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吉發，1936年生，臺灣苗栗人，原籍廣東陸豐。1956年省立臺北師範，1963年臺灣師範大學史地學系，1969年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先後曾任士東國小、士林初中教員、國立故宮博物院研究員，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淡江大學歷史學系、東吳大學歷史研究所兼任教授，講授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史、中國通史、清史專題研究、故宮檔案專題研究、中國祕密社會史、中國邊疆文化史、滿洲語文等課程。現任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前言
 
　清朝入關前的歷史，稱為清朝前史，在清太祖努爾哈齊、清太宗皇太極的努力經營下，建州女真由小變大，由弱轉強。天聰十年（1636），金國號改為大清。
 
　清世祖順治元年（1644），清朝勢力由盛京進入關內，定都北京，確立統治政權，至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政權終結，歷經二百六十八年，稱為清代史。整個清代史又可以分為清代前期、清代中期、清代後期三個時期。
 
　在清代前期中，聖祖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1662～1722）；世宗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1723～1735）；高宗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1736～1795），共計一百三十四年，恰好占了清代史的一半。這段時期，清朝的文治武功，遠邁漢唐，稱為盛清時期。
 
　清代中期，仁宗嘉慶皇帝在位二十五年（1796～1820）；宣宗道光皇帝在位三十年（1821～1850）；文宗咸豐皇帝在位十一年（1851～1861），共計六十六年。國力由強轉弱，內憂外患，是中衰時期。
 
　清代後期，穆宗同治皇帝在位十三年（1862～1874）；德宗光緒皇帝在位三十四年（1875～1908）；宣統皇帝在位三年（1909～1911），共計五十年，國運已傾，辛亥革命，遽謝政權。
 
　咸豐皇帝生於道光十一年（1831），崩於咸豐十一年（1861），得年三十一歲，英年猝逝。歷史故事，穿鑿附會，咸豐皇帝的嗣統，充滿著戲劇性。傳說道光皇帝以皇四子奕?居長，並無失德，皇六子奕訢英異，頗得父愛，道光皇帝對密建儲位，遲疑不決。奕?師傅杜受田密授機宜，儲位遂定。奕?為人仁厚，大孝性成，立奕?為皇太子是道光皇帝經過深思熟慮後的慎重選擇。
 
　咸豐皇帝即位之初，為整頓吏治挽救內政危機，屢頒特諭，訓飭大小臣工摒除因循不振的積習。咸豐皇帝任賢去邪，罷斥三朝舊臣穆彰阿等人，說明他對內外臣工因循廢墮的深惡痛絕，及其整頓內政外交的決心，充分展現了他早年英明果斷的作風。
 
　奏摺是皇帝和相關文武大臣之間單線聯繫的一種上行文書，起源於康熙年間，臣工進呈奏摺，逕達御前，皇帝親自啟封披覽，親手批諭。咸豐皇帝勤於批諭，並不起稿，得力於良好的書法基礎。他常藉奏摺批諭諄諄訓誨臣工，或指授方略，期盼同德同心在政治上形成生命共同體。英法聯軍進逼京師，咸豐皇帝巡幸木蘭駐蹕熱河行宮期間，臣工奏摺照例進呈御覽，親書硃批諭旨，從不假手於他人，勤理政務。雖然有傳北京戲班到熱河行宮的故事，但咸豐皇帝並未沉湎於清歌妙舞縱情聲色缺乏憂患意識。
 
　小說歸小說，歷史歸歷史。史料與歷史，關係密切，沒有史料，便沒有史學。史料有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的區別，檔案是一種直接史料，也是一種第一手史料。歷史學家充分利用檔案，比較公私記載，進行有系統的詮釋、分析與敘述，使歷史的記載與客觀的事實，彼此符合，始可稱為信史。有清一代，除了豐富的官書典籍外，文獻檔案，汗牛充棟。捨棄大量的文獻檔案不用，而採信於杜撰虛構的歷史小說，並不符合歷史研究的基本要求。
 
　實錄是一種編年體的官書，清朝實錄除了漢文本外，還有滿文本、蒙文本，都是記載各朝皇帝在位時期的重要大事。關於咸豐皇帝的誕生地點，諸書記載，頗有出入。據《清帝列傳‧咸豐同治帝》記載，「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831.07.17），紫禁城的承乾宮裡忽然傳出喜訊，道光皇帝愛新覺羅‧旻寧的第四個兒子降生人世。這就是後來的咸豐皇帝，清朝入關後的第七代國君──愛新覺羅‧奕?，廟號文宗，年號咸豐。」原書指出咸豐皇帝生於「紫禁城的承乾宮」。《滿漢大辭典》記載，道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全貴妃在北京圓明園澄靜齋生文宗奕?。《文宗顯皇帝實錄》記載，「道光十一年辛卯六月初九日丑時誕上於御園之湛靜齋，後更為基福堂者是也。」文中「御園」即圓明園，咸豐皇帝生於圓明園湛靜齋的記載，是足以採信的。
 
　起居注冊是記載皇帝言行的冊籍，也是類似日記體的一種史料，逐日記載，按月成冊。所記內容，有些是起居注官在殿廷侍直時耳聞目睹的記錄，有些則是摘自當時的各種文書，包括內閣奉上諭、硃批奏摺以及君臣對話的內容，有漢文本，也有滿文本。譬如咸豐五年十二月初一日（1856.01.08）記載：「朝鮮國正使判中樞府事徐熹淳、副使禮曹判書趙秉恆、書狀官司憲府兼執義申佐模三人；琉球國正使紫巾官向邦棟、副使正議大夫毛克進二人入覲於神武門前，跪迎聖駕。」探討清朝與朝鮮、琉球關係的歷史，不可忽視起居注冊的史料價值。
 
　上諭檔是彙抄各種諭旨的一種檔冊，所記內容，除明發上諭、寄信上諭、奉旨事件外，還有特諭。例如咸豐十一年三月初五日（1861.04.14）軍機大臣抄錄硃諭一道：「道光十六年正月二十七日（1836.03.14），奉硃諭：四阿哥、五阿哥著於四月初三日（1836.05.17）入學讀書，杜受田著充四阿哥師傅；徐士芬著充五阿哥師傅；潘世恩、穆彰阿著充上書房總師傅；瑞郡王奕誌著在上書房伴讀，特諭。」標注：「夸蘭達送下傳旨，另繕遞並黏黃簽。」
 
　刑部候補主事何秋濤對制度沿革、山川形勢，考據詳明，纂成書籍八十卷，進呈御覽。軍機大臣遵旨擬寫書名進呈，候旨欽定。上諭檔內抄錄清單云：「臣何秋濤所進書命擬書名四字：漠北全編、朔方備乘（欽賜名寫入旨內）、龍沙一覽、綏邊備考。」原清單奉硃筆圈選《朔方備乘》，咸豐十年正月二十四日（1860.02.15），頒發內閣奉上諭，並將《朔方備乘》寫入諭旨內。
 
　清初本章制度，沿襲明朝舊制，公事用題本，私事用奏本。康熙皇帝親政以後，為欲周知地方利弊、民情風俗，以及施政得失，而於公題私奏之外，又命大小臣工使用奏摺，逕達御前，皇帝親書硃批諭旨，硃批奏摺就是政府體制外的一種秘密通訊工具。雍正皇帝即位後，命臣工呈繳硃批奏摺，並貯存於宮中懋勤殿等處，除硃批外，還有墨批奏摺、藍批奏摺，以及軍機大臣等奉旨墨批奏摺，統稱為宮中檔案。咸豐皇帝沿襲親手批諭的勤政傳統，諄諄訓誨臣工，指授方略，展現了處理政務的政治能力。宮中檔案內除奏摺外，還有各種諭旨、清單等文書。掌書諭旨，是軍機大臣的主要職掌，現藏咸豐朝宮中檔案中也含有各種形式的諭旨原稿。例如咸豐八年三月二十六日（1858.05.09），軍機大臣所撰擬的明發上諭原稿云：「內閣奉上諭，四月初四日（1958.05.16），常雩大祀，朕因腿疾，尚未如常，恐升降拜跪，不足以昭誠敬，著派恭親王奕訢恭代行禮。初三日（1958.05.15），即在壇內齋宿，朕仍於初一日（1958.05.13）進城在宮內敬謹致齋，欽此。」原稿進呈後經硃筆改定如下：「內閣奉上諭，四月初四日，常雩大祀，朕因腿疾尚未如常，恐升降拜跪，不足以昭誠敬，著派恭親王奕訢恭代行禮。初一日、初二日在禁城內齋宿。初三日，在壇內齋宿。此次大祀，朕雖未能親詣，仍於初一日進宮，在養心殿敬謹致齋，以嚴對越，欽此。」《文宗顯皇帝實錄》所載內容，與硃筆改定稿相合。同年十月二十九日（1958.12.04），軍機大臣所擬內閣奉上諭云：「怡親王載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內廷〔外〕宣力〔勤〕，楙著勤勞〔勳勞楙著〕均著加恩在紫禁城內乘坐二人椅轎，以示優眷，欽此。」〔〕內字樣為硃筆改動文字。改定後的上諭文意，更加優美，足以說明咸豐皇帝並非依樣畫葫蘆。通過奏摺制度的運作，外任官員可以下情上達，咸豐皇帝了解施政得失及地方利弊，君臣互動，更加密切。
 
　咸豐皇帝體弱多病，咸豐十一年五月十八日（1861.06.25），上諭檔記載一道諭旨云：「朕前日夜間未能安眠，昨日已覺心氣太弱。昨晚服藥後仍不能酣寢，歷亥子二時，心中繁熱，不得已略坐數刻。自丑初三刻以後安眠一時有餘，今早更覺氣弱。現有吏部引見人員，可多遲數日，候旨帶領。」心氣既弱，又不能酣寢，健康狀況不佳。同日，載垣等以天氣炎熱，奏牘紛繁，奏請咸豐皇帝隨時頤養，靜心調攝，軍報摺件，從容閱看，稍遲一、二日發下，以免聖躬過勞。惟因長期積勞成疾，虛癆舊疾，病情日劇，於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08.22）賓天。《清史稿‧文宗本紀》論中已指出，咸豐皇帝遭陽九之運，內憂外患，而能任賢擢材，洞觀肆應，轉危為安。倘使假年御宇，安有後來伏患？
 
　史學家探討歷史事件，所依據的就是文獻檔案。舉凡實錄、起居注冊、上諭檔、宮中檔硃批奏摺、軍機處檔奏摺錄副，以及清史館紀、志、表、傳等稿本，都是可信度較高的文獻檔案，《咸豐事典》所列歷史事件，主要就是取材於這些文獻檔案，以還原歷史，咸豐一朝的掌故，不可從闕，通過這部事典，有助於勾勒出咸豐朝的歷史發展輪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