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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小說全集>收錄巴金長、短篇小說共92篇,凡300萬字,為三、四十年代刻劃革命精神及悲歡人情的佳構,而巴金更備譽為當今中國年高德劭、最富國際盛名的文壇巨匠。本身倡導無政府主義的巴金,多年來一直是個頗受爭議的人物,在文壇與政壇都飽嚐起起落落的命運,他的小說在今日讀來更顯熱情與沉穩的文學美感。
小序/巴金
《巴金小說全集》總序/王德威
從自傳到寓言/李明駿
──《憩園》、《第四病室》裏巴金的動搖、徬徨
憩園(一九四四)
憩園
後記
第四病室(一九四五)
小引
第四病室
後記
閱讀巴金的《滅亡》、《新生》、《死去的太陽》和《海的夢》是種痛苦不堪的經驗。
夏志清在《中國小說史》中,對於這種經驗有著深刻的描述,他說:「在《滅亡》一書裏,儘管充滿著一本處女作的新鮮和大膽,我們都已看出,作者對於文藝腔調的倚賴,以及好用抽象的、誇張的戲劇方式去簡化人生的明顯偏頗。」
「文藝腔調和「誇張的戲劇方式去簡化人生可能是我們這一輩較為世故、習慣閱讀精簡短小篇幅的讀者的痛苦來源。舉例來說,有誰會相信《滅亡》中的杜大心和李靜淑那種在瞬間爆發出來的戀愛?這種愛情似乎只有在三○年代的舞台劇或六○年代的瓊身上才找得到;而杜大心這位時刻思索如何拯救人民於水深火熱的英雄,卻不時發出歇斯底里式的囈語,也難以說服我們,一個沒有冷靜頭腦的人,如何成就革命的大業?而在現實生活中,《新生》中的二個女人勇往直前,毫無所求的為工人們犧牲奉獻的精神,似乎應該出現在文革時期的樣板戲或國府遷台後的教條文學中。
當然,只從文學創作技巧的觀點去評價巴金並不盡公平,批評他視野簡化也忽略了他後期作品較為成熟的事實;另一方面,大多數五四新文學的作家們固然在作品中致力連接文學與政治,但卻未必都中了魯迅一派的寫實遺毒。仔細分析巴金的作品,會發現許多精采有趣的線索,足供打發「文藝腔調和「簡化人生所帶來閱讀上的不耐。
在本輯收錄的四本小說中,我們不妨從時序上巴金最後創作的《海的夢》說起。在題記中,巴金把《海》註為一個童話,但閱畢全文,讀者會發現這可不是寫給孩子們看的故事書。相反的,作者有意以「童話的常識義為諷刺,道盡在動亂的年代,知識份子滿懷理想,卻又無法改變現狀的憤與失望。
在故事一開始,巴金有意的塑造出一種迷離的氣氛:汪洋大海中一對男女在船上相遇,由好奇到建立信任關係後,女主角娓娓道來過去悲慘的經歷。原來在太平洋一個叫「利伯洛的島國上,人民分成貴族與奴隸階級。女主角里娜出身貴族之家,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中認識了懷抱著崇高理想,誓言為解放奴隸奮鬥的年青人楊。受了楊的啟蒙,里娜毅然地拋棄自己的身份地位,以及家庭,與楊一同投身反抗貴族壓制的運動,他們的理想是要創立一個新宗教,目的是要喚起民眾爭取自由平等。可惜在貴族階級及外來的入侵者「高國聯手壓制下,起義失敗,一場血腥的屠殺於焉展開,楊也在這場屠殺中就義。里娜被捕後則遭到放逐的命運;雖然後來曾二度潛回利伯洛策劃反抗,但在遭同志密告的情形下終告失敗,里娜自此便流浪於海上,成為一個沒有國家的人。故事結尾時,敘述者懷著感動的心情明白告訴我們這是一則寓言,而且他誓言要找到這位「把自己獻給事業,為著信仰工作,犧牲了個人的一切幸福,去追求眾人的幸福,說痛苦就是力量,在痛苦中尋找生命的女人。
這麼一個情節簡單的故事,我們若從五四作家「感時憂國的角度閱讀,可以賦予嚴肅沈重的意義:巴金筆下的「利伯洛可能暗喻著「自由(liberal,也是他憧憬中未來中國的走向。奴隸階級的悲慘生活意味著當時中國的人民,在軍閥及列強的壓迫下,不能翻身的宿命。而那一場血腥屠殺,我們有理由相信,巴金心裏想的是民國十四年的「五卅慘案。
依循這個脈絡解讀下去,巴金的視景便很清楚地展現開來:在內外交相逼迫下的中國人民,過著悲慘的生活,在位掌權者不會放棄既得利益從事改革的工作。在下的普羅大眾原本就屬於劣勢的一群。他們反抗的資源有限,加上自身利害的關係,不能夠團結革命;革命者在這種情形下,唯一的出路,便是採行激烈的手段,以最後的致命一擊,犧牲自己以求喚起大眾前仆後繼。
巴金規劃中的革命手段僅止於此,但早期受到無政府主義思潮影響的他,在小說中顯然並不滿足於排比文學與政治目的表象;革命者的心理才是巴金著墨的重點。在《海的夢》中,革命家具有幾個特質:他(她們義無反顧地執著理想,雖然曾經徘徊於親情與革命大業間難以抉擇,末了必將擇理想而棄親情。但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這個痛苦抉擇而來的,並非中國人常說的「大義滅親之類的正邪交戰,相反的,巴金筆下的革命者卻發展出更驚世駭俗的理念。在他們哀「正義在什麼地方?之時,也同時相信,唯有泯滅一切人類的文明體制,包括家庭、學校、婚姻等之後,自由、正義、平等才會得露曙光;然而這種終極理想在小說末了並不曾出現。革命者雖然犧牲,仍有能人志士「走遍天涯海角去追尋她,一直到死!
《海的夢》這則童話其實是則寓言,用心明顯不過,而《滅亡》、《新生》、《死去的太陽》三本書則可以視為《海的夢》的骨肉血淚版。
《滅亡》中的革命英雄杜大心,是這三本書中將上述革命者的特質發揮的最為淋漓盡致的一個角色。杜大心是生活在十里洋場上海的一個知識青年,目睹當時在軍閥壓制下的人民不知自省,反而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再加上不滿同儕輩表面上為如何改善社會狀況的手段激烈爭辯,實則滿腹鬼胎的行徑,於是生出以暗殺作為喚起民心的念頭。眼熟的讀者看到此,可能會發現杜大心與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罪與罰》中的男主角Raskolinkov如出一轍:二人同樣具有長於思考,卻略帶憂慮的人格;同樣採行了恐怖手段做為遂行理想的工具,並且他們也替恐怖手段找到了合理化的藉口。但是杜大心與Raskolinkov不同的是,杜大心最後是滿懷怨恨地離開了這個世界,而Raskolinkov則得到了救贖。
《新生》中的李冷及《死去的太陽》中的吳養清基本上接續了杜大心的性格及志業。李冷和杜大心一樣,時刻在思索著革命的哲學,而吳養清這個角色在三本書中,則是較接近真實的一位,但他的思考也同杜、李一樣,擁塞在「如何最有效地拯救人民的胡同中打轉。這個問題對三位英雄甚至對巴金而言,都是個解不開的線團。一方面,巴金認為當時中國的沉非下猛藥不足以治之,這帖藥甚至可以猛烈到泯滅制度的地步;但是同時他也體認到,以這帖「良方治癒病體的代價,可能是犧牲了許多那些他們要拯救的人的利益。這樣看來,這帖藥方下的是不是有意義,就大有辯駁的餘地。杜大心最後的選擇是繼續下猛藥,李冷及吳養清則較徘徊。目睹革命鼓吹者堅持罷工導致工人們連最基本的生活都無法維持時,他們的選擇更加艱辛。從杜大心到李冷到吳養清的心路歷程,可以視為巴金對無政府主義的一個思考方向。《死去的太陽》比起《滅亡》及《新生》較為「真實,也是因為其中革命理念此起彼落,較為有血有淚之故。
在這三本小說中,還值得一提的是小說中的女性角色與革命英雄間的互動關係。杜大心的女友李靜淑原本是生活在安逸溫室中的清純少女,在被杜啟蒙後,也逐漸能了解革命男友的理想。到了《新生》階段,她更是身體力行地完成杜大心的遺志,投身於教化普羅大眾的行列;杜大心每每輾轉於矛盾的革命哲學無法自處時,唯一能給予他慰藉的,便是李靜淑這位女性。
革命家與女性糾結,是在這類的小說中不可或缺的主題。但巴金筆下的女性,卻不只擔當戀人的角色而已,我們會發現,這些女性們幾乎揹負著母親的功能,而且母親的角色還潛藏著革命者政治理念的投影。
巴金的小說中,對於「母親的依戀可說是其來有自。學者已指出,巴金自幼喪母的自傳經驗是影響到他日後創作中母親形象特別凸出的重要原因。但是在他初試啼聲的作品中,母親的形象不僅止限於生活中真實的血肉母親而已。事實上,這三本小說中的血肉母親從未真正現身過,但「母親的意義卻擴大展延、漂散,依附到其他女性的身上。《滅亡》中的李靜淑,和杜大心幼時青梅竹馬的小表妹,《新生》中的張文珠以及《死去的太陽》中的程慶芬,在巴金的筆下,都成了革命者遭遇現實挫折時慰藉的對象。許多次這些革命英雄在思念愛人時,都把自己比擬成一個小孩,而他的愛人是神聖高深不可褻瀆的:「她底可愛的大眼中的確含了一眼的淚珠。她為我而哭!我感激她。我感到女性底溫柔,我感到了女人底靈魂深處有一種極其高貴的東西……我深深地覺得在她面前我只是一個小小的孩子。我想的只是:如果我能在她的靈魂深處占一個位置,一切的代價我都甘願付出。
然而,「影子母親的出現,是因為真實的母親在這些一心為拯救民族的革命者的日常生活中無法得見,巴金於是安排了在夢中相見的場面來一解思母之情(《新生》,或透過另一位革命者的妻子來誦讚母性的偉大(《滅亡》中的張為群之妻;即使如此,對母親欠缺的渴望還在巴金筆下以別的方式投射出來。
這種投射方式是很曲折的,表面上,革命英雄們一方面排斥來自異性的照拂,表現的像拜倫式的英雄:「不,我不要愛,也不要女人底愛了。我為什麼要愛你們女人呢?不錯,你們是母親,你們把我們帶到這個可怕的痛苦世界中來。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你們把我們關在慈愛的家庭監獄裏。為了你們的愛,你們竟把你們底偏見、你們底無知一起傳給了我們;我們長大成人的時候,你們又把我們拋到這殘酷無情的社會中,讓我們這些嬌養慣了的孩子被人摧殘、受人踐踏。這段驚世駭俗的話看起來充份表達了家庭制度是萬惡起源之一的一面。然而,巴金的無政府主義實行的並不徹底,一旦革命遭遇挫折,毀敗的家庭便又重建起來,甚至成為革命的動力。吳養清目睹工人們罷工失敗,重新回到工廠承受剝削:「現在在這許多天的絕望的奮鬥以後,他們終於帶著餓瘦了的身子重進工廠去了。這一切好像是夢。夢醒以後只留下一個痛苦的記憶。他覺得難受。他想哭,他想找一個地方痛哭一場,他想找一個人來對他(或她哭訴他底胸懷。在這樣的矛盾衝突中,母親的角色及功能便不斷擴大:「母親,是的,提起你底愛,這偉大的母愛,我底心就軟化了,我就覺得不能夠再像從前那樣地做一個自私的人了。母親底愛是不應該被一個人占有的,這種愛應該普遍地散佈出去。母親底愛正應該像陽光那樣地普照,使世間不會有一個被愛遺棄的人。但母親形像卻逐漸模糊,被對拯救中國的慾望取代。
從《滅亡》中,那位由無知到思想被啟蒙的李靜淑,到《新生》和《死去的太陽》中啟蒙普羅大眾的張文珠和程慶芬,到《海的夢》中親身參與革命的里娜,巴金筆下的「女性母親在「革命的道路上,比起眾多男性在幕前的嘶吼吶喊更來得可觀,也是中國小說史上,難得一見的一條女性道路。
簡化地說,中國三年代左派文學觀中,賦予小說兩個不一定能協調並存的使命:小說一方面應該透過現實描述表達作者的理想與信仰;另一方面應該在社會教育上扮演積極的角色。
今天回頭看三、四年代的作品,我們還是必須對這些作家強烈深厚的使命感有所同情、瞭解,才能讀出作品背後所隱藏的衝突與張力,而不至於停留在平面的閱讀上,落個索然無味的評價。
包括巴金在內的這些左派作家,在寫作小說時最常面臨的一個難題就是:如何把自己的理想、信仰有效地傳達給廣大的群眾?他們的理想、信仰都是以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前景面貌為參考點的,因此如果不能與群眾有實質的聯接,事實上也就萎縮了這些理想、信仰的正當性。他們精神上最深的苦悶與最愉悅的報償往往便取決於作品對社會改革的影響力。
寫實主義提供了這些作家不可或缺的動力,不過同時寫實主義卻也框出了一片不容易處理的曖昧地帶。寫實主義遵循一般民眾生活經驗的邏輯,其社教功能無疑地要比其他需經更高深智識介入、解讀的文理形式來得有效。同等要緊的是:寫實原則還讓作家可以將寫作化為一種自我說服的過程。寫實地創造出一個現實景象後,作家可以告訴自己:歷史、社會的的確確就是這樣存在的,藉而堅振自己的理想、信念。
不過在左派小說觀兩種理念衝激下,寫實主義呈現的一大難題是:如何在對現實的關照中注入改造理想的動因,亦即是如何連接、處理當前「實然與未來「應然間的關係?
順這個問題看下來,我們可以整理巴金在不同階段採取的不同徑路。最早的《滅亡》、《愛情三部曲》中,巴金選擇了類型化的角色來代表社會上的善惡勢力,讓人物間戲劇性的衝突爭鬥來突顯現實問題及解決問題的前景。然而正如夏志清指出的,這樣的設計使得巴金早期作品只能「籠統描繪了一個有愛情和革命,缺乏真實感的世界。硬生想像拼湊出來的現實不但沒有辦法完全說服巴金自己,造成了苦悶的動搖、猶疑,而且這些類型化了的角色、故事與社會大眾的生活關聯性太低,充其量只能作為一種幻想的消費、娛樂,反而不能刺激出足夠的行動暗示。
到了《激流三部曲》,巴金轉而挖掘自己的親身經歷作為小說的素材。這個轉向在一時間替他解決了大半的問題。在逐步傾頹的家族中成長的體驗給了他一個特殊的視野。他源源娓娓暴露一個真實然而不合理的小社會,這些霉腐的現象在大社會上有相當的代表性,可以引起共鳴,而且正是社會改革行動的確切對象。巴金從不諱言《激流三部曲》的自傳性格,藉將作者與作品拉近距離的寫作策略,他成功地吸引了讀者,製造出一種特殊的寫實主義的真理效果。有什麼能比作者親身經歷更真實的虛構?這樣透過共同纏結的現實,巴金同時得以在讀者心中激起直接的情緒,獲致意欲的教育功效。亦即是,在自傳式的寫作策略中,理想的表達與社教的功能匯集在對社會黑暗面感同身受的撻伐上。
我們不能忽視抗戰對像巴金這樣的作家的深遠影響。戰事興起後,在愛國、民族主義的號召下,所有的人事物都被動員聯合在抗日的旗幟下。文學的使命感轉而集中為如何鼓舞民心士氣一致對外、支援戰事。這種轉變逐漸地拆蝕了巴金戰前自傳型的寫作策略,同時也表現為對寫實主義的嚴重挑戰。
許多戰前依傍於寫實主義的左派作家面臨了新的動搖與新的追尋。中心疑難是:當描述現實非但不能教育民眾、服務社會,甚至反而將沮喪民心、間接導致失敗時,作品應該怎麼寫?
抗戰前期,巴金寫了一些宣傳性的小說,在《火》第一部〈後記〉,他自己以抱歉的口吻承認那是本宣傳的書,同時也是失敗的作品。失敗的原因,顯然正是為了遷就宣傳而違背了原來的寫實原則。
這種在為國家服務、宣傳及描述現實間徬徨的現象,不只出現在巴金身上。許多服膺寫實主義的左派作家都面臨同樣的困境。在這種氣氛下,我們再看毛澤東一九四二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也許會得到些不同的意義來。《延》在一個意義上,用權威的聲音解決了這些作家的徬徨,指令出一個明確的方向。毛澤東事實上是把作家心中原本糾結不清的兩層關聯——現實描述抑或民眾教育?——強行撕開,分出一個不容置疑的高下答案:服務人民的要求高於一切!這麼多年後重讀此一文件,我們也許可以想像:對毛澤東獨斷直接的訊息,不少作家恐怕感到一股如釋重負的解脫罷,因而自願地予以擁抱,從必須自己選擇、作決定的自由中倉皇出走。
這段文學論述上的意義轉化,對當時強調自傳性經驗、強調不經設計、自發的寫作意識型態的巴金,影響尤其深刻。他在抗戰後期寫的《憩園》、《第四病室》處處流露出他因應這段轉折而掙扎的張力以及自我衝突的痕跡。
貫串地看《憩園》和《第四病室》,我們可以說巴金努力地想把自傳式的經驗加上一些框套,提昇到寓言的地位,以便儘量維持這些經驗的社會關聯性。在變動了的環境裡,這些經驗本身不再能積極地暗示行動,因而巴金轉而希望將其意義定位為宏觀某種歷史動向原則的象徵寓言,利用影射對應的思考繼續對社會、文化作較間接的批判、控訴。
於是在自傳性質的材料與寓言幅度的形式間,便產生了一種緊張關係。巴金一方面希望保留親身經驗的直接、親密性質,另一方面又必須創造只有拉開距離之後才能產生的具體而微的象徵效果。這是為什麼這兩部作品特別在文本內外有許多閱讀干擾的主要原因。
《憩園》及《第四病室》可能是巴金僅有兩部以第一人稱敘事觀點寫作的長篇小說。有趣的是:這兩個敘述者「我在小說中都以一些設計直接、間接指涉回現實存在的作者巴金。《憩園》中的敘述者本身就是一個困擾於作品與社會間關係問題的小說家;而《第四病室》則以一位青年陸懷民寄給作家「巴金的日記為題材。
先講《憩園》,在巴金原來的〈內容說明〉裡,他說這部作品講的是:「舊社會中前後兩家主人的不幸故事。……不勞而獲的金錢成了家庭災禍的原因和子孫墮落的機會。這明顯地是要讀者循著「金錢罪惡的原則進行閱讀,要把這兩家的沒落、哀傷當作是某種邪惡本質具體而微的展現。在這個帶有權威意味形式(〈內容「說明〉的閱讀指導裡,巴金完全袪除了那個敘述者在故事中的作用與意義,似乎要將故事裡的小說家化約到單純觀察、紀錄者的身份。然而我們細讀作品本身,發現情形顯然不是如此簡單。
這位小說家的存在及其在故事中寫作另一部小說的過程,事實上在一定程度上與外圍的《憩園》這部小說,在意義上互相顛覆、互相指戳,其中同時顯露了巴金的困惑、游移。
故事裡的「我在經歷了許多心理的掙扎、折磨後,最後是在女主人一句話的提點下找到了紓解的方向。在那段重要的對話裡,姚太太先是說:「我想你們(小說家的生活也很苦,看得太深了恐怕還是看到痛苦多、歡樂少……既而又說:「人世間的事情縱然苦多樂少,不見得事事如意。可是你們寫小說的人可以給人間添一點溫暖,揩乾每隻流淚的眼睛,讓每個人歡笑。
在這些話的暗示下,「我最後決定改變小說原來設計一死一瘋的悲慘結局,改為團聚的圓滿幸福。顯然小說家要給人間添一些溫暖,惟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看那麼深,不要去揭露那麼多痛苦,在必要時修改一下現實不愉快的折磨、苦難。
一九四四年《憩園》出版時,巴金還特別在〈後記〉裡把「給人間多添一點溫暖……那段話引用了一次,並且將之視為這部小說寫作的理想、信仰的確切內容。然而事實上,巴金自己沒有像故事裡的「我給小說一個溫暖的結局。相反地,《憩園》正是一個小說家看得深並暴露痛苦的典型。從這個意義上,《憩園》沒有「給人間添一點溫暖。
而且在故事裡,修改過結尾的小說其實也沒給誰帶來什麼溫暖,它甚至無法揩乾好心女主人的眼淚。「我的小說寫完後,接連就是兩個悲劇的全幅展現,先是死了楊老三,接又死了姚家的小孩。小說要「給人間添一點溫暖的作用,在這種悲劇對照下,根本失去了任何意義。故事發展本身否定了曾經在中段乍現的溫暖光明。似乎還嫌這樣不夠絕決,巴金更在〈內容說明〉中又加了一句:「連那個希望『揩乾每隻流淚的眼睛』的好心女人將來也會悶死在這個公館裡。
那麼小說到底能在層累的悲劇製造力量間扮演什麼角色?小說除了呈現一幅啟示錄式的景觀外,是否已被剝除了其他救贖的功能?在這個問題的逼視下,我們只能在《憩園》故事最後找到一點小小的線索。「我決定不將楊老三亡故的消息告訴楊家小孩,因此至少還在小孩心中留了個小小的希望。也許真要溫暖人心,小說家應該作的真的不是揭露,而是隱瞞罷!
4.按照六年巴金為《巴金文集》寫的〈後記〉,《第四病室》所記述的是他自己的親身經歷。抗戰勝利前一年,他在貴陽一家醫院的三等病房住了十幾天,後來便「用日記體裁把我的見聞如實地寫了出來。病人、醫生和護士們全是真人真事,事情也全是真的。
讓我們疑惑的是:巴金大可以把這些真人真事用散文形式予以發表,為什麼要給它小說的形式,並且大費周章利用前面的〈小引〉創造出一段青年陸懷民與作家「巴金的書信來往,把作者的真實身份隱藏在複雜的煙霧後頭?
一個理由可以在〈內容說明〉裡找到。巴金再次利用這個特殊的形式指導閱讀方向:「一間容納二十四張病床的外科病房,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縮影。在病室裡人們怎樣受苦、怎樣死亡,在社會裡人們也同樣地受苦、同樣地死亡。這告訴了我們,巴金希望讀者將這些零碎的生活描述提昇到寓言的地位,它們不再是巴金個己的特殊經驗,而成了反映民族國家普遍遭遇的省思。
〈內容說明〉接又給了我們另一個理由。巴金說:「……在這種黑暗、痛苦、悲慘的生活中閃爍一線亮光,那就是一個善良的、熱情的年輕女醫生。值得注意的,巴金後來承認,在這些真人真事中,只有那位代表光明的女醫生是他的創作。在現實經驗裡,事實上根本連這樣的光明都不存在,巴金必須藉小說形式給予的自由,才能把這道光明擠進無窮的悲慘裡。
然而回到《第四病室》作品本身,我們無法不訝異於即使是創造出來的光明象徵,其所能照亮的也如此有限。作為一個醫生,楊大夫其實沒有辦法在實質的醫療層次上提供病人多少幫助。她最大的力量只是「要別人『變得善良些、純潔些、對人有用些。』即使是這樣,在日記記載的十多天內,楊大夫這種看似積極、英雄的生活態度似乎只感動、改造了敘述者『我』一個人。醫院裡進進出出的其他員工、病人,依然故我地以荒謬劇般的誇張上演或悲涼、或陰黯的情事。好像嫌這樣還不夠似的,巴金更早在文章開頭的〈小引〉裡給了楊大夫一個想必是死亡的結局了。她的光明甚至沒有能夠救她自己、她的親人。
在〈說明〉和內文間再次存在一道閱讀意義上的溝裂。這似乎告訴我們,巴金少年時代以來執持的無政府主義「愛的信念,到這時已經無法再生氣活力地維持下去了。他只剩下一點主觀的固執,要求讀者繼續相信一線光明尚存就是中國的寓言景況,然而在小說中他自己都不相信這個了。難怪再下去,他就徹底撕毀了對「愛的救贖力量的僅存信念,進入《寒夜》裡「悲憤的哭訴的世界。
書號:K9011
裝訂:精裝
尺寸:14.8 × 20.9 × 2.7 cm
類別:語文類
分類號:857.63
頁數:432頁
重量:620公克
出版社:遠流出版
ISBN:9789573217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