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家驄（Frank Ching），一九四○年生於香港，不足一歲即遷回上海，四年後重返香港。一九六○年赴美進修，畢業於紐約復旦大學（Fordham Univ.）英國文學系，後入紐約大學哲學研究所就讀。一九七○年獲福特基金會獎學金，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一年，取得高級國際新聞採訪專業證書。一九六○年代末至七○年代初，在《紐約時報》國外新聞部任中國地區專家。一九七六年轉往《亞洲華爾街日報》任採訪工作，一九七九年被《華爾街日報》網羅，出任該報首任駐北京特派員。一九八三年辭去職務，從事家族史寫作，歷時五年始完成。現任《遠東經濟評論》專欄作家。著有Ancestor:9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Chinese Family （《秦氏千年史》）、Hong Kong and China：For Better or for Worse、Hong Kong and China:'One Country,Two System'?、The Li Dynasty：Hong Kong Aristocrats；編有 China in Transition。
 

尋訪九百年前的祖先墳墓
 
香江寄萍蹤
 
　　我最早的童年記憶是民國三十五年（公元一九四六年）我五歲時的夏天。那時，我們全家去香港避難。我在一艘駛過南海的客輪上，透過舷窗向外眺望。
 
　　我是在香港長大的。中國兒童大都成長在祖父母、叔伯姑嬸、堂表兄弟等家族親屬的環境之中，而我卻離鄉背井，游離於他們之外。我父親有三房妻室，我母親一房的兒女當時住在香港，而我父親的其他子女則留在內地。所以一直到我長大以後很久，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少兄弟姊妹。
 
　　我父親秦聯奎，生於清光緒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比毛澤東大五歲，比蔣介石小一歲。他成長在政治與社會的動盪時期，正處於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覆滅，被一個軟弱、不穩定的共和政體所取代的時候。他在二十幾歲時便娶了一位蘇州姑娘曹月恆。他倆一起帶大了六個孩子，三男三女。
 
　　當時的男女婚配是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並且講究門當戶對。一夫多妻是相當普遍的事。所以我父親仍是合乎禮法的。他在和他的蘇州美人成親之後，又娶了一房妻室，名叫許佩華，是他昔日恩師的妹妹。在正式下聘前，他從未見過她。他的一個姊姊曾經代表男家去相親，認為她「頗有姿色」。但是婚禮過後，當他掀起新娘的紅蓋頭時，卻看見一個長了一對小瞇縫眼的容貌平庸的女人。不久，他便又回到他初戀的美人那邊，而他的元配夫人只好獨守空閨了。
 
　　到我父親和我母親秦昭華結婚的時候，他早年的兩個妻子都已病故了，照中國的說法這叫「填房」。由於我父親早年的子女和我母親的年齡不相上下，他們大都不和我們住在一起。因此當我在香港長大時，我只認識我母親所生的其他子女，以及我父親前妻的最小的孩子家驊。
 
　　我上的是一所羅馬天主教的教會學校。和香港其他這類學校一樣，這所學校的目標是把中國孩子培養成英國紳士。我們手裡搖的是英國國旗，心裡仰慕的是大英帝國的榮耀，學著計算的是英鎊、先令、便士。當中國的孩子們受著與封建主義、帝國主義殘餘進行階級鬥爭的教育時，我卻在中國的大門口、在做為自由資本主義的最後前哨陣地之一的英國殖民地上，學習著西方的生活方式。
 
　　到我十二歲的時候，我的世界已經縮小到三個人的生活圈子裡：一個生病、愛吵架，而我叫他做父親的老人；一個他經常與之拌嘴，而比他年輕很多、性格剛強的女人──我的母親；還有與我年齡最接近的姊姊家德（Priscilla）。我是排行最小的，母親生我的時候，父親已經五十多歲了。當時我還不太了解，這個古怪的老人居然曾經是中國憲法的設計師之一，並且為了堅持自己的原則，選擇貧困與流亡的生活之路。民國三十八年（公元一九四九年），在中國陷入分裂的前夕，他決定既不擁護蔣介石的國民黨，也不擁護毛澤東的共產黨，寧願關閉了他在上海的律師事務所，自動流亡到香港與家人團聚。
 
　　我父親在香港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他不能從事英國的法律事務，病情日益嚴重，性格日益孤僻。我們住在一個比較好的地區的一幢三層樓房的租賃房屋裡，與另一家合用一個廚房。我們安裝了一套抽水馬桶，可是我還清楚地記得運糞工人的吆喝聲。他們每晚都來收集鄰居廁所中的糞便。我們的鄰居和香港的大多數居民一樣講廣東話，而我只會講上海話。我雖然出生在香港，但是卻沒有一種歸屬感。這種異域的感覺因我們家的日益貧困而加重著。我們學校允許家境清寒的學生少交一些學費。學費是每月繳納的，每個孩子所交的數目由教師向全班宣布。我的名字總是排在最後幾名，因為我比別的孩子交得少。
 
重履中土
 
　　我渴望舒適、安全和我從未體會過的故土鄉情。當時我並不自覺，實際上我早已開始了我這長達幾十年的，對我們家族的歷史細節的探索。只是在若干年以後，我才理解這是一種遵循中國最優秀傳統的行為。因為在中國人之間，一個最苛刻的評語就是說某一個人「忘本」。
 
　　我十九歲離開香港到美國，但在我的新居中，同樣的異域感在時刻侵襲著我。我知道驅走這種魔障的唯一辦法是投入我的過去，而我的過去埋藏在中國的大地上。
 
　　到了一九七年代初期，中美關係解凍，我才決定回到中國，與那些我沒聽說過名字的、在許多情況下我並不知道他們的存在的親屬相認。
 
　　我到渥太華新建的中國使館去請求簽證，儘管我是申請以私人身分入境的，但由於當時我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國外新聞部工作，因而使館以懷疑的眼光看待我的申請。他們告訴我這項申請需要北京外交部批准。後來，我飛到香港向中國旅行社──中國大陸政府在港代理機構──陳情。我提出我有做為「同胞」訪華的權利。因為我出生在香港，而照中國的看法，儘管香港由英國管理，但它仍是中國領土。同胞就和外國人不一樣，不需辦入境簽證，因為從理論上說，他們不過是從國土上的一處遷到另一處而已。經過幾度交涉，我的申請被批准了。我得到了一份「回鄉介紹信」。
 
　　一九七三年八月一日，我登上了一列經香港邊界羅湖鎮開往中國的老式柴油火車。這一年我三十二歲。平靜沉穩、穿戴講究的男男女女、外國人和華僑上了頭等車廂。因為我是中國同胞，中國旅行社把我安排在三等車廂裡。這裡的男男女女上車時推推擠擠，把行李和孩子從窗口遞進去，常常是自己也跟著爬進去，因為狹窄的車廂口已經擠死了。許多人挑著擔子，裡邊裝著活雞、食品籃和送給內地親屬的其他禮品。車廂裡連站著的地方也很少，我從人群中擠進去，在車廂的最下一級階梯上站住腳，緊緊抓住了把手，以免掉下去。就這樣，我被隆隆的火車緩慢地拖向中國。
 
　　在邊境，我們跨過了一座將英國統治的香港與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大陸分割開的破木橋，一邊飄揚著英國國旗，另一邊飄揚著中國的五星紅旗。跨過這座橋之後，所有乘客都被帶到一間大棚屋裡接受移民與海關官員的查詢。
 
　　對我進行盤問的人不厭其煩地問了我的背景、我的工作、我的親屬和朋友。他讓我掏出口袋裡所有的東西。我的一個口袋裡裝了我在香港遇到的幾個人的名片。盤問我的人對所有這些人都異常關切。他也問到我的父母與我的兄弟姊妹。他把我的回答全都記了下來。然後他又以不同的方式，將同樣的問題從頭再問了一遍。這次盤問進行了一個多小時。
 
　　最後他終於認定我不會對中國的安全構成什麼直接威脅，允許我通過了海關。但我帶的一些香港報紙卻被沒收了。
 
　　和我從香港到邊境比較，到廣州的旅程是愉快的。這是一列中國唯一裝有空調的火車。它行駛於深圳與廣州之間，為外國人乘坐而設。我坐在軟座上，一路瀏覽著廣東省的綠色田野。擴音器在播放著《東方紅》的曲調。這首歌頌毛澤東的歌曲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實際上代替了中國的國歌。
 
　　最後，當火車駛進廣州車站時，擴音器裡傳出了感謝乘客們協助本次列車工作人員勝利完成了他們的任務等話語。
 
　　香港的中國旅行社曾建議我住廣州華僑飯店，可是櫃台後面的那位年輕婦女告訴我這裡已經客滿，並且拒絕把我介紹到另一家旅館去。「香港同胞一般都住在親戚家裡，」她說，「我們只接待國外華僑。」我一下子窘在那裡了。我是以同胞身分入境的，而正因為如此，卻使我住不進旅館。我如果坦白告訴她，我實際上是從紐約來的，又恐怕造成什麼麻煩。但我別無選擇。於是我拿出了自己的美籍身分證明，並且解釋說，我雖然是香港同胞，但是住在美國。櫃台服務員的態度登時就變了。她說不但有房間，而且可以選擇。最好的每天十美元，有浴室、電話和電扇。我住下了。
 
　　第二天，我懷著急切的期待，登上了飛往上海的班機，從那裡，我將開始尋找失散已久的親屬。
 
　　我有我舅舅秦開華的地址。我和他沒有見過面。他和我母親的關係向來不十分密切。他曾經反對過我父母的婚姻，因為他倆是遠親。但在一九七三年，這個舅舅是我和國內全部親屬的唯一聯絡點。我從街道圖上找到他的地址，為了避免招搖，便決定步行去那裡。到門口時，我輕輕地叩打了房門，免得引起鄰居們的疑慮。一個只穿著背心褲衩的瘦削老人出現在我面前，原來這就是我的舅舅。我說明我是昭華的兒子秦家驄，他揮揮手把我招進屋子裡。我穿過一個擺了一張木床的陰暗房間，走進一個小起居室。當時正值盛暑，天氣十分炎熱。我們面對面落坐以後，誰都想不起該說什麼來。最後，舅舅打開了電扇，直衝著我吹起風來，他自己則用一把老式的蒲扇搧著。他把我介紹給他的妻子和他們的十六歲的女兒。
 
　　在這些陌生人面前我卻有一種回到家裡的感覺。我對他們講了國外親屬以及他們各自的工作等情況。告別以前，我邀請他們次日晚上到我住的飯店去吃晚飯。
 
　　第二天，我接到櫃台的電話，說有客人在大廳等我。我下樓以後發現我的親屬和飯店職員正在爭辯著，飯店要求他們每人都要交驗身分證，並且要填寫一張三聯單，說明他們的姓名、地址、工作單位，還有與被訪者的關係。在辦完這些手續之後才允許他們上電梯到餐廳去。晚飯後，我請他們到我的房間去坐，電梯操作員拒絕讓他們上去，說他們沒有許可證。在大廳裡，我們被告知只有旅客的父母和子女才許進入房間，其他客人必須在大廳接待。幾經交涉，又填了一張表格，我的親屬才被特許上樓。不用說，從此以後他們再也不來看我了。
 
　　但是，他們在自己家裡歡迎了我。我幾乎每天晚上都和我舅舅、舅媽在一起，從他們那裡我了解了許多關於中國和我們家族的事，這些事都是我做夢也沒想到的。
 
　　在離開上海之前，我為我舅媽買了一份生日禮物。我到只對外國人開放的友誼商店，買下一只中國的名牌手錶送給她。我也送給我舅舅一些我帶來的小禮品。他回敬給我一隻玉兔。這是他祖父傳下來，由他保留至今的幾件東西之一。玉對中國人來說，比其他寶石還珍貴。一般人認為玉是避邪之寶。舅舅送給我這隻玉兔，在一定意義上是把他自己的一部分交給了我。
 
　　我從上海北上到北京。這兩個城市形成十分鮮明的對比。上海是使人感到壓抑的，只剩下了繁華大都市的一個空殼。在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忽視之後，原來那些西式建築物已經逐漸傾圮了。北京是壯麗的，長城蜿蜒在城北，廣闊的天安門廣場位於城市中心。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在這裡檢閱了數以百萬計的紅衛兵；長安街這條建於公元十五世紀的明代的大街，其寬闊足以容納超過十線車道的交通量。整個城市都給人一種歷史感，它是一個古老但仍然生機勃勃的文明中心。
 
　　這次中國之行雖然短暫，卻令我興奮不已：它標誌著我多年嚮往和夢想的實現。我透過此行所了解到關於祖國的知識，比我多年來靠閱讀所獲得的知識要多得多。更重要的是，它使我產生了一種急於想填補我對家族的空白印象的使命感。
 
乍見秦氏宗譜
 
　　到第二年，即一九七四年七月，我又一次動身前往中國。這次我參加一個香港旅行團，在毗鄰香港的廣東省停留一個星期，訪問了廣州、佛山和中國領導人常常去的夕照溫泉。
 
　　一週之後，旅行團回香港，我則去上海探望舅舅一家。我發了一封電報告訴舅舅我將到達，但由於不習慣發中文電報，竟忘記填寫發報人姓名。當我那天晚上登門時，他露出了出乎意料的神情。
 
　　「噢，是你呀，」他說，我感到他的語氣中透著些許失望。「我以為是你母親呢！」
 
　　儘管兄妹倆有些嫌隙，可是我母親多年來對他的心意軟化了他，他渴望能再和她見上一面。所以那封未署名的電報到達後，他便費了很多心思，買來酒、雞和其他難以買到的食品，準備舉行一次家宴以慶祝他們的團聚。
 
　　吃過晚飯，我提議和他下一盤棋。我知道他是愛下棋的。下完一局之後，他靠在椅背上瞧著他的妻子，略帶幾分感慨地說：「我做夢也沒想到，昭華的兒子會來和我一起下棋。」
 
　　舅舅和我母親再見一面的願望終究沒有實現。次年，舅媽寫信告訴我，他因肝病逝世了。在失去了我和故土的這一聯繫之後，我急於要找到生活在中國的異母兄長。我向異母姊姊家娟（Margaret）探詢，當年我們遷到香港時，她還留在大陸。她現在和丈夫何品衡定居於台灣。她給了我一個叫毛訓詢的上海人的地址，說可以寫信問他。我給毛先生寫了一封信，告訴他我是誰，等了幾個月也沒回音。過了一年我才知道，這個人已經死了。他的妻子一無所知，提供不了任何線索。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總理在長期患癌症之後逝世了。他的病故使全國陷入悲痛絕望之中，終於在四月五日爆發了天安門事件。過了五個月，毛主席於九月九日逝世，幾週後，他的妻子江青和政治同僚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以組織了「四人幫」篡奪權力的罪名被捕入獄。
 
　　此時，我已從紐約調到香港。我身為《亞洲華爾街日報》（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的記者，經常前往中國。因為工作的關係，我得以隨時赴大陸和台灣採訪。一九七八年底，我去了一趟台灣向家娟和她的丈夫品衡話別，他們已決定移民到澳洲去和女兒團聚。他們的女兒嫁給了澳洲一家餐廳的老闆。有一天晚飯後，家娟拿了一個裝滿舊書的大塑膠袋，從後面的房間裡走出來，一面交給我，一面說：「我保存的時間不短了，該是交給你這個兒子的時候了。」
 
　　袋子裡裝有父親在一九五九年去世時留下的書籍和文件，是他少量遺物中的一部分，由家娟收藏了二十年。我小心地打開了塑膠袋，注意到裡邊的三本書，其中兩本是印有父親當國民大會代表時的姓名和照片的國民政府官方刊物。
 
　　第三本是老式的宣紙印刷的線裝書，封面印的書名是《錫山秦氏宗譜》。
 
　　我拿的這本線裝書記載了我家三十幾代祖先的名諱，綿延九百多年，上溯到公元十一世紀的秦觀。我父親和我母親出於同族，都是這位宋代（公元九六～一二七九年）著名大詞人的後裔。從我父親這邊計算，由秦觀到我共傳了三十四代，而從我母親這邊計算，則是三十五代。
 
　　當無錫秦氏家族的譜牒剛交到我手裡時，我還沒有意識到，這些譜系之書在今天該是多麼的珍貴。不久，我才發現，即使在過去的年代裡，也只有名門望族才有歷代宗譜傳交下來。
 
　　宗譜給本族成員灌注了以家族為榮的心態。如果家族裡出一大富大貴之人，他的親屬幾乎都能蒙蔭受惠；同樣地，一個人如果失勢被黜，全族都要受到牽連。
 
　　過去曾有因一人獲罪而全族受戮之事。最重者，則遭到誅九族──即其本人、父、祖、曾祖、高祖、子、孫、曾孫、玄孫，連同他們的兄弟姊妹與配偶、後裔──的嚴懲。事實上，誅九族是指滅其高祖以下、玄孫以上的滿門大小。清初學士莊廷鐵修《明史輯略》，中多觸諱之語，遭人向朝廷告發，遂成大獄。當時廷鐵本人已死，詔發墓焚其骨。其弟莊廷鉞被戮，家產抄沒，其父莊允城病死獄中，並且累及其他學士的家族。凡作序、校對、刻印此書和買賣此書者俱斬。受牽連而死者七十餘人，其餘家小婦女被發配邊疆。
 
　　中國大多數人就和西方人一樣，只知其親生父、祖等直系長輩，而且，即使是有譜牒的家族，也鮮少能追溯到二、三百年以上的。
 
　　修宗譜是需要做很多組織工作的。每個家庭都將其男性成員的生卒年月日記錄下來。女性成員的生年在冊，但因女兒不能傳宗接代，故記載從略。而我家自祖父這一代起，宗譜欄目裡還記有女兒的名字及其出嫁的人家，但不像男人那樣詳述其生平。唯一例外是關於「節婦」的記載，一般均為早年喪夫，或甚至婚前喪夫、盡其餘生孝敬父母的孀婦。
 
　　本族各家為宗譜提供生卒婚嫁的資料，而生平事跡一般都是相當簡略的。其中包括：名，為某某之子孫，字與號（自取名，前者反映其本人的志趣，後者反映其身分和行誼），功名，官階贈銜，行誼，著述，生卒年月日；妻室姓名，為某某之女，籍貫，贈銜，生卒年月日；子女數目（男嗣記名字、生母，女嗣不記名字，僅記生母、夫家姓名及出身）；夫妻葬所。
 
　　載入宗譜的男子意味著已被本族接受為其中一員，至於那些被認為有辱家族的人則被除籍。一個有趣的事例是秦起。他是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組織者之一，也是民國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在上海進行反共清黨時，在無錫處決的七人中最重要的一人。他的首級被割下來，掛在城牆之上，用以恫嚇群眾，不得參加共產黨。由於他沒有列名在我們家族的宗譜上，而這套宗譜就在他死後僅一兩年時才做過了修輯，所以我不清楚自己和他是什麼樣的親屬關係。下令處決秦起的卻是秦毓鎏，也是秦氏家族的一員。他是國民黨的要員，曾經追隨孫中山組織過反清運動，也是本族宗譜最後一版的主要編纂者之一。
 
　　潛心修譜不僅反映一種家族的自豪感，也反映對中國文化與文明的一種自豪感。在公元十九世紀，當中國一再被西方列強欺凌，大部分國土被歐洲各國瓜分，成為它們的勢力範圍時，中國人民的自豪感也就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有鑒於他們的國家如此落後，中國人從盲目自滿之中覺醒了，許多具有革新思想的人轉而求助於西方的科學、民主思想，來醫治中國的病症創傷，傳統的價值觀念被拋棄了。於是宗譜被認為是一種封建主義的殘餘。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之後，這種維繫譜系的古老做法幾乎消亡殆盡了。
 
　　許多留存在私人手裡的宗譜，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年輕的紅衛兵在毛主席的「除四舊」──舊文化、舊習慣、舊風俗和舊思想──的號召下，把他們認為是原剝削階級的殘餘物品一概付之一炬。許多人因為怕遭到迫害而把祖傳的譜牒銷毀了。這些損失不論對個人還是對國家都是無法衡量的。西方的藏書家在一九三年代到四年代曾經搜集到許多這類文獻，所以今天美國有名的大學都藏有相當數量的中國宗譜，其中有一些已在中國找不到了。
 
　　我們有許多家史材料也因文化大革命而銷毀或散失了。一些族人因為害怕狂熱的紅衛兵發現他們保留的祖先照片和宗譜，就自行將之焚燒。但有一位親屬冒著被政治迫害的危險，保存了幾頁詳列本族最近幾代情況的材料。我就是從他那裡得到了我父親和我祖父的家傳。我的祖母著有《明秋館文集》、《明秋館詩集》兩卷詩文，她的所有子女都存有抄本。文化大革命之後，除了其中的一卷保存下來成為孤本之外，其他都下落不明了。這個孤本就是我這位族兄避開紅衛兵珍藏下來的，後來他熱情割愛，送給了我。
 
踏上尋根之路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美國宣布承認北京為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並決定撤銷對台北的國民黨政府在外交上的承認。
 
　　我和其他十幾名大都以香港為基地的美國記者一起，在該年十二月飛往北京，報導中美正式建交的新聞。過了五個月，中國允許四家美國報紙──《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和《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開設辦事處。我被《華爾街日報》選派為駐華記者。
 
　　我在一九七九年六月飛到北京，在中國首都最高的、十八層樓的現代化建築物──北京飯店的一個房間裡設立了《華爾街日報》辦事處。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時代，中國正處於戲劇化的變化之中。人們長期被壓抑的情感爆發了，街頭出現了非官方的出版物和大字報；毛氏的一些最神聖的教導被更正了，政府簽訂了幾十億美元的商業合同。在我做為一名記者，報導著中國數十年來最重要的階段的空餘時間裡，我也在從事著個人歷史的發掘──打電話、寫信、會見一些人。每一次接觸都給我一個新的激勵。我甚至見到了曾遭受毛政權迫害、在監獄裡蹲了二十來年的我的兩個同父異母的哥哥。他們於一九七九年秋獲釋，是鄧小平開明路線的受惠者。
 
　　當我開始對過去進行探索時，並不知道自己要尋找什麼，因為我不了解究竟有些什麼材料留下來。在一位中國目錄學家的建議下，我檢閱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所珍藏的中國善本書，終於發現一套刊於清穆宗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十二卷本的我家宗譜，其中載有本族重要成員按時代順序排列的傳記。最精彩的一卷是公元十一世紀宋代詞人秦觀的年譜。這套宗譜大約每五十年修輯一次，最後一版是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完成的。我得到的一版是十七卷本的一部分，又花了我七年工夫才把這套宗譜找全。當我讀到我那從未在無錫住過的父親，竟然也參加了這套宗譜的編纂工作時，我多少有些意外，多麼牢固的家鄉觀念啊！
 
　　當我被介紹給住在無錫的那位族兄（廣義的族兄，泛指同宗同輩而年紀長於己者）時，我了解到關於本族更多的情況。原來，這位叫秦志浩的族兄是我仍然在世而血緣最近的遠房親戚。我們是共五世祖的四從兄弟。在中國，同出於一位高祖的三從兄弟是畫分近親與遠親的界限。遠親不參加弔喪，而在「五服」之內的親屬──包括三從兄弟──是應該服喪的。透過這位性格沉穩的七十來歲的族兄，我發現我們的家族雖然大大地沒落了，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前，甚至在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還仍然在名義上存在，並為政府所承認。
 
　　在中國的舊社會日子裡，幾乎所有大戶人家都有自己的祖宗祠堂，一個保存宗譜與合族按時令祭祀先祖的地方。我本想去參拜一下公元十六世紀建於第六箭河畔的秦氏祠堂，但像第六箭河這樣的河道現已蕩然無存。族兄志浩告訴我，早在民國時期這條河道即被填平，改建成無錫市東西向主要街道之一的崇寧路了。現在他就住在這條街道上。據他說，過去這條街道上住的人幾乎全姓秦，秦氏祠堂就是毗鄰他家的這幢大房子。
 
　　我圍著歷代秦氏族人祭祖用的這幢建築物轉了一圈。它的面積很大，比附近的房子要大一倍多。舊時，一跨過門檻就會看見一座大型的木製牌樓（牌坊），上面寫著「淮海宗祠」字樣。牌樓兩邊各放一塊抱鼓石（支撐框柱的石構件，略呈三角形，斜邊為一條由多個圓弧組成的曲線），佐以兩根木柱，以表現出穩定和堅毅的氣派。再往裡去又是一道由一對石獅拱衛的大門。
 
　　現在從外形上已看不出這幢房子的原來使命了：裡面已經住滿了十幾戶人家。但是在室內的櫥櫃和其他家具的後面還有一些刻字的石板依稀可見。由於住戶們在它們上面塗了油漆，文字已難以辨認。在一個角落的牆壁中，鑲有一塊紀念一個並非秦姓、名叫王野舟的人的牌位。他原是一名地方官吏，在約二十三代以前，與首先在無錫附近定居的秦氏祖先結識，並將其三女之一許配給秦氏祖先。由於王某無嗣，秦氏家族便將他奉為遠祖之一，予以祭祀。
 
　　經過歲月的侵蝕和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這座祠堂原來的一切布置，包括木製的祖先牌位、陳舊的畫像，或是那兩頂我祖父使用過的轎子，都已蕩然無存。我環視了各家的家具用品，希望能發現一些遺物。結果什麼也沒找到。
 
　　回到北京，我常到中國最大的圖書館──北京圖書館去。在那裡，我發現了遷移到中國其他地方去的秦氏家族支脈的宗譜。我還發現了住在無錫的家族成員的大量作品，輯成各種各樣的詩文集。經常陪同我到圖書館去的是我的中文老師，一位名叫林正忠的斯文學者。他幫我譯釋文言材料。由於影印不是總能辦到的，我們花很多時間坐在光線不足的閱覽室裡吃力地抄寫材料。連我的司機小于也主動參加了抄寫，他還到書店幫我尋找對我可能有用的圖書。
 
　　從一九八四到一九八六年，我還花了很多時間埋頭在藏有明、清兩代約一千萬冊典籍的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裡。在這裡，我找到了本族成員寫給皇帝的獻詩，以及涉及本族官員的敕旨和奏摺。
 
　　多虧我的司機的發現，我注意到上海《文匯報》刊登的一則新聞（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版）──宋代詞人秦觀泗涇支脈後人的宗譜在上海郊區一農戶中被發現。
 
　　這使我很高興，即請住在上海的親屬去查訪。我無法親自跑一趟，因為我是外籍人士，尤其是記者，未經許可是不許去中國鄉間的。碰巧正在這個時候，我的老朋友、電影製片人孫小玲發現上海供奉的城隍是秦觀的八世孫秦裕伯，那裡還有一座他的廟。
 
　　我隨即飛往上海，發現原來秦裕伯是屬於泗涇支脈的。《泗涇秦氏宗譜》裡有他的一幅畫像和公元十四世紀時他與明太祖的往來信札。秦裕伯死後被皇帝敕封為上海的城隍。後世傳言他曾拯救過當地黎民，並懲治了殺人凶犯。我在上海舊區參觀了他的廟，但失望地發現，這座廟宇於一九七二年重建後已改為一座百貨商場，原來供奉在廟內的他的塑像已無了蹤跡。
 
　　在上海的時候，我從親戚們那裡得知：另有一人也在追蹤秦觀及其後裔的歷史。此人名叫朱熙元，是秦觀故里高郵的文化官員。我給高郵縣打了電話，經過一番周折終於找到他。他告訴我，他曾到過全國各地的圖書館翻閱文件、研讀古代碑文、查訪墓地，以搜集秦觀和他的眾多子孫的有關材料。
 
　　我們過了幾個月才在上海見了面，是在一天的深夜。在第一次見面中，我坐在他的床上，和他討論著秦觀、他的後裔、秦氏宗譜，以及我在家族中的位置。我感覺他就好像是我們家族的一員似的。原來，朱先生是一個基本上自學成才、專心致志、並且為高郵產生的才子秦觀感到非常自豪的人。
 
　　第二天，我們一起吃午飯時，朱先生告訴了我他的研究工作情況。他去過秦觀的兒子秦湛定居的常州，以尋訪這位詞人後裔的蹤跡。在那裡，他遇到過許多祖籍高郵的秦姓農民。他也去過無錫，找到了許多古墓和碑文。
 
　　他腦子裡的故事多得很。其中之一是說，一個有錢的人想入籍名門，宗族的長者給他規定了三個條件。他接受了前兩條：一是要捐獻五十畝（約七英畝半）稻田，二是捐助兩百石稻米。但第三個條件難住了他：他將被視為本族最小的成員，要孝敬其他所有族人，包括嬰兒在內。
 
　　朱先生建議我正式提出訪問高郵的申請，並且說如果我能受到地方首長的正式歡迎，他做我的嚮導就容易多了。我照著他的話去做，我很高興我的申請得到了批准。當我在政府招待所登記時，朱先生也陪同在側。出於習慣，我在登記表的訪問目的欄裡填了「搜集材料」，朱先生馬上替我改為：「拜謁祖居」。
 
　　那天晚上我受到很高規格的接待；高郵的領導幾乎全部出席了歡迎我的宴會。我被當做他們當中的一員，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我睡時覺得暖烘烘的，倒不只是因為喝了當地的烈酒的緣故。
 
　　第二天早晨，我體驗到了現實的另一面。我被領到昨晚飲宴的同一個餐廳，獨自一人吃我的早餐。我用餐時朱先生來了，他謝絕了和我同桌吃飯的邀請。從此以後，在高郵的日子裡，我總是單獨用餐。我懇求朱先生和其他人陪我一起吃飯均無結果。因為我是個外籍人士，需要和普通人民分開。
 
　　但是朱先生和高郵的官員給了我各種各樣的幫助。他們把我帶到稱為文遊台的一座亭台上，這裡將是擬議中的秦觀展覽館的館址。我登上了一列石階，一幅不可思議的景象豁然入目：一間房屋的四壁從上到下滿是書法碑文，其中包括秦觀本人、他的兩個弟弟（秦覿、秦覯）和其他宋代學士的真跡。我為高郵當局如此用心地保存了這些碑文感到非常驚異。
 
　　他們帶我乘船駛過昔日的大運河，給我指點了約有一條街見方的區域，當地人仍稱這裡是「秦家大院」，儘管這裡已經沒有秦姓住戶了。
 
　　我在高郵的最後一天，朱先生贈我一首他所寫的詩，以紀念我這次訪問，詩中對我這次重遊祖先故里甚為讚揚。由此可見中國的吟詩傳統直到今天仍在延續著。
 
　　我的高郵之行激勵我更加努力探尋秦觀的後裔。我訪問了秦觀之子秦湛定居的常州和常州城外的洛陽鎮，這個鎮的兩千人口有三分之二姓秦。我以同宗的身分被介紹給許多鄉民，其中包括一位八十多歲的醫生和一個年輕的農民。這些人都知道自己在族系中屬於哪一代。有些人還拿出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中竟然倖免於難的宗譜。我拿起一冊，上面寫著《毘陵秦氏宗譜》。毘陵是宋朝時常州的稱謂。
 
　　當問到他們祖居何處時，幾乎我遇到的所有秦姓人士都回答為位於常州與無錫中間的「秦村」。這個村裡一個叫秦惟禎的青年出走到無錫。他就是今天被供奉為秦氏無錫支脈的始祖。所以洛陽秦氏與無錫秦氏都出自在常州落戶的宋朝詞人秦觀之子秦湛。終於找到了祖塋！
 
　　一九八年十一月，我訪問了無錫的秦氏故園。在寄暢園的入口處我看見一塊木牌。木板雖然已有裂縫，但是簡體的說明文字依然可讀。開頭寫的是：「明正德年間（公元一五六至一五一年）秦金所建，稱『鳳谷行窩』。萬曆二十七年（公元一五九九年），秦燿改建，易名『寄暢園』。」
 

 
　　我知道秦金是修輯秦氏宗譜的首創人，卻從未聽說過秦燿，後來才知道他是我的十三世祖。
 
　　說明牌依次描述了園內的景致，並且說北京頤和園內的「諧趣園」就是公元十八世紀清帝乾隆南巡回京後，模仿「寄暢園」所造的。
 
　　我離開無錫時便決定還要再次來訪。第二年，我與姊姊家懿（Julia）、姊夫威爾‧奧克斯托比（Well Oxtoby）一起前往無錫。他倆都執教於多倫多大學宗教哲學系。此次中國之行是為了度蜜月和休教學假的。家懿是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正是她建議我們到無錫惠山去尋訪秦觀的故的。我對一個死去了幾乎九百年的人的墳墓是否還會存在，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但我仍然同意參加了她的探索之旅。
 
　　在一個風光明媚的秋天，我們抵達上海西北的無錫。當地旅行社的一位吳先生接待了我們。當我們對他說想尋一座公元十二世紀的墳墓時，他甚感意外，便打電話到無錫博物館去請求指引。那裡的一位老年人說他讀到過秦觀葬於惠山二茅峰下。我們驅車到西郊，停在惠山腳下，開始了長途登山之行。
 
　　家懿向當地的一個農民打聽，問他是否知道秦觀墓的所在。「不要浪費口舌了，」吳先生說。「他連秦觀是誰也不知道。」和我們交談的當地住戶中，有人好像聽說過有一個「秦大墳」，但不曉得它究竟在什麼位置。在和我們一起攀登了幾小時的陡坡，穿越一些竹林，跳過一些溝坎之後，吳先生突然吆喝一聲：他看到遠處有些墳墓。我們跑下山，驅車到靠近那些墳墓的一個地點，又開始了我們的攀登。但是當我們終於到了那裡時，卻又大失所望：所有的墳墓都是比較近代的。
 
　　吳先生和我繼續往上爬，而家懿和威爾則落在後面。逐漸吳先生的熱情也減退了，只剩下我一個人還在踏著鬆動的石頭和砂礫，艱難地往上爬著。最後，連我也氣餒了。
 
　　在下山時，我發現家懿和威爾遇到了一個雖然不知道秦觀墓的位置，卻知道這地區秦姓其他墓地的老人。他把我們帶到有幾統墓碑的地方。奇怪的是它們都是無字碑。但老人拾起一塊石頭打磨著一統墓碑的表面，灰塊片片地脫落了，露出碑文來，說明墓主是一位清代官吏。老人解釋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要掘掉被認為曾是封建惡霸的墳。當地農民為了防止刨墳掘墓，便上山來把墓碑都塗上一層灰漿，紅衛兵就無法辨認是誰的墳了。
 
　　這個老人發現一統平擺在地上的與眾不同的墓碑，上面有許多小字碑文。我們用濕葉子和口水把表面擦淨，露出部分碑文。這座墳是一個秦氏家族成員之妻的；我們終於發現了一個先人的安息地。但天色已晚，我們不得不終止這次搜索。
 
　　一年以後，我的姊姊家瑛（Alice）從紐約動身訪華，這是她離開中國三十年來首次回歸故里。她也表示了要尋找祖先墓地的願望。
 
　　於是，某一天清晨，在家駒大哥──也就是我父親的長子──的陪同下，我們搭乘了開往無錫的火車。當我們一到惠山腳下時，我們決定先直接爬到山頂再慢慢走下來。上山的路把我們帶到惠山三峰中的第一峰。山勢很陡峭，山頂上有一座古廟，現已變成一個出售無錫特產諸如泥塑「小阿福」之類的禮品店。
 
　　我們問那裡的七十多歲的老售貨員是否知道秦觀墓的位置，並且解釋說我們是秦觀的後人。他告訴我們，他知道一個古墳就在附近，但是他離不開商店，不能帶我們去。我有些急不可待，想把他商店裡的貨都買下來，以便他能鎖上門帶我們去。家瑛和家駒又和他談了一會兒，發現他有個妻子正在附近的溪邊洗衣服，少頃即能回來做我們的嚮導。但是當她回來知道我們的請求後，卻似乎並不著急著去。她從水桶裡把濕漉漉的衣服一件件地取出，不慌不忙地走到曬衣繩那邊掛起來。我們猜想她是想知道，如果幫我們這個忙她會得到些什麼報酬，於是我們在這一點上讓她放了心。雖然開始她的行動如此遲緩，但是一旦動了身，這位七旬老婦的步履卻依然矯健。我們從第一峰下到山谷又爬上第二峰，那裡設立了一個電視中繼站。老奶奶從這裡蜿蜒下山，到半山腰她用手一指，我們看見一個石塊圍成的園區──這些石塊是一道石牆的遺跡──中間矗立著一方石碑。由於並無道路可尋，而且長得很高的荊棘草莽糾纏著我們的褲襪，覆蓋著坑阱，所以我們只好小心翼翼地接近那方石碑。
 
　　這果然是經過幾百年風雨侵蝕的一統墓碑，上面刻著四個大字：「秦龍圖墓」。我想恐怕是闖到另外一個姓秦的人的墓地上了。但大哥說龍圖是官銜，不是名字。於是我拿出了秦觀的傳記來對照，果然，他曾於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公元一一三年），他死後的三十年，被追贈為「直龍圖閣」。我們真的找到了我們祖先的墳墓了。
 
　　當我們依次站在這統墓碑後拍照留念時，我產生了在興奮之中雜以一絲淒涼的感覺。這座墳墓的發現，標誌著從三十年前我還是香港的一個孩子時就開始了的這個追求的終結。
 
　　由我執筆寫的，關於我們發現了宋代詞人墓的文章被刊登在《華爾街日報》的頭版（一九八三年二月二日），並即時地被譯成中文在中國各地轉載。海內外對這件事的興趣不斷增長，一直到一九八四年，中國政府指示無錫地方當局立即準備修復這座墳墓。這項工程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完成。那一年秋天，中國學者齊集於秦觀的故里高郵，舉行了秦觀學術討論會。所謂三十年風水輪流轉。秦觀這位屈辱而死，僅享身後哀榮的傳統派詞人，終於又第二次得到了承認，而為他恢復名譽的竟是共產黨。這種命運的嘲弄對秦觀可以說是並不陌生的。
 
　
 

 
編者註
 
作者所述年齡，英文版原以實歲計算。但中國舊日習慣使用虛歲，為了與宗譜、年譜或證件上的內容相一致，經徵得作者同意，以下茲依輩分做一區分。凡作者祖先及父母，本書皆改為虛歲；作者及其兄弟姊妹等，則維持不變，仍為實歲。
 
中國古代記錄帝王貴族世系的資料，最早稱為牒和譜，譜牒合稱是稍晚的事。牒是以簡單文字記述帝王的世系和行事；譜起源於周代，是由「旁行邪上」的線條所組成，用來分別帝王、諸侯間的遠近親疏關係。譜牒類文獻在歷史上曾有多種名稱，如家譜、族譜、宗譜、祖譜、宗系譜、宗簿、家史、家乘、家牒、家志、家記、族系錄、族姓昭穆記、族志、房從譜、諸房略、百家集譜、世錄、世家、世本、世紀、世譜、世傳、世系錄、世典、世牒、世恩錄、支譜、本支世系、枝分譜、帝繫、玉牒、辨系錄、列姓譜牒、血脈譜、聯宗譜、合譜、真譜、源派譜、系葉譜、述系譜、淵源錄、源流考、氏族要狀、中表簿、維城錄、譜錄、房譜、近譜、會譜、統譜、通譜、總譜、家模彙編、鄉賢錄、會譜慶德編、私譜、傳芳集、清芬志、本書、大同譜、家傳簿等。
 
在中國古代，譜與傳是分開各自為書的，到明朝才合而為一，舉凡家人的碑銘誌狀、行述年譜，都常常彙編為家傳，待他日修譜牒時再摘要錄入其中。有的家族在譜牒裡又為族中男子有德行者別立列傳，族中女子有懿行者別立內傳，族中嫁出女子有懿行者別立外傳。有時還附印族中名人的畫像以示先生形象，或刊印故事圖畫以表彰先人的光榮功績。
 
在中國古代的親屬關係中，父之兄弟稱伯叔，伯叔之子稱從父兄弟，又稱從兄弟，俗稱堂兄弟。父之伯叔稱從祖祖父，俗稱伯祖、叔祖；從祖祖父之子稱從祖父，俗稱堂伯、堂叔；堂伯叔之子稱從祖兄弟，又稱再從兄弟（從堂兄弟）。祖父之伯叔是族曾祖父，族曾祖父之子是族祖父，族祖父之子為族父，族父之子為族兄弟（指狹義而言），又稱三從兄弟。三從兄弟以外的同宗兄弟，依共祖情形依序遞增為×從兄弟，即廣義的族兄弟，僅為同姓之親，已無服屬。
 
五服：舊時喪服的五個等級，按照生者與死者親屬關係的親疏，由重而輕分別有斬衰（衰即縗，音同崔。以最粗的生麻布做成，左右及下襬不縫，服期三年）、齊衰（以粗麻布做成，緝邊縫齊，服期依關係遠近而不同，或為三年、一年、五月、三月）、大功（以熟麻布做成，服期九月）、小功（以較粗的熟布做成，服期五月）、細麻（以疏織細麻布做成，服期三月）五種名稱。如在五服之外，就不再是親屬，即《禮記‧大傳》所謂的「六世親屬竭矣」。
 
寄暢園在清咸豐十年（公元一八六年）太平天國之亂時已毀，今園內建築物為後來重建，但水池、假山、亭榭的布置尚保留舊貌，其中假山是清初張銅（著名的假山匠人張南垣之姪）的作品。該園呈南北狹長形，面積不大，約十五畝，西倚惠山，南望錫山，地形西高東低，環境幽美，又得惠山泉水，匯為曲池。全園格局以水池「錦匯漪」和池西的假山為中心，池東、北兩面布置亭廊廳榭，近以惠山為背景，遠以錫山龍光塔為借景，使園林的人工景物和自然的山水風光渾為一體。
 
頤和園，中國著名皇家園林，前身為乾隆十五年（公元一七五年）建造的清漪園。咸豐十年被英法聯軍焚毀。光緒十二年（公元一八八六年），慈禧太后挪用北洋海軍軍費，再次興建，作為起居、理事、遊憩之處，並易其名曰「頤和園」。位於北京西郊，占地兩百九十多公頃，由萬壽山（原稱甕山，乾隆十六年為皇太后六旬聖壽而改名）、昆明湖（原稱甕山泊、西湖，乾隆皇帝建園後改名）、宮殿區三部分組成，共有建築三千餘間。其中水面約占全園面積的四分之三，主要集中於萬壽山之陽。現已列為古代皇家園林的典範，對外開放參觀。諧趣園的位置在昆明湖東端、萬壽山左側，原稱惠山園，內仿建寄暢園八景，光緒年間始改今名。
 
惠山位於無錫西郊，素有「江南第一山」的美譽，主峰高三二八‧九公尺。它古稱歷山、九龍山、冠龍山。或云西域僧慧照居此，亦名慧山。昔日其峰有九起，蜿蜒如龍，自東迤邐而西下為九塢，分別為白石塢、桃花塢、擔鉤塢、王家塢、宋塢、馬鞍塢、望公塢、仙人塢、火叉塢。
 
直龍圖閣：官名，直通值。龍圖閣，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九九八年）建，用以收藏太宗帝御書、御製文集與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屬籍、世譜等。真宗景德元年（公元一四年）置龍圖閣待制，四年置龍圖閣直學士；大中祥符三年（公元一一年）置龍圖閣學士，九年置直龍圖閣，皆以他官兼任。待制、直學士、學士為侍從職，分別是四品、從三品、正三品；直閣為貼職，正七品。凡久任館職者必選直龍圖閣，以做為升任待制的基礎。俗稱直龍圖閣為假龍。按某些文獻上載秦觀為「贈龍圖閣直學士」或「贈龍圖閣學士」，有誤。
 

華人文學園地的一片新綠
 
　　美籍華人秦家驄（Frank Ching）先生出生於一九四年，他的童年是在上海與香港兩地度過的，早年在西洋人創辦的天主教教會學校念書，接受西方教育，其後移民美國，完成大學及研究所學業。因此，中國對他的印象不深，中華文化給他的影響也不大。不過，他的先世是中國的名門望族，在他的心靈深處始終存在著一份依戀之情。他的名著《秦氏千年史》（Ancestors：9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Chinese Family）就是在這樣的心情與背景下成書問世的。
 
　　《秦氏千年史》這部有關家族祖先的傳記文學作品，原是以英文寫成的，全書除卷首的引言之外，共分二十八章，敘述秦氏家族自宋朝到現代九百多年間，列代重要知名祖先的生平、履歷、事功以及該族的興衰往事。書中所載的秦氏先世有達官貴人、忠臣孝子，也有學士才子與隱逸名流。他們宦海浮沉的辛酸，風流韻事的歡樂，孝子賢孫的親情，不同族人的形象，在秦家驄先生的生花妙筆下，都做了適當的描繪。此書既是秦氏若干祖先的簡略傳記，也是秦氏一族千年變遷與發展的縮影。它具有極高的知識性、文學價值與歷史意義，全書的優點極多，以下略舉幾項，作為說明：
 
　　在中國古代文化遺珍當中，有一種名叫族譜（又作家譜、宗譜、家乘、譜牒、譜系等稱謂）的專書，其體裁不同於一般的著述，內容又能反映社會生活與家庭的傳承史實。族譜的學術價值很早就被專家們發現了，像裴松之以譜書注《三國志》、李善以譜牒資料注《文選》都是實例。明清時代，不少人都認為「譜系之學，史學也」、「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正如日後梁啟超所說的「我國鄉鄉家家皆有譜，實可謂史界瑰寶」，他肯定族譜是「重要史料之一」。族譜一直是被人強調與重視的，尤其對於從事研究家族史的人來說，如果能參考利用族譜，必定會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在中國大陸開放之後，秦家驄於一九七三年回上海探望唯一的舅舅，開始嘗試與失散已久的其他親人聯繫。一九七八年，他從住在台灣的姊姊手中得到一本父親遺留下來的《錫山秦氏宗譜》，決定要從事尋根的活動。過了不久，中美正式建交，秦家驄於一九七九年擔任美國《華爾街日報》駐北京特派員。他利用公餘之暇，幾次訪問祖先故里江蘇的無錫與高郵等地，並在北京辛勤地參閱北京圖書館與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有關官私典籍檔冊，「上窮碧落下黃泉」地搜史乘、訪遺跡，甚至還做了一些「口述歷史」與「田野調查」的工作，因而他又獲得了很多有用的資料，為他的追本溯源鋪成了平坦的道路。另外，他還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看到一整套清同治年間版本的《錫山秦氏宗譜》，知道祖先的世系圖錄、生平事蹟、支派字語、祠堂墓地、家訓宗規、詩文像贊（繪像上的贊語）等等之後，更堅定了他寫作家族歷史的信心。
 
　　秦家驄為了寫作這部書，除竭盡全力地蒐集資料之外，他也發現了一切歷史都是以人為本，因此他對人物傳記──包括秦家祖先的，以及與他們有關的一些人的──都不遺餘力地閱讀研究。他大量抄錄了《錫山秦氏宗譜》、《錫山秦氏文鈔》、《祖德錄》以及其他人著述中的家傳、墓誌銘、神道碑、行狀（或是行述、行略）等，還參考了《無錫縣志》、《上海縣志》、《松江府志》、《封邱縣志》、《金華府志》、《清江縣志》、《壽張縣志》、《新會縣志》、《山東通志》等方志中的人物傳記，甚至利用到了珍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中的抄本《傳包》、《傳稿》等原始資料。當然，與他祖先有關的明清帝王的《實錄》、《起居注》、大臣們的奏摺檔冊，以及一些學者的詩文別集，也都被他徵引進入書中，使得這部傳記文學作品充滿了史學的氣息。
 
　　說到史學，秦家驄在他的書中可以說處處都在講述中國歷史。他在提及祖先故里無錫時，除對地理景物多所介紹之外，又寫下了不少早年吳越爭霸的史事。他在解釋秦氏姓源時，也不忘給秦始皇併吞六國、建立大一統國家做了一些記載。他又引用《史記》的資料談劉邦與陸賈對話的故事；從漢武帝的崇儒來區別儒、道兩家的不同。尤其對宋代以後的史事，他著墨得更多，隨著他的祖先在不同時代一個一個地出現，我們看到宋朝開國、杯酒釋兵權、王安石變法、新舊黨爭、靖康之難、蒙元建國、元末群雄並起、土木堡之變、大禮議之爭、明末宦官亂政、滿清入關、江南奏銷案、三藩之亂、康熙南巡、雍正奪嫡、清代文字獄、乾隆盛世轉衰、王倫之亂、英使訪華、海寇為患、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太平軍興、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康梁變法、八國聯軍、辛亥革命以及一些民國以來的大事，甚至連中共建立新中國也和他的家人族親有所關聯。所以秦家驄雖然寫的是秦家祖先的傳略，但是讀者確實可以感覺到他也同時勾畫出了中國各時期的面貌，使人有在歷史長河中泛舟漫遊的樂趣。猶如從船艙裡遠眺兩岸，一邊是秦氏家族的傳承變遷，另一邊則是中國歷代皇朝的興亡更替。讀者的求知慾與感官上的享受顯然是能得到滿足的。
 
　　秦家驄為了使外國讀者對中國有更多的了解與認識，他在書中不時地介紹中國的語言文字、風土人情、婚喪禮儀、生活習俗等不同於西洋的文化。同時他又從制度方面切入，簡述了不少有關古代中國的考試、稅賦、朝規、官箴等問題。他知道一般西洋讀者不諳中國歷史，因而常在字裡行間加夾一些如「秦瀚生於明孝宗弘治六年，即公元一四九三年，哥倫布在西班牙啟航尋找印度的那一年」、「秦燿生於世宗嘉靖二十三年，即公元一五四四年，這正是英王亨利八世與羅馬教皇克萊門七世斷絕了關係，英國國教會成立之後的十年」等等的文句，這種對時間交互說明對照的構想，我以為是對中外讀者都是有幫助的，也是值得國內作家們參考仿行的。
 
　　秦家驄如此地為外國讀者設想，可能與他個人深受西洋文化洗禮有關。從他在書中對他父親的一些評論，似乎也可以證實他的觀念是與一般中國人不同的。他不只一次地描述他父親是個好賭、好色的人，尤其是在晚年貧病衰老的時候「始終沒有擺脫被迫害妄想症」、「對待他所心愛的女人卻很殘忍」。他顯然對父親是不滿的，甚至可以說是有一些恨意的，因此當他發現父親死了的時候，直接產生的是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另外，他也詳述了他父親逆倫娶了遠房姪女──也就是他母親──的故事，更是特別。我們知道：中國人一向有孝順的美德，有尊親敬上的傳統，而且始終認為「死者為大」，一切「為親者諱」，所以會隱惡揚善。秦家驄卻忠誠地寫出他對父親的看法，大膽地「善惡兼書」，有著公正褒貶的精神，不愧他長期身為新聞工作者的素養，我以為這也是該書的特色之一。
 
　　總體說來，秦家驄的《秦氏千年史》雖受材料局限，難免有些未盡完美的地方，但瑕不掩瑜，他仍以細膩的筆觸、縝密的布局、深入淺出的表達方式，將他祖先的心靈、感情、道德、才學、生活以及貢獻等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此書不僅取材豐富，體例新穎，有文學巧思，也有歷史趣味，而且作者不囿於傳統思維，敢於直言批判，真是難能可貴。秦家驄的這部力作，可讀性頗高，確實為華人文學園地增添了一片新綠！
 
〔推薦人簡介〕
 
　　陳捷先，江蘇省江都人，一九三二年生。
 
　　一九五六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歷史系，一九五九年獲台大歷史研究所碩士，後應邀赴美入哈佛大學訪問學人計畫研究，返台後曾任台大歷史系主任、歷史研究所所長等職。一九八年應聘為美國麻州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九年榮獲韓國圓光大學名譽博士學位。一九九五年退休，移居加拿大，現任台灣大學名譽教授、中國南開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專攻清代史、滿族研究、方志學、族譜學，著有《滿洲叢考》、《清史雜筆》（一至八輯）、《清代台灣方志研究》、《東亞古方志探論》、《中國的族譜》、Manchu Archival Materials、The Manchu Palace Memorials及中英文論文百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