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後記
 
　　我對共產中國經濟的研究發生興趣，是始於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學任職的時候了。該大學收藏了很多珍貴的書籍，百忙中我每星期總要花上幾小時在那裡的東方圖書館參閱。當時我正全力在產權經濟的理論上鑽研，很想知道共產制度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而碰上中國大陸的文革一個史無前例的、最極端的共產政制－－搞得如火如荼，所以我就希望能在一些大陸出版的刊物中得到一些啟示。
 
　　很不幸，我翻了六大本關於大寨、四大本關於人民公社的書（是日本所編輯的大陸文章），頁頁都載滿了「偉大」的術語，書中除了對毛澤東歌功頌德之外，內容空泛，不著邊際，使我白白花了兩個月的工夫也一無所獲。其他的大陸報章及有關資料更令人反胃。可以說，在那時，我對中國大陸經濟的研究，心有餘而力不足；而同一時期在美國出版的多本關於共產中國經濟的書，都不值一看。可不是嗎？我自己懂中文，能找到大量可供參考的資料，尚且不明大陸的真相；而這些書的作者，只靠著數字圖表之類的「陣勢」，又怎能言之鑿鑿呢？我想，這些書都是廢物！當時不僅我個人是這樣想，其他較有份量的經濟學者也是這麼想。過了不久，經濟學者對中國大陸的經濟研究失郤了興趣，多個學術基金會都一致地不支持有關的研究了。
 
是的，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整整二十年間，比較可靠的有關消息，還是得自那些生活於中國大陸的親戚朋友的見聞。我所聽到的每一件關於那裡經濟的事，都使人不寒而慄。雖然我希望那些傳說並非事實，但五花八門的恐怖傳聞如出一轍，其間並無矛盾、可疑之處，於是在心底裡我知道：中國大陸是真的陷於不幸的困境中了。一個慣於作實證研究的人，對資料與資訊的真偽，有外人難以理解的觸角，知道信口開河的資料是犯駁而站不住的。同類可信的恐怖傳聞聽得多，久而久之，就變得麻木了，對中國大陸也就失郤了希望。
 
因此，到了一九七八年，那裡有比較明顯的開放跡象時，高斯與佛利民（編按，台灣又譯傅利曼）不約而同地希望我能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做點研究工作。我感謝他們的關懷，但提不起興趣。話雖如此，一九七九年夏天，我還是回到廣州及佛山去看看。這是一次難忘的旅程。所到之處，滿目瘡痍，二十多年沒有見面的兩位姐姐還是把我看作小弟弟般的款待我。而事實上大家都老了，提起以往，她們一字一淚地訴盡心中無限事。我也趁便到佛山的英華校址（現名為佛山一中）一行。從一九四五年至四八年，我曾在那裡讀過小學，睹物思人，向校長問起昔年的老師與同學：我提出五、六個人的名字來，所得的回答，都是餓死的餓死，自殺的自殺，就不再問下去了。
 
不管怎樣說，共產政制的經驗，確是不堪回首。在那次的行程中，我向親戚朋友問了很多關於以往的事，問及他們現在（一九七九）的改進，也看到好些普通人的現實生活與幹部的作風。於是，我對共產制度開始有些理解，雖然比較深入的體會，還是後來在多次的旅程與觀察中才能得到。
 
一九七八年，我曾為英國的經濟事務學術社寫過一本關於共產經濟的小冊子。他們知道我在七九年到過中國大陸，就急不及待地要我寫一篇題為<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短文。我左「推」右「搪」了很久，結果還是在八一年執筆，寫了初稿，長達數萬字，他們在八二年以小書的形式出版。我反對用「資本主義」這一詞（他們堅持要用），不過，我郤推斷了共產中國會走向近乎私有產權一般人認為是「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那小書內，我推斷在中國大陸會發生的事，可說「百發百中」了。就這樣，我就莫名其妙地成了一個「中國專家」。
 
《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中譯，是本書的第二部分。這中譯是不夠完善的。翻譯有時比創作困難得多，更何況譯文的初稿不是由原作者親自動手的。但我認為，對中國大陸經濟有高度興趣的讀者，最好先讀這一篇長文，且不妨多讀幾次。
 
在白紙黑字上推斷了什麼會發生，就如買了股票下了注的人一樣，當然對有關的一切特別留心。此所以，從一九八二年起，我對中國大陸的改革，以及改革過程中無可避免的困難，不斷地觀察、調查、思考；也在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上寫過八、九十篇文章。
 
拙作的《賣桔者言》一書內，與大陸有關的題材，雖然幾乎佔了一半，但正式針對大陸而寫的文章，還是由此書－－《中國的前途》－－開始。八四年十月至八五年五月的七個月內，我一共寫過二十一篇。<為一絲希望寫文章>是當時最後的一篇，可說是我心目中的代序，故置於本書之首。其他二十篇我就不再分門別類，而以發表時的先後來處理了。
 
　　張五常
 
　　一九八八年秋天　於香港
 

台灣版序
 
前言：為一絲希望寫文章
 
第一部分：《論衡》二十篇（寫於八四至八五年）
 
　我對中國前途審慎樂觀的原因
 
　從李子樹看大陸的產權轉變
 
　從「大鍋飯」到「大包乾」
 
　大陸農業制度何去何從？
 
　大搬遷的壓力
 
　馬克思奄奄一息
 
　城市改革的困難
 
　葛氏定律與價格分歧－－評一國二幣
 
　外匯管制的謬誤
 
　貪污的後患
 
　價格是為誰而被管制的？
 
　沒有兄弟姊妹的社會
 
　一幣二率的困擾
 
　要一步解決匯率困擾
 
　官商的天堂
 
　知識是維護政制的代價
 
　中國大酒店之一
 
　中國大酒店之二（附後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第二部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寫於八一年）
 
原序
 
譯序
 
結集序
 
第一章：緒論
 
第二章：大陸制度改革的困阻
 
第三章：制度轉變的經濟理論
 
第四章：大陸制度改革的費用正在不斷下降
 
第五章：共產主義為何失敗了？
 

我對中國前途審慎樂觀的原因
 
　　最近中國共產黨在北京舉行三中全會後，發表了一份會中通過的文件，指明近幾年來大陸在農業上的「包乾」改革有顯著的成效，所以大陸當局打算將類似的改革在城市推行。這文件又肯定了某些物價將會被放寬管制，以市價為依歸，也承認了毛澤東時代的經濟政策是錯誤的。在這文件中，「共產」的優越性已不再被堅持－－改用的新名詞是「中國式社會主義」。
 
無論名稱是甚麼，三中全會的發展所給人的印象，就是中國大陸正在向「資本主義」的道路走。因為我在兩年多前曾出版了一本小書（是三年多前寫的），推斷了大陸會向近乎私產制度（或所謂「資本主義」）那方面發展，所以在三中全會文件發表後，不少報章及雜誌要訪問我。我是一向都避免這類訪問的，主要原因就是經濟學上的分析－－尤其是可取的分析－－往往是有著多種限制（Qualifications）、假設（Assumptions）及含義（Implications）。新聞記者們以快速之筆，簡化的記錄，就很容易曲解了內容。有些記錄甚至可能和我所說的相反。
 
漏去了重要的假設
 
　　不出所料，十月二十一日晚上我接受了《信報》的訪問，在翌日的報章報導中，就沒有寫下我一個重要的假設。其實那訪問問得不錯，而發表的記錄大致上是寫得很好的了。但畢竟少了一個假設，就改了我的原意。我想，一個從事了二十多年經濟學分析的人，腦子對各種限制或假設的演變一定轉得很快，有時可以快到沒有明言也當作是說過了。
 
到了二十五日的晚上，我應香港工商管理會的邀請，為香港的工商業前途作一個討論性的談話。在到會時，有二三十位記者要先知大概。他們的第一條問題也就是關於三中全會的公佈。因為時間無多，我就簡單地分析了我對中國大陸前途的觀點。雖然在一連串的問答中，我都提及我推論的限制及假設，但翌日各報章的報導都把這些刪去了。不少關心的朋友紛紛打電話給我，問我為甚麼竟然變得這麼樂觀？我實在不知從何說起。
 
廣州佛山行的啟示
 
　　我對香港前途看到一絲曙光，是我在八月中到廣州及佛山一帶考察後而起的－－這是與九月二十六日的中英草簽及最近的三中全會無關。理由很簡單。香港主權歸還中國大陸已成定局，大陸的前途也因而對香港的前途有決定性。在廣州的行程中，我故意重遊五年前到過的每一個地方。雖然在表面上我所見到的改進不大，但在權利界定制度的基礎上，改進是大而重要的。這使我體會到近幾年來我們常聽到的大陸生產急速增長，決不是像在大躍進或文革期間的信口胡吹。事實上，所到之處，整個社會的氣氛是有了很大的改變－－雖然還說不上欣欣向榮，但在跟街頭巷尾所遇到的人的閒談中，發現他們對未來都抱著前所未有的希望，這是無可否認的。
 
幾年以來，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對大陸的經濟前途在比較上我是最樂觀的一個－－但並不是報章上記載我說的那麼樂觀。我對共產政制一向都不存幻想－－我一向認為若要發展經濟，私產制度是我所知的唯一可靠途徑。二十多年來的研究都得到這一個結論。但要將「共產」改為「私產」，談何容易！就算是對大陸的前途「審慎樂觀」也必須顧慮到多種困難。既然這麼多朋友要我澄清我的觀點（報章的記錄有很多是對的，但肯定是過於樂觀地簡化了），我就索性讓《論衡》復出，希望以一系列有關中國大陸前途的文章，解釋我「審慎樂觀」的原因。這些文章可以算是我兩年多前所發表了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的續集。
 
我在一九七九年曾到大陸一行，回美後幾個月，就收到英國經濟事務學社的邀請，要我試推測中國大陸的動向。我在八一年中寫好了初稿，推斷了大陸會逐漸改變而成為一個類似私產的體制。論文的初稿流傳後，反應頗為熱烈，但同意我結論的人甚少。舒爾茲（T.W.Schultz）的反應，就直指經濟學不能在這種事上作推測。貝加（G.Becker）及佛利民（M.Friedman）都以為我過於樂觀。這些學者都先後到過中國大陸，知道大概；他們也熟知東歐及蘇聯專政的情況。艾智仁（A.A.Alchian）在初時是同意我論文的結論的，但他在八二年中到大陸一行後，也認為我的推論是過於樂觀。高斯（R.H.Coase）自始至終都同意我的分析，但他可沒有到過那裡。大約一年前，芝加哥大學的莊遜（D.G.Johnson）在大陸作了第四次訪問，在回美途中留港數天；我跟他談及大陸的經濟情況時，他很悲觀，認為那裡的經濟體制一無是處，要大事改進差不多是難於登天。
 
以上提及的都是些很有地位的經濟學者，他們對中國的前途很關懷。雖然他們對我的經濟分析一向都有所偏愛，但推斷中國大陸會走向近乎私產的制度，跟他們所知的事實相去甚遠，聽起來就好像是天方夜譚。說實話，我自己也覺得我的推測是過於樂觀的。但觀點是一回事，理論的推斷是另一回事。高斯定律無懈可擊，這是我可以肯定的（雖然有不少不明白高斯是說甚麼的人會不同意）。基於大陸堅持門戶開放、增加生產及維持政局安定的三個情況下，我用高斯定律所演變出來的結果，就是大陸一定會走向近乎私產的路。我反覆審查推論的邏輯，找不到漏洞，就決定堅持結論，將論文發表。
 
為寫文章再訪大陸
 
　　差不多每一個在外地的中國學者，都和我一樣，很關注中國的發展。自從我發表了《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之後，我的關注與日俱增。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作了白紙黑字的推測，放上了自己的名字，都會對那事情特別關注的。九七問題發生後，中國大陸的前途成了每個香港人的前途，就更不在話下了。
 
今年六月間，英國的經濟事務學社給我一封信，告訴我這本小書快將售罄，希望在重印時，我能附加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將自己三年前的推論跟中國大陸的現況比較一下。我回信說，據我所讀到或聽到的，我對自己的推論頗感滿意，但若要寫文章，我就一定要到那裡走一次，作實地調查。我八月訪廣州，九月訪特區，並且加大了我搜集大陸資料的範圍，就是因為這個緣故。但這次比較深入廣泛調查的結果，郤使我認為一篇二千多字的文章是難以作適當補充的。又因為大陸實在是轉變得快，很多問題很複雜、不固定或甚至頗為混亂，寫任何有關的文章都會很容易有錯漏的。
 
難以走回頭路了
 
　　我可以這樣說，在兩年前，我認為大陸在制度上的改進，是不容易在一九九七之前達到一個可以跟香港的制度沒有明顯衝突的狀況。我最近調查所得，使我在這觀點有了轉變。現在我認為，假若大陸能保持四年來改進的速度，那麼十三年後，大陸會達到一個可以與香港沒有大衝突的制度。在繁榮方面十三年當然趕不上香港，在產權界定保障及法治方面也不易趕上，但那裡的基本產權結構在形式上是會接近香港的。我也認為幾年來大陸的改進已到了一個難以走回頭路的地步；且門戶開得夠大，再也關不起來了。鄧小平的健康會增加維持改進速度的機會；但不管如何，中國大陸向後走的可能性甚小。這一切我將會詳加解釋。
 
作為一個對經濟研究好之成癖的人來說，能夠在這個時代，這個地方，觀察到這一切重要的轉變，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雖然事情的演變是快，是複雜，也是頗為混亂，以致難以作有份量的分析，但究竟我是見獵心喜，腦子要想，筆桿要動。九七問題緊張刺激，但因為是過於特別，在經濟學上是難有一般性的重要含義。然而，從任何一個角度看，大陸若真能將經濟制度大事改進，其重要性是難以估計的。
 
從李子樹看大陸的產權轉變－－八四年十一月七日
 
共產制度跟私產制度（或所謂「資本主義」）的基本分別究竟是甚麼？這個老問題，我們是不容易在書本上找到答案的。歷久已來，經濟學的分析大多是基於一些私產或近乎私產的假設－－經濟學者（連馬克思在內）對共產的認識實在是太少了。但假若我們不知道這兩個制度基本上不同的所在，我們就無法指出中國大陸在制度上正在改變的重點。在這篇文章裡，我想先從產權的角度分析共產與私產的主要分別，然後引伸到與大陸及香港前途有關的兩個重要含義。
 
且讓我從一個中國童話說起。有幾個孩子在路旁遊玩，見到一株李子樹，樹上長滿了看來是成熟而鮮甜的李子。孩子們見這株李子樹顯然是沒有主人（或業主）的，就搶著要爬到樹上摘李子吃。其中一個較聰明的懶得動，就說：「李子要是可口的話，怎麼會還留在樹上呢？」這個孩子的推測顯然是合理的。
 
約束競爭者的行為
 
　　問題是，假若這些沒有主人的李子真的是鮮甜可口的話，情況又會怎樣呢？經濟學的答案是，知道有鮮甜李子可以免費採摘的人就會蜂擁而至，爭先恐後，以武力或其他搶先的辦法去多獲李子；在這過程中，他們可能弄到頭破血流，或起碼在某程度上要付出勞力的代價。李子的價值，在邊際上就會被勞力或血汗的代價取替。但這些代價的支付對社會甚麼好處也沒有－－代價是花費在李子的價值上－－所以對社會而言，李樹就沒有淨值可言。一份本來可以是珍貴的資產，因為是「公共財產」（CommonProperty），在競爭下其價值就煙消雲散。這是近代經濟學上有名的「租值消散」定律（TheDissipationofRent）。（要用另一角度去理解這個重要的定律，請參閱拙作《賣桔者言》內的<千規律，萬規律，經濟規律僅一條>。）
 
任何資產（或資源），若真的是沒有限制地任人隨意使用，只可能有兩個相同的結果。一是沒有價值的產品（李子是苦的）；二是即使有產品，其價值也會被競爭者的代價抵消了－－二者都同樣會使資源的價值消失。若一個社會的所有資源都是如此，那麼「天下為公」的效果何止是一窮二白，社會成員根本沒有可能生存。很顯然，共產制度並不是把資源作為公共財產，任人隨意競爭使用。
 
從以上提出的資源價值消散的角度來看，若要經濟增長或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要減低在競爭下的浪費，或是將「沒出息」的競爭改變為增加生產價值的競爭。要做到這一點（或要生存），社會就要訂下競爭的規則來約束競爭者的行為。這些約束競爭的規則，就是產權制度，也就是經濟制度。雖然世上所有的約束規則五花八門，千變萬化，但以一般性來分類，大致上約束競爭的辦法只有三種。
 
約束辦法決定制度
 
　　第一種是以規例限制公共財產的使用。譬如一個公有的海灘，或一個公園吧，都一定有規例約束著公用者的行為。不能在海灘僭建什麼，或不能將公園的花草搬走或毀壞，就是一些以約束行為來增加公共財產的價值的規例。就算不談這種資源使用辦法的各弊端，這類公共財產也是難以出產而帶回家的產品。所以這第一種的約束辦法不會被廣泛地運用在大量的資源上。
 
第二種是以界定私產為約束競爭行為的規則。一幅土地可作為私有，有地界，有用途的規定，業主要付某些保障費用。在這些局限下，業主有權自決地使用，有權禁止外人闖進，有權將生產的收入據為己有，也有權將產權轉讓或出售。人的勞力及知識，雖然比較難以量度，也是可以被界定為私產的。
 
以私產約束競爭行為的一個特色，就是權利之大小，是在資源或物質本身上界定或限制的。競爭者要得到私產的使用權，就要付使用費（或租值）。爭先的血汗代價，對業主一點好處也沒有。業主於是就會使用他的禁制權利去反對這種競爭；他會採用付費高低為競爭勝負的準則。因此，市場是私產的一個效果。至於為甚麼這種約束制度會被稱為資本主義，不是本文的論題。
 
以人作為約束單位
 
　　第三種約束行為的辦法，就是以「人」本身作為界定權利的單位。那就是說，撇開一切有價值的資源，人本身就有權利及權利的限制。在這種制度下，每一個人都可以被稱為是無產的－－這是指沒有資源的產權，但人的權利卻是一種有價值的「產權」。又因為每個人的競爭能力不同，每個人對資源運用的權利限制及產品的享用權利也跟著不同。等級也就由此而起。這種以等級分配權利來約束行為的制度，就是共產。
 
絕大部分近代經濟學書籍都批評或低貶共產制度。但這些論調都忽略了共產制度的主要成因，也是由於要約束行為，要去減低因為沒有私產而引起的資源價值消散。換言之，要推行「無產」，社會的成員還是要生活，以公共財產的方法是不行的。要減少「價值消散」的競爭，既然在資源上作權利界定的辦法被取締，剩下來的辦法就是在人身上界定權利。
 
我不可能在這裡分析第二及第三種不同的約束行為辦法的各種經濟含義。其中有關收入分配及資源運用的含義，我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書內已大略地作了比較。其他關於權力鬥爭及言論自由的各種含義，我提出了的概念都大有用場，可以寫不少文章。
 
設法隔離黨的領導
 
　　但我在這裡大膽地向一般讀者解釋這些比較新的產權及競爭的概念，目的就是要說是明這些概念對香港及中國前途的兩個極重要的含義。
 
第一、在共產制度裡，撇開所有有價值的資源，人與人之間的權利是不平均的。因此，在法律面前就不可能人人平等。人權既與法律有衝突，法治就難以推行。所以在共產制度下所推行的，就正如在軍隊裡，是紀律、領導與服從。又因為難有法治，黨政就難以分家。
 
在香港前途的問題上，中英協議在九七後的主要保障困難，就是若中國大陸制度不改，將來管香港的不是「政」而是「黨」，不是法律與產權的保障，而是紀律與服從。我對中英草簽的主要批評，就是英國當局完全沒有考慮到「黨」與「政」－－或紀律（黨治）與法律－－的分別。假若在九七後中共還是以黨治國，又少了鄧小平，目前的中英協議就難有保障能力了。幾個月前我在《論衡》提出以「公司法」治港，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在某程度上隔離「黨」的領導。
 
第二個重要的含義，是我近來轉為「審慎樂觀」的一個主要原因。這就是在我八月訪廣州的行程中，我發現權利的界定（約束）是逐漸而肯定地從「人」轉到「資源」上。這是由共產轉向私產最重要的一步（下文我將會以具體的事實向讀者解釋）。另一個現象，間接而有力地支持著同一觀點，就是幹部等級特權所擁有的權利，已是遠不如五年前那麼顯著。共產黨員也是遠不如昔日的那樣高人一等。這些轉變，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書內，我都推斷了是會發生的。
 
法治可讓黨政分家
 
　　雖然走後門的行為逐漸減少，但「檯底交易」卻廣泛流行。「走後門」與「檯底交易」是有著微妙而重要的分別。前者是一種特權買賣，後者算是貪污。從社會經濟效益的角度來衡量，彼消此長是一個好現象。貪污的行為，大多是因為政府管制自由貿易圖利而起的。在貿易受到多種管制的情況下，「檯底交易」往往可以促進貿易與生產。最近三中全會所訂下的經濟方案，在某種程度上是會鼓勵「檯底」交易轉到「檯面」上去的。
 
我認為大陸是有誠意推行法治的。但以等級界定權利，法治就難以推行。大陸逐漸轉以資產界定權利，法治的可行性就會被提高。所以我認為大陸若真能繼續近幾年來在約束行為方法上的改進，香港不僅在制度上會跟大陸有較少衝突，不僅會因大陸的經濟增長而增加貿易，而又會因中國大陸在法治上有了改進，使「黨」與「政」較為容易分家，中英協議的付諸實行，會有較有力的保障。
 
從「大鍋飯」到「大包乾」－－八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共自一九五八年初大躍進期間所進行的人民公社（及其「大鍋飯」），至一九八三年興起的「包乾到戶」（又稱「大包乾」），是人類歷史上從一個極端共產制度轉變成為一個近於私產制度的唯一經驗。又因為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像大躍進期間那樣極端的共產制度，中國大陸的經驗很可能是永遠不會再在任何地方重演的了。
 
雖然事情的演變很複雜，而在幾個混亂的時期中，詳盡的資料不易找到；但如今回顧，以粗枝大葉的形式來衡量，大陸農業制度的轉變是有著清楚的程序，有轍可循。在經濟學術上，這個轉變的經驗是極其珍貴的。將來若有學者能花上幾年苦功，小心地搜集及整理資料，再加上深入而客觀的分析，將這經驗寫成巨著，會是經濟學上一個重要的貢獻。
 
經驗是有價值的；但令人引以為憾的，就是中國所曾付出的代價實在是太大了！這其中主要的過失，並不僅是因為共產制度行不通，而是因為一個行不通的制度被廣泛地在一個佔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國度裡推行。錯有大小之分，同樣的經驗可向小錯學習。毛澤東跟鄧小平就有著這一個重大的分別。前者不惜大錯而去推行一套理想－－錯了之後也不肯認；後者卻腳踏實地－－幾年來大陸農村的多次制度改革，每一次都是基於有成功的先例的（雖然香港前途的「一國二制」建議是一個明顯的例外！）。
 
大鍋飯制潰不成軍
 
　　一九五八年初，在毛澤東的號召下，整個中國的農村在短短幾個月間改為人民公社。歇斯底里的狂熱及跟著數以千萬計的人的飢寒交迫，不堪回首。在這個制度下，每一個農戶的土地、畜牧及工具都被改為公社所有，由中央發號施令，縣幹部指導生產。每個農民都要「各盡所能」，然後由大鍋飯供應「各取所需」。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極端的「無產」制度，以等級及計劃作指引。這也引起了公社與公社之間以「天文數字」競爭生產。結果怎樣不用再提了。
 
「大鍋飯」制度行了幾個月就一敗塗地，其後出現了公社工分制。在工分制下，種植是由「等級」作決策；生產收穫所得，除去了政府及公社的三項徵收（下文將補充解釋），餘下的就按每農戶所得的工分多少而分配。這些工分是以每農民的工作時間多少來計算的。在公社工分制下，一同分享徵收後的總生產有幾千農戶。到了一九六一年，生產大隊代替了「公社」制，但仍是採用工分分配。生產大隊的主要分別，就是每隊減少至數百農戶。不久後大隊就改為小隊，每隊以工分分享收穫的減至二三十農戶。雖然在劉少奇時代「包產」制度曾經出現過，但並不普遍。劉少奇下台後，生產小隊的形式大致上被施行到一九七八年。
 
勤勞所得他人分享
 
　　工分制可以算是一個吃「中鍋飯的制度。這並不是指在公眾飯堂共進膳食（大躍進的初期是的）。我所指的就是在工分制度下，一個積極生產的辛勤農民的貢獻，會被其他農民分享；另一方面，一個散漫懶惰的農民，可以分享其他比他勤勞的農民的貢獻。這是因為同樣在田「工作」八小時，是否真的從事生產並不容易監察。在近代經濟學上，這些監察費用是交易費用的一部分。在農民不能被解僱及監察者並非業主的情況下，這些費用就「高不可攀」（監察有特別困難），農民豈有不散漫之理？
 

 
換言之，工分制（公社工分、生產大隊、生產小隊）是一個沒有地主的佃農制度（SharecroppingWithoutALandlord），生產下降是必然的。但總生產量從何而定，是一個極困難的經濟學問題。這個問題在一九六八年我曾和艾智仁（A.Alchian）在芝加哥花了不少時間也解決不了。可以肯定的，就是將總生產瓜分的農民愈多，工作散漫的行為愈甚。這解釋了為甚麼「公社」要被分為大隊，大隊又要分為小隊，直至後來是「到戶」、「到勞」為止。這其中是有著一個重要的經濟含義。假若監察費用不存在，在工分制下農民的積極勤奮是會跟私產制度相等。監察費用既然存在，沒有私產制就要將工分改為「到戶」來鼓勵勤奮。這種減少分享的方法，是向著私產之中的一個特徵走。但農作耕耘，跟其他生產一樣，個人所佔用的資源太少就難以分工合作，這會使個人生產下降。怎樣改進呢？唯一的辦法就是要採用其他的私產特徵－－轉讓及僱用權－－這些是最近在「大包乾」之後的重要轉變，下文將會敘述。
 
在這裡值得一提的，就是在生產小隊期間，農村裡是有小量「自留地」的。以面積計，這些自留地的生產價值，估計是高出公耕地的五倍。自留地的產品不被工分分享，可在自由市場出售而不受價格管制。這些細小的自留地不僅是有力地幫助了農民的生活，也起了重要的示範作用。
 
毛澤東死後的變化
 
　　毛澤東死後兩年（一九七八），「包產到組」制度開始施行；一九八○年末，「包產到戶」及「包產到勞」就開始盛行了。這些「包產」制最普遍的時候是一九八一年，佔全國農民百分之五十三；其後就急速下降，轉為「包乾到戶」。到了一九八三年初，「包乾」制佔全國農民百分之七十九。
 
包「產」是由幹部或隊長跟農戶以合約的形式議訂一個定量的產額，這定額大約是過去三年的平均產量。若收穫的真正產量是比這包產額為高，那額外的產量就由農戶獨佔，（「包產到組」是有四、五戶的，額外產量是由戶與戶之間議訂分享。）包產額之內的收穫，除去了三項徵收（大約百分之十至二十，下文解釋），所餘的就要依農戶的工分多少而跟生產小隊的其他農戶分享。舉一個例，假如一個農戶在他有了界定的土地內生產了一百二十斤，包產量是一百斤，三項徵收共十五斤，那麼該農戶可獨佔二十斤，而他所生產中的八十五斤是要混在其他農戶同一部分的生產，然後一起以各戶的工分多少而瓜分的。
 
比起較早時的「生產小隊」制度，「包產到戶」有三個重要的改變。第一、包產制度是經農戶以私定合約形式，由政府授權生產。第二、合約與合約（或戶與戶）之間的耕地是被界定了，持約者有權禁止外人使用他定了約的土地。第三、工分的決定已再不是以工作時間計，而是以包產內的產量高低作決定。假如一小隊中的每個農戶的收穫都能達包產額，工分就沒有甚麼用途（雖然有時工分是伸展到額外的生產或農產以外的產品）。那就是說，在包產制下，分享收成的機會不多，所以只能算是「小鍋飯」。
 
據以上的分析，在包產制下，因工分而削弱農民的勤奮意向的因素是不大的。但工分制仍然有兩個大缺點。第一、手續麻煩，且會引起糾紛。第二、有工分的存在，農民不能獨自選擇產品的種類。這是因為在工分制下，每個農戶的產品是有被分享的可能性；若能私自選種，每個農戶便會選勞力較少的產品。到了「包乾到戶」，工分制就取消了。
 
包乾的「乾」，是指三項徵收。在包乾制下，「乾」以上的產品都歸農戶獨佔。三項徵收是公糧（亦即是稅），公餘糧（下文解釋）及「集體提留」。後者包括甲：福利金，及乙：公積金－－用作公眾投資的（例如公用的水利）。在一九八二年，這三項徵收大約是包產額的百分之十至二十。公餘糧是政府以非市價的廉價收購的；收購後運到國營市場以廉價出售。在一九八一年，政府的收購價提升百分之二十五；其後農產品供應有增長，所以有一段時期政府的收購價曾超過市值，尤其是農民交給政府的不會是上選的產品。
 
包乾制的重要發展
 
　　在「包產」及「包乾」的制度下，農民獨佔的產品當然是多交自由市場發售，不受價格管制。這解釋了為甚麼近兩年來自由市場的成交量突飛猛進，而國營市場則日漸式微。這也解釋了為甚麼我認為最近三中全會所建議的解除農產品的物價管制，只會引起表面上的急速通脹。真正的物價上升，早已發生。現仍存在的國營市場，將會壽終正寢，是不難推斷的。
 
　　更正確的經濟學觀點，就是真正的物價不僅沒有上升，而是下降了。這是因為物價在被廣泛管制的時候，市民要排隊幾小時，或千辛萬苦走後門，才可以買到一些比較好的農產品。）
 
在包「乾」制度下有幾個重要的發展。
 
第一、因為沒有分享的約束，農戶可獨自自由選擇種植的種類。在合約上，「乾」的量是固定的，以產品計。但農民可以用錢購買產品交給政府；因此，政府只要能收錢，足以購買到約定產品的固定「乾」量，就不再麻煩農戶了。因為「乾」是以實質產品計，物價有變動，農戶要付的錢就會被調整。雖然公餘糧在未廢除國營市場之前的處理我不大清楚，但以錢為「乾」，是會促進一個較完整的稅務制度的發展的（以糧為「乾」，在目前的一部分農戶中，仍然存在）。
 
第二、包乾合約的年期是比包產的長。在目前，一般農產品的合約可達十五年；種植果樹及林業的可達五十年。
 
第三、包乾合約是可以轉手的。這種權利買賣叫「轉包」。在不許可的情況下轉包已發生；到了一九八三年轉包是正式地被許可。雖然轉包的價錢是有著管制，但「檯下」定價時有所聞。據說有不少「包主」是生產小隊的隊長。一個可靠的實例，是一個昔日的隊長以轉包的方法，組合了一百二十畝田地。
 
第四、在一九八三年，僱用勞工是被許可了的，但最多只准僱用七個人。事實上，違例僱用過百勞工的例子，官方資料曾有報導。在上文提及的一百二十畝的實例，僱用的勞工是八十人。看來現有的最多僱用七人的規例將會被放寬。
 
獨享其勞尊重市場
 
　　在這篇文章裡，我以粗枝大葉的形式，追述了二十七年來中國大陸在農業制度上的重要轉變。從大鍋飯至中、小鍋飯以至無鍋可言，分享的人數逐漸減少，以至私人獨享其勞。這顯示大陸執政者是體會到「分享」對勤奮的削弱，體會到在「共產」制度下因監察費用過高而引起的不良效果。權利年期的延長，反映了他們能體會到權利保障與投資信心的關係。讓農民自選產品的種類，反映了執政者逐漸明白訊息費用的節省，是要脫離「中央」的領導的。而市價的採用，是訊息傳達的重要因素；這點他們顯然也有了領悟。轉包及僱傭（二者皆屬轉讓權）的許可，反映了執政者是開始了解專業合作對生產的重要。雖然在這些「許可」下還有不少對生產有礙的規例，但在短短兩三年間，這些轉變足以令人刮目相看。
 
大致上，包乾制可算是私產制。這是因為在包乾制下有土地的權利界定，有勞力的權利界定，也有投資的權利界定；這制度也讓收入獨佔；土地、勞力、投資也可以轉讓。當然，目前的包乾制仍然是與健全的私產制度相去甚遠；這是下一篇的內容。至於「包乾」制是否應被稱為「私產」制或「資本主義」，在我個人來說，黑貓、白貓任擇其一並不重要。
 
大陸農業制度何去何從？－－八四年十一月廿二日
 
我一向強調預測（Forecast）跟推測（Prediction）是有重大的分別。前者是靠水晶球的指示，或是根據某些數字或趨勢而延伸；後者則是以科學方法解釋現象的發生。推測是要假設某些情況（或局限條件）的存在。若假設了的情況有所轉變，被推測了的效果現象就可能不發生－－理論卻可能仍然是對的。只要有關的局限條件能被適當地設立，而在分析中邏輯又夠嚴謹，經濟學的推測是有著令外人難以置信的準確性。
 
話雖如此，推論要做得好著實不易。撇開邏輯不談，單要將有關及無關的局限條件分開，而又要審查有關的是否跟事實的情況在大致上吻合，工作的艱巨就難以為外人道。經濟學究竟不如物理學或化學，可在實驗室作研究。以社會作「實驗室」，其困難程度可想而知。但科學上的任何推測，都一定要有「確定性」。推測若不肯定，就沒有被事實推翻的「可能性」，那就算不上是推測了。
 
農業產權結構已起巨變
 
　　遇上中國大陸前途這等大事，我要試作推測－－那就是說，對大陸的制度轉變試作解釋－－是很自然的。我以上稍談科學方法論，是希望讓讀者明白為甚麼有時我的推測是那麼肯定（不管是對是錯，不肯定就沒有推測可言），而有時我的推論只可算是探索局限條件及現實情況太複雜了。事實上，經濟學者之間的紛爭，十居其九都是因為局限的假設不清楚。）
 
在《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書內，我假設了中國繼續門戶開放、增加生產及保持政局安定。在這些情況下，經濟理論容許我指出幾種不同的交易費用的必然轉變。我所得的主要結論，在三年多後的今天，仍可一讀：
 
中國大陸可能永遠不會以「資本主義」國家自居，甚或使用「私有財產」這一類字眼。我的推測是，大陸將來所採用的產權結構必然與私有產權制度極其類似。……在此我必定要對這個推測加以註釋。資源的私有使用權及轉讓權，有程度高低的分別；另一方面，沒有任何國家會將所有資源完全由私人擁有。當然，我不會極端到推測大陸會將郵政局、公共交通或石油資源－－一些政府能以較低費用維護壟斷的部門－－轉到私人的手中去。但我卻可以推斷，在未來，勞工、生產工具、機器、建築物，甚至土地，將會有若干程度的私有使用及轉讓權。
 
大致上，以上的推測已在農業的制度上應驗了。最近三中全會所公布的政策，是要將類似農業的「包乾」制度向城市的工商業推行－－雖然正如以上的推斷，還有不少比較容易維護壟斷權的企業，將會繼續國營。要將城市的工商業改為包乾制或近乎私產的制度，困難要比農村的改革複雜得多－－這問題我將會另文分析。
 
法治在短期內難有所成
 
　　雖然目前在農村內的包乾制是有著私產的大概模式，但在很多重要的細節上，值得改進的地方仍是不勝枚舉。要以經濟理論去推斷這些在細節上的轉變，就要遠比推斷大概轉變來得複雜。前者所需要的資料，有很多我是沒有的。但細節上的轉變對大陸的前途有決定性。我想，問題既是重要而所需的資料卻不可能在短期內獲得，作一些不夠嚴謹的大膽推測，也有所值。
 
且讓我在這裡補加兩個假設。第一、改進制度的有利效果愈是間接，要知道這效果的訊息費用就愈高，這是會阻礙制度的改進。第二、制度的改進在表面上愈似「資本主義」，反對的壓力就愈大。現在我試將四個問題作分析。
 
甲、糾紛問題　目前農業包乾制是以合約形式施行的。以合約的形式代替地契，在大陸現有的政制下很重要。這是因為合約可讓土地「私有」而還能在某程度上保持「共產」的形象－－地主仍是國家（或群眾），與現有的大陸憲法沒有正面的衝突。
 
但困難是，包乾合約既無固定的形式，而又因為很多農民不識字，不少合約是口頭上的協定。這種不嚴格的合約，在合約條件不一而又在經濟有速變的情況下，糾紛的湧現在所難免。若是用上有固定形式的地契，不識字也無傷大雅；況且地契的條件一向都比合約容易界定權利，這是會減少糾紛的。但若採用地契，在形式上就會是明顯地屬於私產或「資本主義」。
 
據以上分析，我認為地契的採用不會在不久的將來發生。會發生的是書面合約會漸趨普遍，合約的形式會較為劃一及合約的條件會逐漸近乎地契。只要有關的人都能得益，修改合約並不困難。我認為這修改是會發生的。
 
糾紛的不良經濟效果很直接，不能置之不理。我認為大陸在不久的將來是會嘗試法治的。困難是，法律及審判的設立及施行，費用不菲，而大陸目前對法律的認識並不普及。因此，法治在三幾年間難有大成。在過渡期間，糾紛的解決，仍會靠幹部作判斷，仍然要論紀律與服從，走後門及貪污的行為仍會存在。令人引以為憂的，就是貪污既可使幹部得益，法治的推行就多了一重障礙。
 
乙、使用權的問題以市價傳達訊息，然後由農民運用自己所知去選擇產品的種類，是私產制度中一個比較重要的功能。訊息費用的下降可減少因決策錯誤而引起的浪費。在包乾制下，個人選擇土地使用的自由已開始萌芽。最近三中全會的決定，是會幫助個人「自作決策」的繼續放寬的。
 
土地使用選擇自由受限
 
　　比較困難的，就是那些在間接地約束自由選擇的局限。例如現有的耕地包乾年期是三至十五年，要在該地種植果樹的農民怎麼辦？種果樹的最長年期為五十年；問題是，這不同年期會不會鼓勵農民不依市場的規律而去選種果樹？換言之，以植物不同而異的合約年期，是會間接地影響了土地使用選擇的自由。
 
在私產制度下，農業輪植的圖案，一向都是多彩多姿的。據說中國傳統的輪植方有些是長達七年不少因大躍進的「改革」而失傳了。輪植選擇的重要性往往不明顯，但若沒有固定而長久的權利界定，合乎經濟原則的多種輪植就難以被廣泛地採用了。
 
丙、收入權的問題「獨享其勞」使人勤奮，是一個很直接的效果。這是大陸近幾年來在農業制度上大加改進的主因。在包乾制下，我們仍可見到有兩方面是會影響農民收入的權利界定。其一是三項徵收，其二是價格管制。
 
包乾制度下稅制重要
 
　　三項徵收的公糧是稅；公餘糧也是被逐漸改為稅的性質。抽稅對經濟的不良影響，眾所周知。但政府是要存在的，而固定稅額是界定人民收入權利的一個好辦法。所有跡象顯示，徵稅的制度在大陸是會逐漸被廣泛推行的。但在農業的包乾制下，困難有二－－
 
第一、約定的稅收是以實物計，付錢的多少要以物價調整。但價格的高低往往不是白紙黑字那樣清楚。若政府濫定價格，農民的權利就起了混淆。另一方面，依照一般的包乾合約，農民是有權交出實糧的。若農民在某些定價下大多選交實糧，政府怎麼辦？合約的改寫看來是難以避免。（在這裡我要指出，以分賬的方法徵稅，肯定是有極大的不良效果。）
 
第二、目前的包乾合約所定的徵收，在合約與合約之間並無一些有系統的準則，這對稅收的推行是個障礙。以地的種類及大小，作為釐定稅收的準則，是上策。雖然這準則是近乎「資本主義」，但因為其他的準則的弊端甚為明顯，我以為將來在改約時被採用的可能性是很高的。只要雙方有利，改約是不用等到合約期滿。
 
「集體提留」中的福利金及公積金，也是可以削弱農民享受收入的權利的。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因為這些徵收牽涉到轉讓權，我打算在下一篇文章作補充。
 
轉談價格管制。近幾年來自由市場的擴大，及最近三中全會的公佈，都顯示市價漸被重視。但執政者對價格上升及價格波動還有「恐懼症」。他們既打算「放寬」價格管制，又打算「安定」市價。殊不知價格若被安定，其傳達訊息的重要功能就消失了。很不幸，這些效果是間接的，並不明顯。另一個隱憂，就是因貨幣供應增加而引起的通脹，很可能在短期內轉急。執政者不怪自己的不負責，反而怪責市場的貪婪，從事價格管制，是常見的事。在大陸目前的重要改進過程下，若因通脹而嚴厲管制價格，經濟發展就言之過早了。
 
美國在七十年代的經驗是前車可鑑。）
 
但我以為要管制國營市場的價格容易，要管制私營市場（即自由市場）的價格就極困難，非用「酷刑」不可。中國人「炒黑市」的本領，舉世知名－－這種天份就算是文革也革不掉。
 
第四個問題－－轉讓權的問題－－最重要。待我在下一篇再分析吧。
 

書號：O1012

裝訂：平裝

尺寸：14.8 × 20.9 × 1.5 cm

類別：社會科學類

分類號：

頁數：246頁

重量：430公克

出版社：遠流出版

ISBN：9789573208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