斷定價權的背後，正是?豐和席正甫對上海乃至全國銀根的操縱。
 
據一八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申報》記載，一八七○年代，外國銀行對上海錢莊的拆票金額已達三百萬兩左右，到了一八九○年代，七、八百萬兩的拆放額已習以為常，錢莊在資金周轉上對外國銀行的依賴越來越重，一旦上海銀根緊縮，效應會立刻波及全國。
 
因此，從一八七八年起，每逢中國的生絲、茶葉上市就會發生銀根緊縮的「怪現象」，也就不令人意外了；而能製造貨幣供應短缺，並有明顯意圖的就是?豐銀行。維持上海正常貿易周轉大約需要三百萬兩銀子，?豐經常在收購絲茶的季節將銀根猛降到一百萬兩以下，導致絲茶商人無法取得足夠的資金，絲農、茶農不得不賤價出售產品，?豐的洋行股東因而得以廉價抄底獲取暴利！
 
張國輝在《中國金融通史》寫道，「每一次貨幣恐慌都是以?豐銀行為首的外國銀行有意收縮銀根而引起的。從一八七八年初開始，銀根就處於緊張狀態，以至於年底上海錢莊受壞帳所累而不復交易者達二、三十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銀行收縮放款二百萬兩之故。一八七九年的貨幣恐慌發生在絲茶上市需款急切的五月，此時，經常需要三百萬兩資金周轉的上海，卻遭外國銀行將銀根縮至九十萬兩的奇缺狀態。這個數目完全無法應付本地貿易的正常需求。隨後外國銀行進一步把庫存銀塊增加到六十萬兩，使事態更加複雜。」
 
一八八三年，歷史再度重演。
 
正當胡雪巖與怡和洋行在生絲大戰中僵持不下時，上海的銀根一天天趨緊，大批絲商斬倉出局，絲價直線下跌。九月初，上等生絲每包價格尚能維持在四百二十七兩；十月，跌為三百八十五兩；十一月初，更跌至三百七十五兩。此時，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購新絲，胡雪巖的資金鏈瀕於崩潰。
 
到了十一月九日，眾人對胡雪巖的資金擔憂終於全面爆發。阜康錢莊在杭州和上海的分號遭到擠兌；欠?豐的五十萬兩白銀債務到期，也無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沒有協餉可償還?豐的債務，胡雪巖只好以阜康錢莊僅存的家底還債。胡雪巖不堪重擊的金融帝國終於在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一日倒下，所經營的京城、上海、鎮江、寧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號同時倒閉，苦心經營幾十年的金融帝國就此崩潰。最終，生絲被怡和洋行抄了個大底。
 
胡雪巖無法忍受洋行的壓價行徑毅然起而反抗，但定價權的爭奪背後，其實是金融權力的爭奪。可惜胡雪巖至死也沒能明白，在喪失中央銀行這一金融制高點的情況下，單單依靠囤積生絲試圖在貿易上與洋行一較高下是沒用的，一旦銀根被收緊，他的資金鏈將立刻陷入崩潰邊緣。胡雪巖領導的這場中國本土金融力量對國際銀行家的反擊，最終以一敗塗地告終。他陷入的是國外金融資本勢力和國內金融買辦勢力的內外夾擊，失敗早已無可挽回。
 
胡雪巖的失敗與洋行的勝利都基於同樣的原因：誰能控制銀根，誰就能取得商戰的戰略主動權。無論是官府或是以胡雪巖為代表的南方錢莊和山西票號，都未能了解中央銀行的巨大威力。當?豐銀行佔據此一地位之時，整個清帝國的命運就完全受國際銀行家所控制。金融不獨立，經濟就不能獨立；經濟不獨立，則政治不能獨立。清廷金融高邊疆的淪喪，是中華民族陷入巨大災難的開始。
 
至於清廷的中央銀行地位失陷的核心關鍵，是本位貨幣白銀受國際銀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貨幣動搖，國家的血液循環系統──金融──必然癱瘓，隨後就是各個經濟要害臟器的衰竭，國家政治與戰爭的免疫系統動員能力瓦解，從而喪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後就只任人宰割了。
 
國際銀行家想征服中國，首先必須征服中國的貨幣。鴉片戰爭的核心與其說是貿易戰爭，不如說是白銀戰爭。這就是為什麼鴉片戰爭沒有發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沒有發生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卻只在中國爆發的真正原因。
 
鴉片貿易打擊的目標正是中國的本位貨幣：白銀。
 

 
明治維新的關鍵：維護貨幣主權
 
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深夜，寒風瑟瑟。在日本京都三井家族的莊園裡，家族掌門人三井三郎助正襟危坐，身邊放著一個裝滿金銀的木箱。眾僕人屏住呼吸，傾聽著院外的動靜。巨大的客廳在黑夜裡顯得更加空曠，蠟燭燃燒的絲絲聲在靜謐的房間中清晰可聞。空氣彷彿凝結了。此時，三井正在等待一個決定家族命運的重要時刻。
 
他已得到準確情報，德川幕府正在調集三萬大軍準備進攻京都。倒幕派的長州藩和薩摩藩也已招募大批武士，在王政復古的大旗下，誓言廢除統治日本長達兩百年的德川幕府，將大權歸還天皇。一時之間，京都城下戰雲密佈，決定日本命運的決戰即將拉開序幕。
 
三井家族是為德川幕府的金融代理人，曾為幕府統治立下汗馬功勞，也獲得巨大利益。然而，西方列強已敲開日本的大門，結束了鎖國時代，整個國家處於被徹底殖民的巨大危機之中。德川幕府的腐敗和剝削已使民眾的暴力反抗如星火燎原之勢，而幕府對西方列強的軟弱妥協更激起各藩主與武士壓抑已久的反叛之心。三井對時局洞若觀火，早已開始向倒幕派秘密提供大筆資金。不過，他還不願、也不敢公開表示自己的選擇。
 
這一夜，三井將做出事關家族三百年基業的重大抉擇，將賭注全壓向倒幕派，公開與德川幕府決裂。
 
清脆的敲門聲驟然響起，天皇的特使到了。
 
此刻，就在三井家附近的皇宮裡，一個躊躇滿志的少年激動地來回踱步，憧憬著日本光明的未來。他就是數月前即位的明治天皇。幾天前，他發佈詔書，宣佈接受德川幕府交出的行政權力，收回旁落長達七百餘年的天皇統治權。這位年方十五的天皇身邊各藩「大名」（諸侯）雲集，其中最有勢力的是西南的長州和薩摩兩藩。他們早已不堪忍受德川幕府的統治，多次起兵造反，屬下武士慓悍善戰，後來日本帝國陸軍和海軍名將中，大多出自這兩大藩。
 
明治天皇年紀雖小，但雄心勃勃，謀略過人。他對眼下的局勢也有自己的判斷，德川幕府挾天子以令諸候，將歷代天皇置於漢獻帝的地位固然可恨，但如何能保證身邊的這些倒幕派不會成為新的德川家族？就在三年前，膽大妄為的長州藩甚至準備武裝綁架他的父親孝明天皇，以挾天子令諸侯的方式推翻德川家族的統治。明治天皇的處境，與清康熙皇帝親政前遭鰲拜脅迫很類似。
 
不過，當時最緊迫的是如何打敗不甘失去大權的德川家族。德川幕府的三萬大軍即將兵臨京都城下，而明治的新政權囊中空空如也，沒有錢是打不了仗的。明治天皇不得不求助於當時的日本首富三井家族。在特使的引導下，三井帶著裝滿金銀的箱子來到皇宮，等待他的是帝國財政大臣。寒暄之後，大臣直言相告，政府沒錢，而戰端將?。三井立刻獻上寶箱，隨即被任命為帝國新的財政代理人，全權負責籌措財政經費。
 
三井家族何德何能，以至於明治天皇在危難之時敢以政權存亡的重任相託？
 
三井家族開始建立金融帝國的時間，比英格蘭銀行還早十年。三井之祖三井高利以服裝業起家，於一六八三年在江戶（今東京）開設「三井兩替店」，從事錢幣兌換、典當和放款等金融業務，商業模式與中國的錢莊非常類似。當時，江戶為政治中心，京都是天皇居住之地，大阪是繁榮的商業都市，隨著日本戰國時代的結束，各種產業開始逐漸興盛，三大都市之間的貿易也越來越緊密，三井高利發現了這個好機會，在京都、大阪陸續開設「三井兩替店」的分店，開始建立一個小型金融網絡。有貿易就有金融服務，隨後商業匯票和票據貼現出現，匯票很快進入了三井家族在幾個都市間的金融網絡，資本與信用開始遠端流動，三井家族的利潤也隨之攀升。
 
當時，商人想在商業中心大阪購買商品，但銀子存在政治中心江戶，銀貨一來一往，浪費時間金錢，同時也不安全。幕府也有類似的麻煩，在大阪收來的商業稅金，需長途運送到江戶的幕府金庫，相當不方便。三井看準了這個機會，向幕府提出解決方案，由三井在大阪收取政府稅金，然後透過三井的金融網絡將錢匯到江戶，一張匯票就可解決政府的難題，不必搬動沈重的銀子。德川幕府當然很高興這樣簡單的操作過程，並且大方提出六十天的匯票期限。一段時間後，三井的服務令幕府相當滿意，更將期限進一步延長到一百五十天。
 
三井由此獲益良多。政府將一筆鉅款近乎免費交給三井長時間使用，三井正可利用幕府在大阪的稅金採購自家和為其他商人代購的商品，然後在江戶的分店支付銀子給幕府金庫。其實，從大阪到江戶，三井只需十五至二十天的時間就能辦好所有商品採購和運輸，因而等於得到一百三十天的政府鉅額零利息貸款，這筆錢正可用於短期放貸，從中獲取暴利。
 
三井的遠端匯兌業務與山西票號的模式幾乎一模一樣，雖然金融匯兌網絡規模比山西票號小很多，卻早了一百多年出現。在西方列強進入亞洲之前，日本人的金融意識可能比中國人更先進。更重要的是德川幕府對三井的信任。西方列強打開日本國門後，幕府規定，外國銀行的所有本地業務必須透過三井家族，外國銀行因而無法直接與日本商人接觸。三井家族扮演了清朝廣州十三行的角色，且獨攬了對外國一切貿易金融的中介，家族的金融與商業網絡在日本一家獨大。
 
經過一百八十多年的發展，到了明治天皇時，三井龐大的金融帝國早已成為各方勢力爭相拉攏的關鍵力量。
 
就在明治新政府面臨德川幕府的反撲和各地騷亂不斷的危難之時，三井臨危受命，為政府緊急籌集三百萬兩白銀的國債，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發行的第一次國債，其規模之大、籌集時間之急迫，在日本歷史上前所未聞。三井金融帝國立刻緊急動員，所有金融網絡一起高速運轉。他們派出大量國債推銷員，每個人都必須熟練掌握標準化的四分鐘演講推銷技能，在全國各地的商人、銀行家和家庭主婦之間奔走，以天皇危難、國家興亡的激情震撼了社會各界，最後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三百萬兩白銀的天量國債數額，以三百八十萬兩超額認購。
 
就這樣，三井救了明治新政權。從三井金融帝國奔湧而出的金錢，源源不斷流向最渴求糧餉的前線軍營。三井向明治天皇展現忠心的一箱箱軍餉是由一位年輕的官員護送到前線。此人就是井上馨。
 
＊井上馨：日本開國金融元勳
 
井上馨心懷大志，在西方列強危於外、幕府藩鎮亂於內、國家危急存亡之時，他下定決心，要到國外去看看西方的海軍為何如此船堅炮利，西方國家的經濟究竟多麼繁榮。當時日本採取嚴厲的鎖國政策，私自離開日本到國外留學是死罪，但井上馨的決心十分堅定，死亡的危險不足以令其卻步。他秘密聯繫同是長州藩的老鄉伊藤博文，兩人志同道合，決心一起偷渡到英國留學考察。
 
兩人討論熱絡，就在準備動身時，突然意識到身上都沒有錢，也不知道在英國待上幾年到底要花多少銀子，於是跑到英國領事館打聽，領事從未碰上這等稀奇事，一番打聽後告訴他們，每人每年需要一千兩銀子，對於任何武士家庭，這可不是小數目，井上和伊藤頓時傻了眼。不過辦法總比困難多，他們開始到處找錢拉贊助，最後，長州藩的「大名」毛利受二人熱情打動，把在美國購買武器的餘款匯到英國領事手中。一八六三年五月的一個夜晚，井上、伊藤及另外三位好友在英國領事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港口，井上馨一眼望去，數百艘外國蒸汽輪船進進出出，一派繁忙景象。他深感日本再不開放，必被世界潮流所?棄。不過，他當時並未深思，如果外國輪船卸下的是整船的鴉片，裝上的是滿載的絲茶金銀，中國的經濟發展究竟會如何？
 
在上海接待他們的正是怡和洋行的凱斯威克。他問井上馨等人去英國打算學什?，井上馨突然意識到另一個大問題──他們都不會英語。井上馨只會一個英文單字，那就是航海（Navigation），糟糕的是他還發錯了音。凱斯威克幾番猜測，最後誤以為他們想當水手學習航海，於是派人把井上馨等人安排和水手一起燒鍋爐、做雜活。井上馨一行人不明白，為什麼買了船票的客人還需幹雜活兒，頓感無比鬱悶。海上的狂風巨浪，讓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嚴重暈船，但兩人一邊嘔吐，一邊仍激辯日本的未來。
 
船到了英國，他們開始全新的生活。井上馨目睹洋人的富裕和強大，拼命學習英語和專業航海知識。有一天，他在英國的報紙上看到，日本長州藩肆意封鎖海峽，炮擊外國輪船，西方列強已準備組建聯合艦隊以懲罰當地的「野蠻人」。井上馨大驚，因為他知道西方的強大武力絕不是日本武士所能抵擋，於是立刻決定和伊藤博文?程回國，希望趕在列強軍艦打到長州藩前，勸說當地「大名」罷兵休戰。
 
兩人冒著被幕府逮捕判死刑的危險，趕回日本面見英國總領事。此時，戰爭即將爆發，井上馨已能用英文表達他的建議--他願去勸說長州藩停止戰爭，英國領事同意給他們幾天時間去和談。在見到長州藩的「大名」後，井上馨力陳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長州藩開戰必敗。無奈當地武士階層對西方列強的仇恨蓄積已久，井上馨二人只好向英國方面報告結果。當英國總領事問井上馨是否仍願回到英國繼續學習時，井上馨回答得非常乾脆：「不，先生！如果開戰，我們將是第一批手持武士刀、倒在你們炮火之下的武士！」其剛烈決絕，令英國總領事動容。
 
這種武士道精神在當時的日本可謂極其普遍，所以當地並無洋買辦得以滋生的土壤，而後來掌管日本帝國財政金融大權的，正是井上馨等大批日本金融武士，外國金融資本豈能收買得動？
 
戰爭的慘烈使西方列強明白，直接征服日本的代價太高，在遠東的兵力遠遠不敷使用。井上馨與伊藤博文因與列強談判，被當地武士誤認為奸細，二人都遭刺殺，差一點喪命。日本強烈的武士道精神和民族情緒，確實是西方殖民者第一次面對的重大難題；這些「野蠻人」既無法直接用武力征服，又難以找到一批能成氣候的洋買辦來間接實施殖民統治。後來，井上馨成為日本最懂金融的政治家、帝國九元老之一，號稱「三井的大掌櫃」；伊藤博文則是歷史上著名的日本鐵血首相、憲法的締造者，中日甲午戰爭就是在他的任內發動的。
 
王政復古後，長州藩由於倒幕功勞最大，在新政府中自然享有最大的勢力範圍；在長州藩中，又屬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最具遠見卓識，因此井上馨被破格提拔為「大藏大輔」（相當於財政部副部長），執掌日本財政金融實權，伊藤博文則去了外國事務局，後來從外交領域脫穎而出，成為帝國著名的政治家。
 
＊三井家的大掌櫃
 
井上馨走馬上任的第一要務就是確立貨幣本位，這正是金融高邊疆最重要的基石，可見他的眼光相當了得，一眼就看出財政金融問題的要害。
 
當時他面臨的現實困境就是貨幣混亂。自德川幕府以來，日本的貨幣就不斷貶值，貨幣本位極不穩定。到了一八六九年，日本市場上共有十一種金幣流通，佔金屬貨幣流通量的五十四％，七種銀幣佔四十二％，另外還有六種銅錢，諸藩還各自發行了五花八門的紙幣，簡直就是貨幣的春秋戰國時代。
 
當時，主管日本財政的大久保利通，乃至整個新政府的首腦大致都沒有現代國家的財政金融知識。一開始，眾人皆認為應實行銀本位，畢竟白銀在日本原本就是主要流通貨幣。於是，政府在一八六八年二月宣佈白銀為主要流通貨幣，在通商口岸接受墨西哥銀元為支付手段。不過此時遠在美國考察銀行制度的伊藤博文發來信件，認為應該採用金本位：「奧地利、荷蘭和其他一些仍在實行銀本位的國家，可能是由於轉換舊貨幣體制的難度太大。如果他們能夠重新選擇貨幣本位的話，他們無疑都會選擇金本位。所以對於日本來說，明智的選擇是跟隨西方的主流傾向。如果日本建立金本位，白銀仍然可以作為輔幣進行補充。」
 
大家本來對這個問題就不清楚，此時伊藤博文正在美國考察銀行業，勢必代表西方最新的思想，因此他們很快就一致同意了金本位的思想，同時進行了「廢兩改元」，此後的日本貨幣稱為「日元」，比中國統一貨幣早了七十多年。
 
明治新政府成立當年就立刻派伊藤博文到美國考察銀行體系，可見日本對金融問題的重視，遠非大清帝國所能相比。事實上，伊藤博文也不精通金融事務，他只是在美國實地瞭解一些當地銀行業的基本框架，根本來不及消化和吸收。他力主模仿美國的國家銀行體系在日本進行複製，其結果是：轟轟烈烈的國家銀行運動所創造出來的一百五十三家銀行，到了十九世紀末全改制為普通商業銀行或私人銀行。
 
然而就金本位而言，伊藤博文的確判斷力不俗。日本在不經意間站到了大英帝國的一邊，可說站對了立場。不過由於日本當時黃金奇缺，白銀仍是主要流通貨幣，一直要到一八九七年才真正實現了金本位。大清甲午戰敗的二．三億兩白銀賠款，從英格蘭銀行以英鎊的形式支付給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的倫敦分行，在扣除五十三％的英國戰爭借款和軍火購買費用後，剩餘的錢分別購買了英國國債和陸續換成黃金，分批運回日本，成為建立金本位的家底。
 
井上馨要推行財政金融新政，手上又沒錢，自然要和日本最大的金主三井家族打交道，雙方關係很快就很熱絡。由於三井為新政府建立立下汗馬功勞，論功必須大大褒獎，更何況以後需仰賴三井的地方不少，於是井上馨將經理國庫的肥差交給了三井，不過三井必須與另外兩家老錢莊分享這塊大餅，以示公平。
 
一八七一年，日本國家造幣廠開始鑄新幣時，三井馬上又得到政府特許代理人的差事，負責將全國流通的所有舊幣回收，推廣新貨幣。井上馨畢竟留過洋、見過世面，他強烈建議三井家族將傳統落伍的錢莊票號轉變為歐美現代銀行，當三井了解銀行可以發行自己的鈔票時，立刻明白了中間的巨大利益。以七十五％的儲備金來發行鈔票，多發的部分不就是無本生意嗎？三井終於悟出了銀行信用貨幣可以放大的秘密，於是立刻向政府申請一百五十萬至兩百萬日元鈔票的發行權，而且要具備國家法幣的效力。三井夢想成為「日本的英格蘭銀行」。
 
一八七一年七月，三井遞上開辦銀行的牌照申請。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個銀行牌照申請。八月，財政部的批文下來了，其中還包括井上馨提交內閣批准的時間，效率奇高。更妙的是，政府立刻將在美國已經印好的鈔票轉交三井，由三井直接發行，連印刷都省了。
 
三井正狂喜之中，卻傳來了壞消息。政府接受伊藤博文的建議，突然改變了主意，要學美國建立國家銀行體系。所謂國家銀行並非官辦銀行，而是具有發鈔權力的股份制銀行，但三井偏好家族能完全控制的私人銀行體制，對和別人合作沒有太大興趣。井上馨為了補償三井，將六百八十萬日元的財政券和兩百五十萬殖民券的發行生意交給三井。這兩種政府券都是號稱可兌換金幣的鈔票，但由於日本根本沒有這?多的黃金而無法兌現。三井雖然也賺了不少，仍銀行能發行鈔票實在是個巨大的誘惑，三井實在難以放棄。
 
在井上馨反覆溝通的情況下，三井勉強同意與兩家老錢莊合資，建立第一國立銀行，主要負責經理國庫。這可是一筆大買賣，所有國家財政收入都要經過它的手，相當於得到一筆天文數字的資金沈澱，放貸也好，投資也罷，三井的資金實力變得極為雄厚。美中不足的是這?大的好處居然要和別人分享。
 
但是，打敗對手的機會終於來臨。
 
日本財政部「突然」意識到，國家的錢都存放在股份制的第一國立銀行未必妥當，準備進行一次突擊檢查，測試這三家主要股東是不是有足夠的資本。由於井上馨的通風報信，三井提前做好資金準備，另外兩家則由於無法拿出足夠的現金，被政府強制關了門。在井上馨的幫助下，三井終於獨霸了第一國立銀行的國庫經理大權。
 
難怪在日本政壇上，井上馨的外號就是「三井的大掌櫃 」。
 
＊日本控制了金融高邊疆
 
以長州、薩摩、肥前、土佐四藩為核心的「明治寡頭」勢力集團，把持了明治政府的大權。明治天皇雖然地位比德川幕府時明顯提高，但仍是有名無實的「周天子」。幾位明治寡頭把天皇捧成了神，高高供著，實權仍牢牢抓在自己手上。他們雖然推翻了德川幕府，但全國仍有三百多個小諸侯，如果不徹底剷除，難保哪天又會冒出另一個德川家族。此外，若想和西方列強平起平坐，封建割據無疑嚴重阻礙了日本近代化的進程。
 
然而，如何才能削藩？歷史上由此引發的戰亂多不勝數。明治寡頭最後商量出「廢藩置縣 」的辦法，邏輯有點像宋太祖當年的「杯酒釋兵權」。由中央政府出錢，負擔藩主和其屬下及龐大武士階層的俸祿收入。藩主仔細一算，非常合算。他們過去每年的名義收入為十萬石大米，約合六．四萬英鎊，廢藩置縣後，政府每年提供五萬石俸祿，這是相當優厚的待遇了，因為藩主的收入並不穩定，糧食收成聽天由命，若發生戰爭暴動，還要出錢出人鎮壓，說不定還會賠錢。此外，他們不需再負擔失去土地的武士階層的生計，交由國家供養，自己樂得一身輕。所以，這個計畫推動十分順利。一位原英國記者不由感歎，歐洲花了數百年才廢除的封建領主制度，日本只用了三個月就完成了。
 
其實情況並非這?樂觀，諸藩廢除了，德川幕府式的隱憂也徹底消滅了，但代價是國家為了養活兩百萬類似「八旗子弟」的藩主階層，背上了巨大的財政負擔。諸藩主和武士的俸祿支出幾乎佔了中央財政將近三分之一，高達七千八百萬兩的巨大藩債，加劇了明治新政府的財政危機。
 
明治寡頭剛上臺時，內亂外患都需要錢來擺平，新政府又沒錢，財政稅收也不是一時半刻能奏效的，所以只有透過印鈔票來應急。這一點與美國各殖民地反叛大英帝國時，狂印殖民地紙幣如出一轍。
 
從一八六八年開始，明治新政府執政的頭兩年裡，政府共發行了四千八百萬日元紙幣，其中一半以上供維持政府運轉，一千二百七十萬日元借給支援新政府的諸侯，剩下的近一千萬日元用於發展工業和商業，包括銀行業。第三年起，又增加發行三種紙幣，一種是內務部發行價值七百五十萬的輔幣來支援政府券，第二種是財政部發行的六百八十萬日元的財政部券，用以填補財政赤字，第三種是用於安置並協助卸下武士身分者去北海道再就業的二百五十萬日元「退職安置券」。如此大規模狂印貨幣，加上假幣氾濫，日本社會進入了惡性通貨膨脹狀態，政府紙幣信用急劇下降，政權岌岌可危。
 
新政府缺錢，狂印貨幣只是應急而已，長遠之計是必須增加財政收入。於是新政府開始地租貨幣化的改革。當時日本的各類稅務都是實物繳納，農民還要承擔徭役。這正是中國三百年前明朝內閣首輔張居正的「一條鞭法 」早已解決的問題。地租改革的成功，大幅增加了政府的穩定收入。
 
當經濟逐步穩定，諸藩武士的俸祿又成為明治寡頭非常傷腦筋的事。他們反覆磋商，最後想出稱為「金祿公債」的方法：政府與其每年拿出鉅額現金當作諸藩武士俸祿，不如一次性將他們未來的俸祿買斷，如同「買斷工齡」一樣，只不過支付的不是現金，而是金祿公債。俸祿高的，一次性支付六至七年的總收入，利息為五％；俸祿低的，一次性支付十至十二年的總收入，利息更高些。往後政府每年只是支付利息，財政負擔大幅減輕。公債的本金自發授後第六年開始抽籤償還，三十年內償清。這個方法遠比清雍正皇帝進行財政改革時，逼著八旗子弟到京郊耕地要高明得多，日本明治時代的財政金融管理手腕著實讓人吃驚。
 
這樣一來，大筆資金可以騰出來發展實業，用實業的投資回報來支付金祿公債的本息。從此，這兩百萬人就被政府徹底推向了市場。
 
一八七六年八月，政府開始發行金祿公債，其總額高達一．七四億日元，而當時日本貨幣流通總量不過一．一二億日元。此外，政府修改了國家銀行法，允許金祿公債作為銀行資本金入股。一夜暴富的諸藩立刻將手中一次性獲得的數百萬債券入股銀行，可見當年日本諸藩的金融智商也相當了得，他們早已懂得入股商業銀行會獲取什?樣的利益。著名的第十五國立銀行的股東幾乎全是這些暴發戶，他們將俸祿收入轉化為金融資本，又將這些資本投入最興旺的工業專案，從而獲得巨大回報，成為未來的新貴族。金祿公債發行後的三年內，日本國立銀行數量暴增到一百五十三家，而中下層武士除了打架別無所長，他們在商場上根本鬥不過商人，結果金祿公債被大量騙走。「下海」的武士中，除了少數人獲得成功，絕大部分都淪入貧苦階層。
 
隨著這些國家重大政策的推進，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三井加速申請銀行牌照的進度。儘管先前遭政府拒絕，但三井並未放棄。當井上馨一八七六年重回財政部時，三井的銀行牌照申請立刻獲得批准，但加上一條：必須承擔無限責任。一八七六年七月一日，三井銀行正式成立，這是日本歷史上第一家私人銀行。三井發鈔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三井銀行脫胎於傳統的錢莊票號生意模式，其下屬三十一家分支機構原屬於三井的服裝連鎖店，此時正式脫離原來的生意，專門從事金融業務，三井銀行因而擁有遍佈日本的最大金融網絡，老主顧紛紛成為三井銀行的客戶，開業當年的存款總量就高達一千一百三十七萬日元，還有兩百二十八萬美元存款。政府的廢藩置縣、地租貨幣化和金祿公債大幅增加了財政收入，而中央財政收入的一半，則都存進了三井銀行。
 
如此一來，三井銀行相當於獲得了明治政府巨大的無利息、無抵押的資金。三井以這樣雄厚的財力，開始大舉投資實業，在鐵路、紡織、製紙、海運、煤礦等行業，形成了一個以金融為核心，以各類實業為骨幹，相互依存、相互借力的超級財閥。
 
一八八二年，在松方正義、井上馨等人的策劃下，日本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銀行--日本銀行正式成立。這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政府與私人金融家各自持有相應的股權，三井家族作為主要發起股東，派代表進入中央銀行董事會參與決策。儘管代表各方利益的財閥稀釋了部分三井的權力，但在日本金融業，尚無人能與三井平起平坐。隨後，日本銀行作為日本唯一的法定發鈔銀行，逐漸收回了一百五十三家國立銀行的發鈔權，完全控制了日本金融的戰略制高點。
 
日本銀行另外一個重大功能，就是直接向本國優先發展的工業大量融資。日本銀行開設特殊的貼現窗口，對重點企業的股票和債券進行抵押融資，這是其他國家所不能想像的，這相當於直接將企業的債務和股票貨幣化，由全社會共同分攤重點企業的發展費用。這一點也為日本工業的進步創造了極其重要的條件。
 
在日本銀行的調動下，全國的金融資源有效整合，整個銀行系統全力擴張信貸，大規模的資金源源不斷注入工業體系。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從明治維新到中日甲午戰爭前，日本沒有進行大規模外債融資的原因是，日本目睹中國和其他國家在外債的壓迫下，日益殖民化的危險趨勢。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資金源自於本國的金融資源整合與調動，更重要的是銀行系統的信用創造。
 
在日本銀行的監護下，日本的金融體系獲得空前發展。至一九○一年，日本各類金融機構的數量已高達數千家，光是商業銀行就有一千八百六十七家，金融網絡遍及日本城市與鄉村。在往後的十年中，銀行體系對工商業的信貸規模成長了三倍，總存款規模成長了四倍，日本的鐵路、航運、礦山、紡織、軍工、機械製造、農業、貿易等行業，在鉅額資金的刺激下蓬勃發展。
 

書號：YLC57

裝訂：平裝

尺寸：14.8 × 20.9 × 1.6 cm

類別：社會科學類

分類號：561.09

頁數：432頁

重量：530公克

出版社：遠流出版

ISBN：9789573267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