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華（Dixon Heung-Wah WONG），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代理院長，專攻社會人類學，研究興趣：日本企業管理制度、日本流行文化之全球化。專書有Japanese Bosses, Chinese Workers: Power and Control in a Hong Kong Megastore (Curzon Press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及《友情と私利》（風響社，2004）等。（hwwongc@hkucc.hku.hk）
 
何式凝（Petula Sik-Ying HO），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副教授，近期的研究興趣涉及性，性別角色與性本質的課題。除了博、碩士兩本論文著作外，她亦曾於多份國際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包括Sex Roles: A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Violence Against Women, Sexualities, Affilia: Journal of Women and Social Work及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psyho@hkucc.hku.hk）
 
吳偉明（Benjamin Wai-Ming NG），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教授，專攻中日思想文化交流史，旁及日本流行文化及港日關係史。專書有The I Ching in Tokugawa Thought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及《知日部屋：吳偉明日本文化隨筆》（中華書局，2006）。（waimingng@cuhk.edu.hk）
 
邱愷欣（Yvonne Hoi-Yan YAU），英國倫敦大學倫敦大學學院人類學系博士研究生，博士論文探討日本情色文化傳入台灣之歷史背景，以及其在台灣再生產、流通和使用之情況。著有The Domestication of Japanese Pornographic Adult Videos in Hong Kong（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UK, 2001）。（h.yau@ucl.ac.uk）
 
鈴木真由見（Mayumi SUZUKI），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哲學碩士畢業生，研究題目為在香港日式夜總會之人類學探討，著有A Japanese Hostess Club in Hong Kong（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2007）。現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教授日語。（mayumi@netjoy.ne.jp）
 
廖怡景（I-Ching LIAO），自由撰稿人，主要以撰寫雜誌文章為主，曾任財經雜誌《商業周刊》記者以及《今周刊》資深記者。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畢業後，仍著力於台灣和日本情色影音產業文化研究。著作為《肉體與情慾：日本成人錄影工業在台灣》（台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yhkmail@ms56.hinet.net）
 

導言：日本情色／華人慾望
 
在傳統禮教影響下的華人社會中，色情的存在，往往被忽視，甚或壓抑，而此種對色情品的蔑視使得坊間對色情品的研究往往流於表面；而情慾這一看似簡單卻又複雜非常的概念更被理解為單一，甚至是普同的生物性需求；也就是說，情慾有如溫飽等等的基本需求般，有著原始或獸性的力量。因此，諸種預防此生物需求爆發的措施便應運而生。本期專題「日本情色／華人慾望」則是針對坊間，以至學術界對於色情或情慾的謬誤，希望通過一系列來自不同地區（香港、台灣、日本）的文章，帶領讀者進入一個別於一般言情小說的情慾領域，從而使讀者窺探到情慾並不是單一或純生物性，相反地，它是多種多樣的，而其表現形式更會隨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而有所不同；也就是說，情慾的表現，以至於如何才算是滿足，均由文化所決定。要釐清這一複雜的現象，我們首先得理解傳統西方學術界如何定位色情品；亦即是說，西方學術界是從什麼樣的角度看待色情品這個議題。
 
壹、色情品之研究
 
綜觀過去二、三十年間有關色情品的論述，不難發現，當中所討論的並不是色情品本身的歷史演變，也不是其內容特色，而是管制色情品的歷史，1 而這一論述往往又離不開女性主義者的觀點。其「反對」色情品的論調，更是二十世紀文化學術界的核心議題。然而，正如奧圖爾（Laurence O'Toole）所言，有趣的是反色情品觀點只是女性主義內其中的一個分支，並不能代表「整個」女性主義的立場。2 在色情品這個議題上，女性主義者主要有兩個立場：反色情品（anti-pornography）及反「反色情品」（anti-'anti-pornography'）。
 
反色情品女性主義者大多為「激進」（radical）女性主義者，她們所著重的是主流色情物品中對女性的「性別歧視」（sexism）和「厭惡女人」（misogyny），以及在生產過程中對女性性工作者的「剝削／利用」。對反色情品女性主義者來說，釘在牆壁的美女圖、色情品、廣告、書本、宗教信仰、電視媒體、影像等等，都是剝奪女性的表述。部分女性主義者，諸如葛瑞芬（Susan Griffin）、伊津（Catherine Itzin）和羅素（Diana Russell），更嚴厲批評流傳於主流色情品中的各種神話，即是那種將女性呈現為被動，永遠能夠為貪得無厭的男性慾望提供服務的「性物件」（sexual object）。3 她們認為，色情品不單是濫用女性的一種表現，它更是誘使男性對女性暴力相向的一個外在刺激物。縱使那些不含有暴力成分的色情品，對於反色情品女性主義者來說，4 它最終還是把女性「物化」（objectify）並「性化」（sexualise），把她們貶抑為侍奉男性的性物件而已。而卡普拉（Susanne Kappeler）更進一步認為色情品內的「表述結構」（structure of representation）實為暴力的一種。在色情品的表述中，男導演和男閱聽人皆為主體，而女演員永遠則是受體；也就是說，此種表述結構是依照性別而分類，永遠把男性定位於主體，女性定位於受體。因此，色情品本身也就是一種對女性的暴力；它在生產過程中已把女性貶抑到受體的位置。5
 
反「反色情品」的主力陣營為自由主義女性主義（Liberal Feminism）者，她們並不著眼於主流媒體中女性的物化或性化；她們質疑的是反色情品女性主義者盲目地把焦點集中在色情品上，因而忽略了更重要、更值得探討的問題。對她們來說，把性別歧視和厭惡女人約化到「性慾」或者是「表述」完全是一個錯誤。她們相信，在文化上，男性對女性的歧視以及將女人性化由來已久，在商業的色情品出現之前已經存在。因此，她們認為，如果只把焦點放到女人如何在性的層面上從服男性，我們便很容易忽略了社會中更廣泛的性別歧視和厭惡女人的現象。因此，她們認為，女人需要的並不是對色情品的管制，而是更多樣化並以女人為主要消費對象的色情品，以及更開明的性討論和反對女性從屬地位的基層對抗。6
 
除了上述反「反色情」女性主義者點出的問題外，反色情品女性主義者其實犯了一個更嚴重的問題，就是她們過分地著眼於色情品如何危害女性。「物化」、「性化」、「降低人格」等等高溫且煽情的用詞往往讓我們無法思考一些更具體且重要的問題，諸如色情品是如何生產、選擇、宣傳、流通和使用，以及這些過程與女性地位之間的關係。把色情品化約到男性支配的論述否定了生產者與使用者能對色情品作出不同解讀的能力，同時也忽略了使用者在觀賞的過程中，具有把自身的喜好，折射回到色情品的流通、包裝、以及宣傳手法的能力。本期，邱愷欣與王向華合著的〈日本成人A片，香港華人解讀：日本情色文化之土著化〉將會探討日本色情A片進駐香港的文化背景及其在港再生產、宣傳和使用的情況，並試圖剖析香港人如何通過積極參與日本A片進駐香港的過程，從而把日本情色融合為他們自身文化的一部分。
 
再者，反色情品女性主義者提供的分析往往都缺乏實證研究為依歸。根據她們所呈現的資料，她們似乎已經有了一套結論，只把資料套進去，而不詳細解釋這個結論是如何達成的。譬如說，色情圖像到底如何引發男性支配？尤其是圖像中的哪一個部分「物化」女性？還有這個物化如何達成？顯然，她們的論點並不是根據確實的研究資料、個案研究，或社會學的分析。在一個沒有對色情品的生產、流通以及使用作出實證研究的情況下，要達成反色情女性主義者的結論其實是非常主觀的。正如奧圖爾所說，正是因為反色情品女性主義者們無法展示色情品與暴力的關聯，所以她們的論述才採用煽動或華麗的文辭。 7 因此，我們認為一切的結論不能夠只單單基於「文本分析」（textual analysis），亦即是影像、表現或圖像。
 
也許，男性支配或女性之性化普遍存在於所有的色情品中。但是，單純的男性性慾並不能說明林林總總的A片類型，正如肚子餓這一生物層面的需要無法解釋為何中國人以稻米為主要的食糧，而西方人則以麵包為主，因此，我們必須要引入文化才能解釋這種種的差異。然而，很多激進女性主義者都忽略這些差異，並認為她們的文化背景（即西方）是一個普同的文化環境，能夠理解所有的文化現象。她們對於這一差異的不解使得她們無法理解色情品表現的微妙性和複雜性，更遑論理解個人使用者能夠利用文本的能力。
 
貳、情慾之反思
 
上述色情品的論爭，其實來自於一種民間對於人類生物性──亦即「人性」（human nature）──的迷思；認為人性能夠解釋所有的社會行為和文化模式。在這一迷思的主導下，色情品之使用被視為源自於一種猶如飢餓般的「生物必要性」（biological imperative）──「情慾」（sexual desire）。因此，情慾往往被視為「動物性」的取向，具有某種原始、獸性的力量。此種動物性取向多展現於社會的實踐／習慣上，好比說由侵略傾向引發的「男性支配」，又或間接地反映於用以控制這些影響的管制上，而對色情品的管制就是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因為人們一旦接觸到與性相關的刺激，即不能自制，嘗試發生性行為。長久以來，此種以天性來解釋文化現象的「生物決定論」（biological determinism）不斷地反覆出現於學術界（例如社會生物學）、生活層面（例如對暴力色情媒體的監控），以及日常生活用語中，可以說是西方社會中週期性的意識形態再現。8
 
隱含在生物決定論背後其實是一種錯誤解讀「文化秩序」的邏輯。此邏輯把人類視為「銳意」滿足內在需要的生物。人類有著各式各樣肉體的需要，而所有的文化現象和行為皆為肉體需要的直接展現。人類儼然是自身生活的「作者」，而社會的內在結構和價值均根據個體的特質和需要而決定。從這樣的角度出發，社會充其量只是滿足人類生活的一種手段。9
 
然而，有趣的是，此種錯誤地解讀文化秩序的生物決定論剛好又被市場經濟理論所支撐著。市場經濟理論讓每一位參與者覺得人生就是通過理性的選擇（rational choice），以使自身的內在需要得到「最高」的滿足。可是，此種把文化解讀為滿足肉體需要的「中產式」手段，其實是一種雙重的迷思。首先，中產市場經濟將人類需要變成人們盲目追從的「戀物」（fetish），因為它把本來由社會文化界定的需要，轉化為由肉體引起的生理（即普同）需要。其結果，就是人們錯誤地把客觀（因為它是社會文化界定的），因而也是象徵性的需要，視為主觀的缺乏，甚或痛楚。再者，在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中，那種把兩種由不同標準計算出來的「使用價值」（use value）和「交換價值」（exchange value）視為可通約的解讀更強化了文化為滿足肉體需要的中產式迷思。當人們在兩種物品作出選擇的時候，他理應得到最高的個人滿足，但是實際上他放棄了一些質量上或「使用價值」上帶來的滿足，因為他所選擇的物品無法彌補這種質量上的差異。因此，經濟活動是理性效益之「最大化」充其量是另一個迷思。10
 
再者，促成這種生物決定論還有一種更深遠的原因。在西方哲學上，長久以來都存在著一種對人類身體的二元分類法，即較高與較低的部分。11 較低的部分指向物質上的特質，往往將人連結到塵世，尤其是生與死，所顯示的是人類的基本獸性和性慾；而較高的部分則指向靈魂、心靈，往往隱喻理性、道德和不死。著名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曾說：「人是雙重的。在他身上有兩個本質，一個有著物質特性的獨立個體……還有一個代表理智和道德最高層次的社會個體」。12 但是，正如薩林斯（Marshall Sahlins）所言，儘管肉體與靈魂的差別是普同，但是不見得是一個衝突。這之所以是衝突，是因為西方社會承襲了基督教的傳統，長久以來把肉體與靈魂視為二元對立，人類必須要保護靈魂，免受肉體需要的蠶食，才能與神相接近。因此，肉體永遠是靈魂難以克服的敵人，因為他具有物質性。相對於無形的靈魂，肉體有著體積、質量、重量和許多無法抗拒的觸感。隨後，生物演化論更進一步加強了人類生物性之繼承，而其中一個後果就是當今一種普遍的民間智慧；所謂的「人性」是一種由基因引發，並且難以抵抗的生物需要，而「人類文化」的作用在於服務這些生物需要。13
 
然而，正如吉爾茲（Clifford Geertz）所言，人類生物性之優先於文化的假設是錯誤的。14 恰好相反地，文化之出現遠遠先於現代人類。需知道，文化並不是單純地附加到人類身上；相反地，文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並積極地參與人類自身構成的過程中。生物進化過程中殘酷的淘汰性逼使「前人類」使用象徵性的文化系統去安排肉體的需要，因為人類與生俱來的基因著實太簡單也太稀少，以致無法直接安排人類的社會行為。而愈是複雜的行為，諸如組織性的打獵、採集，則愈是需要依賴一套從歷史衍生出來的意義系統。所以，文化作為一套文化符號系統不僅反映人類物質、心理和社會存在，更正確的說法是，文化符號系統是我們作為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那並不是說「前人類」沒有情慾，或者是本能需要（drive），只是說人類學告誡我們這種慾望或本能需要並不能夠決定其滿足方法，因為肉體之慾望及其滿足方法必須要在特定的象徵意義系統下，並由這種特定的象徵意義所決定，才能賦予價值。15
 
在本期的〈曖昧性：在香港日本人的情慾〉，鈴木真由見將帶領我們窺探一群旅居於香港的日籍男性駐在員的情慾世界。雖然這群日籍駐在員往往能在大陸，以更便宜的價錢直接購買性服務，然而，作者發現，他們卻選擇光顧只提供伴酒服務，而且收費昂貴的日式夜總會，目的只為了參與一場遊戲──通過把「伴酒女郎」轉化為自己的女朋友，從而得到更「圓滿」的性滿足。何式凝的〈豁出高潮以外：香港「師奶」情慾再表述〉則試圖從西方性高潮的規範出發，探討一群俗稱為「師奶」的香港婦女的情慾圖像，通過與受訪者一同探索「高潮」這一西方性規範，作者指出，這群師奶往往可以在生活各種「非性」的層面上獲得相當程度的滿足。這兩篇文章雖從不同的角度分析情慾這一概念，但是她們不約而同地指出情慾乃是一個由文化築構的觀念。
 
同樣地，邱愷欣的〈「性」的手段，「非性」的目的：日本A片在台北之使用〉聚焦在日本色情A片的使用上，探討性慾與A片使用之間是否存在著一種互相呼應的關係。作者雖則不否定性慾之存在，但卻認為個體對A片所呈現的好惡與個人成長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這並不代表說「日本」A片與其他國籍的色情品對受者毫無差別。無論在情慾的表現上，抑或女性形象的塑造上，日本A片與其他國籍的色情品都不盡相同，對於受者當然也有著不同的影響。這些特色顯然與色情工業結構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要理解日本A片，我們認為有必要在下章節討論日本AV工業。
 
參、日本AV工業之簡史
 
在日本，色情電影之製作始於一九七○年代早期。此時的色情電影稱之為「粉紅電影」（???映?），它是一種以裸露軀體以及臀部為主的軟性色情製作（softcore）。16 雖然，這些電影只能夠在昏暗的成人電影院裡觀看，但是由於當時色情電影並不普遍，所以廣受日本男性觀眾所歡迎。17
 
當時，日本五大電影公司之一的「日活映?製造公司」（以下簡稱為日活）正面臨因為電視媒體興起而引發的倒閉問題。為了與電視媒體競爭，以吸納更多觀眾，並解除公司的財政困局，日活毅然投身到「粉紅電影」的製造，並開創了自家的品牌，稱之為「浪漫色情品」（??????）的色情電影。18 不出所料，這些色情電影大受好評，並挽救了日活倒閉的問題。這些電影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日活投放大量的資金，採用較專業的拍攝團隊，和較強的故事內容，以生產質素頗高的色情電影。19 雖然日本政府向來嚴格禁止媒體刊登或播送生殖器之鏡頭，但是卻沒有就題材內容方面作出詳細的限制。因此，「浪漫色情電影」能夠快速地成長，並往不同的類型、題材發展，「素人」、「強暴」、「捆綁」、「虐待」等等都是此一時代下的產物。20
 
然而，到了一九八○年代初，「粉紅電影」的市場慢慢地被色情錄影帶──稱之為AV（?－??，即adult video〔???????〕）所取代。21 早在一九六○年代末期，各大電子產品製造商（如JVC、Philips、Sony）分別推出家用式錄影機，到了一九七○年中期代，JVC和Sony公司推出第一代的家庭式錄影帶（VHS和Betamax），隨即引發錄影帶租用市場的商機，其中一個後果就是所謂的色情錄影帶（亦即是AV）以及色情錄影帶出租市場的產生。22 無論在片子的價格上，或是種類上，AV均比以前的電影院播放的電影優勝許多。23 隨著電視機的普及，擁有多過一部電視機的日本家庭也愈來愈多，凡此種種都使得AV在日本迅速竄紅，而色情品的觀賞也正式離開「公共領域」的電影院，進入了日本家庭。
 
當時日本AV的格式是相當固定：片長三十分鐘，價格大約為九千八百日圓。24 然而，AV公司不同的製作取向使得日本AV作品分成兩大類：「單體美少女」和「企?」AV。這裡的單體是指單一位的女優，通常這女主角有著非常標緻的外表和姣好的身材，因為她是AV中唯一的女主角。也因為這樣，「單體」這個說法往往又與AV業界中的長青樹「美少女」掛勾在一起。所謂的「美少女」其實是一種「類型」（genre〔????〕），是日本AV業界的始祖，更是歷久不衰的AV類型。字面上來說，所謂的「美少女」即是美麗、年輕的女子；形象上來說，它往往是指一種清新、青春、純情的女性形象，而作為一個美麗的年輕女性顯然又是成為「單體女優」的必要條件，因此才產生「單體美少女」的說法。25 其後，「美少女」更指向一種「高級並且禮貌的」女性形象。26 相反地，企?強調的是背景以及故事內容，往往有數位AV女優同時演出。企?描述許多不同的故事，又稱作劇情式方案（scenario），譬如素人、熟女、人妻、職業，到角色扮演、SM、強姦、3P和團體性交等等。近年，更出現不同劇情方案合併的情況，如「人妻接吻」或「OL強姦」等等。顯然，在企?AV裡，女性形象的設定是非常廣泛。27
 
截止一九八三年，日本AV製作公司的總數目已經衝破五十大關，估計當時整個AV工業價值接近一億日圓。28 而「AV」這一種指向成人電影的說法更進入了日文的辭彙中，慢慢地成為代表色情錄影帶的專稱。29 同年，於一九七七成立的「日本錄影帶倫理協會」（以下簡稱為「錄倫」），30 就租用AV制定了一套營運規則，嚴格規定所有AV內的生殖器官（往往指整個陰部，亦即包含了陰毛）都需經過馬賽克的處理（日文稱為「?????理」）。雖然日本有關當局在一九九六年已允許陰毛在雜誌中出現，但是「錄倫」持續對陰毛的露出作出嚴格的監控，因此，即使到了一九九○年代後期，大部分合法的日本AV中的陰毛鏡頭仍然經過馬賽克處理。31
 
在一九九○年代初，日本AV市場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32 一九九一年，營業額全面下降，過半數的AV錄影帶出租店倒閉，很多製作公司也相繼破產。 33 長久以來，占據AV市場的單體美少女AV的營業額亦急劇下滑，因此很多公司紛紛轉投到企?AV的製作。直到一九九○年代的末期，單體美少女的總市場佔有率為30％，其餘的70％已為企?的天地。34 許多日本AV評論員認為企?AV的興起主要是單體美少女市場的飽和所造成的。35 另外一個原因是，日本AV觀眾開始出現多元化的口味，使單一化的AV慢慢步向更多元化的題材，以滿足不同消費群的需要。
 
然而，自一九九○年代中期開始，企?AV也慢慢地出現疲弱不振的情況，主要是因為企?AV過度地生產，因而也出現粗製濫造的情況。36 而以豐田薰為首的「自主規制作品」（??????，indies，乃日語式英文，即independence 的簡寫和複數，意即獨立電影）就在這樣的不景氣下產生。如前述，在一九九六年，日本有關當局已放鬆了裸露陰毛的管制。隨即，一些長久不滿「錄倫」的AV公司創立了indies movies，這些AV背離了「錄倫」的規定，因為他們不但大膽地裸露陰毛，而且更採用半透明的馬賽克，使得生殖器官很多時候是約隱約現。由於一般不裸露陰毛並使用不透明馬賽克的片子主要作為出租用途，因此豐田薰乾脆把indies movies定為銷售用的AV。也因為此，indies movies也稱之為販賣AV，以別於傳統的租用AV。37 雖然傳統上來說，租用AV是業界的主流，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初，販賣AV的勢力已經變得旗鼓相當。事實上，營業額最高的兩家AV公司（分別是北都和Soft on Demand）都是專門生產indies movies的。
 
上文簡單地勾劃出日本AV工業的歷史和主要特色，在本期書刊中，多位作者將會討論日本A片在台灣與香港發展的歷史進程。然而，我們認為要清楚理解日本色情A片在兩地的影響和表現形式，我們得先理解日本文化在此兩地的歷史背景。因此，我們有必要在這裡探討一下「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及香港之發展。
 
肆、日本流行文化在台灣
 
在我們探討日本流行文化之全球化，又或如日本學者岩?功一所言的「日本文化在亞洲之區域化」，我們不能視所有接收國家為一物，相反地，我們必須先理解每一個接收國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早在一個世紀前，日本文化已經進駐了台灣社會中，更成為構成本土文化的重要土壤之一。這一歷史背景不但直接影響日本流行文化近年在台灣之興起，而且更在台灣種下了日本文化的源頭。
 
日本對於台灣的殖民統治，自一九一八年始，由最初對本地文化所採取的容忍態度，轉向積極的同化政策。亦即，殖民政府銳意把宗主國的文化移植到殖民地，以培植島內居民對於日本國和日皇的忠貞。38 通過各式各樣的同化政策，殖民政府希望當地居民慢慢摒棄漢族意識和原有的文化模式，並進而使用，甚至嚮往宗主國的語言、文字、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婚葬禮儀及各種典章制度。39 其中，一九一八年，台灣總督田健治郎的「內地延長主義」可說是此政策的俵俵者。而其中一個重要的措施是教育上的「內台共學」，即日本人與台灣人共同上學的方式，正式掀起日本文化大規模移植到台灣島內之序幕。
 
一九三○年代末期，日本侵華野心加劇，中日戰爭於一九三七年爆發，台灣總督府鑒於殖民地之特殊性，恐台灣人叛亂，因而加強台灣島內的同化政策，因此，一連串把台灣居民改造成日本人的措施便應運而生。40
 
在台灣的日本化稱之為「皇民化運動」。所謂的「皇民」，即是皇朝的國民，所以，皇民化乃是將「島內的台灣居民同化為忠貞於日本帝皇之日本臣民」的運動。有別於同化政策，皇民化積極摧毀台灣原有的文化，並通過「改姓名運動」、「強制性教育」、「徵兵制度」等等的措施，將對日本國的忠貞注入台灣人的腦海中，以形塑單一的日本民族國家。這樣看來，皇民化政策可以說是「積極」的同化政策，41 因為皇民化銳意以日本文化徹底改造台灣社會，其介入台灣人民生活之深，手段之激烈，造成之影響，可以稱上是一場台灣的「文化大革命」。42
 
就文化層面上來說，日本政府對於本地文化和習慣，更是由早期的勸導轉到後來的積極摒棄，並將之替換到所謂的「內地式」（即日本式）。43 同化政策開始不久，日本當局就鼓勵台灣人採用日式的婚禮和葬禮。皇民化實施之後，日本政府更要求台灣居民放棄原有之風俗習慣，並採用日式婚葬禮儀，以培養台灣人之日本國民精神。44 隨著皇民化之加劇，日本政府之內地式也擴大到台灣居民的服裝和宗教上；當局不但要求台灣民眾穿著日本和服，更要他們祭拜日本神社。 45 一九二二年，台灣總督府宣布日本的民法將施行於台灣島內， 46 但是同年卻宣布民法中的家屬親戚和繼承相關的兩篇不適用於台灣，因為殖民政府並不想改變一些根深蒂固的家族倫理與人倫道德，諸如「童養媳」、「招婿」和「同姓不婚」等等。47 殖民政府無法觸及台灣人民更深層次的文化特色正好產生了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台灣人民的生活習慣呈現非常「日化」的模式，但其家庭觀念與道德卻非常的「中國」化。
 
長達五十年的日本殖民使得無數的台灣人變成「擬似」的日本人，這些台灣人不但能說流利的日語，認同日本文化，而且更維持著一種可以叫做「日本式」的生活模式。在現今的台灣社會中，日式的生活模式可以散見各個層面上。例如日常用語（壽司、味噌、便當、告別式、料理等等）、生活習慣（洗溫泉、同性同浴）、日式傢俱（榻榻米、和室、布團）、建築物、食物（蓬萊米），以及娛樂（NHK、演歌、文學）等等。然而，皇民化運動不單只成功地把一些日本生活模式植根於台灣人的生活中，其更重要的影響在於，這些日本文化已成為台灣本土文化的一個重要元素，這正解釋了為何現代台灣人的日常生活裡夾雜了各式各樣的日本文化卻往往不自知。而這種帶著濃厚日本色彩的台灣文化，看在隨後接管台灣的國民黨政府眼中，充其量只是被奴化後的結果。因此，改造他們，使得他們恢復中國人身分的「去日本化」政策便應運而生。
 
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實施了一系列「去日本化」的文化政策，其背後理由有二。一，台灣人在五十年的殖民期間深受日本文化所「毒害」，因此國民黨銳意將任何與「日本記憶」相關的文化氣息徹底消毒。48 二，敗於共產黨的國民黨亟欲宣示其統治整個中國的正統性，因此銳意使台灣更像「中國」，使台灣代表整個中國，故此，以「去日本化」來達成「中國化」更是勢在必行。 49政治上，國民黨把日殖民時期的「五州三廳」的行政區劃取消，並將富有日本氣味的街道名稱、建築物、機關全面撤銷，並以中國地名、建國意識，或大中華文化的概念（如道德教化）重新命名。50 文化上，國民黨不但強制回復省民姓名，更實施「國語化」，以摒除日語這個殖民語言。51 一九五六年，國民黨推行「說國語運動」，大力提倡國語之使用，使得國語成為日常生活的用語和知識傳播的主要媒體。52
 
此外，國民黨更對日本媒體節目作出全面性的管控。光復之後，國民黨政府對於日本影視產品的進口嚴加控制。53 當時，日本影視產品不是被全面禁止，就是以配額的方法限制進口，並需符合「反共抗俄」、「符合科學教育」等等的宗旨。因此，日本電視節目的播放也受到很多限制，不管電視新聞報導、國際性體育競賽節目、外國影片，與電視綜藝節目，均避免日語發音與日語字幕之出現，畫面也不可刻意宣揚日本風光文物。54 當時國家機器對於喚醒民眾「日本記憶」的人、事、物，皆盡量避免，企圖創造一個無「日本」的環境，使得台灣人能夠盡快從日本皇民，替換到中華民國國民。
 
儘管國民黨嚴厲管制日本影視產品，但是民間卻始終有其辦法透過「地下式」的方法，消費各式各樣的日本影視產品。55 歷年來，走私日片屢見不鮮。 56 一九七○年代起，台灣出現了對日本影視產品更殷切的需求，此時非法業者利用社區共同天線非法播放錄影帶的「第四台」開始萌芽，一時間，日本電影、綜藝節目、摔角、音樂等等為台灣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新鮮感。其後，非法業者為了爭取客戶，更引進日本色情錄影帶作為噱頭。此時，台灣政府也開放了對於日本卡通的禁止，三台無線電視旋即爭相播放日本卡通，57 再加上出版業界大量非法翻印日本漫畫以圖利潤，58 在台灣青少年族群中掀起了一陣新的日本熱。
 
一九八八年解嚴之後，台灣媒體環境產生劇烈的變化，上述透過第四台收看日本A片、電視劇以及其他節目的情況更形猖獗。有鑑於此，台灣當局於一九九二年便完全解除長期對日本影視產品進口和播放之禁令。衛視中文台於一九九二年起，在黃金時段播放日本時下最流行的劇集，稱之為「日本偶像劇」，引起了台灣觀眾熱烈的迴響，因而開啟了日劇在台灣流行的濫觴。59 而台灣本土媒體事業的紛亂以及美國政府對於知識產權之保護，逼使台灣政府分別於一九八八年和一九九三年將衛星電視和有線電視合法化。60 雖然，有線電視法將色情節目強制遷移到鎖碼頻道，但是，此舉的實質後果是使其合法化，也就是說，間接助長了色情頻道的成長。短短幾年之間，日劇以及日本色情A片在台灣島內建立了其專屬的衛星頻道及觀眾群，也為日後的「哈日族」奠下重要的基礎。
 
一九九○年中後期，適逢盜版事業的興起，日本色情A片更以盜版VCD的形式大舉進軍台灣。一時間，光華商場、各大夜市攤販、路邊的小貨車以至台灣每個角落，都可看到日本A片的蹤影。在〈東洋情色影音／華人情慾消費：日本的情色影音產品在台灣竄流的社會文化景觀〉一文中，廖怡景將探索日本情色產品在台灣發展的歷程。此文試以台灣情色影音的文化現象為基礎，探索日本AV文化是否影響及如何影響台灣現今情色影音工業的發展。而邱愷欣的〈「性」的手段，「非性」的目的：日本A片在台北之使用情況〉則透過詳細分析一個台灣使用者的個案，試圖理解及剖析所謂的「台灣社會文化背景」在個人消費日本A片的過程中所扮演角色。
 
伍、日本文化在香港
 
相對於台灣社會之情況，日本流行及影視文化在香港之崛起卻有著完全不同的歷史進程和內部因素。香港很早便成為英國的殖民地。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大量大陸移民湧來香港，使香港的人口由一九四七年的一百八十萬，激增至一九五六年的二百五十萬。其中80％的中國移民是來自廣東的窮困農民，他們隻身來到香港，追尋改善生活的美夢。61 然而，人口急劇的膨脹，以及隨之而來的惡劣生活環境使得來香港這個美夢很快破碎。
 
一九六○年代的香港人生活困苦，大部分的人都居住在環境極為惡劣的居所，年輕人又欠缺教育的機會，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通過教育而改善生活。人們在飽受生活的煎熬之餘，又受到政府部門的貪官污吏的剝奪，生活苦不堪言。而當時的殖民地政府又不為香港人提供足夠的社會福利。加上當時香港是一個典型移民社會，住在香港這塊地方的人並沒有把香港視為他們的「家」，對香港社會的事情更是漠不關心。
 
在種種不滿及對香港殖民政府與香港社會的疏離的雙重影響下，終於爆發了著名的「六七暴動」。「六七暴動」雖然很快平息下來，但是它對港英政府發出了警號。當時的港英政府在檢討了此暴動發生的原因後，認為有必要在改善香港人生活與增加香港人對香港這塊地方的歸屬感兩方面著手，推行一連串的社會改革政策，希望能建立一個安定的社會，以便延續其殖民統治。而負責執行這一連串社會改革政策的，就是一九七○年代初來港的麥理浩港督。62
 
隨著麥理浩港督在一九六、七○年代推行一系列改善香港人生活的社會政策，其中「十年建屋計劃」、開發「新市鎮」以及教育普及化是核心的部分。房屋政策使得香港人整體的居住環境得到大幅度的改善，63 而教育機會的增加也使得很多年輕人，通過接受教育，不但能夠改善生活，而且更可以「出人頭地」。而一九七○年代，香港經濟正進行「雙重的結構重組」，製造業開始萎縮，服務行業不斷擴大，為這批勞動階層的第一代大學畢業生提供了就業機會及帶來了改善生活的可能性。64 學歷的提升以至工作的機遇，使得一九八○年代年輕一代的生活質素大大提升，這一切都催生了一群新興中產階級，對於這些新興中產人士來說，他們認為自己不單是中國人，更是「香港人」，他們不再認同中國是他們的「家」，而他們自己也與大陸的中國人劃清界線。對於這批新興中產階級來說，香港就是他們的「家」。換言之，他們已經「土著化」，成為「香港人」，而日本文化之興起也大約始於此時，更成為他們作為「第一代」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標誌。
 
作為第一代的香港人，一九八○年代冒起的新興中產族群都介乎於「西方」與「東方」、「新」與「舊」的矛盾性中。麥理浩上任後，更成立各類文化／行政機關，以維持香港社會的秩序及提升居民的生活質素。當中，對香港人影響最深遠，可說是廉政公署及家庭計劃指導會。除了打擊貪污及提供家庭／婦科服務外，這兩個機構更致力教育香港市民各種新的思想，這使得香港人，尤其是年輕的香港人慢慢開始接受公平及公正、避孕、節育等等被認為是「西方／現代」的價值觀。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的是，當時的年輕人並不能完全擺脫父母輩價值觀念的影響，因此，他們變成處於新舊價值觀念影響之下的夾縫一代；或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在急劇變遷的一九七○年代中成長的新興中產階級，在一個新的社會環境中，培養出他們上一代所沒有的「嶄新」的價值與精神。但是，他們又不能完全擺脫上一代「舊」的、「傳統」的價值觀的影響，而成為處於夾縫的一代。而新興中產階級那種介乎「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東方」、「新」與「舊」的處境便成為他們身分認同背後的文化邏輯。既不西方，也不東方；既傳統，卻又現代的日本文化模式正好符合香港新興中產階級的身分認同，使得他們投向日本文化的懷抱裡。
 
也許，日本大型連鎖零售商八佰伴集團（????，Yaohan）在香港空前的成功，最能說明香港新興中產階級的身分認同。65 八佰伴在一九八四年來港開業，在沙田新市鎮的新城市廣場開設了第一間店鋪，在往後的十三年中，八佰伴陸續在香港建立了八間分店。這些分店大部分設在新界地區的新市鎮，如屯門、荃灣、元朗、天水圍、將軍澳、馬鞍山等。由於八佰伴的目標顧客是以香港的中下階層為主，所以銷售的商品偏重日常的生活用品及食品等。這樣的經營策略與傳統的日資百貨公司，諸如大丸及三越，可以說是大相逕庭。大丸與三越選擇在銅鑼灣等熱鬧的購物區設立店鋪，向日本遊客、外國企業的高級員工，及香港的中、上階層提供高級的消費品。不同的經營策略，使八佰伴在消費者心目中慢慢形成一個非日資的企業形象。同樣道理，為中下階層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八佰伴，也很容易地與連卡佛（Lane Crawford）等西方百貨公司區分開來，因而建立了一個非西方的百貨公司形象。
 
另一方面，八佰伴與本地百貨公司、國貨公司，及超級市場的經營策略也非常不同。首先，八佰伴提供一站式購物服務，是本地百貨公司、國貨公司及超級市場無可比擬的。八佰伴所提供的一站式購物服務，消費者可以在同一店鋪內的超級市場購買食品或日常生活用品；在其服裝部選購合適的時裝；在雜品部購買所需的雜貨品；及在店內的美食廣場品嚐美味的日本小吃，而無須東奔西跑，非常方便。一九八○年代的本地百貨公司或國貨公司並沒有設置超級市場及美食廣場，而它們店鋪銷售的時裝又不能滿足當時中產階級的品味。至於本地的超級市場又沒有服裝、雜貨部門，更沒有美食廣場。
 
以上八佰伴與其他本地超級市場、百貨公司、外資百貨公司，以至國貨公司在經營模式的不同，進一步塑造了八佰伴公司獨特的形象。首先，八佰伴沒有像國貨公司那樣具有濃厚的中國大陸色彩。八佰伴與「傳統」的街市比較，它意味著「現代」。八佰伴又與本地百貨公司不同，前者代表著「新穎」與「先進」，後者則意味著「保守」與「落後」。與在銅鑼灣的大丸和三越比較，八佰伴的經營模式又不像一間日本公司。與連卡佛相比，八佰伴更不像一間外資公司。因此我們可以說，八佰伴是一家介乎「中國」與「外國／西方」，「傳統」與「現代」，「新穎」與「古舊」的零售公司。這一點與一九七、八○年代「香港人」身分認同背後的文化邏輯一致，因而成為「香港人」身分認同的象徵符號。香港人喜歡到八佰伴購物，因為這樣會加強他們「香港人」的意識。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來說，當人們愈喜歡到日資的八佰伴購物，他們會愈覺得自己是香港人。
 
釐清了香港人這一身分的認同後，我們也許能夠體現到，為何一九八○年代初的香港社會已經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日本流行文化。其中，最為香港人熟悉的要算是日本電視劇：《青春火花》（1970-71）、《柔道龍虎榜》（1972-73）、《排球女將》（1981）、《前程錦繡》（1977）等等都深受當時香港年輕人的愛戴。日本偶像山口百惠主演的「赤的系列」三部曲（《赤的疑惑》〔1983〕、《赤的命運》〔1983〕及《赤的衝擊》〔1984〕）更在香港掀起新一波的日本熱，而山口百惠及三浦友和則成為新一代金童玉女。
 
趁著電視劇帶來的日本流行文化熱潮，日本流行音樂在一九八○年代的香港更可以說是勢不可擋，一時間，日本偶像歌手如中森明菜、近藤真彥、松田聖子、小泉今日子、河合奈保子等等成為香港年輕人爭相模仿的對象。其中尤以中森明菜對香港樂壇影響最深，曾改編並翻唱中森明菜歌曲的香港流行歌手包括梅艷芳、張國榮、譚詠麟、張學友、草蜢和杜德偉等等。
 
專為兒童而設的日本節目也嶄露頭角。在港，最早期的日本卡通要算是《無敵小飛俠》（1979），但是日本卡通要到一九八○年代才真真正正成為香港孩童生活的一部分。66 在隨後的二、三十年間，日本卡通仍是伴隨著香港兒童的成長。對於看日本卡通成長的香港三十出頭的人士而言，《叮噹》、《IQ博士》、《銀河鐵道999》、《超人》、《忍著小靈精》、《超時空要塞》、《黃金戰士》、《足球小將》及《鐵甲萬能俠》等成為「集體回憶」的一部分。
 
踏入一九九○年代的香港，日本流行文化隨著另一波的日本熱而大規模地湧入香港。日本卡通、漫畫、電動、TV games、3C電子商品、時裝、飾品、文具等等均成為香港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數目之多，種類之廣，影響之深，可以說前所未有。而日本色情A片、日本偶像劇也在這一股日本熱的有利情況下進駐香港。吳偉明的〈日本色情電影在香港的歷史考察：在地消費與文化挪用〉便是從歷史及文化的角度出發，探討日本色情電影進駐香港及其後挪用到本土三級片電影的歷史背景。通過大量史料的整合，作者嘗試剖析本土色情業界如何挪用日本色情電影的元素，以延續本土色情文化，呈現了日本化及本地化之間微妙的相互作用。同樣地，邱愷欣與王向華合著的〈日本成人A片，香港華人解讀：日本情色文化之土著化〉則從實證研究出發，探討香港本土文化在接收日本色情A片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總之，要對日本色情電影／錄影帶在香港之流行作理論性的探索，我們得先對日本色情文化在香港的情況作歷史的或實證的考察。
 
編者在這篇導言中詳細介紹了本期主題的理論及歷史背景，目的是為本期的各篇文章提供閱讀的脈絡，但是主角還是眾多的文章，希望讀者能詳細閱讀。
 
邱愷欣、王向華　本期主編
 
註釋
 
1. Lynn Hunt, "Introduction: Obscenit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500-1800." Invention of Pornography: Obscenity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ity, 1500-1800, ed. Lynn Hunt (New York: Zone Books, 1993), pp. 9-49. 在此文，Hunt指出色情品常常由其管制它的法律所定義。
 
2. Laurence O'Toole, Pornocopia: Porn, Sex, Technology and Desire (London: Serpent's Tail, 1999), p. 35.
 
3. 可參考Susan Griffin, Pornography and Silence: Culture's Revenge against Nature (New York: The Women's Press Ltd, 1981); Catherine Itzin, Pornography: Women, Violence and Civil Libert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and Diana Russell, Making Violence Sexy: Feminist Views on Pornography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1993).
 
4. Susan Brownmiller, Against Our Will: Men, Women and Rape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75); Andrea Dworkin, Pornography: Men Possessing Women (London: Women's Press, 1981).
 
5. Susanne Kappeler, The Pornography of Represent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p. 51.
 
6. Wendy McElroy, XXX: A Woman's Right to Pornograph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Nadine Strossen, Defending Pornography: Free Speech, Sex, and the Fight for Women's Right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7. Laurence O'Toole, p. 27.
 
8. Marshall Sahlins, "The Sadness of Sweetness: The Native Anthropology of Western Cosm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37: 3, 1996, p. 400.
 
9. Marshall Sahlins, "Culture and Agency in History." Apologies to Thucydides: Understanding History as Culture and Vice Versa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 143.
 
10. Marshall Sahlins, 1996, pp. 401-402.
 
11. Marshall Sahlins, 1996, p. 401.
 
12. Marshall Sahlins, 1996, p. 402.
 
13. Marshall Sahlins, 1996, p. 403.
 
14. Clifford Geertz,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46-48.
 
15. Marshall Sahlins, 1996, p. 404.
 
16. James R. Alexander, "Obscenity, Pornography, and the Law in Japan: Reconsidering Oshima's in the Realm of the Senses." Asian-Pacific Law and Policy Journal 4:1, 2003, pp. 156-157.
 
17. 藤木TDC，〈AV???????〉，《20世紀????????》（東京：株式?社?????，1998），頁152。
 
18. 吉田一郎，〈香港AV事情〉，《20世紀????????》（東京：株式?社?????，1998），頁136。
 
19. Jack Hunter, Eros in Hell (London, Creation Books, 1998), p. 25.
 
20. Tadao Sato, Currents in Japanese Cinema: Essays, trans. Gregory Barrett (Tokyo: Kondansha, 1982), pp. 229-234.
 
21. James R. Alexander, p.159.
 
22. 井上節子，《AV?業：一億?市場??????》（東京：新評論，2002），頁16。
 
23. 東良美季，〈???????今?；豊田??????〉，《20世紀????????》（東京：株式?社?????，1998），頁28。
 
24. 水津宏，〈???????年表〉，《20世紀????????》（東京：株式?社?????，1998），頁2。
 
25. Yvonne Hoi-yan Yau, "The Domestication of Japanese Adult Videos in Hong Kong."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2001, p. 17.
 
26. Yvonne Hoi-yan Yau, p. 17.
 
27. Yvonne Hoi-yan Yau, p. 25.
 
28. 水津宏，頁3。
 
29. 水津宏，頁3。
 
30. 日文為「日本???倫理協?」，多省略為「??倫」，因此這裡也就簡稱為「錄倫」，可參考其網站[on line]http://www.viderin.jp/。
 
31. 東良美季，頁20。
 
32. 水津宏，頁6。
 
33. 水津宏，頁7。
 
34. 水津宏，〈美少女????〉，《20世紀????????》（東京：株式?社?????，1998），頁159。
 
35. 水津宏，〈???????年表〉，《20世紀????????》（東京：株式?社?????，1998），頁8。
 
36. 水津宏，頁8。
 
37. 井上節子，頁18。
 
38. 賴建國，《台灣主體意識發展與對兩岸關係之影響》（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說碩士論文，1997），頁58。
 
39. 何義麟，《皇民化政策之研究──日據時代末期日本對台灣的教育政策與教化運動 》（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系碩士論文，1986），頁14。
 
40. 何義麟，頁13。
 
41. 何義麟，頁25。
 
42. 王曉波，《走出台灣歷史的陰影》（台北：帕米爾書店，1986），頁84-85。
 
43. 何義麟，頁108。
 
44. 何義麟，頁108。
 
45. 江智豪，《台灣的戰時動員組織──從國民精神總動員組織到皇民奉公會》（中壢：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29；何義麟，頁92。
 
46. 何義麟，頁24。
 
47. 廖風德，《台灣史探索》（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6），頁130-132。
 
48. Thomas Gold, "Civil Society and Taiwan's Quest for Identity." Cultural Change in Postwar Taiwan, eds. S. Harrell & C.C. Huang (Boulder &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994), p. 60.
 
49. 楊聰榮，《文化建構與國民認同：戰後台灣的中國化》（新竹：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系，1992），頁26。
 
50. 羅慧雯，《台灣進口日本影視產品之歷史性分析》（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頁24。
 
51. 黃秀如，《台語片的興衰起落》（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頁35。
 
52. Atsushi Sugano, "The Chinese Cultural Renaissance Movement and the Language Issue, 1966-1976: the Process of Restricting Language Use on Mass Media." Journal of Taiwanese Studies in Japan 5, 2003, pp. 1-20.
 
53. 羅慧雯，1996，頁25。
 
54. 李天鐸，《台灣電影、社會與歷史》（台北：亞太圖書出版社，1997），頁63。
 
55. 許如婷，《全球霸權秩序的再現：美國／日本／台灣影像文化依附的論述》（台北：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62。
 
56. 羅慧雯，頁14。
 
57. 孫立群，《日本卡通對青少年文化影響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頁80。
 
58. 古采艷，《台灣漫畫工業產製之研究：一個政治經濟觀點》（嘉義：國立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32-34。
 
59. 羅慧雯，頁107。
 
60. 吳介弘，《民進黨執政後之台日關係──延續與變遷之探究（2000-2005）》（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頁37。
 
61. James Lee, Housing, Home Ownership and Social Change in Hong Kong (Aldershot: Ashgate, 1999), p. 118.
 
62. Roger Bristow, Hong Kong's New Towns: A Selective Review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278.
 
63. Man Hei Yip,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the Hong Kong Identity from the 1966 Riots to the 1997 Handover." Unpublished MPhil thesis,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1, pp. 102-103.
 
64. Stephen Wing-Kai Chiu, Kong Chong Ho and Tai-lok Lui, City 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7), pp. 71- 77.
 
65. 更詳細的分析可以參考Heung-wah Wong, Japanese Boss, Chinese Workers: Power and Control in a Hong Kong Megastore (Richmond: Curzon, 1999).
 
66. Yoshiko Nakano, "Who Initiates a Global Flow? Japanese Popular Culture in Asia." Journal of Visual Communication, 1: 2, 2002, p. 236.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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