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檔案 - 不感羞恥

《福星高照》在日本上映前，發行的東映公司要我在《KINEMA旬報》寫幾個字。我不曉得從何下筆，這是一本二十多年來我不間斷閱讀的雜誌，家中舊刊堆積如山。亞洲電影人中，只知道還有一位韓國的申相玉先生收藏的比我還多，他連創刊初期的《KINEMA旬報》也找齊了。
剛開始做這一行時，我也認為電影是藝術，但是漸漸地我發覺要在香港的電影界繼續工作下去，這個觀念變成一塊絆腳石，唯有隨波逐流地參與拍攝商業電影。
比起日本，我們的市場非常窄小，一般觀眾的鑑賞力也沒有日本那麼高。為了生存，盡量拍迎合觀眾的娛樂電影，只希望片子能賣錢就滿足。
日本的導演和製片，拍任何品種的戲，在他們的腦後，都期待得到國際影展的讚許。至少，他們夢想贏得日本的奧斯卡《KINEMA旬報》獎。這就是香港電影和日本電影最大的不同。
一直認為世界上有兩種藝術家：殉道主義式的梵谷，只求耕耘，一生中賣不出一幅畫也不要緊；或者是名利雙收的達利，享盡榮華富貴。兩者的作品都是藝術，只是方式不同。香港的功利社會中，電影走的當然是後者的路線，要是還有一點藝術可講的話。
這二十年來的日本電影好像失去美好的夢。以前市川右太衛門的旗本退屈男呢？中村錦之助的宮本武藏呢？森繁久彌的社長呢？勝新太朗的座頭市呢？都到哪裡去了？是不是跟隨石原裕次朗的青春而消逝？
香港電影被批評為千篇一律、換湯不換藥。的確如此。近來有點改變，許鞍華的《投奔怒海》、嚴浩的《似水流年》、方育平的《半邊人》、拍出些可以問鼎《KINEMA旬報》獎的戲，但這不是香港電影的主流，它仍舊是娛樂、娛樂、娛樂。
原因何在？因為，在一個沒有公積金、健康保險、養老金制度的香港地區裡，還需要以《楢山節考》來提醒我們的將來嗎？
記得登川直樹先生要我們寫日本電影和外國電影的不同。我當時最好奇的是日本的定期發行BLOCK BOOKING 制度。
兩部電影一齊上映，不管生意好壞，總拖個三星期。這是日本的獨特制度。在日本電影的黃金時代來說，是個成功的方程式，但是，今天為什麼還要執行？
香港電影的上映是靈活而現實的，賣座佳的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一直拖到不賣座為止。生意不好，一天就腰斬。
日本製片公司常將一年的計劃安排好，潮流和觀眾的口味的改變，影響不了大局。
香港電影拍到一半，將愛情悲劇竄改為胡鬧片的例子不少，哪有什麼製片方針？換句話說，香港電影只求生存，要活下去，必須打爛戰。你可以指責電影應該領導觀眾的品味。但是把這個責任全部推給導演監製，那是要求過份。
教育家幹了什麼？出版社幹了什麼？政府幹了什麼？
各行都有政府資助，但電影這個帶來不少外匯的工業，一向是自生自滅。
《福星高照》在香港這麼一個彈丸之地，票房是三千萬，近十五億日幣。就日本市場來說，也是一個可觀的數字。
但是，這是一個大幻覺。
因為住的地方小，電視、錄影機抓不住往外跑的觀眾。最廉價的娛樂還是電影。
這麼好賺，大家都去拍電影了。可是像《福星高照》的片子有多少部？東南亞的市場一直在萎縮，我們已失去越南、柬埔寨、寮國。南韓和印尼又有保護主義，命根的星馬、台灣和泰國及菲律賓等，錄影帶的海盜版令到生意一落千丈。大多數片子只靠香港一個地方來搏，歸本已不容易，何談賺錢？我們是多麼羡慕日本有一個自供自給的大市場。
製作費越來越昂貴，是世界共通，我們並不埋怨。像《福星高照》的兩千多萬成本，就必須「進入」外國市場才能維持。事實證明，此較言之有物的藝術片，大家還是喜歡打打殺殺，哈哈大笑過過癮。
為什麼要奪取他們的夢？
香港電影能夠受日本觀眾的歡迎，也許是一直重複地娛樂大家。
觀眾並不是那麼容易討好。我們不管拍一類的戲，都是盡了我們的力，拍到最好為止。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日本電影界傳說我們拍戲沒有劇本的原因。
劇本當然有。每場戲導演和製片都心裡有數。所謂沒有劇本，是我們到了最後一分鐘，還拼命地想把最好的東西拿出來。
結果是有毛病的：弄至臨場混亂、拍竣日期的拖慢、製作費的失算等等。人家卻說美國人最準了，他們的進度控制得很好，為什麼你們不能？能！為什麼不能？按照劇本，一場戲排練好了，先來一個全景主觀MASTER SHOT，一個鏡頭直落地紀錄，再重複拍持寫強調。會，我們也會。
問題在動作的設計和喜劇的節奏是堆砌的。是失敗完後再失敗，直到成功為止的。前一陣子一群日本記者來看成龍拍戲，都感嘆地說：「這是血汗錢！」
我並非說日本電影的工作者拍戲沒有香港人那麼苦，他們比我們更會捱。我只想強調在定期發行的BLOCK BOOKING 制度下，日本電影必須如期交貨，就沒有機會獻出最好。
但是，日本電影可以在各國重要影展得獎，香港片算老幾？
是的，獎是得了不少，能夠在外國賣座的有多少部？
我們都深知成本的提高，自己電影失去外國市場是絕路，為什麼不大家努力地去開拓？
日本記者們來香港感到驚奇的另一件事是：香港電影工作人員的平均年齡只有二十五六歲。這證明老一輩人不強佔崗位，我們也將機會分給任何一個熱愛電影的年輕人。
老板、策劃和監製，絕不會不顧市場而不改變製作方針。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忘記電影是製造夢的工具。我們尊敬藝術電影，愛藝術電影。但「商業」這兩個字並不骯髒，我從來不因此而感到羞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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