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提要
眾所周知，指南針、火藥、紙和印刷術等「四大發明」，在宋代皆已完成。
一張《清明上河圖》，向我們展示了宋代工商業和城市經濟的繁榮。
元朝末年，《馬可波羅遊記》讓全世界瞭解了一個繁榮昌盛的中國。
明初，富可敵國的沈萬三家業，見證了中國東南地區私營經濟發展的水平。
比哥倫布早一百多年，浩浩蕩蕩的鄭和下西洋艦隊，顯示了帝國海上威力。
《牡丹亭》的浪漫言情、《西遊記》的想像力、《三國演義》的英雄主義、《金瓶梅》的人性寫實。……
所有這些，從理論上告訴我們：宋明時期，中國似乎已經具備走上工業文明時代的大國崛起、稱霸全球的條件。
然而，歷史的回答是：不！
當生產力向前發展、社會經濟要求轉型的當兒，統治者卻實施了一系列看上去匪夷所思的阻礙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政策措施，意識形態裡出現的指導思想和核心價值觀比起秦漢至唐時期更保守、更黑暗！
試看：
大敵當前、大兵壓境，以黃袍加身獲得帝位的趙匡胤，竟然「杯酒釋兵權」──罷了武將的軍權，從此讓書生帶兵，大力推行「崇文抑武」的政策。
趙匡胤想依靠經濟力量，即先富國、再強兵，最終打敗外敵。但帝國的官員選拔，卻不是懂經濟的人，而是書生。他取消了唐朝取士的很多科目，到了王安石之後，更是以「五經」取士。
北宋開國皇帝大削相權，到了明代，乾脆取消宰相，由皇帝一人在傭人（宦官）班子和秘書（內客）班子協助下，獨攬立法、司法、行政、軍事大權。偏偏掌握無上權力的「聖上」（皇帝）多數又是殘暴、昏庸、荒淫之輩。
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知識越來越多、人才需求越來越大，但朝廷仍舊延用科舉制，並且科目越來越少，最後只以「四書」取仕。一般文人只會唱高調、清議，頂多是愚忠。
人口越來越多、工商業本可以越來越發達，但農本主義卻大行其道，「重農抑商」之外，國家因朝廷費用、軍費開支日益龐大，又大搞官有官營（有人說是國有國營，說法不妥），殘酷打擊民營經濟、迫害商人。
通過理學、心學的改造，以儒學為主兼雜佛、道的學術思想，要求「存天理、滅人欲」，封建禮教枷鎖更加堅固，做學問也無須用功，只要「頓悟」。
世界已經開始日益加大交流、融合，資源、資本正要開始輸入、輸出，但朝廷面對沿海日益頻繁、發達的航海事業，頒發「禁令」。
蒙古人來了，滿清人來了，他們只吸收漢文化保守落後的一面，摒棄了「尚武精神」、「集體決策」制度，直至用「文字獄」肆意閹割中國文化。等等。
以上種種，我們稱之為「逆動」，即逆歷史潮流而動。
最後，鴉片戰爭「一聲炮響」，八國聯軍的鐵蹄便開始了對這個古老而文明的大地進行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蹂躪！
現在很多人普遍的認為，明朝是中國的一個轉折點，理由有二：一是明朝實行了很多保守落後乃至於反動的政策，朝廷倒行逆施；二是西方也曾經歷過一個愚昧黑暗的中世紀，他們在公元十四世紀後有了文藝復興，緊接著便有了航海大發現、科學大進步、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等等，才迅速走向崇尚科學、張揚民主、發展經濟的時代，而這個時期，中國正處在明朝。
也早有人說過中國文化的轉折點在宋朝，但反駁者卻舉出很多歷史的事實推翻這一論調：宋朝時中國經濟、技術、工商業、城市經濟十分發達，《清明上河圖》的情景，足以說明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發達的帝國，南海一號沉船說明了那時工商業的發達和航海技術的先進。還有馬可波羅的描述，也足以說明中國在元朝時還處於世界領先地位，西方列強用於攻打中國的指南針、火藥也是蒙古人傳去的。更有甚者，竟然還有人以中國康乾盛世時，綜合國力仍領先於世界各國而斷定中國的轉折點在清末（道光帝之後）！──這些人都忘了一點，轉折點是一定在由盛而衰的接口上。而諺語說：「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其實，這些都是沒看到問題的實質。中國文化的轉折點，就在宋朝。而讓一個煌煌帝國最後落後於西方，經歷了從宋朝到清末一千年的時間！從文化意義上看，原因很簡單：逆動！
我們中國的歷史，在盛唐的「復興時代」之後，沒有進入一個「啟蒙時代」（與「工業革命時代」並行），而是進入了「逆動時代」。（下文略）
從變法到打擊民營經濟
宋朝立國之後的近一百年時間裡，朝廷雖然推行重農抑商政策，但一般並不過多地干預和管制民間商人的正當經營活動，民營經濟獲得了空前自由的發展空間，從公元九六○年到公元十一世紀末，中國的經濟「一直在沿著一條上升的曲線」增長著。許多歷史學家認為這是中國的商業和城市由古代型向近代型的轉變期，商業和市場貿易的繁榮，使採礦業、冶金業、紡織業、造船業、製糖業以及造紙業等官營和民營手工業在數量、規模和技術上都取得了飛躍性的進步。有研究者推算：當時中國鐵的年產量已達十七萬噸，差不多已經是英國工業革命前夕（公元一六四○年）三至五倍，相當於十八世紀整個歐洲總產量。其他方面（工業產品和貿易、城市規模）也基本如此。也就是說，中國在那個時候，在經濟層面上已經具備了進入工業文明時代（歷史學家一般稱之為「近代社會」，也就是歐洲的「啟蒙時代」）的條件。很多歷史學家指出：如此經濟發展的成就和勢頭，最終是被金人大舉南侵以及此後的蒙古鐵騎南下所破壞。其實，這並非根本原因。因為我們知道，戰爭雖然對經濟發展破壞性極大，但戰後恢復的速度往往也是超常的。更何況，我們從歷史中還可以看到，南宋雖然偏安一隅，但民間經濟卻異常繁榮；元朝中期，中國的城市經濟也是相當繁榮的（《馬可波羅遊記》有記載）。
經濟所以受打擊的根本原因──制度上、文化上的原因，乃是朝廷對民營經濟的打擊。其中在北宋，以「王安石變法」最具代表性。
王安石被譽為「中國十一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家」，這個人的學問、道德、銳意變法的精神，可與日月爭輝；但他和中國很多偉人一樣，人格的偉大的另一面，卻是「功業」的反動。
王安石變法的起因是朝廷用度的緊張，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央財政十分困難，因為北宋朝廷外有沉重的「進貢」負擔，內有巨大的官員薪俸開支（北宋不僅官員冗多，而且薪俸待遇優厚）；同時，因為朝廷奉行儒教，祭天、祭祖費用也極大。於是，年輕的宋真宗上臺後，決意要學習漢武帝的經濟改革，而一直在基層當地方官、曾有著一定範圍內改革成功經驗的王安石受到重用。皇帝要變法的動機和目標非常明確──財政瀕臨破產，必須設法增加收入，但這種想法立即遭到讀儒家聖賢書、深通中國歷代王朝興衰的司馬光反對。司馬光說：天下的財富是一個恆定的數，「不藏於官，即藏於民」，增加朝廷收入就會減少百姓收入，而減少百姓收入，就會天下不太平。王安石立即駁斥他：「財富是可以增長的！我王安石完全有辦法不損百姓利益而能增加朝廷收入。」於是乎，王安石被重用，一系列的變法措施開始迅猛實施。
王安石變法的內容相當龐大，我們僅就經濟政策方面，分析其中兩條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新法，就可以看到這種「變法」的本質。一是青苗法：讓貧窮的農民以青苗做抵押，向政府借錢購苗種，秋後連本帶利歸還，利息一般在二至三成。此法的出發點或者說「良好願望」是既能刺激農業生產，又打擊了民間高利貸，保護了農民利益，更重要的是：朝廷因此而獲利。問題出在推行此法時，他用的是完全行政的方式、中央集權的方式。他給地方官員下達指令性計劃，地方官員則強行讓農民貸款，其結果是無形中增加了農民的負擔。二是平準法，即由朝廷設立專門的商業部門，不僅採購朝廷用品，對民間買賣的大部分商品也進行壟斷經營。這樣做的出發點和良好願望是：既能「平抑物價」、打擊「囤積居奇」，又可以增加朝廷收入。其結果是什麼呢？是「與民爭利」，窒息民間商業，而且因為操作者（官商）腐敗，管理經營手段落後（即所謂「缺乏數目字的管理手段」），使得採購之物不一定是朝廷所需或數量不夠，或者反之。而且官員為了完成任務，往往強行低價購買、高價出售，結果正是「事與願違」。
這種以官代商的辦法，被明朝全盤接受，並進一步地低效率加以運用。不僅如此，明朝還對民間商人採取種種非理性的方式加以無情打擊。明朝打擊商人的行為，完全是為了加強皇權統治。朝廷認為，「富可敵國」是一種巨大的危險，直接威脅朝廷政權；大富者會左右地方甚至朝廷官吏執法；小富則是大富的準備者。所以，最好是消滅富戶。而且，他們還發現，沒收商人的財富，不僅可以得到貧窮老百姓的支持，還能為朝廷增加額外收入。沈萬三就是這樣一個犧牲品！他們根本不懂財富一旦成為資本，就具備了「增值」功能，而這種增值效益的發揮，需要優秀的資本家去完成。資本家主觀上是為了自己發財，而客觀上達到了增加社會財富的效果。此一真理，中國沒有「聖賢」去作進一步研究，直到十七世紀，方為英國的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裡提出來。
到了清代，商人們開始學精明了，其中以徽商和晉商為代表，方法是官商一體化，這樣，就有了所謂「紅頂商人」。官商阻礙了商業現代化，因為除了沒有技術上的支持外，在規則的形成上，便有許多問題：一是以利用、迎合政府為最高商業原則，也是獲得高利潤的主要途徑；二是染上官場規則，滿口仁義道德，不將「利」字放在首位；三是自身素質難以提高，雖然我們今天宣揚徽商有「學而優則商」的說法，其實根本不存在，那些受過官場氣的大商人，還是教育弟子以考試入官場為正途。他們自己也好歹要混個虛職──戴上紅頂官帽。
西方為什麼能有此理論（亞當斯密《國富論》）的誕生呢？根本原因是對財產權的認識。《聖經》裡說：「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於主。」「財產不屬於個人或國家，而屬於上帝。」上帝創造世界之後就授權人「治理」世界，把它以私人財產的形式交給家庭。按照《聖經》的說法，掌握財產的單位既不應是國家，也不應是個人。因此，掌控私人財產的權利不靠政治、道德、經濟、心理方面的依據，而是以神啟並宣告的法律為依據。據此，在黑暗的中世紀末期，他們竟誕生了「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律。中國儒家經典裡的教義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誰取得了天下，則天下的財富甚至是個人性命，也都屬於他了！
中國的工商業主們一般都是在「夾縫裡」發展的，它（他）們因此也隨王朝興興衰衰。這些夾縫是：戰後（立國之初）朝廷採用「與民生息」的放任發展政策（如漢初、宋初），朝廷統治力薄弱時期或地方（如南北朝、五代十國時期的中國南方，元朝時期，南宋時期，明朝中後期等）。
從中國商人的命運，我們頗能看出中國政權的實質。人間的政權實際上有兩個，一個是為民服務的，民生成為主體，民意則是政權的選擇；另一個是為一己之利的，他們打著為民的旗號，運用武力和智謀奪取政權，然後將國家機器變為私有武器。這樣，政治和經濟的關係，就有著根本性的差別：前者是代議制，政治為經濟服務；後者是專制，經濟為政治服務。帝國時代發展經濟，完全是鞏固政權的需要。在對待私人資本和財產上，帝國從來就沒有「保護私人財產權」這一說法，他們認為，天下都是他們的，包括天下之民，則怎麼會保護你的財產呢？反之，自然也不會有什麼法律能界定清楚，什麼是合法的賺錢，什麼是非法的賺錢。兩方面都「做得說不得」：商人依靠權力，因為重要的資源配置權在當權者手中；權力者需要商人，因為只有他們可以將資源換為金錢。如此的官商勾結，使得中國傳統社會中商人走上了一條極其可怪的道路。
其實，無論是民用還是「國用」，都離不開加工產品及其交易。所以，秦漢以前，中國傳統思想和政治上並不是不重工商業的。已有研究發現，中國的手工業和市場交易在殷商時期就相當發達了。到了西周時期，中國的市場分工更加細密，有了金屬工、木工、玉石工、陶工、紡織工、皮革工、武器製造工等「百工」之說。春秋時大政治家、經濟學家管仲就將天下分為「士、農、工、商」四民，並得到當時政界、學界的普遍認可。那時「富可敵國」的商人也不在少數，著名的有孔子的學生子貢、棄官經商的越國大夫范蠡、棄商從政的秦相呂不韋等。另外，早期的儒家並不是十分鄙夷經商，只是作為對貴族的教育，他們把經商當作一種「不務正業」，孔子雖然對經商者不太重視，但他的學生裡還是有大商人子貢。可是，到了隋朝時，卻有一項規定，就是商人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種風氣到了唐朝一定程度上還存在。李白沒有參加科舉考試（也有說沒考取，原因是沒有得力的人舉薦），或許和他出身於商人之家就有一定的關係。本來，隋朝不讓商人從政的原因，是為了使朝官更加純正，不至於官商合流，這並不意味著隋朝是重文輕商的，相反，隋唐商業十分活躍。可是，到了北宋中後期，如同學術思想之逆動一樣，在經濟政策上，也大大地「逆動」起來。
──摘自《非議歷史》
時空論
墨子認為，宇宙是一個由無數部分組成的連續的整體，包括時間、空間兩大內容。他把時間定名為「久」，把空間定名為「宇」，時間和空間都是連續不間斷的，既是有窮的，又是無窮的。對於整體來說，時空是無窮的，而對於部分來說，時空則是有窮的。在無窮中包含著有窮，在連續中包含著不連續。
由此，墨子初步創立了運動論。他把時空統一在物體的運動中，即：在連續的、統一的宇宙中，物體的運動表現為在時間中的先後差異和在空間中的位置遷移。沒有時間先後和位置遠近的變化，也就無所謂運動，離開時空的單純運動是不存在的。
對於物質的本原和屬性問題，墨子則一反老子的「有生於無」，提出萬物始於「有」的見解，他認為，「有」是客觀存在的，所以，物質的屬性不會離開物質客體而獨立存在，屬性是物質客體的客觀反映。
幾何定義
墨子與歐幾里德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系統地闡述數學基礎理論的數學家，他給出了一系列數學概念的命題和定義，這些命題和定義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邏輯的嚴密性。
一是關於「倍」的定義。墨子說：「倍，為二也。」亦即原數加一次，或原數乘以二稱為「倍」。如二尺為一尺的「倍」。
二是關於「平」的定義。墨子說：「平，同高也。」也就是同樣的高度稱為「平」。這與歐幾里德幾何學定理「平行線間的公垂線相等」意思相同。
三是關於「同長」的定義。墨子說：「同長，以正相盡也。」也就是說兩個物體的長度相互比較，正好一一對應，完全相等，稱為「同長」。
四是關於「中」的定義。墨子說：「中，同長也。」這裡的「中」指物體的對稱中心，也就是物體的中心為與物體表面距離都相等的點。
五是關於「圜」的定義。墨子說：「圜，一中同長也。」這裡的「圜」即為圓，墨子指出圓可用圓規畫出，也可用圓規進行檢驗。圓規在墨子之前早已得到廣泛地應用，但給予圓以精確的定義，則是墨子的貢獻。墨子關於圓的定義與歐幾里德幾何學中圓的定義完全一致。
六是關於正方形的定義。墨子說，四個角都為直角，四條邊長度相等的四邊形即為正方形，正方形可用直角曲尺「矩」來畫圖和檢驗。這與歐幾里德幾何學中的正方形定義也是一致的。
七是關於直線的定義。墨子說，三點共線即為直線。
八是關於點、線、面、體的定義，墨子把點、線、面、體分別稱為端、尺、區、體。
此外，墨子還對十進位值制進行了論述。
力學
《墨子》在力學上的成就有兩條。
其一，是關於力學方面的一些定義。包括力、動、止等，墨子說，力是使物體運動的原因，即使物體運動的作用叫做力。物體在受力之時，也產生了反作用力。「動」是由於力推送的緣故，「止」則是物體經一定時間後運動狀態的結束。
其二，是槓桿定理。墨子指出，稱重物時，秤桿之所以會平衡，原因是「本」短「標」長。此外，墨子還對槓桿、斜面、重心、滾動摩擦等力學問題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
光學原理
墨子是歷史上第一個進行光學實驗、第一個對幾何光學進行系統研究的科學家。
一是探討了光與影的關係，通過細緻觀察運動物體影像的變化規律，提出 「景（影）不徙」的命題。也就是說，運動著的物體從表觀看，它的影也是隨著物體在運動著，其實這是一種錯覺。因為當運動著的物體位置移動後，它前一瞬間所形成的影像已經消失，其位移後所形成的影像已是新形成的，而不是原有的影像運動到新的位置。所看到的影像的運動，只是新舊影像隨著物體運動而連續不間斷地生滅交替所形成的，並不是影像自身在運動。同時，墨子又探討了物體的本影和副影的問題。他指出，光源如果不是點光源，由於從各點發射的光線產生重複照射，物體就會產生本影和副影；如果光源是點光源，則只有本影出現。
二是對平面鏡、凹面鏡、凸面鏡等進行了相當系統的研究，得出了幾何光學的一系列基本原理。他指出，平面鏡所形成的是大小相同、遠近對稱的像，但卻左右倒換。如果是兩個或多個平面鏡相向而照射，則會出現重複反射，形成無數的像。凹面鏡的成像是在「中」之內形成正像，距「中」遠所成像大，距「中」近所成的像小，在「中」處則像與物一樣大；在「中」之外，則形成的是倒像，近「中」像大，遠「中」像小。凸面鏡則只形成正像，近鏡像大，遠鏡像小。這裡的「中」為球面鏡之球心，墨子雖尚未能區分球心與焦點的差別，把球心與焦點混淆在一起，但其結論與近現代球面鏡成像原理是基本相符的。
聲學
墨子對聲音的傳播進行過研究，發現井和罌有放大聲音的作用，並加以巧妙地利用。機械製造
墨子是個大發明家、一個精通機械製造的大工程師。墨家中，估計發明家、工程師也不在少數。《墨子》中有這樣一些記錄：
其一，公輸般製造攻城的「雲梯」後，墨子能發明九種以上的防禦技術。
其二，公輸般曾製造出一種能在空中飛三天的木鳥，墨子也研製出來。
其三，墨子發明的車輛生產設備，能在一天內造出載重三十石的車子。他所造的車子運行迅速又省力，且經久耐用，為當時的人們所讚賞。
其四，墨子研製了大量的防禦性武器，在「備城門」、「備水」、「備穴」、「備蟻附」、「迎敵祠」等各種防禦戰中發揮巨大作用。
英雄主義
「俠義」，在《墨子》書中，對應一個詞，叫做「任」。墨子對「任」的解釋有：
任，士損己而益所為也。
任，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
墨家的宗旨是「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這個宗旨本身就含了俠義精神，而墨家人物「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了正義「赴火蹈刀，死不旋踵」的行為，完全就是俠義精神的體現。
《墨子》裡專門有一章，叫〈貴義〉，這是墨子思想、主張的重要一條，它的意思是：以堅持正義為最高原則。
本來，墨子設計了一個能讓天下大治的理想的政權模式，可是，這個政權模式在墨子時代卻無法出現。沒有這樣理想的政權，又要堅持正義，怎麼辦呢？
墨子的回答是：盡自己的微薄之力──有多少力，就盡多少力。
天下之利，靠幾個俠士能興得了嗎？天下之害，靠幾個俠士能除得了嗎？
請不要用這樣的題目來為難墨家的俠士。因為墨子早就說過：譬如一個農家有十個兒子，九個都不種田，就一個種，你去問他「九個都歇著，就你一個種田，有什麼用呀？」墨子的回答是：「這一個再不種，那不就把田全荒了？」
在那個亂世裡，如果沒有俠士，正義之田，豈不全都拋荒了？！
所以，俠士精神，實質上是個人英雄主義。所謂任俠，就是崇尚個人英雄主義。
墨子本人正是這樣任俠的身體力行者。當他聽說魯班（公輸般）為楚國造成攻城的雲梯去攻打宋國時，他認為楚國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是「傷義」，便從齊國出發，奔走十天十夜，趕到楚都郢去排紛解難。
當然，墨子這樣的學術大師，行俠依靠的是「學問」。而對更多的平民而言，遇危遇難時，他們需要的是各種各樣的俠義之士，來仗義執言、來疏財濟貧、來拔刀相助。所以，平民更需要的是堅持正義、本領高強、一諾千金、言信行果、行走民間的俠士。
可惜，我們已經找不到這些墨家俠士的史料了，司馬遷在《游俠列傳》裡歎道：「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
──摘自《諸子百家大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