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事典》叢書，以清朝歷代皇帝做為分冊的依據，共十二帝，每帝均有「小傳」對其生平重要事蹟略作簡述，並用年表式開列其在位期間的重要大事，再以辭典式文字來詳解人、事、時、地的內容，使讀者一目瞭然，容易掌握當年的史實。是從事清史研究、教學及一般人士閱讀學習必備的便利工具書與讀本。
 
　　本書為第10冊《同治事典》，以清穆宗同治皇帝一朝為主要內容，包括「同治皇帝小傳」、「同治皇帝年表」和「同治皇帝辭典」三大部分。時間從西元1862年到1875年，精選出513個辭條詳加解釋。書末附錄包含「同治皇帝后妃表」、「年代對照表」、「辭條檢索」及「譯名對照表」等，方便讀者查閱檢索。
 

目錄
 
主編的話／陳捷先
 
前言
 
凡例
 
同治皇帝小傳
 
同治皇帝事典
 
附錄
 
　1.同治皇帝后妃表
 
　2.年代對照表
 
　3.辭條檢索
 
　4.譯名對照表
 

　　【清穆宗】
 
　　同治皇帝
 
　　同治皇帝名愛新覺羅‧載淳，生於咸豐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04.27），是咸豐皇帝奕?與葉赫那拉氏（慈禧）的獨生子。載淳於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九日（1861.11.11）即帝位，時年六歲，由咸豐皇帝的皇后鈕祜祿氏和葉赫那拉氏「垂簾聽政」，政權實則操縱在葉赫那拉氏一人之手，故年號「同治」。同治十二年（1873）載淳十八歲親政，仍然是個傀儡皇帝，次年十二月初五日（1875.01.12）病卒，年十九歲。
 
　　一、生母慈禧
 
　　同治皇帝出生前後，其生母葉赫那拉氏（即後來的慈禧太后）的情況，是令很多讀者感興趣的問題，傳聞亦不少，尤其舊時稗官野史的渲染，加之現代文藝作品的胡編亂造，以假亂真，有必要對葉赫那拉氏的身世作一介紹。
 
　　慈禧本名那拉氏，因其祖居在中國東北的葉赫部，故在當皇太后之前，稱其為「葉赫那拉氏」。她原是滿洲鑲藍旗人，屬於「下五旗」，在八旗中和皇族關係較遠；而「上三旗」在關外征戰時，由皇帝親自統領，位高勢尊。那拉氏生了同治皇帝，母以子貴，於咸豐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1862.01.17）根據滿族的「抬旗」制度，被「抬」入「上三旗」中的鑲黃旗，因此在爾後的史傳中均寫她為「滿洲鑲黃旗」人。
 
　　葉赫那拉氏生於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日（1835.11.29）。其父惠徵，於咸豐二年（1852）二月，任安徽寧池太廣道，他到任甫年餘，值太平軍攻入安徽，次年三月，惠徵「攜帶餉銀印信避至鎮江」，屬臨陣脫逃，被朝廷開缺。同年六月初三日（1853.07.08），因抑鬱悲懼，一病不起，客死於江蘇省鎮江府，時年四十九歲。
 
　　那拉氏之外公惠顯，在道光朝歷任安徽臬司、駐藏大臣、工部左侍郎、京營右翼總兵及歸化城副都統等職，那拉氏幼年即生長在一個官宦之家，三代均為清朝中等官僚，力圖升遷，未能顯達，給幼年的那拉氏以深刻的影響。
 
　　咸豐元年（1851），清廷頒詔「選秀女」，即令滿洲貴族家中，十三歲以上未婚女子入宮，由皇帝親定妃子，那拉氏由鑲藍旗佐領恩祥選送入宮。咸豐皇帝前後共有后妃十九人，他十七歲為皇子時娶太常寺少卿富泰女薩克達氏為妻，未久，她病故。他還娶廣西右江道穆揚阿女鈕祜祿氏為妻。他繼位後，於咸豐二年（1852）二月首先晉封鈕祜祿氏為「貞嬪」（清宮后妃排列名份為：后、貴妃、妃、嬪、貴人、答應、常在）；同年五月，又破格封她為「貞貴妃」；六月，又封她為皇后，時鈕祜祿氏年僅十六歲，可見咸豐對她之滿意，但她始終無子女。
 
　　位居皇后之下的是麗妃。她於咸豐二年（1852）二月入宮時是「貴人」；咸豐四年（1854）二月，晉封「麗嬪」；咸豐五年（1855）五月，為慶賀清軍剿滅太平天國北伐軍，只晉升她一人為「麗妃」。咸豐渴望麗妃給他生個兒子，他住在圓明園咸福宮後楹的同道堂，特令麗妃移住咸福宮，至今宮中還有咸豐黃箋朱筆寫的「咸豐九年月日，麗妃移住咸福宮大吉」字條。但受寵的麗妃只生一女，後嫁與符珍。另外玫嬪徐佳氏曾生一子，未命名而殤。客觀情況造成那拉氏後來的機遇。
 
　　那拉氏於咸豐二年（1852）二月被咸豐選中，封為「蘭貴人」，同年五月初九日（1852.06.06）奉旨入宮。咸豐四年（1854）二月和麗貴人等同時被晉封為「懿嬪」，在后妃中居第三位。咸豐六年（1856）三月，二十二歲的懿嬪在儲秀宮生下咸豐唯一的兒子載淳，咸豐當即封她為懿妃；咸豐七年（1857）正月，又被晉封為「懿貴妃」，地位僅次於皇后。
 
　　二、辛酉政變
 
　　咸豐十年（1860），英、法兩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由廣州經海路攻陷天津，進逼北京，咸豐進退失據，時而揚言「御駕親征」，時而策劃東逃熱河。那拉氏曾建議道：
 
　　皇上在京可以鎮懾一切，聖駕若行，則宗廟無主，恐為夷人踐毀。昔周室東遷，天子蒙塵，永為後世之羞；今若遽棄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她主張皇帝守在京城的建議，表現出她的政治見解，可惜未被才智平庸的咸豐採納，他攜后妃、五歲的載淳倉惶逃往承德避暑山莊，留下其六弟恭親王奕訢在京城準備與侵略者和談。
 
　　咸豐十一年（1861）七月，咸豐皇帝在承德病危，召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御前大臣景壽、協辦大學士肅順、軍機大臣穆蔭、吏部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卿焦祐瀛等八人至榻前，宣布立載淳為皇太子，根據清制，命上述八人「贊襄政務」，仿照康熙幼年繼位的作法。可是他又擔心當年「鰲拜專權」的歷史教訓重演，遂將隨身的「御賞」章交給皇后鈕祜祿氏掌管，把「同道堂」章交皇太子載淳（實則在那拉氏手中）掌管，爾後八大臣凡以皇上名義發布諭旨，首尾均要加蓋「御賞」和「同道堂」二印，才能生效，這就限制了八大臣的權力。
 
　　是年七月十七日（1861.08.22），咸豐病逝避暑山莊，肅順等八大臣建議用「祺祥」為新的年號，並開始與那拉氏爭奪政權。八月初一日（1861.09.05），在北京的恭親王奕訢趕到承德「叩謁梓宮」後，希望單獨見見那拉氏，以密謀對策，肅順有所覺察，講「叔嫂當避嫌疑，且先帝賓天，皇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奕訢為表清白，請端華陪同晉見，肅順被迫說：「汝為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於是，那拉氏終於獲得了與奕訢單獨密謀的機會，那拉氏講了肅順專橫跋扈，目無太后的舉動，奕訢表示，已與外國人商議妥，只要回京，就可以解決肅順。
 
　　八月初二日（1861.09.06），兵部侍郎勝保在那拉氏的支持下，不顧清廷有不准各地統兵大臣赴熱河弔喪的諭旨，逕自率兵經直隸北上，到熱河「哭奠」，實則對肅順集團施以軍事壓力。肅順不甘示弱，急調正在剿捻的蒙古親王僧格林沁來熱河，但僧格林沁無意捲入滿族上層的權力之爭，以軍務倥傯為由而拒絕。沒有軍界的支持，決定了肅順集團的失敗。
 
　　此間，山東道監察御使董元醇感到有機可乘，企圖投機，八月初六日（1861.09.10），呈遞奏摺「奏請皇太后權理朝政並另簡親王輔政」，以討好那拉氏。八月十一日（1861.09.15），兩宮太后抱著小皇帝載淳召見八大臣，會議董元醇要太后「垂簾聽政」的請求，那拉氏與八大臣發生激烈舌戰，嚇得載淳尿濕褲子，那拉氏亦手戰不已，這在中國古代都是作臣子的死罪，但當時的那拉氏還鬥不過八大臣，被迫同意發出切責董元醇的上諭，表示大清朝「向無皇太后垂簾聽政之禮」。那拉氏回宮藉口太監安德海犯錯，將其押解北京處理，實則安回京城向奕訢及侍衛榮祿傳遞消息，準備政變。
 
　　九月二十三日（1861.10.26），載淳在避暑山莊麗正門外跪送皇考咸豐的靈柩啟程回京，然後隨兩宮太后間道先行，靈柩笨重，移動困難，加之那拉氏政變心切，因而快速兼程，比靈柩提前四天到京，為政變贏得時間。九月二十九日（1861.11.01），載淳一行到京。次日，在奕訢策動下，大學士管理兵部事務賈楨、大學士管理戶部事務周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等，聯名奏請兩宮太后垂簾聽政，那拉氏立即頒發諭旨，令王、大臣妥議此事，並降旨解除八大臣的各項職務，同時將載垣、端華、肅順拿問治罪，並任命恭親王奕訢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大學士桂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右侍郎寶鋆著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鴻臚寺少卿曹毓瑛著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戶部右侍郎文祥著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那拉氏將自己人安插在要害部門，牢牢控制了政權。十月初六日（1861.11.08），載垣、端華、肅順分別被處死，將年號「祺祥」改為「同治」，意即「兩宮同治」，開始了那拉氏長達四十八年的獨裁統治。是年為辛酉年，因而史書將此次政變或曰「辛酉政變」，或曰「祺祥政變」。以肅順之才，亦必早知那拉氏之權力野心，肅順被捕後曾「瞋目叱端華、載垣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說明肅順早有先下手之意，無奈載垣、端華乃無能之輩，不能納其議。肅順平日跋扈，卻能禮賢下士，放手任用漢人，對清王朝頗多貢獻，他的失敗，對清王朝未必是好事。
 
　　三、傀儡皇帝
 
　　咸豐十一年十月初九日（1861.11.11），載淳即位於太和殿，定明年為同治元年（1862）。六歲的同治皇帝，從努爾哈齊算起，是第十個皇帝；從清朝入關算起，是第八個皇帝。他即位後，尊鈕祜祿氏為「母后皇太后」，亦稱「慈安皇太后」；尊稱那拉氏為「聖母皇太后」，亦稱「慈禧皇太后」。「慈禧」之名，由此而來。
 
　　咸豐十一年十月十六日（1861.11.18），禮親王世鐸等會議奏准《垂簾章程》。十一月初一日（1861.12.02），載淳與兩宮太后同在養心殿開始「垂簾聽政」，王爵以下大學士、六部九卿等官員在養心殿外行跪拜禮，從此，兩宮太后日召議政王、軍機大臣同入對，「內外章奏，兩太后覽訖，王大臣擬旨，翌日進呈。閱定，兩太后以文宗賜同道堂小璽鈐識，仍以上旨頒示」。兩江總督曾國藩在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1869.01.26）的日記中較詳細地記錄了他被召見時，所見垂簾聽政的情景，他寫道：
 
　　入養心殿之東間，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後黃縵之內；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余入門跪奏：「臣曾某恭請聖安。」旋免冠叩頭奏稱：「臣曾某叩謝天恩」畢，起行數步，跪於墊上。
 
　　（西）太后問：「汝在江南事都辦完了？」
 
　　對：「辦完了。」
 
　　問：「勇都撤完了？」
 
　　對：「都撤完了。」
 
　　問：「遣撤幾多勇？」
 
　　對：「撤的二萬人，留的尚有三萬。」
 
　　問：「何處人多？」
 
　　對：「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過數千；安徽人極多。」
 
　　問：「撤得安靜？」
 
　　對：「安靜。」
 
　　問：「你一路來可安靜？」
 
　　對：「路上很安靜，先恐有游勇滋事，卻倒平安無事。」
 
　　問：「你出京多少年？」
 
　　對：「臣出京十七年了。」
 
　　……
 
　　問：「你從前在京，直隸的事自然知道！」
 
　　對：「直隸的事臣也曉得些。」
 
　　問：「直隸甚是空虛，你須好好練兵！」
 
　　對：「臣的才力怕辦不好。」
 
　　旋叩頭退出。
 
　　此次曾國藩對慈禧的印象為：「兩宮才地平常，見面無一要語。皇上沖默，亦無從測之。」慈安是個養尊處優，對政治不感興趣的貴族夫人，其作風「和易，少思慮」，「見大臣吶吶如無語者……或竟月不決一事」，多為慈禧問話、決斷。載淳年幼無知，仍然必須日日臨朝，召見文武百官，一本正經地坐在寶座上，聽他根本不懂、也不感興趣的官話，既索然無味，又力加克制，以免有失「人君」儀度。此外，每年正月初一日，他還必須率王公大臣至慈寧宮向兩宮太后行禮；十二月，還要到撫辰殿向蒙古王公賜宴，都必須拘謹從事，因而幼年的皇帝認為當皇上是「苦差」。
 
　　四、不堪造就
 
　　小皇帝每日除了在養心殿當半天傀儡外，還要上半天課，皆是他極厭惡之事。鑑於明朝多昏君，最終導致明亡，清帝十分重視皇子的教育，認為人口稀少的滿族，只有培養出明君，才可使大清長治久安。因而，咸豐亦十分重視對載淳的教育，載淳五歲時，咸豐頒諭調河南學政李鴻藻來京，任載淳師傅。咸豐十一年三月初八日（1861.04.17），咸豐在承德決定載淳於四月初七日（1861.05.16）正式入學讀書，除時任翰林院編修的李鴻藻為大阿哥師傅，還命禮部侍郎伊精阿為專授滿文的「諳達」。
 
　　載淳的學習態度，有一事可資窺其全豹：一天，載淳想請假逃學，李鴻藻督課甚嚴，堅決不允，載淳竟將書本怒擲於地，表示抗議，李仍不准，堅持讓載淳拾起書本，二人怒目相視，僵持許久，載淳才無可奈何拾起書本。李對載淳的評論是「資性平常，亦不樂攻苦」。
 
　　自承德回京後，同治繼位，慈禧亦十分重視兒子的教育，於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1862.03.02）發出上諭，除李鴻藻外，又加派禮部尚書‧前大學士祁寯藻、管理工部事務前大學士翁心存、工部尚書倭仁為載淳師傅；另外，禮部尚書倭什琿部為總諳達，與禮部左侍郎伊精阿、兵部尚書愛仁共同在弘德殿教授小皇帝經史及滿文。此外，還令惠親王綿愉在弘德殿常川照料，專司督責，綿愉子奕詳在弘德殿伴讀。恭親王奕訢總司稽查。集中了當時清廷中最好的師資服侍於同治。
 
　　奕訢擬製了載淳日常作息時間及學習內容，奏請慈禧批准後，開始實行：每日至書房，先拉弓，次習蒙古語，再讀滿文書籍，然後讀漢文書籍。他八歲以前每日僅學習約二小時，主要讀書識字，八歲以後每日學習約四小時，稱「整功課」，既要誦讀，又要與師傅討論經史。七歲開始學習步射，十歲後練習打槍。自入學後，每隔五日，於書房下課後在宮中長街學習騎馬，騎馬時，令是日教讀滿文書籍之諳達壓馬，三四個御前大臣教習。
 
　　同治元年二月初二日（1862.03.02），載淳正式在皇宮入學，先到聖人堂向至聖先師孔子行禮，各位師傅均在上書房廊下北向站班，然後載淳到弘德殿坐上寶座，接受綿愉、奕訢及各位師傅、諳達、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叩拜的「君臣大禮」，載淳再起立向各位師傅作揖還「師生之禮」，隨後入室面向東坐，祁寯藻面向西坐，展書授讀。其他師傅皆坐室內門旁，伴讀奕詳則坐西壁下。
 
　　載淳的師傅皆飽學之士，各有所長，更是盡心盡力。倭仁呈進所輯《古帝王事蹟》及《古今臣工奏議》二帙，名《啟心金鑑》，陳列弘德殿中，供載淳隨時翻閱，倭仁是個食古不化的理學大師，言必稱「程朱」。載淳課後要謁見慈禧，儘管慈禧文化程度很低，但仍細細詢問兒子讀了什麼書，某句作何解等等。一天，載淳答稱倭仁所教之「太極圖說、西銘之類艱深莫從獲解」，慈禧立即轉告綿愉、奕訢等，「於是，罷習性理書，日誦唯五經四書、《通鑑輯覽》。經皆宋、元人注，鑑則高宗御批也。」
 
　　此外，景其浚則呈遞《歷代君鑑》，李棠階奏請講解《御批通鑑輯覽》及《大學衍義》，祁寯藻教書總喜歡引述許慎《說文解字》。對於同治的學習情況，師傅們很不滿意；同治二年（1863）十月，祁寯藻、倭仁、李鴻藻奏請「黜浮靡以固聖德」，說明同治小小年紀，作風「浮靡」，有違「聖德」；慈禧、慈安也為此降旨，稱「屏斥玩好、游觀、興作諸務，祁寯藻等各朝夕納誨，養成令德，以端治本而懋躬行」。同治三年（1864）之後，李鴻藻對快十歲的小皇帝學習成績仍不滿意，在日記中經常記載說：「功課甚順」、「功課尤順」、「功課尚順」，以如此口氣寫皇帝讀書，看來很是勉強。同治四年二月初四日（1865.03.01），慈禧又命翰林院檢討徐桐在弘德殿行走，教載淳讀書；八月初五日（1865.09.24），慈禧命太常寺卿奕慶在弘德殿行走，教授滿文；十一月十一日（1865.12.28），慈禧命詹事府右中允翁同龢在弘德殿行走，教皇帝讀書。從頻繁調換師傅這一現象分析，很可能載淳學習不好，只能拿老師開刀，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同治六年五月二十日（1867.06.21）的日記中寫道：
 
　　是日聞竹莊言：今上聰慧而不喜讀。一日，與師傅執拗，師傅無可如何，涕下以諫，時御書適讀至「君子不器」，上以手掩「器」下二口，招之曰：「師傅看此句何解？」蓋以為「君子不哭」也。其敏如此。又讀「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帝堯」，帝字皆讀「屁」字。
 
　　同治八年（1869），載淳十四歲，李鴻藻給載淳出作文題「任賢圖治」，他用了差不多一小時，才吃力地寫出了這麼幾句話：「治天下之道莫大於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心辨其賢否，而後能擇賢而用之，則天下治矣。」他拼湊了這幾句話，說明其思路尚屬正常。
 
　　是年李鴻藻向慈禧匯報載淳學業，謂「聖學宜勤，今年須學作論」，可見他平日學習不夠「勤」，慈禧說：「講書不必太多，以能記為主。」說明許多文章載淳背不下來。同治十年（1871），他十六歲，行將親政，有可能獨立處理國家大事，但學習成績日益下降，慈禧、李鴻藻、翁同龢為此事傷透了腦筋，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他在同治十年（1871）正月、二月見到載淳的學習情況：
 
　　（正月二十四日，載淳）讀甚倦，仍如去年也。
 
　　（正月二十五日）看摺時精神極散，雖竭力鼓舞，終倦於思索。
 
　　（正月二十九日）讀生書猶可，餘則倦不可支，且有嬉笑，滿書極吃力，講摺（即講解奏摺，以學習讀懂奏摺）尤不著力，真無可奈何也。
 
　　（二月初六日）晨讀尚好，講摺又極難。讀《大學衍義》時亦神情不屬，不免動聲色。數日來，無精神則倦，有精神則嬉笑，難於著力，奈何？
 
　　（二月初八日）課題（作文）「重農貴粟」，文思極澀，初稿無一字可留，且虛字亦不順，乃逐字拆開講過，仍湊泊而成，數數未畢。遂作詩，詩亦不佳。如此光景，奈何？奈何？
 
　　（二月十三日）軍機見時，兩宮詢書房功課，並以上不能辨字體為言，有譙責之意。
 
　　（二月二十七日）兩宮諭問書房功課極細，有「不過磨功夫」、「見書即怕」及「認字不清」、「以後須字字斟酌，看摺奏要緊」等語。
 
　　清朝文網森嚴，望文生意，捕風捉影，無人敢寫當朝皇帝一個「不」字，翁同龢不會不懂這些，尤其慈禧重用他，如他在同治五年正月十二日（1866.02.26）的日記中寫道：「皇太后諭李鴻藻云：翁同龢講《帝鑑》，甚明暢，上頗樂聽。」他心存感激，但在日記中仍寫皇帝劣跡，恐怕這位小皇帝學習情況比這還要糟糕得多。當然，亦不能全怪載淳，讓一個七八歲的兒童讀艱澀難懂的程朱理學，師傅又多愚不可及，呆板迂腐，小皇帝對學習毫無興趣，亦在情理之中。
 
　　五、宮廷矛盾
 
　　就在載淳厭倦學習的同時，宮中爆發了慈禧和恭親王奕訢之間的權力之爭，表現形式是「蔡壽祺案」。
 
　　慈禧發動政變成功後，曾對奕訢十分信任，封他為議政王、在軍機處行走、賞食親王雙俸，並令其弟醇親王奕?掌管神機營，訓練精兵。在奕訢的主事下，平息了太平天國和捻軍，興辦了一些洋務事業，使清王朝得以苟延殘喘，因而被渲染為所謂的「同光中興」。但是，慈禧是個權力欲極強的獨裁者，她不能容忍能力高於她的奕訢權力過大，二人逐漸產生矛盾。
 
　　有個翰林院編修蔡壽祺，窺測到這一內幕，感到有機可乘，慈禧正欲找個打手，發現蔡壽祺躍躍欲試，遂授意蔡向奕訢發難，蔡於同治四年三月初四日（1865.03.30）上奏，名為痛陳時弊，實則點名奕訢「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四大罪狀：
 
　　近來竟有貪庸誤事，因挾重貲而內膺重任者；有聚斂殃民，因善夤緣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監司出缺，往往用軍營驟進之人，而夙昔諳練軍務通達吏治之員，反皆棄置不用，臣民疑慮，則以為議政王（奕訢）之貪墨。自金陵克復後，票擬諭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樣，現在各省逆氛尚熾，軍務何嘗告竣？……群相粉飾，臣民猜疑，則以議政王驕盈故也……臣愚以為議政王若於此時引為己過，歸政朝廷，退居藩邸，請別擇懿親議政，多任老成，參贊密勿，方可保全名位，永荷天庥。
 
　　蔡壽祺的彈劾，核心是讓奕訢「歸政朝廷，退居藩邸」。蔡壽祺的指控雖然嚴厲，但並非空穴來風。關於奕訢的「貪墨」，在王闓運的《祺祥故事》中有所披露：
 
　　奕訢及入樞廷，需索尤繁，王恒憂之。福晉父（桂良）故總督也，頗習外事，則以提門包為充用常例，王試行之，而財足用，於是府中賄賂公行，珍貨猥積，流言頗聞，福晉亦患之。
 
　
 
　　清制，王貝勒不得收納，奕訢允許岳父桂良「以提門包為充用常例」，於晚清賣官鬻爵、賄賂公行，起到了很壞的作用。對於奕訢之驕盈，《祺祥故事》亦有述及：
 
　　王既被親用，每日朝輒立談移晷，宮監進茗飲，兩宮必曰：「給六爺茶。」一日召對頗久，（恭親）王立御案前，舉甌將飲，忽悟此御茶也，乃還置原處，兩宮哂焉。
 
　　奕訢竟忘乎所以地在兩宮太后前欲飲御茶，這在當時是嚴重的僭越行為，可見其平日所為。慈禧見到蔡壽祺的奏摺後，一日對奕訢說：「有人劾汝」，並示以奏摺，奕訢追問何人所奏？慈禧答以「蔡壽祺」，奕訢說：「蔡壽祺非好人」，欲逮問之，兩宮甚怒，次日召見諸臣，宣讀了以同治帝名義，慈禧親筆起草的上諭，錯字連篇，文理不通，係現在所存極稀有的慈禧手跡，經訂正抄錄全文如下：
 
　　諭在廷王大臣等同看：朕奉兩宮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據蔡壽祺奏，恭親王辦事循情、貪墨、驕盈、攬權，多招物議，種種情形等弊。似此重情，何以能辦公事？查辦雖無實據，事出有因，究屬曖昧之事，難以懸揣！恭親王從議政以來，妄自尊大，諸多狂傲，倚仗爵高權重，目無君上，看朕沖齡，諸多挾制，往往暗使離間，不可細問。每日召見，趾高氣揚，言語之間，許多取巧，滿口中胡談亂道，似此情形，以後何以能辦國事？若不及早宣示，朕親政之時何以能用人行政？似此種種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方知朕寬大之恩。恭親王著毋庸在軍機處議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預公事，方是朕保全之至意。特諭。
 
　　平心而論，以慈禧之才學，能寫出此諭，實屬不易，亦可見其精明能幹。慈禧對群臣說：「奕訢植黨擅政，漸不能堪，欲重治其罪。」諸臣皆官場老手，心中明白：慈禧畢竟女流，最終還得依仗奕訢主持政務，且又是「叔嫂之爭」，很有可能和解，因而多為自己留條後路，而不願介入此事，眾人遂以「事發突然」為由，莫敢對答。慈禧見狀，又說：「諸臣當念先帝，勿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議。」大學士周祖培謂：「此兩宮乾斷，非臣等所敢知。」慈禧曰：「若然，何用汝曹為？他日皇帝長成，汝等獨無咎乎？」周祖培見慈禧以同治長大相威脅，只能緩衝一下，說：「此事須有實據，容臣等退後詳察以聞，並請大學士倭仁共治之。」
 
　　越日，諸臣在內閣召蔡壽祺，追問其所奏之根據，蔡氏供稱：「四大罪狀率皆見聞，惟挾重貲而內膺重任，善夤緣而外任封疆者，乃是指總理衙門大臣薛煥、山西巡撫劉蓉。」三月初七日（1865.04.02）倭仁等上奏，謂蔡摺「所言無實據」，又謂恭王「如嚴以律己，何致屢遭物議？故貪墨、驕盈、攬權、徇私各款，雖不能指出實據，恐未必盡出無因」，這是個模稜兩可，兩邊討好的奏摺，遞上後，惇親王奕?於三月初七日上奏，直接為恭親王奕訢申辯：
 
　　恭親王自議政以來，辦理事務，未聞有昭著劣跡，惟召對時言語詞氣之間，諸多不檢，究非臣民所共見共聞；而被參各款，查辦又無實據，若遽行罷斥，竊恐傳聞中外，議論紛然，於用人行政，似有關係，殊非淺鮮。臣愚昧之見，請皇太后、皇上恩施格外，飭下王公大臣集議，請旨施行。
 
　　奕?是道光皇帝第五子，咸豐皇帝之胞弟，過繼給惇親王綿愷，乃皇室中最年長者，他出面為奕訢講話，慈禧不能不給點面子。三月初九日（1865.04.04）早，慈禧在召見倭仁、周祖培等人時又說：
 
　　恭王狂肆已甚，必不可復用……惇王今為疏爭，前年在熱河言恭王欲反者非惇王耶？汝曹為我平治之。
 
　　群臣弄不清慈禧的葫蘆裡究竟裝的什麼藥？從爾後她的作為看，由於她生性狡猾，在國家緊急關頭，經常是出爾反爾、朝令夕改、推卸責任，在對待奕訢的態度上，亦如是。三月十三日（1865.04.08），奕訢胞弟醇郡王奕?自東陵返回京師，聞訊後即上奏慈禧：
 
　　恭親王事繁任重，其勉圖報?之心，為臣民所共見，至其往往有失檢點之處，乃小節之虧，似非敢有心驕傲，且被參各款，本無實據，若因此遽爾罷斥，不免駭人聽聞，於用人行政，殊有關係。
 
　　奕?為乃兄求情上奏同時，一些外國駐京使節亦對此事表示關注，內閣大臣以表示支持奕?意見者居多，面對這種形勢，慈禧一改初衷，於三月十六日（1865.04.11）頒諭曰：
 
　　茲覽王公大學士所奏，僉以恭親王咎雖自取，尚可錄用，與朝廷之意正相吻合，現既明白宣示，恭親王著即加恩仍在內廷行走，並仍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在這道上諭中，雖然恢復了奕訢部分職務，但仍然未讓他回到政權核心軍機處，因而不少大臣繼續上奏為他求情。四月十四日（1865.05.08）兩宮太后召見奕訢，面加訓誡，奕訢「伏地痛哭，無以自容……深自引咎，頗知愧悔」，慈禧又恢復了奕訢軍機大臣之職，並令肅親王華豐會訊蔡壽祺為何參糾奕訢？替罪羊蔡壽祺只得承認「誤信風聞，遽行入奏」，「願受應得之咎」。
 
　　通過同治四年（1865）發生的這場風波，儘管奕訢仍然保住了以前的職位，但權力已大大削弱，他也認識到了慈禧之心狠手毒，而慈禧也沒有料到竟會有如此眾多大臣代為奕訢懇請，只有守舊派頭領倭仁，對慈禧亦步亦趨，其中很大成分是他極端仇視奕訢、文祥等人的洋務政策。慈禧尤其考慮到了洋人支持奕訢，何況滿朝尚無一人能夠取而代之，慈禧遂又留用奕訢，經過三十九天的折衝起伏，最終只解除了奕訢「議政王」這一虛職。
 
　　在這期間又有「安德海案」。安德海本一小太監，因在「辛酉政變」中冒死為慈禧傳遞消息，行數百里從熱河避暑山莊到京城，通知奕訢發動政變，因而慈禧掌權後，封安為總管太監，視為心腹；又因慈禧身為太后，礙於禮制，不能隨便與大臣見面，需太監轉達諭旨，這就使得安德海的地位更顯重要。安德海不知檢束，收受賄賂，得意忘形。平日在宮中充當慈禧耳目，甚至為表忠心，向慈禧密報同治皇帝行蹤並告狀，同治因此對安恨之入骨，據說曾於宮中「以小刀斷泥人首」，稱之為「殺小安子」。
 
　　同治八年（1869），慈禧授意安德海前往蘇州為同治皇帝採辦大婚用龍袍。清乾隆時曾有諭旨，太監不准擅自出京，以避免明朝之閹患。慈禧將命安德海出京之事告訴同治，同治「陽為贊成」，暗中卻與慈安太后達成默契，謂安德海「出都門一步，即可斬」。七月初六日（1869.08.13），安率隨從三十多人乘船沿運河南下，船上掛有日形三足烏旗一面，船旁有龍鳳旗幟，並帶有男女多人，且有女樂，調絲品竹，設宴作樂，一路招搖，兩岸觀者如堵。七月二十一日（1869.08.28）為安生日，竟中設龍衣，男女羅拜。七月二十九日（1869.09.05），山東巡撫丁寶楨以安姓太監「自稱奉旨差遣，招搖煽惑，真偽不辨」，上奏朝廷，恰值慈禧正在病中，同治立即命奕訢召內務府大臣面對，並親自召見軍機大臣，公開表示「此曹如此，該殺之至」。軍機大臣根據同治上諭，迅速擬旨飛寄丁寶楨，命他「迅速派委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太監嚴密查拿，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即行正法」。八月初二日（1869.09.07），安德海在山東泰安為知縣何毓福誘捕，安德海等二十人旋被解往濟南正法。及至軍機處嚴處安德海的廷寄發出以後，慈禧才知安德海的事情已經鬧大，她對兒子載淳擅自主張極為不滿，卻也無可奈何。
 
　　安德海被正法，得到朝野交口稱讚，主要大家擔心出現宦官干政，因而丁寶楨聲譽頗佳，成為風雲人物。綜觀有清一代，因吸取了明亡教訓，始終未出現宦官擅權。這件事也反映出清廷內部的矛盾。
 
　　六、天津教案
 
　　同治九年（1870），天津市民中傳聞望海樓法國教堂設的育嬰堂虐死嬰兒數十名，遂聚眾到教堂說理，法國領事豐大業（Henri Victor Fontanier,1830-1870）持槍往見北洋通商大臣崇厚，並開槍恫嚇，又在路上向天津知縣劉傑開槍，擊傷隨從一名，群眾怒不可遏，打死豐大業，焚毀法、英、美教堂及法領事署。事發後，英、美、法等七國軍艦集結天津煙台一帶示威。
 
　　清廷在如何處理天津教案問題上，形成兩派，奕訢、曾國藩、李鴻章、文祥、寶鋆、沈桂芬、董恂為一派，力言洋人無迷拐事，挖眼剖心，並無確據，教堂蒙受不白之冤，請降明旨昭雪，並請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交刑部治罪；而慈禧、同治和奕?、翁同龢、倭仁等為一派，他們堅持對法國態度要強硬。
 
　　奉命處理此事的曾國藩於六月二十三日（1870.07.21）上奏，稱教堂「挖眼剖心，則全係謠傳，毫無實據」，建議朝廷明降諭旨，「布告天下咸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六月二十四日（1870.07.22），兩宮太后在乾清宮西暖閣召集諸王、軍機大臣、御前大臣、總理衙門諸臣會商天津教案處置方略，會議圍繞曾國藩奏摺展開討論。慈禧表示想聽聽大家的意見。惇親王奕?只是不著邊際地說：「惟民為邦本，民心失而天下解體。」奕?也強調「民心宜順」，並說「天津府、縣無罪」，還指責「總理衙門照會內有媚敵之語」、「有失國體」。而另一派的寶鋆、董恂見對方借機攻擊奕訢，則極力反駁，雙方發生爭辯，慈禧反而給調解道：「夷人是我世仇，爾等若能出一策滅夷，我二人雖死甘心。且皇帝幼沖，諸事當從長計較。」翁同龢從中調和：「此兩皆天下人心所繫，國法是非所繫，望再申問曾（國藩）某，此後如無要求，尚可曲從，倘無把握，則宜從緩，似不必於立談間定議。」但是，奕訢仍然堅持按曾國藩的意見辦，得到慈禧的同意。最後以處死中國百姓、處置天津地方官、賠禮道歉，了結此案。
 
　　奕?對如此處理天津教案深為不滿，憤而請辭一切差使，不願與「汲汲以曲徇夷心為務」的人共事，經慈禧溫諭挽留，始於同治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71.03.16）銷假上朝，親遞手書密摺，雖然隻字未提奕訢之名，但借天津教案一事，句句指責奕訢，挑撥奕訢與慈禧太后關係，如說：「欲盡君臣大義，每傷兄弟私情」，「辦夷之臣即秉政之臣」，皆在攻擊奕訢，並暗示慈禧應再次罷黜奕訢。慈禧也看到了奕訢的權力及影響仍然很大，可是通過天津教案之事，她感到和洋人打交道還要靠奕訢，而且沒有罷免他的藉口，不過在天津教案後還是將奕訢的重要助手文祥開去了國子監、理藩院、閱兵大臣及嚮導處的差使，以削弱奕訢一派的勢力。
 
　　七、同治大婚
 
　　同治皇帝載淳年齡漸長，滿清貴族又盛行早婚習俗，因而慈禧忙於為兒子選后，她喜歡員外郎鳳秀之女富察氏，慈安喜歡侍講崇綺之女阿魯特氏，二人無法議定，乃由載淳親定，載淳選中了阿魯特氏。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1872.03.11）發出上諭：
 
　　欽奉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懿旨：……茲選得翰林院侍講崇綺之女阿魯特氏，淑慎端莊，著立為皇后……又奉諭旨：皇帝大婚典禮……於本年九月舉行……又奉諭旨：員外郎鳳秀之女富察氏，著封為慧妃，知府崇齡之女赫舍里氏著封為瑜嬪，前任副都統賽尚阿之女阿魯特氏（皇后之姑）著封為珣嬪。
 
　　此外，還冊封西林覺羅氏為貴人，載淳的正式妻妾五人。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二日（1872.10.13）舉行大婚典禮，婚後，皇后談吐得當，「帝命誦唐詩，無一字誤，益寵幸」。由於同治看中的這位皇后不是慈禧所內定的，因而她橫加干涉同治的私生活，據說，因阿魯特氏「體微豐，趨蹡弗便，乃故令奔走以勞苦之；復以其不嫻儀節責讓之。尤異者，謂帝行將親政，國事繁頤，宜節欲，勿時宿內寢」；此外，慈禧還對同治說：「鳳秀之女，屈為慧妃，宜加春遇。皇后年少，不嫻宮中禮節，勿常住其宮。」還「陰使內監，時復監視之」，同治「遂不入皇后後宮，亦不幸慧妃」，經常獨宿乾清宮，當然，這裡還另有原因。
 
　　在同治身邊，終日有一群品質惡劣的小太監陪伴，對年幼的皇帝產生了非常壞的影響，一些大臣發現了這一問題，早在同治元年（1862）五月，前太常寺卿李棠階已經奏請「於師傅匡弼之餘，預杜左右近習之漸」；同治四年（1865）六月，御史穆緝香阿奏「請慎選侍御僕人」，慈禧立即命「內務府稽查，有便僻側媚者，舉實嚴懲」。同治八年（1869）六月，武英殿發生火災，倭仁、徐桐、翁同龢等再奏請同治「勤修聖德，以彌災變」，說明同治的「聖德」已經很成問題；隨著同治年齡的增大，有違「聖德」之事越發展越嚴重。同治十年（1871），載淳十六歲時，他與入弘德殿侍讀的奕訢之子載澂關係甚為融洽，載澂「敏捷有口給，獨得其歡」。一日，奕訢入弘德殿見載淳、載澂「方共演秦劇關王廟，狀至狎穢」，奕訢怒斥其子，「詞連帝」，載淳的貼身太監乘機以此激怒載淳，載淳憤而「將手刃之」。更有甚者，載澂還常引導載淳偷偷溜出皇宮，出遊酒肆戲樓，倭仁就曾經在什剎海撞見過他們，還有人在崇效寺、大宛試館見到過他們。另有宗室子弟及親信小太監投其所好，給同治講「市井間情狀」，「進諸小說淫詞、祕戲圖冊，帝益沉迷」，同治經常在外幽會伶人小六如、春眉，妓女小鳳等。有個太監名杜之錫，長得像個少女，同治亦和他有不正當關係；杜之鍚有一妹妹，在京城金魚池為娼，同治成了座上客，漸致忘返。
 
　　自暴自棄的本性，加之大權旁落的現實，使得同治終日沉湎於酒色之中，他「引內務府郎中貴室為酒友」，召載澂入侍，「偕微服且作冶遊」，因而回宮以後經常獨居。
 
　　八、開始親政
 
　　根據清宮祖制，皇帝完婚，標誌著他已成熟，應該親政了，慈禧在名義上不能違背祖制，同治十二年（1873），載淳大婚後，十八歲時，兩宮太后以親政屆期，懿旨勉載淳「祇承家法，講求用人行政，毋荒典學」，歸政於載淳。正月二十六日（1873.02.23），百官詣慈寧門行慶賀禮，同治帝至太和殿接受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朝賀，載淳親政，同時下詔表示自己要「恪遵慈訓，敬天法祖，勤政愛民」。兩宮太后再頒懿旨：「皇帝每日辦事召見後，仍詣弘德殿與諸臣虛衷討論。李鴻藻、徐桐、林天齡、桂清、廣壽均照常入值，盡心講貫。」繼續指導同治學習。這一天，在各口岸的中國船隻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桅杆上掛起大清國旗龍旗，以示慶賀。
 
　　同治親政之始，曾經「諭內務府核實樽節，於歲費六十萬外，不得借支」。但是幾乎同時，為了在三月間奉兩宮太后謁清東陵，同治下諭稱「沿途駐蹕地方，搭橋修道，並修理行宮等處工程，自應早為辦理」，命李鴻章飭令藩司速籌白銀一萬二千兩，用以「敬謹興修」清東陵。
 
　　正月二十七日（1873.02.24），俄、德、美、英、法等國公使聯銜照會清總理衙門，稱：皇帝親政，外國使節若不面達慶忱，則有失職之愆，遂請覲見。清政府未予答覆。二月初七日（1873.03.05），五國公使復照會總理衙門，請確定日期覲見同治皇帝，是日，文祥赴俄使館與五國公使晤談，各公使又面提以覲見皇帝為緊要，文祥堅持各公使要向同治行三跪九叩君臣大禮，遭各公使拒絕。這一問題，在乾隆五十八年（1793）英皇特使馬?爾尼覲見乾隆皇帝時，也曾出現過。中國皇帝歷來認為自己是天下最高君主，所有人皆是臣民，外國皇帝也不例外，他們的使節見中國皇帝，自然要行君臣大禮，必須三跪九叩；而各國公使身為本國元首代表，認為行跪拜禮是對自己的侮辱，只答應行免冠五鞠躬禮，彼此各不相讓。
 
　　四月初五日（1873.05.01），大學士李鴻章上奏曰：「各國使臣覲見，應寬其小節，示以大度……我朝向有待屬國一定之禮，而無待與國一定之禮……應斟酌時勢，權宜變通。」李鴻章在此正確指出，西方列強不是中國屬國，不能再堅持跪拜禮。四月十九日（1873.05.15），總理衙門根據李鴻章的建議，制訂了皇帝接見各國公使時的儀禮，主要一點是免去跪拜禮，這樣，各公使覲見同治成為可能。
 
　　五月二十二日（1873.06.16），總理衙門照會日本大使副島種臣，通知他，俄、美、英、法、荷五國公使頭班覲見，副島為次班，分別覲見。次日，副島晤文祥，堅持應於頭班覲見，遭到文祥拒絕。二十五日（1873.06.19），副島聲稱拒絕覲見，準備回國。二十九日（1873.06.23），總理衙門派人勸解無效，不得已，三十日（1873.06.24），復通知副島准其參加頭班覲見。
 
　　六月初五日（1873.06.29）是星期日，但當時的中國人沒有這個概念，通知各國公使於此日覲見。是日，早晨五點半，各國公使在總理衙門會合；六點，由崇厚引導前往皇城福華門，在此受到文祥的接待，款以茶點。八點半鐘，又被引見恭親王奕訢。九點整，同治皇帝在中南海紫光閣升上寶座，使節們開始覲見同治，這是大清歷史上皇帝首次接見外國使節。
 
　　當時作為唯一的特派大使的日本副島種臣首先被單獨接見；然後全權公使和代辦按照他們到達北京的先後日期為序，排隊進入宮內，依次為：俄國公使倭良嘎哩（Genreal A. Vlangaly）、美國公使鏤斐迪（Frederick Ferdinand Low,1828-1894）、英國公使威妥瑪（Sir 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法國公使熱福理（Francois Louis Henri de Geofroy,1822-?）、荷蘭公使費果蓀（Jan Helenus Ferguson,1826-1908），他們由作為翻譯的俾士麥陪同，俾士麥既是使館中資格最老的翻譯官，也是暫時缺席的德國公使的代表。俄使倭良嘎哩以外交使團團長的身分代表各國使節致賀詞，接著，各公使向同治呈遞國書，行鞠躬禮，國書放在同治皇帝面前的桌案上，同治通過恭親王奕訢的口，對使臣所代表的國家元首表達謝意，此次覲見共用了半個小時。禮畢，在總理衙門設宴，西方公使以未於皇宮內設宴為由，辭謝而去，惟日本大使副島種臣以其居頭班被單獨接見為榮，參見宴會。
 
　　同治還處理了列強進犯越南及我國臺灣的外交事件。同治十二年九月十六日（1873.11.05），法軍上尉安鄴（Marie Joseph Francois Garnier,1839-1873）奉西貢總督杜白蕾（Marie Jules Dupre,1813-1881）少將之命，率兵船兩艘、士兵一百八十名進犯河內。二十六日（1873.11.15），安鄴向越南政府提出商約五款，要求開放紅河，並定關稅，被拒絕後，法軍於三十日（1873.11.19）提出最後通牒，限令晚六時前接受條件，仍被拒絕；法軍遂於十月初一日（1873.11.20）晨攻城，上午十時攻占河內；十月初五日（1873.11.24）占領海陽，十六日（1873.12.05）占寧平，二十一日（1873.12.10）占南定。
 
　　越南求援，同治皇帝即命兩廣總督瑞麟派兵由欽州出關，助越抗法。十一月初二日（1873.12.21），清駐越之劉永福黑旗軍，與越南駙馬黃佐炎部會合，列陣於河內郊外，安鄴出兵挑戰，劉永福揮軍猛進，陣斬安鄴，黑旗軍大勝。
 
　　同治十三年四月初三日（1874.05.18），日本以琉球漁民飄到臺灣，被高山族所殺為藉口，派兵入侵臺灣琅嶠（今恒春半島），高山族抵抗，牡丹社酋長阿祿父子等十六人陣亡，日軍死六人（一說十四人），傷二十人。
 
　　四月十四日（1874.05.29），同治命沈葆楨為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所有福建鎮、道等官均歸節制，並批准沈葆楨之奏請，在臺灣各海口添設炮臺，派總兵孫開華接辦廈門防務。同時，批准李鴻章之奏請，派唐定奎率所部淮軍勁旅由徐州開往臺灣備戰。同治還下令前湘軍水師主帥楊岳斌，湘軍統師曾國藩、鮑超、蔣益澧，前山東巡撫閻敬銘，前江蘇巡撫趙德轍，前江蘇巡撫丁日昌，前廣東巡撫郭松燾等來京商討抵抗日本侵臺事宜。
 
　　當時日本國力還不足以和中國開戰，它看到清朝在臺灣問題上並不示弱，即命其駐華公使柳原前光與總理衙門談判，後又續派大久保利通來華談判，訂立《北京專條》，清政府賠償日本軍費五十萬兩，日軍撤出臺灣。這次日軍侵臺給同治很大刺激，他諭令李鶴年、文煜布置海防，籌撥臺防餉銀、軍火，並准其將閩省存款「移緩就急，酌量動用」，還允福建軍餉借用洋款二百萬元，以應急需，總理衙門專門呈上籌辦海防的章程，分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項，同治即令轉發李鴻章等督撫大臣，令其詳議奏聞。
 
　　同時，新疆也告急，中亞浩罕國軍事首領阿古柏入侵新疆，沙俄侵占伊犁，反映出同治親政後，國家處於四面受敵、多事之秋的狀態。
 
　　九、修園風波
 
　　早在同治七年（1868），滿族御史德泰就曾奏請修復在咸豐十年（1860）第二次鴉片戰爭期間被英法聯軍焚毀的圓明園，但是「未准，且獲嚴譴」。同治十二年（1873），廣東李光昭再次請修圓明園，並具呈內務府，願「報?木植」。九月，同治秉承慈禧的意旨，下令重修圓明園，以備兩宮太后「燕憩」，「用資頤養而遂孝思」，賞李光昭道員銜，任為圓明園工程監督，命往各省「采辦木植」。興修圓明園需銀一千萬兩以上，如此巨款在當時根本無法籌措，因此，同治諭旨一下，「中外錯愕」。
 
　　十月初一日（1873.11.20），御史沈淮奏請緩修，以為「今時事艱難，仇人在國，即庫藏充溢，亦不當遽議興修」，同治大怒，立即召見，責以「大孝養忘之義」，並強調「兩宮皇太后保佑朕躬，親裁大政十有餘年，劬勞倍諸，而尚無休憩遊息之所，以承慈歡，朕心實為悚仄，是以諭令內務府大臣設法捐修，以備聖慈燕憩用資頤養」。另外，御史游百川亦「袖疏廷諍，諤諤數百言，聲震殿瓦」，但同治「皆不納」，下諭革其職務，並告誡群臣不准再行諫阻。
 
　　慈禧對重修圓明園興致極高，親自繪製御園圖樣。在這樣形勢下，奕訢也不得不報?工銀二萬兩。而李光昭藉同治諭旨，遊遍川、楚、江、浙諸產木之地，「勒索肥己」。
 
　　十月初八日（1873.11.27），內務府員司督促民工拆除被英法聯軍毀壞後的殘垣斷壁，十三年正月十九日（1874.03.07）各處正式開工，三月十二日（1874.04.27）同治視察園工，盤桓整日；三月下旬，又傳旨準備再到圓明園駐蹕，並詣黑龍潭拈香。三月二十四日（1874.05.09），奕?等御前大臣合疏諫阻，同治不為所動；四月初，又到安佑宮視察工程；五月十一日（1874.06.24），再次視察園工，皇帝如此熱中於游山玩水，令臣工反感。
 
　　五月二十日（1874.07.03），總師傅李鴻藻上奏曰：皇帝「每月書房不過數次，且時刻匆促……不幾有讀書之名，無讀書之實乎？」並稱同治召見大臣每次只一二人，每人泛問三數語，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皆不得深悉。六月初四日（1874.07.17），侍講徐桐、廣壽再以星象示警為言，籲請同治「慎起居、嚴禁衛」，同治仍置若罔聞。
 
　　奕訢見這個小皇帝實在不可救藥，忍無可忍，於七月十六日（1874.08.27）呈上《敬陳先烈請皇上及時定志用濟艱危摺》，歷舉清朝開國以來諸帝創業之艱難，說明守成之不易，希望同治能夠「畏天命」，「遵祖制」、「慎言動」、「納諫章」、「勤學問」、「重庫款」，規勸同治做個好皇帝。在這個奏摺上署名的有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等十餘人。奕訢擔心這個不成才的小皇帝看不完該奏摺便置之一旁，甚至有可能連看都不看，故請求皇帝召見。
 
　　七月十八日（1874.08.29），同治被迫召見軍機大臣及御前王大臣，奕訢請求停修圓明園，逐步指陳同治親政後的疏失，奕?、文祥也偕同力諫。同治閱此奏摺未及數行，便不耐煩地說：「我停工何如？爾等尚有何嘵舌？」奕訢回答：「臣等所奏尚多，不止停工一條，容臣宣誦！」遂從靴中取出奏摺底稿，逐條講讀，同治大怒曰：「此位讓你何如？」嚇得文祥伏地大慟，幾昏厥，奕?復泣諫，同治仍堅持「園工一事，未能遽止」。及至奕訢勸同治不要「微服」，意指他私出皇宮冶遊，夜不歸宿，同治一再追問「何從傳聞」，奕訢指實時間、地點，同治方啞口無言。
 
　　七月二十七日（1874.09.07），同治主動召見奕訢，不問國事，只追問「微服」一事從何處聽說？奕訢無奈，只能說「臣子載澂」，同治怒及載澂。七月二十九日（1874.09.09），同治再次召見軍機大臣、御前大臣及弘德殿師傅，首先責備翁同龢為什麼保持緘默，他「微服」之事已滿朝皆知？又責備御史、給事中等言官，再攻擊奕訢、奕?「離間母子，把持政事」，奕訢、奕?極力申辯。翁同龢出來打圓場，說「今日事（圓明園）須有歸宿，請聖意先定，諸臣始得承旨。」同治說：「待十年或二十年，四海平定，庫項充裕時，園工可許再舉乎？」群臣齊稱「如天之福，彼時必當興修」，遂決定停止園工，改修「三海」（皇城西側之皇家園林南海、中海及北海），諸大臣怕同治生變，請軍機處立即擬旨。
 
促使同治下令停止修建圓明園，還有一個因素，即李光昭「浮報」銀兩一事敗露。經李鴻章查明，李光昭為圓明園所辦「木植」，係買自英法商人，原議定價為洋銀五萬四千餘元，而李光昭在向內務府呈報購運洋木費用時，卻謊稱值銀三十萬兩之多。事發後，李光昭又面求美領事代瞞價值。同治十三年七月初六日（1874.08.17），諭令將李光昭「先行革職，嚴行審究，照例懲辦」。李光昭所為，使同治帝自捫耳光。
 
　　召見奕訢之後，同治心中惡氣未出，七月三十日（1874.09.10）頒上諭，盡革奕訢所有職務：
 
　　朕自去歲正月二十六日親政以來，每逢召對恭親王時，言語之間，諸多失議，著加恩改為革去親王世襲罔替，降為郡王，仍在軍機大臣上行走，並載澂革去貝勒郡王銜，以示懲儆。
 
　　意猶未盡的同治又於八月初一日（1874.09.11）再降諭旨：盡革惇王奕?、恭王奕訢、醇王奕?、御前大臣伯彥訥謨祜、景壽、奕劻，軍機大臣文祥、寶鋆、沈桂芬、李鴻藻等十人官職，指責他們「朋比謀為不軌」，遍召六部尚書、侍郎、左都御史、內閣學士，準備當眾宣布此諭。
 
　　八月初一日（1874.09.11），兩宮太后得知此事，急至弘德殿面見群臣，「兩宮垂涕於上，皇上長跪於下」，慈禧說：「十年以來，無恭王何以有今日？皇上少未更事，昨諭著即撤銷。」同治不得不恢復所罷各官職務，並停修圓明園，一場鬧劇就此收場。
 
　　自此至十月三十日（1874.12.08）同治生病，在這三個月中，同治仍厭惡學習，翁同龢在這一段日記中，連日寫著「傳無書房，遂出」；「傳自今至初八俱無書房」；「傳今日至十六皆無書房」；只在八月十九日（1874.09.29）記載說：「上至書齋，作《南苑閱武》七律一首，有細柳長楊一聯，甚工。」此外，對於修建三海、遊覽歌舞仍甚熱中，翁同龢在日記中屢有記載。
 
　　十、同治之死
 
　　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1874.12.08）生病，十二月初五日（1875.01.12）病逝，傳聞載淳因冶遊患梅毒而死，不僅在文藝作品，就是在一些嚴肅的論著中，亦如此記載，遂成晚清宮廷一大奇案。從清宮所藏檔案同治朝《萬歲爺天花喜進藥底簿》中御醫對同治臨死前診斷記錄檔案（即脈案）及處方進行研究，可以肯定他不是患梅毒而死，而是患天花沒有治好而去世的。
 
　　載淳十月二十一日（1874.11.29）在西苑著涼，十月三十日（1874.12.08）發燒第一天，他「脈息浮數而細……發熱頭眩，胸滿煩悶，身酸腿軟，皮膚發出疹形未透」；第二天他「脈息浮數……咽喉乾痛，胸滿作嘔，頭眩身熱」；第三天因發燒而大便「四日未行」；第四天至第七天，天天皆「脈息滑數」、「脈息數大」。上述均為發燒導致脈搏加快症狀，說明起病很急。天花是由天花病毒引起的一種烈性傳染病，發病之初都要發高燒，這是急性傳染病的規律，體溫升一度，脈搏加跳十次。而梅毒為慢性病，無發燒症狀，病情發展緩慢。另外，患天花開始都要頭疼、背痛、發冷、寒顫等，脈案記載同治「十月三十日（1874.12.08）……發熱頭眩……身酸腿軟」；「十一月初二日（1874.12.10）……腰疼胸堵」；「十一月初三日（1874.12.11）……嗆咳腰疼」；「十一月初七日（1874.12.15）……腰疼腿酸，未能驟減」，皆為患天花初期典型症狀。而梅毒發病緩慢，無明顯全身症狀，表面像個健康人。
 
天花皮疹的形態、分布及轉化時間有一定的規律。在天花發病後的頭二天，皮膚上可見皮疹，即斑疹，但幾小時後迅速變為丘疹，丘疹呈圓形，邊緣清晰。同治發病第一日，脈案記載「皮膚發出疹形未透」，第二日，脈案記載「疹形透出，挾瘟痘」，「頭面周身疹中挾雜之痘顆粒透出，系屬天花二朝之喜」，「頭面頸項顆粒稠密，顏色紫滯」，這裡說的「瘟痘」，是指斑疹已轉為丘疹。自這天起御醫確診同治患了天花，在以後的脈案中均記為天花。
 
　　天花皮疹發於額部、髮際、面頰、腕，逐漸延及臂、軀幹而至下肢，疹多見於身體暴露部位，即呈離心形分布，這與同治發病第二天脈案記載相同，直到十一月初七日（1874.12.15）仍「蒙頭蓋面，鎖項咽關」，與天花的分布特點吻合。
 
　　天花在出疹後全身中毒症狀顯著減輕。脈案記：「十一月初三日（1874.12.11）……顆粒漸長，紫豔稍化，胸堵煩嘔俱退，大便已行，胃口漸開」；初四日（1874.12.12）「顆起長紫滯漸潤，內症俱見稍減」；初五日（1874.12.13）「已有放白之勢，飲食亦佳」；初六日（1874.12.14）「漿汁已行，飲食俱佳」，這些記載與天花症狀極相似。
 
　　天花出疹後二至三日，丘疹開始灌漿，成為?疹，?疹中央凹下成臍形，周圍有紅暈。脈案中對此亦有記載：十一月初三日（1874.12.11）?疹顆粒「極實頂陷，攢簇紫滯」；初四日（1874.12.12）?疹「色豔板實，頂平不凸」；初五日（1874.12.13）「頂陷漸起」，「惟形欠飽滿」；初六日（1874.12.14）「漿汁已行」、「惟漿未充足，根暈未收」。上述症狀說明天花?疹頂陷為臍形。
 
　　天花發病的第八天至第九天，?疹轉為膿?，膿?形成二至三日逐漸乾縮成痂，於發病的二至四周開始脫痂，脈案亦如此記載：十一月初八日（1874.12.16）「漿漸蒼老，盤暈赤色見退」；初九日（1874.12.17）「漸有收靨之勢，惟收靨較遲」。直到十一月初八日（1874.12.16）「痂漸脫落，滑濁漸止」，說明天花病已基本結束。
 
　　梅毒則沒有如此明顯的急性病發病過程，梅毒發的斑疹如蠶豆大小，呈圓形或略帶不規則形，初起淡紅，二至三周後呈青色或綠色，並不是臍形，與天花?疹有明顯的區別，從同治的脈案看，沒有梅毒的跡象。另外，天花發病帶季節性，有嚴格的發病時間，一般在冬春發生，非其時不可能發生。同治發病在陰曆十月末，死於十二月初，與天花冬季發病相符，而患梅毒則不受季節限制。
 
　　同治的天花結束後，十一月十九日（1874.12.27）起又皮膚感染，這一天的脈案記載「發熱頭眩俱退，惟溫毒乘虛流聚，腰間紅腫潰破，浸流膿水……頭項胳膊膝上發出痘疽腫毒」，這種「痘疽」即並發的皮膚感染。二十日（1874.12.28）「痘痂漸落，發熱咳嗽俱減」，天花漸癒，乃正常現象，但「腰疼重軟，漫腫流汁……頭項、胳膊、膝上發出痘疽腫疼」，說明已形成廣泛皮膚感染；二十二日（1874.12.30）感染惡化：「潰破流汁……其餘各外痘疽有已潰而毒未淨者，有未潰而仍腫者」；二十三日（1874.12.31）天花「痘痂俱落」、「惟腰間潰孔濃汁不減，紅腫不消，臀肉左右潰孔二處流汁」，以後逐日惡化，說明同治幾乎沒有抵抗力。
 
　　這種病在口腔壞死部分迅速向周圍及深部發展，疼痛、惡臭，脈案記載：十一月二十九日（1875.01.06）「牙脹面腫」；三十日（1875.01.07）「面頰硬腫，牙浮口粘」；十二月初一日（1875.01.08）「面頰硬腫，牙齦黑糜口臭」；初二日（1875.01.09）「各處痘疽俱見正膿……唇腮硬腫，牙齦黑糜，舌乾口臭，大便黑黏」，說明開始便血，死期已近；初四日（1875.01.11）「牙齦黑臭，勢恐口疳穿腮，毒熱內擾」，御醫在這一天確診同治患了走馬牙疳，一種不治之症，初五日（1875.01.12）酉刻同治死亡。
 
　　山東大學《文史哲》雜誌1989年載李鎮文章《同治究竟死於何病》，李鎮自稱祖上「數代為御醫，高祖李萬清是咸豐皇室太醫，曾為懿嬪（慈禧）遇喜診脈，確定慈禧懷孕而生同治。曾祖李德立就是給同治看病的主治御醫」，李德立的長子，李鎮的祖父「曾任光祿寺置正，在清廷供事多年」，1938年他曾告訴李鎮「同治確是死於梅毒」，李鎮還說：
 
　　據祖父面告，同治之病經曾祖父精心治療，已有起色。十二月初四日（1875.01.11）午後，阿魯特氏（同治皇后）來東暖閣視疾，當時載淳神志清醒……（皇后）哭訴備受母后（慈禧）刁難之苦，皇帝亦親有感受，勸她暫且忍耐，待病好之後，總會有出頭的日子。可知載淳去世的前一天，所想的是病好之後的事，沒有預感到明天就要死了。不料（在窗外偷聽的）慈禧聽到此處正刺所忌，竟勃然大怒，立刻推幔闖入幃內，一把揪住皇后的頭髮，用力猛拖，一大撮頭髮連同頭皮都被拉了下來，又劈面猛擊一掌，頓時皇后血流滿面，慘不忍睹，慈禧又叫太監傳杖，棒打皇后，同治大驚，頓時昏厥，從床上跌落在地，病勢加劇，從此昏迷不醒，急傳先曾祖入閣請脈，但已牙關緊閉，滴藥不進，於次日夜晚死去。
 
　　關於同治死因，前文已述。至於李鎮的這段描述，在社會上影響很大，廣為傳播，未見檔案史料記載，其事有無，姑不評論。僅以脈案對照可知：自十一月二十九日（1875.01.06）同治患走馬牙疳後，御醫們束手無策，脈案記載「正不制毒，病勢日時，溫補則恐陽亢，涼攻則防氣敗」，左右為難。到十二月初四日（即皇后挨打這一天，1875.01.11），同治「脈息弦數無力，上唇腫木腮紫腫硬」，這樣的狀態，不可能再經「精心治療已有起色」，更不可能有氣力「從床上跌落在地」。總之，同治因患天花後轉為走馬牙疳而死，而非死於梅毒。
 
　　十二月初五日（1875.01.12），同治死前，急召李鴻藻入見，「與謀以貝勒載澍承大統，且口授遺詔，令李鴻藻書之」。李鴻藻立即去儲秀宮見慈禧，慈禧聽後大怒，撕碎遺詔，罵走李鴻藻。同治死後諡「繼天開運受中居正保大定功聖智誠孝信敏恭寬毅皇帝」，廟號穆宗，光緒五年（1879）三月，葬清東陵惠陵。
 
　　關於皇位繼承，慈禧考慮到若為同治立嗣，阿魯特氏將成為皇太后，當由阿魯特氏「垂簾聽政」，慈禧則失去權力，她不能容忍這個結局。同治病死，慈禧立即將醇親王奕?四歲兒子載湉過繼給咸豐，慈禧仍以「母后」身分垂簾聽政，這就是光緒皇帝。同治皇后阿魯特氏處境尷尬，以光緒皇帝的「寡嫂」居宮中不成體統，慈禧對阿魯特氏之父崇綺說：「皇后如此悲痛，即可隨大行皇帝（同治）去罷。」其賜死之意，至為明顯，遂於同治病死後七十五日，絕食自盡，年僅二十二歲。
 
　　同治帝載淳在位十三年，此間清政府依靠湘軍鎮壓了太平天國、捻軍和西北回民起義，並消滅了四川、雲南和貴州的農民起義。在曾國藩、李鴻章、丁日昌等人的倡導下，也辦了一些「洋務新政」。但是，所謂的「同治中興」和同治皇帝沒有什麼關係，因其年幼、親政時間短，又是個傀儡皇帝，故其在歷史上談不到有何貢獻。
 

書號：N2010

裝訂：精裝

尺寸：15 × 21 × 2.49 cm

類別：史地類

分類號：627.76

頁數：384頁

重量：520公克

出版社：遠流出版

ISBN：9789573255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