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事典》叢書，以清朝歷代皇帝做為分冊的依據，共十二帝，每帝均有「小傳」對其生平重要事蹟略作簡述，並用年表式開列其在位期間的重要大事，再以辭典式文字來詳解人、事、時、地的內容，使讀者一目瞭然，容易掌握當年的史實。是從事清史研究、教學及一般人士閱讀學習必備的便利工具書與讀本。
 
　本書為第11冊《光緒事典》，以清德宗光緒皇帝一朝為主要內容，包括「光緒皇帝小傳」、「光緒皇帝年表」和「光緒皇帝辭典」三大部分。時間從西元1875年到1908年，精選出571個辭條詳加解釋。書末附錄包含「光緒皇帝后妃表」、「年代對照表」、「辭條檢索」及「譯名對照表」等，方便讀者查閱檢索。
 

目錄
 
主編的話／陳捷先
 
前言
 
凡例
 
光緒皇帝小傳
 
光緒皇帝事典
 
附錄
 
　1.光緒皇帝后妃表
 
　2.年代對照表
 
　3.辭條檢索
 
　4.譯名對照表
 

　　光緒皇帝小傳
 
　　光緒皇帝名愛新覺羅‧載湉，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1871.08.14）出生於北京宣武門太平湖東岸醇王府的槐蔭齋。其父奕是道光皇帝旻寧的第七子，其母葉赫那拉氏是慈禧太后的胞妹。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五日（1875.01.12），十九歲的同治皇帝載淳病逝，無子嗣，按清廷祖制，需從皇室近支的晚輩中選一人為同治立嗣，繼承帝位，但這樣一來，應由同治皇后阿魯特氏「垂帘聽政」，慈禧太后成了太皇太后，不能繼續操縱政權。同治生前也有為自己立嗣的願望，並選好了人，但慈禧置祖制及同治遺詔於不顧，力排眾議，以自己的外甥載湉繼承大統。當日，四歲的載湉被迎入宮中，正式即位，改明年為光緒元年。正月二十日，載湉在清宮太和殿舉行了登基大典，成為清王朝入主中原後的第九位皇帝，建元光緒。他死於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11.14），在位三十四年，終年三十八歲。
 
　　一、帝德教育
 

 
　　光緒入宮第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05.14），五歲的載湉開始啟蒙教育，在紫禁城內齋宮右側的毓慶宮讀書，這裏又稱上書房，由學識淵博、思想開明的翁同龢、夏同善等授讀。清朝入關共十帝，有五帝是兒童，他們當皇帝的年齡為：順治六歲，康熙八歲，同治六歲，光緒四歲，宣統三歲。由於明朝多昏君，清朝鑒於明亡的教訓，十分重視皇子的培養，當然更重視兒童皇帝的教育，除了同治，其他四人，從日後長大成人情況看，所受教育都還算是成功，並形成了一套制度。但是這種教育制度亦存在不少弊端。
 
　　以光緒為例，五六歲的兒童，經常在睡意朦朧中被太監喚醒，太監還念念有辭地告誡皇帝要「黎明即起、勤政愛民」之類的話，然後被太監送往毓慶宮，學習儒家經典、歷代帝王治術、列朝實錄、聖訓等課程，並讀詩作文，除了漢文功課，還有滿洲師傅教授滿文及蒙文，武臣傳授「騎射技勇」。
 
　　光緒開始學習這些枯燥的課程肯定感到厭倦，尤其翁同龢是江蘇人，夏同善是浙江人，其濃重的地方口音，更令幼年的光緒莫明其妙。慈禧發現光緒也對學習感到乏味，遂下令光緒的生父醇親王奕到毓慶宮常川照料，天長日久，小皇帝適應了單調的學習生活，二位師傅也注意調整教學方法，光緒學業漸有起色。
 
　　光緒自幼是個性格溫順、脾氣平和的「乖孩子」，加之四歲就失去了母愛，在慈禧的淫威下，終日戰悚驚恐，因而養成了服服帖帖、懦弱沉默的作風。從檔案記載可知，每年慈禧的生日在十月初十，宮中舉辦萬壽慶典；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緒生日，此外，還有新年、端午、中秋等大小節日，宮中張燈結彩，鑼鼓喧天，但光緒仍堅持學習，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光緒黎明即「到書齋朗誦書史，作字，未嘗間斷」。光緒二年十月十二日，為給慈禧慶典，宮中演戲，六歲的光緒對翁師傅說：「鐘鼓雅音，此等皆鄭聲，隨從人皆願聽戲，余不願也。」光緒三年正月初六日，別人過年看戲，光緒「略一瞻矚，便至後殿讀書寫字」。光緒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光緒九歲生日翌日，慈禧誇贊他「實在好學，坐立臥皆誦書及詩」。當然，從光緒好學習的另一面，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光緒小小年紀，在長期受到慈禧對他的精神壓抑後，已經失去了兒童應具備的本性，他凡事要仰承慈禧臉色而行事。慈禧擔心光緒成年後不再馴服，她一方面將光緒塑造出唯唯諾諾、逆來順受的品格；另一方面，她高度重視對光緒的「常德」教育，以人倫孝道束縛光緒的思想。
 
　　光緒的啟蒙師傅翁同龢，是晚清一位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對光緒的一生，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極力希望將光緒培養成一位有作為的君主，並總結了同治不成材的教訓，面對慈禧令他加強對光緒「常德」的教育，他引導光緒樹立愛民的思想，將《孔子寄語》中所說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當作座右銘向光緒灌輸。因此，在光緒小小的年紀中，「民惟邦本，兢兢求治」的觀念就佔據了他的思想，光緒懂得，歷代帝王「或耽於安逸，或習於奢侈，縱耳目之娛而忘腹心之位者」，是水覆舟的重要原因。當皇帝的只有愛民，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人君只有孜孜求治，才會使天下臻於太平。光緒在少年時期的作文中寫道：
 
　　為人上者，必先有愛民之心，而後有憂民之意。愛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一民飢，曰我飢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凡民所能致者，故悉力以致之；即民所不能致者，即竭誠盡敬以致之。
 
　　翁同龢以自己的見識，向光緒講述地方官吏如何「用度奢靡，漏卮不塞」、「剝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光緒在深宮中，也能對外界的黑暗有所耳聞，他在評論唐玄宗理財一文中寫道：
 
　　善理財者，藏富於民；不善理財者，斂富於國。國之富，民之貧也……以帝王之尊，而欲自營其筐篋之蓄，其為鄙陋，豈不可笑也哉。
 
　　光緒在翁師傅的熏陶下，逐漸樹立了愛民思想，在他少年時期寫的詩文中，有充分的反映，他寫道「畿輔民食盡，菜色多辛苦」，想到「民食」已盡，人有「菜色」，進而發出了「遙憐村舍裏，應有不眠人」的感嘆。這對於一個長年深居宮中，養尊處優、衣簇錦食，從未接觸下層社會的少年皇帝，能寫出這樣的詩句，何等難能可貴！他還寫過「知有鋤禾當午者，汗流沾體趁農忙」的詩句，發出了「荷鍤攜鋤當日午，小民困苦有誰嘗」的感慨，顯然這是他學了「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古詩後的有感之作。他終日在冰盤竹簟、雲淡風輕的蔭清齋裏獨坐納涼，能想到「鋤禾當午者」在「汗流沾體」，「小民困苦有誰嘗」，在中國帝王中，屈指可數。在大雪紛飛、寒風凜冽的嚴冬，他端坐在溫暖如春的殿堂裏，思緒卻飛向了小民的寒舍，飛向了百姓的茅棚，在這種思想驅使下，寫了《圍爐》詩：
 
　　西北明積雪，萬戶凜寒飛；
 
　　惟有深宮裏，金爐曾炭紅。
 
　　這種將宮廷的奢侈豪華生活同貧苦萬戶的生活強烈對比的詩文，是同齡的同治皇帝不可能寫出來的。
 
　　儒家治國思想，重要的一條是「求賢若渴，破格用人」。翁同龢很認真地給光緒講這個道理，他認為，天下之大，絕非一人所能治，「必得賢人而共治之」，「權者，人君所執以治天下者也，人君無權，則天下不可得而治，然使權盡歸於人君，而其臣皆無權，則天下亦不可得而治」。這種思想已表明不主張把一切權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但還不屬於西方的民主思想，只是把選賢任能當作關乎國家長治久安、興衰存亡的大事。
 
　　翁同龢還向光緒灌輸了「惟才是舉」和破格拔擢的用人思想，翁主張循名責實，反對論資排輩、循資提升以及憑門戶取人的陳腐觀念，光緒在翁師傅的教導下，於光緒十一年（1885）他十五歲時，在《乙酉年御制文‧停年格論》中寫道：
 
　　用人之道，不拘資格，惟其賢而已矣。其人賢，即少年新進，亦不妨拔舉之；其人不賢，既閱歷已久，安得不除去之？此朝廷用人之權衡也。
 
　　尚未親政的光緒，已經對當時權貴的屍位素餐、驕居自喜等作風非常不滿，他憑著年輕人的正義感，對當朝老朽壓制新生力量十分氣憤，寫道：「為政者當綜核名實，不次而拔之，不測而罰之，庶幾可以磨礪而成大器。」他批評嫉賢妒能、踐踏人才的庸臣說：「人臣之事君也，忠莫忠於推賢讓能，奸莫奸於妨賢病國」。他的這種見解應該說是很正確的。
 
科舉制度產生於隋朝，成熟於唐代，對於否定門閥制度及貴族特權，曾經有過進步作用。延至明清，科舉制度依靠的八股文，已成為束縛書生思想的工具，光緒處於科舉制度窮途末路之際，他也對這種開科取士的傳統辦法產生了懷疑：
 
　　今鄉會試士子，皆歷試三場，登諸甲科，然後服官，其於文字蓋能通曉矣。至於德行政事，猶必明試而後知之。故藝文者，取士之權輿也。
 
　　光緒已經感覺到八股取士不過是「權輿」的辦法，說明他看到科舉制度的弊端，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找不到更科學、更合理的「知人善用」的辦法。鑒於此，光緒希望滿朝上下皆能發現人才、啟用人才，他說「欲作千間廈，應須大匠材」；要對天下人才「察之於言，洞之於微，考之於心術之隱」。
 
　　翁同龢身處晚清風雨飄搖之際，又是世界大發展之時，他在毓慶宮對光緒進行了十多年的教導，儘管這些教育仍然沒有超出儒家鼓吹的「堯舜之君」的標準，仍在中世紀君主道德規範中徘徊；在教學方法上除死記硬背書本教條，也談不到走出深宮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是，翁的思想無疑對光緒在以後的戊戌變法中，起到了相當大的作用。
 
　　二、親政風波
 
　　光緒漸漸成長，距離親政日期漸近，慈禧又在想方設法，盡力阻撓將政權轉移給光緒，以維持自己的權勢。慈禧是個天生的政治動物，她在搞陰謀、玩權術上有超人的特異功能。早在光緒親政之前的幾年，慈禧就在考慮如何採取措施不使大權旁落。她見光緒軟弱，似不足為慮，最令她警惕的，是擔心已和洋人建立了廣泛關係的奕訢，他若支持侄兒光緒，那麼慈禧必大權旁落，這個權力欲極強的太后，在不便違抗祖制，無法阻止光緒親政的情況下，決定先剪除奕訢的勢力，以孤立光緒。
 
　　光緒十年（1884），載湉才十四歲，距親政還有二年，慈禧就伺機動手了。三月初四日，奕訢向慈禧奏報十月中為她慶賀五十大壽事，慈禧一反常態，藉口法國正在邊界進犯，責備奕訢不該在此時談祝壽事，罰奕訢「跪至六刻，幾不能起」。第二天，奕訢等被召見時，仍請示為慈禧祝壽事，她責備奕訢「心好則可對天，不在此末節以為盡力也」。詹事府左庶子盛昱發現有機可乘，於三月初八日上奏，不點名地批評奕訢「軍機大臣貽誤國事」。慈禧借題發揮，於十三日令「恭親王奕訢等退出軍機處，開去一切差使」。十四日，慈禧又降旨：「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著會同醇親王奕商辦，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慈禧讓奕訢之胞弟奕接替乃兄，這一招術很高明，奕誤以為慈禧剪除奕訢勢力，是為了給光緒親政鋪平道路，讓自己這個當父親的輔佐兒子為政，實則，慈禧是在離間奕訢、奕兄弟，以打擊奕訢。慈禧還令迂腐平庸的禮親王世鐸和孫毓汶等進入軍機處，以便她自己從中控制，這一年為甲申年，史稱「甲申易樞」。
 
　　光緒十二年（1886），光緒已經十六歲了，慈禧仍在那裏「垂帘聽政」，很不合時宜，六月初十日，她不得不降旨：「著欽天監於明年正月內選擇吉期，舉行親政典禮。」十二日，奕表面客氣，奏請慈禧再「主持裁決」幾年，起碼等光緒二十歲時再歸政。十八日慈禧順水推舟，再次降旨曰：「勉允醇親王等所請，於皇帝親政後再訓教數年。」注定了光緒親政後仍然是個傀儡皇帝。
 
　　光緒十三年（1887）正月十五日，光緒在紫禁城舉行親政儀式，在詔書中被迫強調慈禧「再訓政數年」，因而，這一天實則是慈禧「訓政」的開始，光緒並未實際親政，根據祖制，光緒必須在大婚之後，才能算是成人，方可在形式上實際親政，因而慈禧為了延長自己「訓政」時間，一再拖延光緒婚事，直到光緒十九歲了，在盛行早婚的清代，這已經是「大齡」，才不得不為他立後。
 
　　即便如此，慈禧仍不放心，她為了進一步控制親政後的光緒，又在他大婚上做文章，強行將自己弟弟、都統桂祥的女兒立為光緒的皇后，因光緒生母乃慈禧胞妹，光緒娶了自己親舅舅的女兒，這種近親婚姻之後果，不知慈禧是不懂，還是顧不得這些了，她的目的「一則於宮闈之間，可刺探皇帝之動作，一則為將來母族秉政張本」，既可以監視、控制光緒，又使帝后及其後代均有那拉氏血統。
 
　　光緒對這樁婚姻極為反感，他明白這是慈禧控制他之舉，從後來隆裕皇后的照片看，其貌不揚，很難讓光緒喜歡她。光緒還選擇了禮部左侍郎長敘的兩個女兒為妃，即珍妃和瑾妃。光緒一生的悲劇在於他始終無力擺脫慈禧的陰影，只能逆來順受。光緒十五年（1889）正月二十六日，十九歲的光緒大婚典禮，按大清禮制，在冊立、奉迎典禮結束後，皇帝做新郎，在皇宮太和殿宴請皇后的父親乃至整個皇后家族，由在京的王公百官陪同慶賀。光緒由於對這樁婚姻十分厭惡，竟然藉口有病，撤消了這個盛大宴會，後來降旨把宴桌分送在京的王公大臣時，竟然「未提及後父、后族」，朝野頓時議論帝后不和，自然引起慈禧對光緒的不滿。
 
　　光緒婚後，慈禧不能再以任何藉口「訓政」，必須公開地還政於光緒，擬於二月初三日正式舉行光緒「親政」大典，慈禧在大典之後，將移往花巨資擴充修建的頤和園，是謂「捲簾歸政」。在「捲簾歸政」前夕，慈禧急於布置光緒親政後的「後事」，她授意禮親王世鐸等人上《酌擬歸政事宜折》，核心一條是大臣給光緒的奏折，要另繕一份給慈禧，光緒不能先發表意見，要「皇上奏明皇太后，次日再頒諭旨」。慈禧對世鐸的這個奏折批示「依議」，令軍機處「永遠存記」，奏折上未講這種作法到何時結束，也就是說，一直到慈禧死都適用，顯示了儘管光緒名義上「親政」了，但任何「聖旨」，皆要經過慈禧同意才能發佈執行，尤其在委用四品以上大員，光緒必須經慈禧同意。這樣，滿朝重臣皆慈禧信任之人。
 
　　慈禧從「訓政」到在頤和園「捲簾歸政」，對光緒的控制不得不有所放鬆，但是她在「表面上雖不預聞國政，實則未嘗一日離去大權；身雖在頤和園，而精神實貫注於紫禁城也」。滿朝權貴皆慈禧提拔起來的，唯其「懿旨」是從，他們也看透了光緒無非一介傀儡，因而逐漸形成了以軍機大臣孫毓汶、世鐸、奕劻和徐桐等親貴為核心的「後黨」；同時，朝中一些「守正者」，有的對太后干政反感，有的希望光緒能有一番作為，而聚集在光緒周圍，如帝師翁同龢、珍妃之胞兄禮部侍郎志銳、工部侍郎汪鳴鑾、戶部侍郎長麟等，形成了「帝黨」。
 
　　夾在「後黨」和「帝黨」之間的奕，處境最為尷尬，慈禧處處做出姿態，表示依信他，他畢竟是慈禧的親妹夫；但他又是光緒的生身之父，自然希望自己的兒子能夠成為一個堂堂正正的國君。為此，他頂住朝野壓力，以巨資修繕頤和園，使其成為現今世界上第一流的皇家園林，企圖用風景如畫的湖光山色，來轉移慈禧對朝政的興趣，但毫無效果，奕在鬱鬱中死去。
 
　　三、甲午戰爭
 
　　光緒二十年（1894）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不僅對光緒本人，就是對中國、日本的命運，全起到了至深至巨的影響。
 
　　大清和朝鮮保持二百餘年友好的貢奉關係。光緒二十年朝鮮發生「東學黨」起義，清王朝應朝鮮政府之請，派兵入朝鮮鎮壓東學黨，日本以「保護使館及僑民」以及「協助朝鮮平亂」為藉口，先後派遣大批軍隊在仁川登陸，四、五月份，日軍數量已超過清軍。東學黨起義失敗，清政府照會日本撤兵，日本非但不撤兵，反而以改革朝鮮內政為由，要求長期賴在朝鮮，並不斷向清軍挑?滋事，企圖尋機入侵中國。
 
　　主管清王朝洋務外交的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堅持「以夷制夷」方針，對英、俄等列強抱有幻想，立足於和，不做認真的戰守準備。而面對日本的侵逼，光緒極力主戰，五月二十八日降諭旨，反映了他的態度：
 
　　現在倭焰愈熾，朝鮮受其脅迫，勢甚岌岌，他國勸阻亦徒托之空言，將有決裂之勢……我戰守之兵及糧餉軍火，必須事事確有把握，方不致臨時諸形掣肘，貽誤事機。
 
　　六月十四日，光緒有給李鴻章的上諭中，主張嚴厲回擊日本挑起的戰爭：
 
　　現在倭韓情事，已將決裂，如勢不可挽，朝廷一意主張，李鴻章身膺重寄，熟諳兵事，斷不可意存畏葸……若顧慮不前，徒事延宕，訓致貽誤事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由於光緒旗幟鮮明，朝野上下主戰的呼聲日益高漲，同時，李鴻章幻想英、俄等國調停的願望完全落空。六月二十三日，日本艦隊在豐島海域襲擊中國的運兵船，中日戰爭升級。光緒曾提出「南北夾擊」的戰爭主張，命令在朝鮮北方的清軍與在牙山一帶的南路清軍葉志超部同心協力，夾擊日軍，使日軍背腹受敵，難以應付，為此，他三令五申李鴻章電催平壤各軍星夜兼程，直抵漢城，與葉部夾擊日軍。
 
　　七月一日光緒頒發對日宣戰上諭，並「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勦」。而李鴻章為了保存淮軍實力，聲稱要「先定守局，再圖進取」，「步步穩慎，乃可圖功」，在平壤的二十九軍遲遲未南下接應，使得光緒的「南北夾擊」作戰計劃未能施行。李鴻章對沙俄仍然抱有幻想，七月十六日他電奏請求「聯俄」。對此，光緒頒諭：「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聯，總以我兵能勝倭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務。」光緒還在上諭中強調：
 
　　俄使喀西尼留津商辦，究竟彼國有無助我收場之策，抑另有覬覦別謀？李鴻章當沈機審察，勿致墮其術中，是為至要。
 
　　清王朝上下在當時對日本沒有正確的認識，尤其不了解「明治維新」的意義，因而仍然存在盲目自大的「天朝大國」觀念，藐視日本，光緒力主依靠中國自己的力量打敗日軍侵略，這種願望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對清王朝的腐敗及日本的進步，缺乏真正的了解，因而他制訂的戰略，帶有一定的空想成分。
 
　　因清軍武備廢弛，指揮失當，九月下旬，日軍突破鴨綠江防線，侵入中國境內作戰。十月，美國公使田貝出面調停，光緒反對，說：「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進之時，而云停戰，得毋以計誤我耶？」十月二十五日，日軍攻佔旅順，並提出了苛刻的停戰和談條件，光緒不但反對停戰，而且懲處作戰不力、貽誤大局的李鴻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黃馬褂，以示薄懲」，並告誡李鴻章說：
 
　　旅順既為倭據，現又圖犯威海，意在毀我戰艦，佔我船塢。彼之水師可往來無忌，其謀甚狡，敵兵撲犯，必乘我空隙之處，威海左右附近數十里內，尤為吃緊。著李鴻章、李秉衡飛飭各防軍，晝夜梭巡，實力嚴防，不得稍有疏懈。
 
　　在甲午戰爭中慈禧的態度，歷來是史家感興趣的話題。戰前，慈禧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輕視日本的軍事力量，以為蕞爾島國，根本不是「天朝大國」的對手，光緒召見軍機大臣時就說過「朝廷一力主戰，並傳懿旨亦主戰」，同時不許向外洋借債，慈禧仍然將日本和周邊的朝鮮、越南、暹羅等國等同看待，認為是區區小寇在造反，只要大清國赫然震怒，就會將小日本一鼓盪平。另外，甲午年（1894）是慈禧的六旬慶典，她滿腦袋如何大肆慶賀一下，因而，最初她對於光緒向日宣戰並不介意，甚至支持光緒的措施。
 
　　但是，隨著清軍在戰場的失利，以及日軍入侵我國，慈禧擔心曠日持久的戰事會影響到自己的慶典活動，感到當初的主戰是決策錯誤，後黨骨幹孫毓汶一味仰承慈禧意旨，置國家利益於不顧，從反對帝黨的立場出發，反對開戰；李鴻章一貫主和。今李鴻章受到光緒懲戒，無疑是對後黨的打擊，光緒懲李引起慈禧不滿。尤其令慈禧不能容忍的，是她覺察到在光緒周圍，已經形成一股勢力，並且敢於和她抗衡了，這些人除了翁同龢和汪鳴鑾，還有志銳、文廷式、李盛鐸等臺館諸臣，他們事事秉承光緒旨意，甚至竟敢提出停辦慈禧慶典的景點以移充軍費的建議，這無異於公然在向慈禧挑戰。
 
　　尤其珍妃的胞兄志銳，竟敢於無所顧忌地攻擊慈禧的寵臣孫毓汶、徐用儀，指斥軍機大臣孫毓汶剛愎成性、任意指揮：
 
　　方日人肇?之時，天下皆知李鴻章措置之失，獨孫毓汶悍然不顧，力排眾議，迎合北洋；及皇上明詔下頒，赫然致討，天下皆聞風思奮，孫毓汶獨泱泱不樂，退後有言，若以皇上為少年喜事者。
 
　　志銳還批評徐用儀性情柔滑，與孫毓汶狼狽為奸，要求將徐、孫立予罷斥，退出軍機。志銳的這些言論，反映了光緒的意向。為了排除後黨在對日戰爭中的干擾，光緒很希望將閒置已久的恭親王奕訢拉入自己的陣營。因慈禧急於和日本停戰，八月底她同意了光緒請求，讓奕訢「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並在內廷行走」。然而，已經年過花甲的奕訢，經歷了慈禧歷次打擊，竟成了一個老態龍鍾、唯唯諾諾的老人，很令光緒失望，因而，對日交涉最終還是按慈禧的意圖發展。
 
　　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在慈禧和李鴻章的意旨下，清廷派戶部侍郎張蔭桓和湖南巡撫邵友濂赴日求和，因當時日軍正節節獲勝，為攫取更多利益，日本以張、邵官小為由，傲慢地拒絕和談。光緒二十一年（1895）正月十八日，日軍攻陷劉公島，清王朝經營數十年的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清王朝徹底失敗了。
 
光緒事先沒有料到如此結局，他不願意接受屈辱的和談，他甚至想到懸不次之賞，嚴後退之誅，重振軍威，再與日本決戰，不惜遷都再戰，但是，慈禧、奕訢及後黨皆力主言和，割地賠款亦在所不惜，光緒陷入苦悶之中，翁同龢在日記中寫光緒因「時事如此，戰和皆無可一恃，言及宗社，聲淚並發」，很是逼真。
 
　　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清朝全權代表李鴻章與日本簽訂嚴重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日本提出了極為苛刻的條件：賠償日本軍費二億兩，割讓臺灣及澎湖列島，開放更多的口岸，日本可以在中國開設工廠等等。三月二十七日條約文本送至北京，次日孫毓汶「捧約逼上（光緒）批准，海鹽（徐用儀）和之」。在翁同龢支持下，光緒堅決「不允」簽約。
 
　　三月二十九日，光緒在養心殿召見軍機大臣，孫毓汶主張「讓臺」，光緒說：「條約要割臺灣，而臺灣一割，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孫氏奏曰：「前線屢戰屢敗，皇上如不簽約，則倭人將犯京師，奈何？」光緒斥責道：「前敵屢敗，皆由賞罰不嚴所致，此約關係重大，汝欲逼朕簽約不成？應先請太后懿旨，再作定奪。」
 
　　四月初三日，光緒親往頤和園欲面見慈禧，要求拒和廢約，遷都再戰。而慈禧不見光緒，令太監傳旨：「今日偶感冒，不能見，一切請皇上旨辦理。」老於世故的慈禧知道，明明打不過日本，但又不願承擔簽訂《馬關條約》之罪名，因而將這個難題推給光緒。光緒只得寄希望俄、德、法出面調解，但它們只關心自己的在華利益，對於臺灣，無意過問。
 
　　四月初八日，由於慈禧和奕訢已決意簽約，光緒只好頒諭批准《馬關條約》，當時，「眾樞在直立候，上（光緒）繞殿急步約時許，乃頓足流涕，奮筆書之」。在召見軍機大臣之後，光緒回到自己讀書的毓慶宮，見到在那裏等候的翁同龢，彼此「戰栗哽咽」，「相顧揮涕」。開戰之初，師徒二人本以為對日開戰，既揚國威，又立君威，不料光緒親政不久，即使國家蒙受史無前例的恥辱，翁同龢進呈陳熾寫的《庸書》和湯震的《危言》，希望光緒勵精圖治，奮發振興。
 
　　四月十四日，中日雙方代表在煙臺換約，《馬關條約》正式生效。在此後十天，光緒度日如年，他晝不甘食，夜不安寢，在養心殿前的小院內獨自徘徊：為何敗於蕞爾日本手下？如何向臣工交代？今後怎麼辦？他寫了硃諭向群臣宣示，他說群臣上奏「謂地不可棄，費不可償，仍應廢約決戰」，而自己作為皇帝有「萬不獲己之苦衷」，「自去歲倉猝開?」，「將少宿選，兵非素練」，因而「戰無一勝」。「嗣後我君臣上下，惟當艱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盡力研求……」從光緒的這道上諭，可看出他在當時的思想狀態，十分痛苦，想有一番作為，卻迎來奇恥大辱，但是，他仍然沒有弄明白，日本自明治維新後，已將侵略中國作為國策，不是清王朝「倉猝開?」的問題，而是日本肯定要主動侵略；另外，他戰敗後的反思也僅僅是「練兵籌餉」，仍然沒有超出歷代失敗帝王的認識水平，還沒有「變法」的思想高度。
 
　　七月九日，李鴻章奉調入閣辦事，被免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之職，入朝陛見時光緒指斥他「身為重臣，兩萬萬之款從何籌措？臺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中國戰敗，李鴻章應負很重要的責任，但是，關鍵是清政府極端腐朽，這才是失敗的根本原因，這一點，光緒是在以後幾年才逐漸領悟到的。
 
　　四、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僅一百天，卻是光緒一生中最輝煌的時期。
 
　　《馬關條約》簽訂後，大清朝野震動極大，賠二億兩白銀，嚴重加重了人民負擔；割讓我國領土臺灣，動搖了國本，滿朝上下開始思考，千年來一直認為落後的日本，何能一舉打敗天朝上國？中國如何報仇雪恨，振興朝政？光緒正在苦苦探求這些道理時，一股要求變法維新的思潮，在中國大地湧現出來，代表人物是康有為、梁啟超。
 
　　早在光緒十四年（1888），三十歲的康有為目睹朝綱敗壞，上興土木之工，下習宴遊之樂，他以布衣身份，伏闕上書，發出了國事蹙迫，「在危機存亡之間，未有若今日之可憂也」的警告，他在《上清帝第一書》中，除了指出英、俄、法在蠶食中國外，還很有遠見地強調日本將是中國最危險的侵略者：
 
　　日本雖小，然其君臣自改紀後，日夜謀我，內治兵餉，外購鐵艦，大小已三十艘，將翦朝鮮而窺我邊。
 
　　康有為準確的預言，在當時沒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視，翁同龢見到了這件奏折，他也沒有感覺到日本的威脅，擔心這件奏折的內容公開後，可能引起外交糾紛，因而沒有給光緒看，以致六年後日本突然襲擊，中國無任何準備。後來，又出現了公車上書，上千名舉子聯名上書，可惜，黑暗的制度，腐朽的官僚，致使此書始終沒能讓光緒看到，使光緒失去了注重防日、棄舊圖新的好機會。
 
　　光緒二十一年（1895）五月，《馬關條約》簽訂後，由於清廷開始關注日本動向，因而康有為的《上清帝第三書》較順利的呈到光緒手中，康有為認為，「先事不圖，臨事無益，亡羊補牢，猶為未遲，中國只要當機立斷，速圖自強」，同樣可以救國。光緒「攬而喜之……命即日抄四份……一存乾清宮南窗小篋，一存勤政殿備觀覽」。康有為受到鼓舞，又寫了篇一萬數千言的奏折，長達丈餘。中國歷來以「守成」為美德，無論是政權還是家業，非常保守，康有為在本折衷猛烈的抨擊了「守成」，他說：
 
　　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蓋開創則更新百度，守成率由舊章……不變法而割祖宗之疆土，馴至於危；與變法而光宗廟之威靈，可以強大。孰輕孰重，必能辨之者……非變通舊法，無以為治。
 
　　六天後，順天府胡燏芬亦上《條陳變法自強事宜折》，請「急求雪恥之方」，「求皇上一心振作，破除成例，改弦更張，咸與維新」。光緒又從各地臣工奏折衷選出了南書房翰林張百熙《急圖自強敬陳管見折》等七篇奏折，從不同角度提出了變法維新主張，光緒甚為讚賞，令軍機處將康、胡、張的條陳發至全國將軍、督撫進行議論。
 
　　光緒二十一年（1895）閏五月十五日發佈上諭，以求振興，曰：
 
　　近中外臣工條陳時務，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礦產、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抵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皆應及時興舉。至整頓厘金、嚴核關稅、稽查荒田、汰除冗員，皆於國計民生多所裨補。直省疆吏應各就情勢，籌酌辦法以聞。
 
　　此乃光緒表示要變法圖強之開始，他此時的思想已經超出僅僅「練兵籌餉」的水平，而要「恤商惠工」，他急於在中國建立近代工商業，這是他思想的飛躍，亦是戊戌變法的序曲。
 
　　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月，德國藉口山東巨野發生教案，出兵侵佔了膠州灣；沙俄隨即強佔旅順、大連，對光緒的思想產生了猛烈的衝擊，變法圖強之心更切，梁啟超寫道：
 
　
 
　　（光緒）既無權則惟以讀書為事，故讀書極多。昔歲無事，旁及宋、元版本，皆置懋勤殿左右，以及漢學經說，並加披覽。及膠、旅變後，上怒甚，謂此皆無用之物，命左右焚之，太監跪請不許。大購西人政書覽之，遂決變政。
 
　　此時，康有為再次來北京，進呈《上清帝第五書》，請求皇上「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下發憤之詔，先罪已以勵人心，次明恥以激士氣，集群才咨問以廣聖聽，求天下上書以通下情，明定國是，與海內更始」，「以俄國大彼得之心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為政法」，「大集群才，而謀變政」。光緒見後，感慨很深，決定召見康有為，但奕訢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能召見」為藉口，阻攔召見。康有為萬般無奈，決定再回廣州萬木草堂去講學教書。
 
　　光緒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清晨，翁同龢來到康有為在北京的住所：宣武門外米市胡同的南海會館，翁看了康的《上清帝第五書》，表示贊同康的見解，轉達光緒亦對康十分讚賞的言詞，挽留康住在北京，不要南下。康有為看到了希望，決意在京鼓吹變法。
 
　　光緒二十四年（1898）即戊戌年，正月八日，康有為上《應詔統籌全局摺》（即《上清帝第六書》），明確指出，「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核心是要「大變」。康有為還將自己寫的《日本變政考》和《俄彼得變政記》隨折呈上，向光緒介紹日本明治維新及沙俄彼得大帝改革的事跡。光緒讀後，眼界大開，令翁同龢找來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及英人李提摩太編譯的《泰西新史攬要》、《列國變通興盛記》等書，「置御案，日加披覽」。這些著述使光緒明白面對「各國環處，凌迫為憂」的局勢，「非實行變法，不能立國」。
 
　　是年春季，康有為等在北京成立「保國會」，提出「保國、保種、保教」的口號，還利用這年春天各省舉人來京會試的機會，鼓動他們到都察院上書，籲請朝廷早日變法。
 
　　國內要求變法維新的呼聲日高，引起了頑固派的仇視，紛紛上奏攻擊康有為。御史文悌彈劾康有為「招誘黨羽，因而犯上作亂」，「名為保國，勢必亂國」。光緒反駁道：「會為保國，豈不甚善！」圍繞變法，帝黨與後黨又展開了激烈的爭鬥。慈禧的心腹除了不時向在頤和園的太后密報京城變法動態外，還親自出馬攻擊變法。榮祿揚言：「康有為立保國會，現在許多大臣未死，尚不勞他保也。其僭越妄為，非殺不可！」軍機大臣剛毅奏曰：「我朝成法盡善盡美，皇上仍應遵祖宗舊制，不可輕易更張，而驅入夷狄之教。」
 
　　光緒曾讓慶親王奕劻轉告慈禧：「太后若仍不給我事權，我願退讓此位，不甘作亡國之君。」面對列強企圖瓜分中國，慈禧也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危機感，她仔細閱讀了光緒轉餘的康有為的奏折及《日本變政考》、《俄彼得變政記》等書，覺得康有為所言亦有道理，因為「措天下於磐石之安」，也是慈禧的願望，於是她同意了光緒要變法的請求，聲稱「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制也」。在慈禧的首肯下，光緒才有可能宣佈變法。
 
　　光緒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緒頒布《明定國是》詔，正式宣佈變法維新：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張變法自強……朕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於時政毫無裨益……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襲其皮毛，毋竟騰其口說，總期化無用為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
 
　　第二天，光緒帝即下令各省整頓商務礦務、廣開利源；爾後又在京師設立了農工商總局、鐵路礦務局。為了培養人才，廣開風氣，勸勵工藝，獎募創新，他還頒布了振興工藝給獎章程，對各省士民著有新書及創行新法、製成新器果係堪資實用者，懸賞獎勵，量其才能，或授以實職，或賜以章服，表以殊榮。所製新器，頒給執照，准其專利售賣。光緒甚至不惜觸動旗人的寄生特權，讓他們自食其力，准許自謀生計，廢除以前的計口授田成案，光緒的這一決策是極應稱道的。
 
　　光緒宣佈變法後，「舉國歡欣」，「臣民捧讀感泣，想望中興」。光緒威望迅升，引起了慈禧的警覺，擔心光緒利用變法，奪去政權。加之頑固派「哭求太后勸阻」光緒變法。慈禧沒有從正面阻止變法，她還要看看事態的發展，但是她於四月二十七日連發四道上諭，以約束光緒，並為萬一光緒奪權事先做好準備：一、以「漸露攬權狂悖」的罪名將翁同龢革職，逐出京城，使光緒失去一位得力助手；二、令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具折後，直接向慈禧謝恩陛見，以控制朝政及人事大權；三、令親信榮祿署理直隸總督，兼領北洋三軍，以防不測；四、秋天由光緒「恭奉」太后到天津「閱操」，梁啟超認為「此實幽廢皇上，誅捕帝黨之先聲」。
 
　　光緒不為所動，仍堅持變法，四月二十八日，他打破皇帝不召見四品以下官員的成例，在頤和園仁壽殿召見工部主事康有為，命康「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康有為的奏折以前是由別人代遞，今後有「專折奏事」之權。
 
　　自四月二十三日（1898.06.11）頒布《明定國是》詔，至八月初六日（1898.09.21）變法失敗，光緒共發佈維新詔令一百八十條之多，宣佈變法的具體措施，內容非常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等各方面。主要內容為：荐才用才，諭各省督撫學政及三品以上京官保荐通達時務之才，不論官大官小，破格任用；興學育人，在京城籌辦京師大學堂，各省、府、廳、州、縣的大小書院及民間祠廟，「一律改為兼習中學西學之學校」，省會設高等學校，郡城設中等學校，州縣設小學校，以便「廣育人才」；廢除八股，鄉會試及生童歲科各試，一律改試策論，以選拔通達時務的人才；改革行政，裁機構，減冗員，改定行政規章，切實整頓吏治，以除積弊而行新政；廣開言路，准許各省藩（布政使）、臬（按察使）、道、府、州、縣官及士民上書言事；提倡辦報、譯書以 「開廣見聞」；鼓勵遊學，選派宗室王公出國「遊歷」，青年學生出國留學，以「開通風氣」，造就通才；振興工、農、商及交通各業，設立鐵路礦務、農工商總局和提倡私人辦企業；整頓民事，改革財政，嚴禁各級官吏「擾民」，命戶部編製每年的財政預算表；裁減舊軍，重練新式陸海軍，以期富國強兵等等。
 
　　從戊戌變法上述內容可以看出，它既是一場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政治、經濟改革運動，又是一場帶有啟蒙性質的思想解放運動。光緒是這場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由於他缺乏一位政治家、思想家的眼光和才能，加之頑固派的干擾，他的改革上諭大多停留在一紙空文上，沒有任何實效。但是，在一個閉塞愚昧、令人窒息的封建專制社會，畢竟吹進了一股清新爽快、令人振奮的新鮮空氣。
 
　　進入農曆七月之後，光緒變法心切，步法加快，他不顧守舊官僚的強烈反對，大刀闊斧地精簡龐大的政府機構，將無用的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僕寺、大理寺等在京城各衙門裁撤，並令各地將「候補捐納」冗員等在一個月內裁汰。晚清大員多「貪劣昏庸」，為追逐「高爵厚祿」不擇手段，而「置國事於不問」，光緒十分憎惡這幫官吏，七月十日他嚴厲譴責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兩廣總督譚鐘麟對新政「意存觀望」，「此諭雖明責譚、劉，實則深惡榮祿」。七月十九日，他把阻撓新政的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等六堂官全部革職。第二天，他諭令擁護新政且有才識的內閣侍讀楊銳、內閣候補中書林旭、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和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史稱「以國政系於四卿，名為章京，實則宰相也。後此新政，皆四人行之，密詔傳授，亦交四人焉」。七月二十二日，他又降旨開去李鴻章和敬言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之職。兩天後，他頒諭：為了「妙選才能，以議庶政」，在中央設置三、四、五品卿和三、四、五、六品學士，以廣招支持新政之人。
 
　　七月二十六日，支持變法，多次代康有為遞奏折的禮部右侍郎徐致靖上《保荐袁世凱折》，實則代表康有為的意思，康認為，「袁世凱夙駐高麗，知外國事，講變法，昔與同辦強學會，知其人與董（福祥）、聶（士成）迥異，擁兵權，可救上者，只此一人」。在奏折衷請光緒召見袁世凱「加官優獎之」，「請撫袁以備不測」。老奸巨猾的袁世凱一時還拿不準變法能否成功，因而施展其一貫的兩面手法，在維新派面前表示支持新政，迷惑了康有為，使維新派在生死存亡關頭，鑄成大錯。遍布朝廷的慈禧黨羽，立即將這一消息密報慈禧，慈禧擔心光緒以袁世凱武力支持變法，七月二十八日，榮祿奉懿旨調聶士成武毅軍入天津，調董福祥甘軍駐北京西南的長辛店，說明慈禧不僅在防範，而是在作政變的軍事部署了。
 
　　康有為曾建議依照先朝懋勤殿故事，以議制度，並策劃由王照、徐致靖分別舉薦康有為、黃遵憲、康廣仁、梁啟超、麥孟華、宋伯魯、徐致靖等十人入懋勤殿，日夕討論如何變法。光緒恐太后不允，令譚嗣同引康熙、乾隆、嘉慶三朝諭旨擬詔。七月二十九日，光緒到頤和園見慈禧，「太后不答，神色異常，（光緒）懼而未敢申說」。
 
　　光緒感到大事不妙，立即寫密詔交給楊銳，即為後人稱之謂的「衣帶詔」，戊戌變法後，康有為宣傳這個「衣帶詔」是光緒令楊銳交給康的，康出示的「衣帶詔」內容廣為流傳，史家多以為據。但是，近來從清宮檔案中發現「衣帶詔」原件，乃宣統元年楊銳之子楊慶旭上交都察院，慶親王奕劻見後，令國史館收藏而保存下來的，與康有為宣傳的文字、日期皆不同，故錄原文以正視聽：
 
　　近來朕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老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登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累次降旨整飭，而並且由隨時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亦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廢，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光緒發現自己的帝位「且不能保」了，想起康有為推薦的袁世凱，決定靠袁世凱的新軍支持自己，遂於八月一日召見直隸按察使袁世凱，立即擢升為侍郎，命專辦練兵事務。八月初二日，光緒再次召見袁世凱，說：「人人都說你練的兵、辦的學堂甚好，此後可與榮祿各辦各事。」意為可以不聽榮祿指揮。
 
　　光緒重用袁世凱，是有其歷史背景的。七月底，盛傳太后將於九月天津閱兵時廢光緒帝位，因之康有為等亦謀廢太后，策劃以袁世凱之新建陸軍圍頤和園，以畢永年率百餘敢死隊入園捕殺慈禧。八月一日，畢永年見到譚嗣同，談及此事，譚雲：「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為之，且使皇上面諭，我將奈何之？」晚八時，康有為、梁啟超正晚餐，忽聽到光緒召見袁世凱，康乃拍案叫絕：「天子真聖明，較我等所獻之計，尤覺隆重，袁必喜而圖報矣。至袁統兵圍頤和園時，汝（畢永年）則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後而廢之可也。」畢永年感到自己勢孤力單，建議唐才常進京同謀。唐、梁同意，找譚嗣同，獲准，康、梁給唐才常發電報，令其進京。
 
　　八月初三日是決定變法命運及光緒本人命運的一天。光緒兩見袁世凱，使慈禧明白光緒要借助武力奪權了，是日，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宣佈取消光緒獨立處理政務的權力，規定一切章奏均須呈慈禧後方可定奪，這一舉動預示著變法運動正在走向失敗。
 
　　康有為還不知道慈禧這一決定，他企圖利用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訪華，挽救變法。伊藤於七月二十九日自天津進京，幼稚的維新派對他寄予厚望，希望聘其為顧問。八月三日下午，康有為往日本公使館訪伊藤，請伊藤勸慈禧，「感動太后回心轉意」。
 
　　八月三日夜，已聞知慈禧奪回權力的譚嗣同，未及深思熟慮，去訪袁世凱，冒失地說：「榮祿近日向太后獻策，廢去皇上，你知道嗎？初五日你見皇上時，希望向皇上討一道朱諭，令你帶兵到天津，見榮祿出朱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你代為直隸總督，然後帶兵包圍頤和園。」袁世凱說：「我殺榮祿如殺一條狗一樣，但是我營皆舊人，槍彈火藥皆在榮祿處，且小站距北京二百餘裏，隔於鐵路，考慮不周容易事泄。皇上九月即將巡幸天津，等到那時，軍隊都集合起來，只要皇上在一寸紙條上寫下命令，誰敢不遵，又何事不成？」譚嗣同在此冒犯了和袁「交淺言深」的錯誤，他畢竟是個少不更事的年輕書生，他和袁世凱夙無往來，對老袁的為人知之甚少，風風火火地要袁世凱帶他那一點點兵，去殺榮祿、圍太后，這在當時都是滅門九族的死罪，老袁何等狡猾，怎麼能去送死？
 
　　八月初三日傍晚，慈禧聽說康有為見到了伊藤博文，她深恐維新派借此引日本為援，決定在光緒召見伊藤之前，立即發動政變，不使日本插手此事。遂於八月初四日黎明，慈禧突然自頤和園回到城內皇宮，闖入光緒寢宮，將大臣上的奏折搜刮而去，怒斥光緒說：「我養了你二十餘年，你卻聽信小人之言算計我？」嚇得光緒「戰栗不發一語，良久囁嚅曰：'我無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慈禧傳旨，稱光緒患病，不能理朝，恢復太后「訓政」。是日，光緒例行上早朝時，對群臣說：「朕不在乎自己的安危得失，死生聽天，你們要激發天地良心，顧全祖宗基業，保全新政，朕死無憾。」自此，光緒失去自由。
 
　　老謀深算的袁世凱已知慈禧重新訓政，在八月初五日光緒按原計劃召見他時，老袁亦知光緒身邊皆乃慈禧耳目，因而一改腔調，大談變法之不易，他先說：「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他在談到「變法尤在得人」的問題上，先是吹捧慈禧欣賞的張之洞：「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贊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接著，他借機攻擊維新派，以討好慈禧：「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猛勇之士，但閱歷太淺，辦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光緒聽了，沒有回答，大約心中在想：袁世凱這家伙真會見風轉舵！
 
　　是日，光緒按原安排接見伊藤博文，因光緒已無權，又在慈禧嚴密監視之下，因之未能深談日本維新經驗，會見草草結束。
 
　　八月初五日袁世凱被光緒召見後，即乘火車回天津，傍晚到津，馬上見榮祿，簡單介紹一下北京形勢，和榮祿一起痛斥維新派，攻擊變法，正巧有客來訪榮祿，袁世凱只好先退。次日早上，袁世凱再訪榮祿，御史楊崇伊在座，出示慈禧訓政之電報，老袁知道光緒及維新派徹底失敗了，遂向榮祿出賣了譚嗣同夜訪時講的話。
 
　　八月初六日上午，就在袁世凱向榮祿告發譚嗣同的同時，清廷宣佈慈禧訓政，但仍以光緒名義發佈詔旨。此後召見大臣，慈禧與光緒並坐，大臣上奏，光緒不發一言，有時慈禧讓光緒發言，光緒不過說一兩句敷衍一下，這種狀態至光緒終生。慈禧還將光緒囚禁於皇宮西側南海瀛臺之涵元殿，令李蓮英選派二十名太監監管光緒。瀛臺為一小島，四面是水，本有一木橋，慈禧令拆去，太監要乘小舟到岸上，傳說光緒在冬季踏冰上岸，為太監所阻。光緒在頤和園住玉瀾堂，慈禧故意令在東西廂房內砌上磚墻，讓光緒明白，縱貴為天子，亦被囚禁，以從精神上折磨光緒。光緒見一太監屋有《三國演義》，長嘆「朕不如漢獻帝也」。
 
　　八月十三日，清廷在菜市口殺害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楊深秀、康廣仁，史稱「戊戌六君子」。康有為、梁啟超逃往日本，戊戌變法失敗，中國失去一次振興圖強的機會。
 
　　史稱系袁世凱出賣維新派，導致慈禧發動政變，但從清宮檔案及史家考證看，慈禧八月初四日政變在前，袁世凱初六日向榮祿出賣在後，但這是袁世凱在歷史舞臺上首次惡劣表演。
 
　　五、庚子禍亂
 
　　戊戌變法失敗後，慈禧想廢掉光緒，她令太醫捏造光緒病情，企圖以光緒患病為藉口，謀廢立之事，不料中外反對，列強堅持派西醫給光緒治療，使得慈禧暫時放棄了廢帝計劃。光緒二十五年（1899）冬，在慈禧授意下，頑固派載漪、崇綺、徐桐等上奏請求廢立，慈禧徵求榮祿意見後，決定將載漪之子溥繼承同治皇帝，溥的祖父惇親王奕是道光的第五子，咸豐的親弟弟，慈禧的親小叔子‧溥的父親載漪，娶慈禧哥哥桂祥的女兒為妻，溥的母親即是慈禧的親侄女‧慈禧頗喜歡載漪，封他總理衙門大臣，掌管神機營，掌軍事外交大權，儘管溥「愚呆且鄙」，因慈禧與他母的特殊關係，仍堅持立溥，各列強仍然支持光緒。慈禧曾希望借慶賀新年之際，讓大阿哥與各國公使見面，各國公使拒絕出席以示杯葛。
 
　　此間義和團運動已自山東發展到京津一帶，載漪利用義和團盲目排外的情緒，企圖從中讓兒子順利當上皇帝。自戊戌政變後，朝中有識之士幾被趕盡殺絕，所餘皆迂腐愚昧之人，他們面對義和團和八國聯軍開戰之事，只能頻出荒唐可笑之下下策，導致義和團攻打北京外國使館以及八國聯軍入侵我國。面對這種形勢，慈禧召集臣工對洋人是「戰」與「和」問題徵求意見，光緒數次發言，這是他自戊戌政變至去世前唯一的一次有違慈禧意旨的公開表態，說明在國難當頭之時，他不計個人安危。
 
　　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日午刻，慈禧召臣僚四十餘人於中南海儀鑾殿東暖閣，室中跪滿，後至者跪門外，慈禧、光緒背窗而坐。光緒首先責備諸臣「不能彈壓亂民」，神色甚嚴厲，有的大臣希望令董福祥鎮壓義和團，載漪依仗自己兒子是大阿哥，不客氣地打斷，說：「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大家明白，載漪在影射光緒，光緒反駁道：「人心何足恃？只能添亂。今人喜歡言兵，然自朝鮮之後，創巨痛深，後果有目共睹，何況西洋各國之強，十倍於日本，列強聯合而謀我，中國以何御之？」載漪仗著慈禧支持，頂撞光緒曰：「董福祥勦回民叛亂有功，用他御洋人，當無敵。」光緒反駁道：「董福祥驕悍難用，洋兵武器厲害而且兵精，非回民可比也。」慈禧說：「我就靠董福祥了。」表明要向列強宣戰，否決光緒的意見。
 
　　五月二十一日未刻，慈禧再召群臣到儀鑾殿，由光緒首先詰問總理衙門大臣、兵部尚書徐用儀，是和是戰？徐用儀本是後黨，戊戌變法期間被光緒革去軍機大臣之職，此次徐主和，和慈禧相左，他圓滑世故，不敢表態，光緒本來就厭惡他，拍著桌案厲聲斥道：「你仍然如此搪塞，難道就可以了事了嗎？」慈禧本想利用徐用儀反駁光緒，她鼓勵徐道：「皇上意在和，不想用兵，我的心很亂，今日廷議，可對皇上暢所欲言。」徐用儀才敢大聲言道：「用兵非中國之利，且不能由中國先開戰。」光緒見徐主和，與自己意見一致，遂和緩道：「對列強宣戰不是不能說，但是要知道中國積弱，兵又靠不住，用亂民以求一逞，能夠有結果嗎？」載漪又反駁光緒：「人心一解，國家還靠誰？」光緒一聽載漪又提「人心」，斥曰：「義和團亂民皆烏合之眾，能以血肉之軀和洋槍洋炮相博嗎？況且空談人心，難道以民命為兒戲？」此次御前會議沒有結果。
 
　　五月二十二日申刻，慈禧第三次召集御前會議，堅持對列強宣戰，群臣不敢反對，光緒只好請榮祿勸慈禧，光緒說：「我兵全不可依靠，事情要審慎，好在兵權在你手中，希望像太后那樣知己知彼，不宜魯莽宣戰。」榮祿沒有表示，他明白慈禧已決定開戰，勸也無用。
 
　　五月二十三日未刻，慈禧再次召群臣到儀鑾殿，這一次不是聽取意見，而是宣佈開戰，命許景澄通知各國使臣。光緒對許說：「朕一人死不足惜，但是天下生靈怎麼辦？不要輕易開戰，要好好商量一下。」慈禧斥責光緒：「皇上放手，不要誤事。」光緒嘆曰：「可惜十八省數萬萬之生靈，將遭塗炭。」
 
　　八國聯軍入侵，清廷守土有責，下令宣戰，本為正義之舉，但慈禧、載漪希望靠義和團法術制敵，以保住大阿哥，其出發點錯誤，加之毫無抵抗準備，一連串決策失誤，導致八國聯軍侵佔北京，慈禧脅迫光緒逃往西安，光緒為擺脫慈禧，以與外國公使會談為由，請求留在北京，慈禧就擔心洋人支持光緒，堅持光緒同行。清廷派李鴻章與奕劻為全權大臣，與列強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光緒二十七年（1902）十一月二十八日慈禧、光緒才回到北京，慈禧被迫廢去大阿哥溥。據記載，光緒隨慈禧逃出北京後，他終日鬱鬱寡歡，每到一地都喜歡獨自「坐地作玩耍，尤好於紙上畫成大頭長身各式鬼形無數，仍拉雜扯碎之。有時或畫成一龜，於背上填寫袁世凱姓名，粘之壁間，以小竹弓向之射擊，即復取下剪碎之，令片片作蝴蝶飛」，可見他對袁世凱之深仇大恨。
 
　　六、光緒之死
 
　　光緒三十四年（1908）十月二十一日，光緒結束了三十四年傀儡皇帝生涯，含著無限屈辱和遺憾的心情，「崩於瀛臺之涵元殿」；時隔不到二十小時，慈禧亦「崩於中南海之儀鑾殿」。慈禧死時七十四歲，而光緒死時僅三十八歲，人們多認為是慈禧自知將死，先害死光緒，自己再死，此說影響甚廣。但是，從光緒死前的脈案分析，他是患病而死。
 
　　光緒自四歲開始失去母愛，在慈禧狠毒管束下戰戰兢兢度日，沒有童年快樂，沒有家庭溫暖，心情抑鬱，孤獨恐懼。戊戌政變後，遭到軟禁，身體迅速惡化。他在婚姻生活上也很不幸，慈禧給他定的隆裕皇后，他不感興趣，他只愛珍妃。珍妃姓他他拉氏，光緒十四年（1888），年僅十三歲的珍妃與其姐瑾妃同時選為嬪，光緒二十年（1894）因慈禧六旬慶典，姐妹同升為妃。因珍妃聰穎活潑，深得光緒寵愛。珍妃手下太監在外胡作非為，賣官鬻爵，事發，慈禧正在惱怒自己的外甥女隆裕皇后失寵，遂借機杖責珍妃，嚴懲其違法太監。戊戌變法中，因珍妃胞兄志銳支持變法，被慈禧貶斥到烏裏雅蘇臺。更有甚者，戊戌政變後光緒長期被囚禁，斷絕了他與珍妃的來往，慈禧在光緒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逃出北京當天，下令將珍妃推入皇宮內寧壽宮外井中溺死。光緒知道後，「悲憤之極，至於戰栗」，內心受到巨大創傷。光緒因此患嚴重的神經官能症、肺結核、心血管疾病及腎結核，在當時皆乃不治之症。
 
　　脈案記載，光緒三十三年（1907）八月二十二日，他相繼出現「潮熱、盜汗、咳嗽、心悸、失眠、頭暈、耳鳴、健忘」等症，且已進入晚期。光緒三十四年三月，西藏活佛達賴喇嘛請求於秋天來京陛見，李蓮英鑒於光緒病重，認為活佛與皇帝同居一城，必有一人不利，建議慈禧取消此事，慈禧卻說：「皇帝之病，已知必不能愈，活佛來京與否，無所關涉」，說明光緒死數已定，無須人害。此後，曾召集全國名醫為光緒診治，均無效。
 
　　十月十七日，光緒死前四天，他生命已垂危，這一天有三名御醫入診，一致認為他「元氣大虧，病勢危篤已極」。江蘇名醫杜鐘駿參加搶救，光緒哭問御醫：「你有何法救我？」杜問：「皇上大便如何？」光緒說：「九日不解。」御醫退出說：「此病不出四日，必出危險。」十月二十日脈案記載，光緒已是「目瞼微而白珠露，嘴有涎而唇角動」，此乃中樞神經症狀，人處彌留之際，次日死亡。若係被害死，不會拖這麼久。1982年開其陵墓，化驗其遺骨，亦診斷為病逝，無中毒跡象。
 
　　光緒死前，遺囑很簡單：「殺袁世凱。」光緒躺在冰冷的涵元殿，隆裕皇后跪在屍體前哭訴自己的懺悔，但是光緒已經聽不到了。在文藝作品中多寫隆裕如何成為慈禧爪牙和鷹犬，但在檔案中，未發現她有何劣跡，清宮嚴禁后妃干政。隆裕也很不幸，和光緒沒有感情，沒有夫妻生活，她怨恨光緒寵珍妃，但她又擔心慈禧廢去光緒，她的皇后也就不存在，她就在矛盾中生活。
 
　　光緒死後，無兒女，滿朝希望立一個年長些的國君，以應付多事之秋，但慈禧卻立三歲的溥儀繼承同治，是謂中國最後一個皇帝──宣統皇帝。慈禧目的不言而喻，她要繼續執政。慈禧在死前二小時還下令「所有軍國政事，悉秉承予之訓示，裁度施行」，說明她要當太皇太后，不認為自己死期已至。但是，光緒死後第二天，慈禧一顆日日提防光緒的緊張心情，猛然鬆弛下來，很自然又想到親子同治之死，一個老太婆的心理無法承受這種變化，「精神萎頓」；加之宮中自十月初十日開始為慈禧祝壽，一連六天演戲，慈禧勞累，咳嗽、腹瀉，突然死亡。三年後，大清亡國。
 
　　宣統元年（1909）正月，謚光緒曰：「同天崇運大中至正經文緯武仁孝睿智端儉寬勤景皇帝」，廟號德宗。七月，葬於河北易縣西永寧山崇陵。
 

書號：N2011

裝訂：精裝

尺寸：15 × 21 × 2.49 cm

類別：史地類

分類號：627.8

頁數：432頁

重量：580公克

出版社：遠流出版

ISBN：9789573255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