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專政始末1949-1976



作者:唐德剛

出版日:2005/01/01

定價:350元

優惠價:79折277

內容簡介

本書是唐德剛教授《民國通史》系列「人民政府篇」第一分冊。
 
毛澤東生前當國,前後凡二十八年(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從完全正確,到完全錯誤,最後把八億人民,都整到家破人亡的絕境;古老民族也被他弄到了人相食,和亡國滅種的邊緣,自成五千年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特殊階段。何以毛公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歷史人物,弄成這樣一個「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地可笑的結局呢?關於毛氏晚年的失德,近年來大眾媒體上的評毛之論,都太看重於毛氏個人的行為了。歷史人物尤其是轉型期中的歷史人物的政治行為,不是不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亦有其極限。在治宏觀史學的社會科學家看來,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原只是一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史。毛澤東在中國近代轉型史中,原只是個轉型中期的民族領袖。他個人的個性、見識、修養、訓練和時代,都只能鑄造他做個轉型高潮中的秦始皇,而不能做個完成轉型的漢武帝。這就叫做形勢比人強。毛澤東自視為天生聖哲,其實他和你我一樣,也只是個渺小的脊椎動物,並不能扭轉他們唯物主義者曲不離口的所謂「客觀實在」啊!他是時勢所造的英雄;但是他這個蓋世英雄卻未能創造時勢。夫復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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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譯者簡介

  唐德剛,一九二○年生,安徽省合肥縣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後任職於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並對口述歷史的發展貢獻良多。著有《李宗仁回憶錄》(中英文版)、《顧維鈞回憶錄》(英文原著,紐約時報系發行,大陸有中譯本)、《胡適口述自傳》(中英文版)、《胡適雜憶》(中文版,英文版現正整理中)、《中美外交史1844-60》(英文版,華盛頓大學出版)、《中美外交百年史1784-1911》(中英文版)等書,另以中英文分別出版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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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目錄
 
一、毛澤東政權是帝制傳統的迴光返照/
 
  ──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七年綜論
 
應有百年之壽的中共政權/人民政權在轉型末期的特性/毛前毛後兩大階段/兩部法律治天下/毛氏獨裁的主客觀條件/毛的個人崇拜,劉是始作俑者/可以做皇帝,不能做主席/「新政協」和制憲建國/毛澤東自嘆戰略錯誤/抗美援朝的複雜後果/高麗戰爭與懲越之戰/中國是毛澤東思想的實驗室/建國初期的黨政組織和意蒂牢結/農村土改和都市工商改造/極權領袖的統治藝術/鎮反、肅反、三反、五反/承繼問題仍是政治死結/莫斯科鞭史,北京城抑毛/八全大會和新黨章/毛對抑毛運動的反擊/從雙百運動到右派造反/「羅章聯盟」和「反右運動」/十五年超越英國的幻想/以柯慶施換掉周恩來
 
二、「土法煉鋼」和「人民公社」是怎麼回事/
 
不是路線問題,是權力問題/政權政策的轉換問題/罷相企圖的後遺症/英雄識英雄的最後二十年/找不到治天下的藍圖/只有「較好」,沒有「最好」/從集體領導走向個人獨裁/封建王朝的「宰相」是怎麼回事/「大躍進」的序幕/「土法大煉鋼」的歷史鬧劇/回看一下傳統的土地制度/再看看目前的資本主義/土改分田「完全正確」/「高級化前土改後」/一九五六年是個難關/從「反反冒進」到「人民公社」/餓死三千萬貧苦農民/人是怎樣餓死的
 
三、「大躍進」和「四清五反」/
 
新文藝和新史學/安徽餓死人的實例/劉少奇升任國家元首/全國仰望廬山的神仙之會/從糾左到反右的「廬山會議」/彭下林上違犯國法黨章/所有大獨裁者都是精神病患/解放軍大換血/將不專兵,主席才可將將/破壞黨政軍系統,越級指揮/糾左高潮的「七千人大會」/兩個主席爭權,數千萬人陪斬/社教運動和四清五反/前十條、後十條,和二十三條/毛澤東主席頗像洪秀全天王/劉集團和CC系的區別
 
四、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
 
從半年延長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把兩千萬字縮成兩萬字的文革簡史/毛親校三遍的《海瑞罷官》劇評/從「二月提綱」到「五一六通知」/呱呱墜地的四人幫和極左派/對資產階級代表人的全盤清洗/主席的紅衛兵,太后的義和團/不上課,管吃飯,鬧風潮/第一張大字報/「工作組」問題始末/毛澤東「砲打司令部」/文靠陶鑄,武靠林彪/林彪大唱個人崇拜的獨腳戲/劉少奇主席之死/九大之後的毛林暗鬥/公平處理「九.一三」/設置國家主席和天才論的是非/極左派軍師陳伯達的下場/小艦隊vs.B-52/刺毛的鬧劇和林彪之死/毛周雙亡的歷史意義/漢末十常侍,明末的魏忠賢
 
五、收拾不了的爛攤子/
 
「四人幫」只是幾個黃門佞倖/強弩之末,專制尾聲/原子砲和紙老虎/「老帥座談會」和遠交近攻/中美解凍的負面影響/毛周病危,小平復出/周恩來為鄧小平巧妙平反/小平二次回潮的底牌/「四人幫」最高潮的「十全大會」/批林、批孔、批周的理論與實際/躲躲藏藏的「粱效寫作組」/最偉大的教條主義者/渣滓普羅vs.職業官僚
 
六、毛澤東死亡,遺孀被捕/
 
「中間體制」和「定型」/林彪事件後中國左右兩派對照表/鄧小平全壘打,四人幫不自知/鄧小平的「四屆人大」/春橋抓「理論」,小平搞「整頓」/反擊「右傾翻案風」/毛對「安定團結」做最後努力/拒寫「文革史」的真實情況/不是冤家不碰頭的毛周關係/周恩來是反毛派的總領袖/死生易位的周毛永訣/華國鋒崛起與四五事變/「你辦事我放心」的另一面/毛澤東死亡,遺孀被捕
 
附錄/
 
1.毛澤東簡傳要義評述
 
2.劉少奇,劉少奇集團,劉少奇主義
 
3.悼念周毛詩詞二首
 
舊稿新跋/
 

精彩試閱

﹝附錄﹞
 
1.毛澤東簡傳要義評述
 
虎頭蛇尾的三峽舵手
 
  毛澤東主席於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在北京病死時,大陸上曾流傳一記幽默的評語,說:毛如死於一九五六年,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應該是「中國的列寧」;如死於一九六六年,還不失為一個「中國的史達林」。不幸他死於一九七六年,那他就只是個「中國的毛澤東」了。
 
  這項評語對毛來說,雖是謔而虐矣,卻頗能為廣大人民所接受。因為它評得公平合理,恰到好處,也入木三分。毛公在其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中,其所作所為底禍國殃民的程度,也確實是每下愈況;若不及時蒙教主恩召,其不知伊於胡底呢?
 
  我們搞歷史的碰到這一情況,首先就要問一聲,毛公這樣一位雄才大略的歷史人物,何以弄成這樣一個「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地可笑的結局呢?
 
  關於毛氏晚年的失德,近年來大眾媒體上的評毛之論,都太看重於毛氏個人的行為了。歷史人物尤其是轉型期中的歷史人物的政治行為,不是不重要,但是其重要性亦有其極限。
 
  在一個治宏觀史學的社會科學家看來,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原只是一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史。古老的中國在西方文明挑戰之下,它要從一個東方式的傳統農業大帝國千年不變的「定型」,逐漸「轉」變成一個西式而有中國特色、以工商業立國的、現代化的民主共和國的另一「定型」。這兩個「定型」之間的轉變,今日看來,其全部過程大致需時二百年。更確切的說,那就是鴉片戰後(一八四二年)一直延長到下一世紀中期的四、五十年代。
 
  這兩個轉型世紀在我們的中華五千年史上,實在是一條充滿驚濤駭浪、深灘險崖的歷史三峽。我們這一條「中華文明號」大帆船,於一八四二年自夔門進入三峽,順流而下,千里江陵一漩渦,真是驚險莫名。沿途且修且補,並改造加裝新式馬達,實在艱苦不堪。計從巴峽穿巫峽,一路上我們從一般乘客中臨時培訓的傳統梢公和西式舵手,又逢灘必換、遇峽即改。而頑固的梢公、幼稚的舵手,才能不同、個性迥異;把舵爭權,又各不相下。以致逢崖觸礁,遇灘擱淺。而乘客之中,又各私其黨,嘈嘈雜雜,莫衷一是,弄得船翻船漏,溺屍如麻EF。朋友,我們通過這條歷時兩百年的歷史三峽,其是慘痛不堪!爾我都是這條破船上的乘客。大難不死,算是命大;沉屍江底的同胞難友,也只好說是在劫難逃,向誰抱怨呢?
 
  在這長至兩百年的大船難中,那位葉赫那拉老太太和孫、袁、蔣、毛、鄧諸公,便是在我們這條破船上頤指氣使、發號施令的梢公和舵手。毛澤東在這次過峽航行中,操舵前後二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
 
  可是毛澤東縱在親毛派的群眾眼光裏,也不是個好舵手。在死前二十年他已犯了麥克斯.韋伯所警告的「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之大忌。到死前數年,他足不出深宮,據張玉鳳美人的回憶,毛公主持的黨國大政,竟然是一個百分之百的「瞎指揮」。毛患白內障,已完全失明。他還要找個姪兒傳話,口授其「最高、最高、最高指示」,以保持他的「萬歲、萬歲、萬萬歲」的領導權。
 
  這一宗有中國特色的政治怪現象,不特是任何現代國家之所無,即非拉地區最落後的部落小邦亦未嘗有。我國專制時代所出的四百多個皇帝中,亦未曾一見。而此事由毛氏實行之,其荒唐落伍、封建專制的行為,舉一反三,就無待多贅了。
 
  毛澤東這種荒唐行為,怎能會把有黨員四千萬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務,和有人民十億之大國的國事,弄上軌道呢?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筆者旁觀毛公數十年,僅舉此小例子以質諸對毛公最忠誠的黨史家。他(她)們或也不會說我過分批毛罷。
 
  這兒問題就來了。毛公一代豪傑也。年輕時詛咒獨夫昏君暴君豈不於我輩?何以年臻耄耋,卻幹出如此相反的結果,豈亦有其隱情和迫不得已之苦衷哉?再者,那個歷史輝煌、豪傑如林、而擁眾四千萬的偉大革命黨,何以能容忍像毛氏晚年那樣荒唐的領袖?那個有十億人民的偉大中國,和他最善於「揭竿而起」、推翻暴政的八億農民,為甚麼寧願餓死兩千五百萬,也不起來「造反」?
 
  要解答這個問題,則上述宏觀法則便不易深入。我們還得細讀中共黨史,和毛公的個人傳記,從微觀史學著手了。
 
當「主席」的基本功
 
  首先我們要問一下,在那遙遠的二十年代裏,為當時的革命浪潮所席捲的千萬個毛頭小青年中,毛澤東何以能脫穎而出。這一點我們就不得不歸功於「五四」(今日的「六四」)那個學潮了。在中國歷史上,所有學潮,都是政治訓練班。毛澤東便是這個訓練班中的學生頭頭。當學生領袖的人,首先都要有點政治性的組織天才。他也要具備若干有初級理論基礎的煽動伎倆。更重要的,他還要具有在青年同學之中當「老大」的權威。前二者多半出自天賦,而後者則是環境薰陶使然。
 
  當年在湖南那批毛頭小青年中,毛是個年紀較大的已婚的老童生。這種老童生在當時學生會裏往往都是「老大」。有權威的老大,很多都習於頤指氣使,小弟們也樂於聽從號令。--這是筆者在二、三十年代所親歷的經驗,四五十年代就逐漸不同了。現時代的初級師範裏,哪有甚麼已婚的老大呢?--這種老大氣息,便是毛後來一直做「主席」的基本功。鄧小平的經驗與毛卻恰恰相反。鄧做了一輩子聰明活潑、乖巧伶俐的小鬼、小老弟。不習慣於做形式上的頭頭。到老了,那個現成的「主席」,還要讓別人去做呢!朋友,毛老大控制的辦法,就不是這樣了。
 
同黨中的十大對比
 
  到毛氏進入他底政治「成長期」(Form-tive -?e),他就被捲入了那人類歷史上最風雲詭譎的「黨爭時代」。在那種「黨外有黨、黨內有派」、國內國外、左右開弓、陰狠毒辣、生死存亡的政治鬥爭裏,就難免有其優勝劣敗底自然規律;其外還要看上帝安排,哪一個的「命」最大呢。
 
  在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黨校一次理論性的研討會上,艾思奇教授曾說過一句誠實的「錯話」。他說毛主席最高領導之形成,是有其「偶然性」的。他這句「錯話」其後被必然派引為口實,終使艾氏在政治上永遠不能翻身。--毛主席最高領導之形成,怎能是偶然的呢?
 
  可是艾思奇教授雖然沉冤莫雪,而楊獻珍等人的必然論未始就毫無真理。因為中共在二十年代發軔之初,原是一個純高知的組織。它的第一任總書記大家長陳獨秀便是個北京大學的文科學長(文學院長)。羽翼陳氏的瞿秋白、李大釗、徐特立、張國燾、董必武、李達、陳紹禹、周恩來EF等人都是些名士和詩人,不折不扣的「高知」。而他們所幹的勾當,卻是組織和鼓動工農兵,乃至穿破鞋、打爛傘等等舊社會中所謂流氓、地痞一類的「低知」或「無知」來暴動、來鬥爭。他們雙方本是格格不入的。在早期的中共領袖們之中,真正能與下層社會群眾攪和得如魚水,同時對上層高知也能渾然合流的,毛澤東這個「二十八劃生」之外,恐怕很難找到第二人了。
 
  筆者不學,讀中國近現代史數十年,遍覽兩黨史籍,我不能不說毛氏比諸其他各有所長的中共早期領袖們,硬是棋高一籌。放筆談個痛快為篇幅所不許,然以抽象代具體而簡述之,亦未始不能略搜三昧以就正於方家。謹為簡列十條如後:
 
  一,毛比家長陳獨秀更為「堅定」。陳教授說理,舌燦蓮華;一挫敗便成為孤家寡人。
 
  二,毛比瞿秋白這位詩人、名士、蘇州才子要「紮實」得很多。秋白拿筆桿都有輕飄之感,慢說拿槍桿也。
 
  三,毛比李立三「穩重」。我的中學校長邵華先生,曾偕李立三晉謁段祺瑞。邵便批評李太「莽撞」。
 
  四,毛比張聞天、陳紹禹、秦邦憲等更為「實際」。毛批評這些國際派為「頭重腳輕根底淺」,也近乎事實。
 
  五,毛比周恩來「毒辣」。毛或有殺周之心,而周斷無篡毛之念。「無毒不丈夫」,周總理太謙和了。
 
  六,毛比張國燾「狡猾」。張有奪權之心,而無奪權之術。搞權術,毛為教授,張小學生也。
 
  七,毛比劉少奇「自私」。劉有婦人之仁,遇同志有恩有愛(此為張國燾對劉的評論,余存有錄音)。
 
  八,毛比林彪更「奸詐」。林在黨內有奸詐之名,視毛則瞠乎後矣。林為孫悟空,毛則如來佛也。
 
  九,毛比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陳毅等職業軍人更有「政治頭腦」。
 
  十,毛比鄧小平「高大」。毛是漢高祖,鄧則是搞「非劉氏不王」的蕭曹二相國和周太尉的綜合體。
 
無毒不丈夫
 
  文人搞政治,入黨做官,命大才高者,或可封侯拜相,位臻極品,然想打天下做皇帝,做一世祖,則國史上未嘗有也。
 
  做開國之君者要雄才大略、文武兼資。更重要的還須潑皮膽大、心狠手辣;行為上要帶數分流氓、幾成無賴,才能打得江山,坐得第一把交椅;古人說「自古帝王多無賴」,至理名言也。
 
  兩千多年前,當劉邦和蕭何、曹參一夥朋友,決定造反時,他們要選個帶頭的。司馬遷說,「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後秦種族某家,盡讓劉季(邦)」。劉邦最初也十分謙遜,不願領先。可是「眾莫敢為,乃立季為『沛公』」,才開始造反。後來項羽把劉邦的爸爸抓為人質,要威脅劉邦就範。劉邦覆信說,你把我老頭子殺了,煮出肉湯來,還要「分我一杯羹」呢!
 
  朋友,要有這樣的狠心腸,才能打江山做皇帝。這樣,則蕭何、曹參、周恩來EF等哪裏做得到?做不到,那就坐坐第二把交椅,當當「相國」、做做「總理」了。
 
  毛主席的「主席」不是好做的呀。毛門有「六烈士」。可是在楊開慧烈士在長沙就義之前,毛公已早就另結新歡(賀子貞夫人)了。何鍵槍殺了楊烈士;正為毛主席幫忙,解決了家庭糾紛--不像與他同時的蔣總司令,還要化鉅款私送陳潔如女士出洋呢!毛氏晚年作悼亡詩,還說甚麼「我失嬌楊君失柳」。真是虧他說得出口。
 
  論才,毛周伯仲之間耳。論德,則周就不如毛之「狠」了。--周總理對「小超」多好!
 
  古諺曰「無毒不丈夫」。不毒辣怎能做開國皇帝和獨裁黨魁呢?同周恩來這一流的高知文士爭槍桿、搶領導權,在「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之後,毛公在黨內扶搖直上,終至定於一尊,你說沒有「必然」的因素嗎?吾為楊公獻珍提出史實做佐證也。
 
「毛派」之形成與發展
 
  遵義之後,毛公在黨內黨外都地位陡增。他原先在黨內的許多權力競爭者如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朱德等領袖人物都逐漸折節下之,由平等的競爭者,轉為忠誠的擁護者。漸次形成一個堅強的「毛派」,浸假他們都成為毛太祖的「從龍之士」和「開國功臣」。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紅一、四方面軍在川北懋功會師。張國燾兵強馬壯,堅持要否定遵義、另組中央時,這個新形成的毛派死黨,便第一次建了護駕之功--他們把朱總司令送給張氏去自組其中央。其餘領袖則從毛而去。一窩蜂湧往陝北,以便北向蘇聯靠攏,南向少帥假降,東向日寇與全國同胞搖其抗日大旗,放火自救。
 
  讀史者翻書至此,真不禁摔掉茶杯向毛氏肅立致敬。毛公雄才大略,能屈能伸,豈是立正救國的蔣委員長和三陳諸公所能望其項背!
 
  然三韜六略,終需天助自助。若非少帥墮入彀中,諸葛亮也一籌莫展。
 
  誰知「西安事變」一起,整個毛派的命運,也就全部改變了呢?--「天子之怒,流血千里」,終不敵「伏屍二人、流血五步」之能解決問題也。余嘗問少帥,今世國人,公最服者誰?曰:周恩來!再問曰,您是否上了老周的大當了呢。少帥默然。
 
  總之毛公「用兵如神」(陳壽評曹公之言)。試評毛公,雖百萬言豈能盡其一面。
 
  大致說來,自遵義而後直至一九五六年秋的「百花齊放」季節,二十一年中領導毛派共黨打天下之毛澤東,在黨務、政治、經濟、軍事,乃至外交政策上,真可說是「完全正確」(中共七大對毛的頌辭),錯誤甚少。所以在短短的十四年中他能「打平天下」(毛第一次進住廬山「美廬」時的豪語)。
 
  可是在另一個二十一年之中,從爭鳴反右到批林批孔(一九五六年∣一九七六年),毛的所作所為則一步也沒有走對。二十一年成了個完全錯誤的階段。在他老人家最後二十一年領導下之中國與中共,其能免於亡黨亡國者,也真是個歷史上的奇蹟。
 
朱總司令的抑鬱
 
  在抗日戰爭初期第二戰區的太行山前敵司令部裏,一位「雜牌」出身而功勳非凡的國民黨高級將領郭寄嶠將軍偶然被分派與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將軍,這位傳奇英雄,共用一寢室。二人白天則同吃同住,夜間也常時聯床夜話。這位國方將軍對這場抗日戰爭頗感興奮與樂觀,而朱則居恆悒悒。一次國方將領很欣然地向朱說,玉階兄,現在國共合作,國家統一了。抗戰前途是無限光明的!
 
朱抑鬱地說,抗戰前途,並不那麼樂觀。這位國方將軍乃追問其故。朱說,國共兩黨如今都抓在蔣、毛二人之手,而蔣毛二人卻是兩個最自私的人。他二人何能合作抗戰?
 
  讀者賢達,這不是小道消息。這是那位頗具聖賢資質的朱德將軍底由衷之言啊!
 
「權癮」如「毒癮」
 
  在朱德的眼光中,蔣毛二公何以都變成「最自私的人」呢?朱老總有所不知,天下哪有不自私的政客呢?在激烈的政爭之中,其客觀情況,一般都是「劣幣驅逐良幣」的。有為有守的好好先生、正人君子,在這種奪權市場,是無法生存的。因此政客地位愈高,愈急於「抓」權,也就愈無原則、愈自私了。--尤其是在「轉型期」中的近代中國的政治市場裏。在這兒我們的道德標準、法律制度、價值觀念EF通統都是朦朧不清的。社會輿論和人民的眼睛,也拿不出標準來,聰明人就會善加利用了。朋友,哪一個政客,尤其是超級大政客,不是聰明絕頂的呢?
 
或問,領袖諸公青年時期,不都是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青年嗎?何以老來自私若此呢?
 
  答曰,君不見活烈士汪君精衛乎!精衛少年時在死囚牢中,自期「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何等壯烈!何以年已知命,還賣國求權呢?
 
  余嘗問知汪極深的高宗武先生,以汪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何以甘心淪為賣國漢奸?
 
  高說:「押寶嘛。」
 
  讀者諸士女大多與在下一樣,無權無位,固不知嗜權嗜位之有癮也。「權」者,鴉片煙、海洛因、番攤、沙蟹也。一朝嗜權成癖,亦如嗜毒、嗜賭也。張漢公曾告我:「戒毒的痛苦如脫胎換骨EF一個人能夠戒毒,則沒甚麼事他不能做的EF」實是經驗之談,亦見戒毒之難也。其實戒賭、戒權,其難亦不在戒毒之下呢!--一個癮君子,為著毒癮,他可以殺人放火,售妻鬻子,無所不為。同樣的,另一種癮君子,為著權癮,國家民族也就管不得許多了。--此一代才人汪精衛,為押錯寶而遺臭萬年也。
 
  漢代的政客主父偃說:「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父母)不以為子,昆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阨(音鄂,受鳥氣)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
 
  其實主父偃並不是個突出的例外。他只是一種型態。古往今來的英雄好漢,多半如此。汪精衛和蔣毛二公基本上也都是這種人。
 
自私心與責任感
 
  當然寫歷史的人,也不能一竿打翻一條船。其實「自私」(Selfishness)從另一角度來透視,又何嘗不是一種「責任心」(Sense of Responsi-ility)呢?在中國歷史上,自古以來的大英雄大豪傑,不都是以天下為己任嗎?蔣公在一九七五年「崩逝」之前,還不是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寫了一副絕筆對聯?那位「且看今朝」的毛主席,在蒙教主恩召之前,以不同詞句,表達相似心情的紀錄,不更是多不可數?--甚至那位「老有大志」的「中國脊樑」梁漱溟先生,不也說過,他如死掉則民族就要遭殃,文化就要滅亡?抗戰期間,在敵機空襲之下,抱頭鼠竄的劉文典教授,不也是說他在「替莊子跑警報」?
 
  其實這種心理現象,不能以「自私」一語了之(如朱老總之所言),它在心理學上叫做「自我中心」(E?oism)。自我中心和「牛皮主義」(E?otism)以及「絕對自私」(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之間的關係卻稍有不同,雖然他們原是一母所生的骨肉兄弟!
 
  既然這些酸溜溜的老儒、迂夫子都還有這種心理現象,我們又怎能錯怪蔣氏毛氏那種蓋世英雄之「朕即國家」的觀念呢?俺一身繫國族安危,能不善自珍重?更何況生為領袖,「抓」就是他們的天性呢?--「抓」,也就是自私的基本功也。
 
轉型期中,按理就不能出牌
 
  「抓」無傷也。上帝不仁,創造了生物,就是叫牠們去抓的。為著自身的生命,為著將來生命的延續,上帝本要訓練牠們去「抓食」、「抓色」。可是在一個「文明」的社會裏,「抓」總得要「按理出牌」。大家公平競爭,輪流坐莊,打它四十八圈麻將。看誰的技術高、手氣好;「賭奸、賭猾,不賭賴」,以決勝負,以定輸贏,以看誰「坐莊」、「霸莊」。--如此守住四人的根本大法,法治民主,輸贏之間,心平氣和。君子絕交,不出惡聲,老子今朝犯了錯誤,「手氣不好」,受了你的鳥氣;君子報仇,三年不晚,下次再來「翻本」。--此魯迅先生之所謂「費厄潑賴」(F-irpl-y),公平競爭也。
 
  不幸的是在我國近百年的「轉型」期中,我們只能打四人一桌的小麻將,我們卻不能打四萬萬人、甚至四十人合打的大麻將!因為我們沒個打大麻將的規矩。沒個眾賭徒都一致遵守的「賭規」,那我們打起麻將來,那就既「奸」又「猾」、更要「賴」了。一「賴」就沒有「費厄潑賴」了。斯之謂「無賴」。--以無賴的手段來處理國政,那就要天下大亂了。
 
  你看:「反右」期間,毛主席不是分明說過,「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為甚麼後來那些大嘴巴先生甚麼葛佩琦、儲安平等等,被整得那樣慘呢?大家責問毛主席「言而無信」,對人民搞「陰謀」。毛公不但臉不紅、皮不皺,他老人家反而笑容可掬地說,這叫「陽謀」,叫「引蛇出洞」!
 
  朋友,這就叫「耍賴皮」了。耍的人就叫做「無賴」了。費厄潑賴也就掃地了。
 
  孔二先生不說過,治民可以「無兵」,可以「無食」,但是不能「無信」!
 
  毛主席把中國搞糟了,簡單扼要的一句話,就是他犯了我民族文化上的大忌:「無信於民」!--這是毛公搞法家,搞到走火入魔的結果!
 
  崇毛的讀者,閱拙作至此,可能誤以我為褻瀆聖賢,在天安門大像上潑油漆,誣蔑毛公。非也。治宏觀史學者,立巫山之巔,看滾滾三峽。洪流濁浪之中,個人行為,藐不足道也。鄙不言乎,一部中國近代史,轉型史也。轉型中途,江流石不轉,浪全轉船半轉;汪轉蔣不轉、不轉鄧轉EF有啥法律可講?道德可依?章法可循?EF王安石說:「天命不足信!人言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你幹你的,我幹我的。各是其是,各黨其與。啥叫「按理出牌」?
 
  老實說,在這改朝換制的轉型期中,四不像時代,英雄豪傑們,志在天下,按理就出不了牌,出牌就不能按理。此筆者所謂沒有「賭規」,尚無「定型」也。
 
  幹無賴勾當,不按理出牌,毛公只是千百個賭徒之一耳,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也。賢者不免,奚足深責?只是他和孫殿英一樣,袖裏藏牌,本事通天,為其他賭友所不及而已。時勢造英雄,時代如斯--奚足深責,奚足深責?我輩但秉筆直書之而已。
 
抓要先從內部抓起
 
  總之,毛公這一「抓」,首當其衝而張目結舌者,不是旁人,正是他臥榻之側的「毛派」首要--他的老上司朱德、周恩來也。朱德者,紅軍之父。國民黨懸賞二十五萬元人頭榜上之所謂「朱、毛」也。微朱德,何以統軍?
 
  周恩來者,紅軍主力黃埔系之「老師」也,軍委之前主席也。黨中高幹主力,法國留學、勤工儉學之總頭頭也(國民黨高幹主力為留美學生;共產黨高幹主力為留法學生。讀者不妨參閱才女毛毛的大著《我的父親》十六至十九各章,尤其是第十九章〈黨的鍛煉〉。兼閱金沖及著,一九八九年中央文物出版社出版之《周恩來傳》第七章〈青年團旅歐支部〉)。
 
  微恩來,何以駕馭軍中飛揚跋扈之黃埔系(包括葉劍英、徐向前、左權、林彪EF)?微恩來,何以團結黨中之留法高幹(李富春、聶榮臻、王若飛、鄧小平EF),何以對抗那群朝聖鍍金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和他們背後那批「國際」(Commintern; The Third Intern-tion-le)中的大小頭目呢?
 
  建立「毛派」(在海外叫做M-oists,現在拉丁美洲還有好幾萬)而無周、朱,則糞土也。有周、朱,則無攻不克、無堅不摧也。然周、朱斷不可有「實權」;有實權,則尾大不掉矣。所以周公鞠躬盡瘁數十年,死而後已。做了一輩子外交官甚至特工首長,卻未嘗插一指於黨的「組織」部門也。
 
  朱德、玉階者,命大官大之福將也。從瑞金開始就幹上「紅軍總司令」。總去總來,接著就是「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司令」;接著又是中華民國國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四年內戰,人民開國,又變成「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正官正印,幹了一輩子「總司令」--不折不扣的「總司令」。
 
  但是總算「紅衛兵小將」有見識。在文革期間,他們貼了無數張「大字報」,印行了無數份《井崗山》、《紅旗》EF等等紅衛兵小報。在批鬥朱老總專欄裏,他們說:「朱德當了一輩子總司令」,卻「一天也沒有『總』過」!另外還加他個「老混帳」的封號。
 
  四人幫搞歷史,一貫是三真七假的。但是在清算朱總司令這筆賬上,倒是百分之百的真歷史--遵義會議之後,我們的「朱總司令」,真是「一天也沒有『總』過」!
 
  朋友,明乎此,你怎能怪朱總司令在太行山上,愁眉不展!
 
內戰外戰中的推磨戰略
 
  在「世界近代史」和「當代中國史」一類的大學講堂裏,老師免不了要問的主要課題之一,便是戰後中國何以走上共產主義。學生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千奇百怪的。但是在總的趨勢上,很少學生會把國民黨的「軍事失敗」,看成為共產黨成功的主要原因--愈是自作聰明的學生,愈會沖淡「軍事決定論」。在他們的時髦幻想裏,認為如把國共之爭的成敗,歸之軍事,是笨伯之言也。--在頭角崢嶸的「大學生」之中,「笨伯」自是絕對的少數。
 
  可是大智若愚的老師,在這種熱烈的討論裏,往往卻是一位笨伯--他們認為國共勝敗,固然是原因萬千,可是雙方決定性的因素卻是軍事指揮。--國民黨是被共產黨「打」敗的。共產黨如果不是在戰場上把國民黨「打」敗了,它縱有千百種其他的致勝之道,要想把國民黨趕出大陸,也是做不到的。
 
  共產黨怎麼能在戰場上把國民黨「打」敗呢?「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歷史家不能不歸之於卓越的毛澤東打爛仗的軍事思想。毛主席不是說過,「在戰術上重視敵人,在戰略上藐視敵人」--「槍桿子出政權」!
 
  在這場史無前例的國共內戰中,「內戰內行」的毛澤東戰略思想,是要使我們翹起大拇指的。--簡言之,就是「打推磨、不打長征」。
 
長征的教訓
 
  須知一九三五年一月毛澤東在遵義的崛起,那是紅軍長征的最低潮。在這低潮期,那位一向恃才傲物、百夫所指的毛澤東再度被推出山,是(且引一句諸葛名言)「受命於敗軍之際」的。
 
  「長征」這個沒有後方、也沒有固定的前方,沒有補給後勤,也沒有固定兵源糧餉,隨處裹脅、就地打糧,鑽隙流竄、拖死追兵的「流寇主義」,可把為當時中共黨內一批小資產階級、志大言誇的知識分子拖慘了。
 
  才女毛毛最近在她底名著中,引毛伯伯之言,歌頌「長征」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而告終。」(見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頁三二五)
 
  毛毛,這是毛伯伯在吹牛呢。其實長征的功用,只是蔣介石的一條狼犬。長征之初,蔣叫牠咬何鍵、咬陳濟棠、咬李宗仁、白崇禧。咬得何陳李白棍棒交加,落荒而走。一九三四年冬,紅軍入貴州。貴州地方軍頭,省主席王家烈,登機送蔣委員長回南京。蔣對送行人說:「王主席你和我一道去南京吧。」王說:「報告委員長,不行呢。我還有要公要處理。」蔣說:「秘書長他們會替你處理。」王又說:「我還未帶換洗衣服呢。」蔣說:「到南京去買新的。」
 
  飛機登空了。紅軍也替「南京中央」,「收復了貴州」!
 
  蔣委員長又叫紅軍去替他收復雲南和四川。龍雲和劉湘都著了慌,嚴陣以待。紅軍完成不了委員長交代的任務,乃「鑽隙」,學石達開逃到大渡河邊,鐵索橋前。委員長希望他們到成都去爭霸。否則蔣公只要送來一小組中央工兵,弄他個「千尋石柱沉江底,大渡橋空鐵索無」,你還有甚麼「紅軍三烈士、七勇士」甚麼的「攀索而過」呢?過了橋紅軍還是完成不了任務,委員長再叫他們翻大雪山、過草地,去打西北馬回子,或東去幫忙解決那些「雜牌」西北軍、東北軍。
 
  蔣委員長太聰明了--聰明反被聰明誤。
 
  張楊二將軍太笨了--笨人要吃笨人虧。
 
  如此這般,才搞出個西安事變來!天不亡共產。不到長城非好漢,諸好漢牛皮大大的,他們之能免於石達開(凌遲處死)的命運者幾希?治史者為他們捏把汗也。縱使如此,諸好漢最後不是改裝易服,服從蔣委員長,打方臘立功以免禍,有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告終呢」?
 
梁漱溟「頭腦開花」
 
  想起長征來,乖乖,一身冷汗,教訓太大了。毛澤東再也不敢搞第二次了。以後同蔣介石再打仗,就不打長征打推磨了。
 
推磨者,建它七八十來個當年「蘇區」式的「根據地」。軍事各自為戰,化整為零;政治統一領導,化零為整。蔣介石如再來「圍剿」,他吃掉一個,我就轉入二個。吃掉二個,我就轉入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他吃掉三個四個,我再從五個六個,轉回一個二個EF跟你來個推磨大戰,團團轉,八陣圖。不把你反包圍通統吃掉,不算好漢!
 
  抗戰前,蔣介石為圍剿一個贛南「蘇區」,動員百萬、歷時四年、圍剿五次,還落個「西安事變」和一個「捉蔣亭」。如今我老毛要建十個蘇區,恭候大駕。介石要再來圍剿,你得動員千萬,歷時四十年,圍剿五十次EF老蔣你還能圍剿否耶?--這在兵法上便叫做「立於不敗之地」!
 
  外國的洋專家不通毛性,眼看毛公底偉大推磨戰略,不禁仰空長嘆曰,中華文化偉矣哉,毛澤東精通《孫子兵法》。殊不知毛公在解放後還告訴林彪說,他根本未看過甚麼《孫子兵法》。能否找一本來看看?(見《毛澤東思想萬歲》)
 
毛澤東是胡適的學生,和黑貓白貓教主鄧小平一樣,是杜威在東方的再傳弟子,本事是從「實踐」中學來的。
 
  毛澤東這套本領不但可以打蔣介石,也可以打日本人,他的好學生武元甲等學到了,甚至可以把法國和美國毛子也打得走投無路。最可笑的是那位鄉建派三家村老夫子梁漱溟,在抗戰初期,經毛主席一夕教導,硬是被說得「頭腦開花」(梁夫子自道原文)。
 
這盤大圍棋怎樣下?
 
  以上是毛主席論持久戰的要義所在。抗戰一開始,「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再改為「第十八集團軍」,他就開始實行了。
 
  當紅軍改裝易服(宋慶齡為之感動得幾乎掉淚),自陝北開上抗日前方時,國軍抗戰,在淞滬戰場上正以每小時傷亡千人的紀錄在慘烈爭鬥之中。華北戰場被日軍突破,這時雙方正豕突狼奔。太行山麓、娘子關前,一片糜爛。
 
  蔣委員長是位脾氣至大的血性男兒--你看他七七之後在廬山宣佈「犧牲已到最後關頭」、咬牙切齒的那張照片,你就知道,他是被日本無知的「少壯軍閥」,赤裸裸的侵略;被各懷異志的中國反蔣的地方軍頭(如桂系的李白、李濟琛,廣東的陳濟棠、蔣光鼐、蔡廷楷和老把兄馮玉祥等等),乃至中國共產黨和張瀾、沈鈞儒等七君子八君子EF以及各大中學裏,呼叫激烈、頭腦簡單的大中學生(包括寫這篇文章的作者自己),激將激出來的。
 
  語云:「請將不如激將」--你說老子不抗日?老子抗給你看!
 
  蔣公在松滬戰場,和南京保衛戰中,可以說不數月便把他的「嫡系部隊」和空軍,拼得精光。這一拼,連那位最陰狠反蔣的毛澤東也為之感動!
 
  蔣公這一拼,不用說京滬一帶,血流成河、屍骨堆山(南京一地便是三十萬!)。平津以下的華北大平原,被敵軍更衝得一片混亂--我軍兵敗如山倒,敵人更是秋風掃落葉EF整個華北的敵前敵後,我軍遺槍遍野,散兵游勇隨處皆是EF。
 
  就在這一混亂情況中,我軍精銳,那新近整編的「第十八集團軍」,自陝北奉命渡河出擊。
 
  這時全國同胞自最高統帥蔣委員長以下,個個怒脈賁張,熱血沸騰,奔走呼嚎。可是這時在陝北洞中。抽「大前門」的毛主席,卻難得浮生半日閒的在冷靜思考EF這盤大圍棋,他如何去下?
 
無限制發展八路軍
 
  毛主席是厲害的、冷靜的。他沒有蔣公那樣衝動。據國民黨後來的情報,毛氏這次對他出征將領的訓詞是:「七分發展,兩分應付(國民黨),一分抗日。」
 
  毛氏是否說過這句話?這句話是不是國民黨特務對毛公的造謠?歷史家無徵不信,都應存疑。
 
  但是歷史家可以肯定的說,這是最高明的一著棋!國民黨的爛特務中,還沒有造這項謠言的智慧?
 
  若論「抗日」,這時國軍數百萬人,兵敗如山倒。你要毛公的區區兩三萬人去「挽狂瀾於既倒」?--老實說,捲入這個「狂瀾」,就是無謂的犧牲。你能吹牛皮真去「抗日」?
 
  若論「應付」,不「應付」行嗎?你拿人錢、穿人衣、吃人糧。--你是抗日國軍之一部,何(應欽)、白(崇禧)二總長要調你上前線作戰,你不聽命令,不應付行嗎?--中國人做事,向來馬馬虎虎,沒那麼認真。學學小雜牌,二分應付之可也。
 
  可是國民黨只發我們「三師人的糧餉」啊。現在遍地是槍,遍地散兵游勇和小撮游擊部隊和地方民團。正是「八路軍」最好發展的機會。--諸將官聽令:你們要隨地「收繳民槍」,吸收所有的散兵游勇,改編所有的小撮游擊部隊和民團,就近也爭取國軍(尤其是近咫尺的閻老西的「晉軍」)加入八路軍!「七分發展」,無限制發展。不受編、不聽將令者,斬首不留。
 
  ﹝附註﹞共軍在抗戰期中最後改編的正式番號是「第十八集團軍」。但是中共內部使用,和對外宣傳,除「應付」國民黨上級,索械要餉之外,向來不用這個正式番號。他們叫來叫去,口口聲聲,只是八路軍長,八路軍短。以致小輩中共黨史家(包括毛毛),竟不知「第十八集團軍」為何物。--不承認「十八集團軍」,死守著「八路軍」這一廢棄的番號,雖是小心眼,但也是法家老毛極高明的一著棋!
 
一分抗日,還是十分抗日?
 
  果然,七分發展竟成為十分發展、百分發展。未及三年,區區的兩三萬人的小小「八路軍」,便發展成擁有五十萬槍兵的大軍了(讀者不妨參閱目前最新的史料,毛毛著《我的父親鄧小平》,頁四一八)。你能說毛主席的「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的訓辭是假的?歷史確實是這樣發展的嘛。
 
  當然中共的黨史家,和公正的國史家,也不能說老八路只是「一分抗日」。
 
  毛公的指示原是抗戰初期的事。縱在初期,第十八集團軍也不只「一分抗日」。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一五師林彪的「平型關」之戰,就不只一分抗日。雖然老共當時利用《大公報》把林彪胡吹一通,說他斃敵四千餘。林彪那時才有三團人,怎斃敵四千?現在黨史家已經修正了,說是斃敵一千。數目字還是太大了。某實我軍一一五師在平型關設伏,被腰擊的敵人,據日方所說只是敵軍後勤補給線上一個運輸隊。這個運輸隊被老林打得七零八落罷了。
 
  十八集團軍在抗戰史上真正值得大書特書的,是該軍在一九四○年八月所發動的「百團大戰」。陣線延長至千餘公里,動員二十餘萬人,死傷十分之一。確是犧牲慘重。
 
  這個百團大戰有兩重意義。第一,在四○年春季和夏天,八路軍剛吃掉鹿錘麟、朱懷冰、石友三等國軍敵後游擊部隊數萬人,大大擴張了敵後根據地。在無比興奮與樂觀的情緒之下,輕視敵人,乃打出了一記輝煌的百團大戰,因此也招致了敵人的反擊與「掃蕩」,是所謂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
 
  不幸這個「百團大戰」只是彭德懷、朱德、劉伯承等幾個指揮官將在外、不聽君命、私伙兒搞起來的。毛澤東曾為此大為震怒。顯然毛是要保存實力,繼續搞其「一分抗日」的;誅不知這幾位沒有充分政治頭腦的大老粗,竟然不受君令,在前線搞起十分抗日來。--這樣,則黨還能指揮槍乎?自此毛把槍抓得更緊。不但朱總司令一天也「總」不了,連他最信任的彭德懷以後也指揮不了八路軍。--主席後來不是還說,「解放軍如果跟彭德懷走,我就上井崗山」嗎?
 
  事實上,只要老毛活著一天,共黨陣營裏,任誰也抓不著槍桿。槍桿永遠在他手中。君不見,林副統帥在折戟沉沙之前,連一團人也指揮不了。林立果公子只掌握幾架三叉戟運輸機,但是他也只能上天,卻不能落地(他管制不了機場上的燈火)。其後林氏一家人,飛到天上,下不來,最後只好在天空中畫個大問號(?),便與祖國永訣了。悲夫!
 
  老毛抓槍之緊、之有權威、之有技巧,天下無雙啊!槍桿出政權。天下是老人家用槍桿「打」下來的。聰明伶俐的「大學生」,和自命不凡的洋專家,哪裏知道?
 
一國兩制、兩府、兩軍、兩代表權
 
  但是戰爭畢竟只是政治的延續。政治搞得好,是會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在國共內爭中,他底政治部署,也是高人一等的。--這兒讓我們言歸言正傳,再談談他如何去建立「根據地」。政治上有了「根據地」,軍事上才能「推磨」也。
 
  毛公的第一個「根據地」,當然就是他那個老窩「陝甘寧邊區」。這個老窩不是中國共產黨人自建的。那是「千古功臣」張少帥捨己救人,以五十年大牢的代價奉送的。不過天助自助,毛公不負少帥好意,把邊區搞成個「革命聖地」,抗戰的領導中心之一半,可嘉可賀。我們執簡著史的人,應該給予正面紀錄。
 
  至於「陝甘寧邊區」是個甚麼東西?朋友,那豈是百萬言所能了。這兒我們只能諸葛亮讀書,觀其大略,來談談它抽象的性質。
 
  「陝甘寧邊區」是個甚麼東西呢?曰,它是當時蔣介石帝國之中,一個毛澤東小王國。再問,帝國之中為甚麼搞出個小王國來了呢?曰,這是近代中國「轉型期」中的必然現象。--這一現象,自一九一七年孫中山率「部分國會議員和海軍南下」,到廣州成立小朝廷,自稱大元帥,後來又做非常大總統開始的。自此我們就搞起一國兩制、一國兩府、一國兩軍。在國際組織上搞一國兩個代表權,如今已經搞了七十多年未解決,現在(一九九三年)還在搞。
 
  君不見「巴黎和會」(一九一九年)中,北京派了個陸徵祥(後由顧維鈞代行),廣州也派了個王正廷?陸王二人在中國代表團中搞肢體抗爭,十分難堪(欲知其詳請參閱拙纂《顧維鈞回憶錄》,巴黎和會)。
 
  君不見二次大戰後「三藩市會議」(一九四五年)中,重慶派了個宋子文,延安也派了個董必武(另有助手章漢夫及陳家康)。宋董幸能相安無事。
 
  君不見本年度「聯合國四十屆大會」(一九九三年)中,北京派了錢其琛出席,台北也派了女立委呂秀蘭等來搞「平行代表權」!隔街相控?我的朋友熊玠教授奉勸台北,搞個「觀察員」玩玩。台北不幹,北京也反對哎!現在還不知伊於胡底!
 
「轉型」與「定型」
 
  讀拙作至此,朋友們可能更要問:國家分裂,已不幸矣。老兄又何必助紂為虐,還要說,這是近代中國「轉型期」中的「必然現象」呢?回答這個問題,引一句鄭板橋的話,便容易明白了。
 
  鄭板橋賣畫,價錢很高。有些買畫人,不願付銀子,要以送禮品來代替。板橋申明只要銀子,不要禮品。他的理由是:「君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
 
  如今國共兩黨向人民送禮,一個要送社會主義,一個要送資本主義。但是黨之所送,未必民之所好也。部分人喜歡社,部分人喜歡資。各喜其喜,各恨其恨。那末一國兩制,大帝國之內,就要出現小王國了。帝國王國一分,則兩制必有兩府,兩府必有兩軍,兩軍旗鼓相當,平行代表權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再用點社會科學的術語來說,一個國家要有個穩定的制度(吾之所謂「定型」也)。這個制度,最好是能夠「為最大多數、謀最大幸福」(the ?re-test interest for the ?re-test m-jorit)。如果這點太烏托邦了,做不到,那末這個穩定的制度(像中國古代的帝國制度,或今日西方的民主制度),也一定要為一國之中,絕大多數國民所同意(英文叫做N-tion-l Consensus)。如果一個國家的制度,缺少這個N-tion-l Consensus,那它就永遠只是個過渡制度、臨時制度或革命制度。不能成其為一勞永逸的百年(甚或五百年)大計的「定型」。一個制度定不了型,則這個國家就必然要從一個過渡制度或革命制度,轉入另一個過渡制度、臨時制度或革命制度EF一個一個地轉下去,循環不息。也就是黑貓白貓地,慢慢不斷地摸索下去,一直到摸到個「定型」為止EF我們就是這樣,自鴉片戰爭以後,已摸索了一百五十餘年。--以不才的鄙見,我們已摸索得差不多了。大致還需要三五十年的功夫,另一個「定型」才會出現。
 
「農村列寧主義」也是個「過渡制度」
 
  現在話說回頭,毛主席那時那個可愛的小王國之所以能夠成立,由成立而欣欣向榮,而打平天下,成立了一個毛朝大帝國,便是因為他的「前朝」原是個「過渡制度」,缺少那項必需的N-tion-l Consensus,所以毛公才能接他的班。而毛公晚年之所以弄得一無是處,其原因便是,毛的「農村列寧主義」(Rur-l-Leninism),也只是個過渡制度,不為絕大多數的人民所接受的緣故,所以才被鄧小平的「市場列寧主義」(M-rket Leninism)造了反。至於鄧小平這一套,是否也是個「過渡制度」、「臨時制度」或「革命制度」呢?討論起來那就離題太遠了,我們就暫時打住罷。
 
  掉轉頭來,再評評歷史上的毛澤東。毛公那個農村列寧主義,雖然也是個過渡制度,但是社會發展是有其階段性的。毛的農村列寧主義卻是那個階段中最有效、最能解決問題的制度。它的效率在「陝甘寧邊區」便表現得出神入化。諸如:一,共產黨的集權領導;二,嚴密的黨群組織;三,貧僱農受益最大的土地改革;四,適度的提高農業和小手工業的生產力;五,合情合理的兵役和參軍制度:六,嚴厲而可行的對知識分子整風和統戰政策等等。
 
  這些主要內容雖然沒有一項可以進入將來的「定型」,但是它卻是那個「階段」中,最有效、最能解決問題的黑貓白貓。因此這個延安模式被帶到廣大敵後游擊區的根據地去推行,很快就風行草偃了。隨著八路軍逐漸進入敵後地區,毛氏所期盼的「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也就一個接著一個出現了。
 
外戰中的內戰
 
  前節已言之,根據公正史家的觀察,中共勢力當年向敵後「發展」,毛的指導原則似乎是:軍事化整為零,政治則化零為整。毛不希望在敵後真正出一個「八路軍總司令」。因此朱總司令在敵後也就「一天也沒有『總』過」了(參閱文革期間紅衛兵所發行的小報《東方紅》,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和《新北大》,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六日)。所以在中共文獻中,甚麼「總司令朱德」、「職朱德」等等花樣,只是毛氏用來「應付」國民黨的--向國民黨要錢要槍,或打打兩黨之間因「磨擦」而引起的電報戰。毛公這種不按理出牌的調皮作風,不但使朱總司令不時長吁短嘆,重慶的蔣委員長和何白二總長,也被弄得啼笑皆非。
 
  須知八路軍向敵後挺進時,這個「敵後」廣大農村並非全是敵人佔領區。國軍在西撤之後,統帥部有明令,不許當地省縣級地方政府隨軍撤走。他們要留在敵後農村和山區繼續行使職權。他們也有些雜牌正牌部隊、保安隊、民團和游擊隊。八路軍一旦進入這種「國統區」,問題便複雜起來了。
 
  這兩種不同背景的「一國兩軍」,最初激於民族大義,尚能並肩作戰,共同殺敵。很快的老軍閥時代「搶地盤」的惡習就故態復萌了。既搶地盤,就必然有武裝衝突,當時術語叫做國共「磨擦」。磨擦升級,大規模國共磨擦,就變成小規模的國共內戰了。打人無好拳,罵人無好言。彼此既然拔刀相見,則國方便叫八路為「匪軍」「奸匪」,共方乃叫國方為「頑軍」(頑固派的軍隊)--最近出版的毛毛新書上,還是這樣稱呼的。
 
  親愛的賢明讀者:這時是強寇壓境,我方軍民,死人如麻啊!南京大屠殺中,三十四萬的死難同胞,真是血跡未乾!重慶大隧道中,三萬市民慘死。多少張王李趙、男女老幼,全家滅門EF他們兩個貴黨,目不見、耳不聞,還要在敵人後方,搶地盤、打內戰EF頑軍、匪軍的自相殘殺,是何心肝?
 
  筆者當年也是個血性青年,今朝在海外,則是是個衰朽老僑。孤燈寒夜,執筆至此,仍不禁目有餘淚。--在歷史上他們兩個貴黨的屈直,在我們筆下,從何寫起呢?
 
  褒貶難分,在歷史上,我們只能談其結果。在這種敵後爭地盤的內戰中,國民黨是爭不過共產黨了。共產黨起自草根,挾農村列寧主義的現代化意蒂牢結,潛入敵後;處心積慮,全黨聽命延安,志在必得。而敵後的國民黨則只是一些「雜牌」老軍頭,率領一些近乎烏合之眾的老幼文武,居高臨下。雙方一旦交鋒,那就被摧枯拉朽了。
 
  因此自一九四○年春初開始,國方的河北省主席鹿鍾麟、山東省主席沈鴻烈、江蘇省主席韓德勤,和他們的「雜牌」部屬朱懷冰、石友三、龐炳勛EF一個個被趕得狗跳雞飛。他們部下上千上萬的槍兵,被八路包圍、繳械、改編。終使華北敵後,成了清一色的延安屬地。--直至一九四一年春初,國民黨動員正規軍十餘萬人,在江南一舉消滅了「新四軍」,扣留了葉挺,打死了項英,把內戰引上最高峰,才打個平手。但是這一來,國共二次合作,也就非正式的結束了。
 
  但是經過這一番在敵人後方所行的國共內戰,毛主席要在敵後普遍建立戰略「根據地」的構想,是大致實現了。以後對日對蔣,長征是不會再打了;推磨卻可以打個沒完沒了的,直打到敵人下海為止。
 
  學會推磨,打仗不一定必勝,但是用句毛公的話,是達到「戰略相持的階段」,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了。君不見,一九四七年胡宗南揮動二十萬大軍直搗延安,國共雖實力懸殊甚大,李德勝先生(毛化名)也絕不東渡黃河去「長征」。他決心在陝北和老胡推磨。最後還不是「胡宗南聽指揮」,收兵了事?
 
  以上所述,是高瞻遠矚、知彼知己的毛澤東戰略思想的大略。其重點實非國方專搞「步兵操典」的將軍們之所知也。其後國民黨竟弄成百萬大軍齊解甲的局面,豈偶然哉?
 
劉少奇與敵後政治一元化
 
  至於毛氏在戰時敵後搞政治化零為整的工作,也頗足一述。在軍事上搞化整為零,他自任總指揮加以遙控,就不需要一個在中間坐大的總司令了。但是在政治工作上搞化零為整。他就需要在現場有個總負責人。為此他就看中了他底小老鄉劉少奇了。因此少奇的命運其後竟成朱德的反面。--這也是朱德能夠善終,而少奇終於橫死的關鍵所在罷。
 
  關於毛劉的關係,筆者曾撰另文紀之,不再贅。迨八路軍初入敵後時,劉少奇出任北方局書記。以黨管槍,職權在所有八路軍頭之上。這時他所執行的是所謂「三北政策」,也就是:「鞏固陝北,打通晉北,爭取河北」。在這一項政策之下,他最大的成就便是建立了「晉察冀邊區」這個模範根據地。
 
  晉察冀是陝甘寧之外的第一個根據地,它底勝利完成,也就是根據地擴張的開始。模範既立,其後「晉冀魯豫」等「邊區」便接踵而來。大陸上最近曾開過幾次「革命根據地史」國際研討會,長征前免談,論文亦不下千萬字,哪能窺其堂奧?但是長話短說,建立敵後根據地,北方局是始作俑者,晉察冀則是鼻祖也。
 
  這個北方局和晉察冀呀,真是藏龍臥虎。今日僅存的中共大老之中,就有三老打這兒起家。當少奇整頓了「北方」,而移駕「華中局」時,他的口號又變成「鞏固華北,爭取華中,發展華南」,那時在北方局接他遺缺的便是楊尚昆。彭真原是北方局的組織部長,後來出任晉察冀邊區書記的今日「總設計師」鄧小平也是代理北方局書記而竄升為方面大員的。
 
  劉少奇權力之膨脹,是自北而南的--由北方局到華中局,再屈尊做新四軍政委之後,才回到延安中央榮任中共副主席的。新四軍原是毛劉領導下的一道難題,尤其是身兼中共東南局書記、那位真正工人出身的副軍長項英。項英沒有參加長征。據說是毛故意耍手腕把他留下,以圖置項英於死地而借刀殺之。因此項對毛之嫉恨,有甚於張國燾。項如不死,新四軍可能是另成系統,亦如太平天國中之石達開。孰意「皖南事變」驟起,項英陣亡,葉挺被逮(葉本非黨員),新四軍餘眾由陳毅統率,這個意外對毛來說,真是天助。在少奇屈尊出任新四軍政委之後,虎踞蘇北的新四軍與其他根據地之協調,也就天衣無縫了。
 
  新四軍問題自經解決--也是國民黨假十萬大軍幫忙解決的--毛公精心設計的大磨盤、連環套、八陣圖,自此大功告成。打推磨,不打長征,在再次內戰中,他雖無短期內必勝的把握,可是已立於不敗之地,就只是常識判斷的問題了。數風流人物,且看今朝!只要磨盤推久了,國家民族元氣喪盡,最後勝利,自然就必屬於我了。誰知道這個磨盤相推未及四年,國民黨的四百萬大軍,便被磨得粉碎;這一歷史過程雖云天意,豈非人事哉?吾欲何言?
 
從完全正確到完全錯誤
 
  當毛澤東主席於一九七六年九月逝世時,消息傳出的當天晚間,全國各大城市中的茶樓酒肆,食客爆滿。但既不嘈雜,亦不喧譁;大家皆若有所思的在「喝悶酒」。此一現象,據各地友人們告我,全國南北東西皆然。這一段信史,足令後世讀史者要感嘆千年。
 
  在這喝悶酒的時刻,大家心知肚明,今後至少可享受點,如胡適所說的,「不說話的自由」了吧。「偶語棄市」禁令的廢除,可能也為時不遠了。老百姓發發牢騷,評評死者,大概也有到來之一日。--果不其然,時未期年,全國各階層對毛的評價就紛紛出籠了。
 
  在諸多評語中,最中肯、也最能為中共四千萬黨員心平氣和地接受的,蓋為毛澤東「開國有功,建國有過,文革有罪」。
 
土共造「國際」反
 
  我們搞歷史的人,面對這句頗能辨別是非的公道話,不免要問一句,何以如此呢?首先要問毛氏對他這個朝代的建立,究竟有些什麼功勳呢?
 
  一言以蔽之,曰,毛的「開國有功」,是他對中共打天下的正確領導。
 
  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時,劉少奇一夥的「毛派」,為著統一意志、集中力量,對內清除「國際派」,對外應付蔣介石,他們要「搞毛澤東個人崇拜」(劉少奇的公開語言)。把「毛澤東主義」(後來由於毛氏謙虛,自改為「毛澤東思想」)提升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同列。並正式寫入中共黨章,做為該黨黨員人人必須學習和遵守的「指導思想」和基本理論。
 
  這一來,不得了,中共的毛澤東,就變成國民黨的孫中山、基督教的耶穌、回教的穆罕默德和儒家的孔子了。孫耶穆孔在他們各自的信徒眼光裏,都是「完全正確」的。中共七大期中,一夕之間毛澤東也就變成「完全正確」先生了。
 
  劉少奇這一賣個人崇拜運動,在今日看來,是肉麻兮兮了;劉後來的橫死,也是自食其果的。但是這個運動在那個時代看來既不肉麻,實際上也有此需要。
 
  第一,毛主席那時的表現是謙恭下士、招賢納諫的。所謂「毛澤東思想」也是毛派中央的集體作業,由毛出其名而總其成罷了。毛的領導如果「完全正確」,那也就是毛派各人皆有份的中共中央領導的完全正確。有啥肉麻呢?
 
  須知一部中國共產黨發展史是有其濃厚的「階段性」的。簡言之,中共自組黨之初(一九二○年)至「遵義會議」(一九三五年一月),這一階段是「共產國際」(Comintern)的天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E.C.C.I.)有「絕對服從」的義務--這是那時「工人無祖國」,國際共產黨搞「世界革命」的有「絕對性」的「黨紀」,是「絕對」不許違背的。
 
  共產國際何以有這條黨紀?中共又何以「絕對服從」?事關世界革命,那就說來話長了。可惜的是當年拿過盧布的老一輩「職業革命家」,像鄧小平,像楊尚昆,對此都諱莫如深;小輩毛派黨史家像毛毛,就根本不知道了。
 
  所以遵義之前的中共,所有黨的領袖都是完全聽命於莫斯科的,個個都是「國際」代理人。所謂「國際」者,列寧、托洛斯基、史達林也。其後就只剩個史達林了。
 
  國際共產運動從馬克思到史達林,都是搞工人運動和都市革命的。--他們認為「農民」是小資產階級,農民決不會搞革命的。這個主觀的認知,因此就和以「農民暴動」為基礎的中國革命的「客觀實在」,大相逕庭了。可是那時俄國革命新勝,從蘇聯回來的布爾什維克,個個都是國際的欽差大臣,氣焰萬丈。因此那些和毛澤東在一起搞農民運動的土共,就吃癟了--尤其是毛澤東本人,有時且被他們鬥得死去活來。
 
  但是老毛沉得住氣,「不急於表白」。直至五次圍剿,紅軍一敗塗地,國際路線弱點畢露之時,大家「想想還是毛主席對」(陳毅的話),遵義一會,把國際派架空,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就回頭了。可是國際派畢竟是「挾天子、令諸侯」的,有史達林為後台,豈可輕易驅除,所以遵義以後,七大之前,劉少奇等「毛派」,就要在黨內搞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做為抵制了。因此毛氏對紅朝的第一功,便是領導土共翻身,造國際反,架空國際派。使中國的農民起義,循自己的道路前進--這是毛派的形成階段。
 
勝和敗都是全面的
 
  再從國內的實際情況來看,斯時朝野上下,腐爛一遍,皆為吾人所目擊。所以那時的中國,「一黨專政」不是當時政治問題的核心;專政而無能,才是政治問題的癥結所在(筆者在〈李宗仁回憶錄序言〉中曾略有引申,不再多贅)。
 
  所以中共那時打天下的實際意義,實行社會主義還是次要的,更不是要為人民爭民主、爭人權(毛且不懂啥叫「人權」);他底最迫切的任務,便是打倒那個「專政無能」、「佔著毛坑不拉屎」的腐爛的國民黨--以一個有效的「一黨專政」,取代一個無能的「一黨專政」。
 
  上篇已言之,就軍事對壘來說,毛的論持久戰,就不是蔣介石的稍息、立正所可望其項背。桂系的小諸葛曾發明一個相對的名詞,叫做「總體戰」。但是「總體戰」卻永遠只是個名詞。
 
  毛澤東那幾桿破槍,居然把蔣介石的美式配備的四百萬大軍打得片甲不留。指揮數萬至數十萬大軍的國軍主帥在陣前被活捉的,如王耀武、杜聿明、黃維、宋希濂EF等至數十人之多。這不但是中國戰爭史上無此先例,世界史上,亦未嘗一見!
 
  軍事之外,其他限於篇幅未遑多論,其實政治上毛在「開國期間」的作業亦至為精闢。筆者在另文中,就認為毛的三篇政治論文:〈新民主主義論〉(一九四○年)、〈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論人民民主專政〉(一九四九年)都是擲地有聲的。
 
  若說槍桿終當聽筆桿指揮,則毛氏這三篇有高度黑貓白貓價值的政治論文,足抵解放軍的百萬雄師。記得五十年代之初,有位國民黨流亡高幹告訴我:「我們的四百萬大軍是被共產黨幾句口號叫垮的!」這也是他失敗之後,痛定思痛的知彼知己之言。
 
  甚至那時中共對美蘇兩國的外交工作,亦遠非國民黨所能及。國民黨外交那時以一人的意志為轉移--對美一味屈膝乞憐;對蘇不惜重價賄賂(如外蒙之獨立,中東路與旅大之租讓)。其低能連李鴻章之不如。而毛則能人盡其才,讓他出使重慶的「駐美大使」周恩來放手做去!周在對美外交上所做的工作之細膩與有效,其是近代世界外交史上所寡有。其結果不但史迪威變成張學良,美國駐延安觀察員戴維恩(John D-vis)竟至密電華府國務院,建議美軍如在中國登陸,佔領上海和南京之後,不讓蔣介石自重慶東下,而將京滬兩地直接交毛周接管!--這是美國檔案中白紙黑字的紀錄,寫歷史的人不能胡說--其後縱在中國鎩羽而去的馬歇爾,對「周大使」也無太多閒話。此雖整個局勢使然,而能共憂患的中共高層之合作無間,和毛澤東領導的「完全正確」,也是分不開的。
 
  我班上的學生們沒有說錯--國共之爭不是單純的軍事勝敗的問題。他們兩個貴黨之爭,勝和敗都是全面的。但是從勝利的角度來看,論功行賞,自然就「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了。
 
主觀與客觀的統一
 
  這兒問題又來了。毛主席對中共開國的領導,何以「完全正確」呢?若談具體事實,那就要寫一百萬字了。如今不能談「具體」的事實,只好談談「抽象」的概念。--讓我們借用他們「辯證唯物主義者」的一句術語來解釋。那我們就可以說,毛主席對中共開國的正確領導,是「主觀與客觀統一」的結果。
 
  「主觀」是毛氏個人所具備的各種條件。
 
  「客觀」則是他那個革命(也就是「現代化」或「轉型運動」)階段中的「客觀實在」。
 
  胡適反對哲學上的「實在論」。說「實在」是虛的,是「百依百順的女孩子」,你叫她怎樣,她就怎樣。其實縱使在實驗主義(黑貓白貓主義)中,客觀實在也是存在的,只是它有濃厚的階段性,「客觀實在」隨「階段」變動而已。
 
  用句通俗的話來說,「客觀實在」就是「必然性的(社會)發展」。但是這個發展卻是隨階段變動的;不同的階段之內,可能有前後矛盾的「社會發展」!
 
  「主觀與客觀的統一」就是在某一特定的「階段」之內,毛澤東的主觀條件,恰好與該階段中,必然性的社會發展是相互配合的。語云:「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時勢的客觀實在和英雄的主觀認知,正配合得恰到好處,就是毛主席開國有功、正確領導的源泉了。
 
  朋友,這個主觀與客觀的統一,不是什麼洋東西呢。中國歷史上的開國之君,如劉邦、劉秀、曹操、李世民、朱元璋等都是這樣的呢。且看看毛澤東的主觀條件:他那天生的不守規矩繩墨的叛逆個性,深厚的農村背景和農民意識,在湖南中小學當老大的習氣,《三國演義》和《資治通鑑》裏學到的政治軍事訓練,思而不學底五四北大時代新青年的傲骨,滿肚皮社會主義革命的標語EF。
 
  在他權力成長期那一段「歷史三峽」之中的客觀實在,又有些什麼內容呢?曰,農民大起義,這是個傳統的必然。但是這個「必然」已逐漸脫離「傳統」了。它要有個新的內容和新的領導。遠在十九世紀中期的農民暴動,這一新的轉變已很顯明,不幸那個時代的農民領袖們如洪秀全、楊秀清和張樂行(捻黨的領袖)等還不具備這種半新不舊和既新且舊的主觀條件,而毛公今日以七分傳統流寇、三分二百五的現代革命黨的混合體,卻正好補上這項缺憾。
 
  再者,那個在主觀和客觀條件之下,既不能獨裁、又不能民主的「蔣家天下陳家黨」的國民黨政權,在這條轉型運動的「歷史三峽」裏,原也是個階段性極強的過渡政權--它製造不出一個「定型」來。既是過渡,則歷史進入次一階段時,它就要變成革命對象。這也是一件歷史的必然。
 
  毛主席的「開國有功」,領導正確,抽象的說來,就是這兩個「主觀」與「客觀」統一的恰到好處了。
 
做朱元璋,還是做華盛頓?
 
  但是上文已交代過,社會發展既有其階段性,則不同的階段之內,往往就有前後矛盾的發展現象。在前一段中,主觀客觀的「統一」,至下階段就往往變成「對立」了。
 
  就以一部中國共產黨革命史來說罷,在他們那個「開國(打天下)階段」,他們需要一個獨裁專制、敢作敢為的朱元璋。可是等到進城之後,走入「建國階段」,這個「國」卻不是「大明帝國」,而是按「憲法」常規建立的「民主共和國」。那他們就需要一個雍容大度、澹泊明志、守法守約的華盛頓了。
 
  老實說,中共建國之初,毛主席如果有華盛頓的胸襟,真的按照憲法,由毛、劉、周、林、鄧EF順序安排,輪流坐莊;這樣下去,我保險,麻將不到八圈,一個新的政治經濟制度的「定型」,就會慢慢地在中國出現。「歷史三峽」也就不再延長了。
 
  不幸的是,不但我們的現代朱元璋,不具備此一主觀條件;歷史三峽中的客觀實在,也限制了華盛頓的出現。--讀者賢達,您知道搞我們中國式的政治,是只能上,不能下啊。
 
  可是當今中國畢竟是個「民國」嘛。你搞假民國真帝國,那就違反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了;原先的主觀∣客觀的統一,就要變成主觀∣客觀的對立了。原先大家一致熱愛的共主,很快就變成大家一起目鄙心非的獨夫了。
 
  果然一九五三年蘇聯的獨夫史達林死了。一九五六年蘇共就搞起了對史的鞭屍運動。史達林的屍體在紅場失蹤了。
 
  這時正一步一趨走史達林老路的毛澤東,是繼續搞其個人獨裁呢?還是懸崖勒馬,回頭搞個「鄧小平∣戈爾巴喬夫」式的民主開放呢?不幸的是,主觀和客觀的條件,都不容許五十年代的毛澤東,去做八十年代的鄧小平。但是蘇聯如此,世界潮流如此,民主共和國憲法如此,國內黨內要求如此;尤其是已經當權了的毛派革命家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朱德EF無不人同此心。毛氏一人便有一手難以遮天之苦了。果然八全大會(一九五六年九月)一開,黨章裏的「毛澤東思想」便被剔除了。--毛從超黨的太祖太宗,一下跌回成一個普通黨員。
 
  這時毛如果是位華盛頓,或者我國政治傳統裏的上拍下壓的官僚體制不那麼醜陋,一個社會主義的民主共和國,可能真的就要出現了。這也是民族不幸和民命活該吧,毛的主觀條件和社會發展的客觀現實,都不允許這一美景出現,其後國事的發展,眾所周知,就不忍卒述了。
 
毛派抑毛,毛殺毛派
 
  所以八大以後的「反右」、「大躍進」、「四清」、「文革」EF無一不是血淋淋的,幾十萬、幾百萬、幾千萬,人頭滾滾!這些血淋淋的「運動」無一不是毛澤東一手搞出來的,也無一個不是大錯特錯的。這樣則毛對中共的領導,就從完全正確,走向完全錯誤。
 
  朋友,在中國歷史上,在世界歷史上,所有暴君所殺的人加在一起,都抵不上毛澤東一個人所幹的啊!他自說他比秦始皇要厲害十倍百倍,其實他也打破世界紀錄啊。
 
  「反右」的「陽謀」,顯然是他搞「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失控的結果。爭鳴運動分明是他想利用「高知」,來對付企圖抑毛的毛派高幹。放火自救的企圖終於失控,反而助長了高幹的威風。文革時代他就再不敢利用「高知」,只好利用「低知」和「無知」了。
 
  劉少奇竄升國家主席,原是毛拉一派、打一派對付彭德懷的結果。搞「大躍進」,取消「二五計畫」,也是他要製造天下大亂來轉移目標,以圖自保。誰知餓死人太多了,引起毛派共憤,大家群起抑毛,他自己終於墮入「二線」,劉反成了英雄。
 
  到四清到文革,毛之恨劉已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拉林打劉也就到不擇手段、不要臉的程度了。--保權保位是事實,「左」的口號,欺人自欺而已。
 
  毛主席把《資治通鑑》看過六遍。通鑑者,鏡子也。他不知道他自己在這面鏡子反照之下,也狐尾畢露。--我們都是讀過《通鑑》的嘛。
 
  中國共產黨原是一個由千萬位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為著救國救民而締造出來的,現代化的革命政黨。可是它發展至此,在毛澤東晚年的濫用極權、章法大亂的胡幹之下,它就把時鐘倒撥六百年,墮落成封建帝王(朱元璋)誅戮功臣的最反動的政治集團了!
 
  朋友,我們讀史至此,不免掩卷一問:胡為乎而然呢!
 
問題不在左右,在極權
 
  對這件歷史發展的答案,新露頭角的歷史家毛毛,轉述她的父親之言,說:
 
  父親多次說過,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隨時都會有「左」的或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是除了陳獨秀一次右傾投降主義以外,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他說:「『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他說,右,可以葬送我們的事業,「左」,也可以葬送我們的事業。他說,對於這一類的問題,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這樣就不會犯大錯誤,出現問題也容易糾正和改正。
 
  這,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和哲學(見毛毛書,頁三三六)。
 
  這段引言極重要。它說明鄧小平把毛澤東所犯的「建國之過」和「文革之罪」(死人數千萬、一億人民遭殃的大過大罪),說成單純的左右傾思想的毛病。
 
  其實當權者、當國者,人孰無過、無錯?過錯應防之於未然;過錯自己不願改、不能改,則由他人改正之。
 
  毛澤東犯了大錯大過,餓死農民兩千五百萬,劉少奇、鄧小平要改之而不可得。結果「砲打(劉鄧)司令部」,劉反被整死,鄧幾乎不免,這就不是單純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問題和思想問題,而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了。
 
  讓我再引一段毛毛的議論。當然是她爸爸的話。毛毛說:
 
  毛澤東這個核心領導地位,不是他自封的,更不是外國人賜予的,是在中國革命經歷了近十四個春秋實踐活動中湧現出來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在經歷了千般曲折萬種困擾後選擇出來的。
 
  毛澤東是一個領袖,是一個偉人。他的核心地位一經確立,就確立了整整四十一年(見同上,頁三○九)。
 
  毛毛有所不知,歷史不是請客,哪有那麼簡單!其實毛公領導中共四十一年,卻有前後截然不同的兩大段:
 
  前半段二十年(一九三五∣一九五五年),從中共黨內來看,可說是「完全正確」;
 
  後半段二十年(一九五六∣一九七六年),不論從黨內或黨外來看,都是「完全錯誤」。
 
  毛猶人也!何以同一個人在進城以前和進城以後,判若兩人?粗淺的說,從毛的主觀條件來看,他那種叛逆浪漫的性格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他那一點點洋標語和《資治通鑑》,或許可以做「皇帝」,可是絕對不能做「主席」或「總統」了。把主席總統當皇帝來做,主觀與客觀對立,那就是革命對象了。
 
  「革命革了數十年,一覺醒來解放前!」還是保守的說法啊。毛在後二十年所搞的,事實上是在民國時代,搞「封建補課」!
 
  再者,毛所領導的這個政黨,歷史證明了,也只是個打天下的政黨。正如民國初年袁大總統的美國顧問古德納(Fr-nk J. ?oodnow)所說的,它是比「承繼式的寡頭政治」(Heredit-ry -utocr-cy帝制)問題還要大的「非承繼式的寡頭政治」(Non-heredit-ry -utocr-cy)。統治者權力無限,它也沒個和平合法的接班制度。政策上成「左」或「右」,都要靠皇上或太上皇一人的金口玉言,總歸不是長治久安的民國制度也。
 
  記著:有無限權力的人,無不濫用其權的!
 
  記著:無限制權力,無限制腐化。
 
  「毛澤東集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詩人於一身,才華橫溢,文武雙全EF」(同上頁三○九),但是他被「無限制權力,無限制腐化」了,腐化到幾乎把毛毛的爸也給殺了。小平倖免於死(且用他自己的話),「命大」而已。
 
  朋友,三百年來人類文明發展的主要取向,也是中國近代政治社會轉型的主要目標,便是由「無限制」(unchecked)的「極權」(Tot-l Power),轉向有「制衡」(check -nd --l-nce)的民權。
 
  要達到這個目標,中國老百姓雖然還要有三、五十年的苦日子好過,但是「守到天明覺夜長」,黑貓白貓搞久了,黎明總歸是會出現的。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於北美洲,原載香港《開放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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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書號:N7007

裝訂:平裝

尺寸:15 × 21 × 202 cm

類別:史地類

分類號:628.7

頁數:416頁

重量:570公克

出版社:遠流出版

ISBN:9789573253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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