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探討中國知識分子獨立性問題，我創造了一個「李白式痛苦」的命題，表達的意思是：知識分子處在功名與自由之兩難選擇境地的痛苦。
一千多年來，很多人認為，李白的痛苦是當不到大官，因為他不願摧眉折腰事權貴，但他的理想又是「大濟蒼生」，不當大官，怎麼去實現這種理想呢？所以，他痛苦！
我以為，這一點結論，是小看了天才李白。李白其實有兩大追求──所有知識分子都應該擁有的兩大追求，只是在李白身上反映得最突出，這兩大追求就是：自由與功名。當然，李白對功名的追求，是為了「大濟蒼生」，而不是為了個人富貴，這一點，是他人格高於一般熱衷於功名者的地方，屬於境界問題。歷來研究李白的人，多說李白有道家之風，李白想當官，又想成仙。其實，想當官，就是追求功名；想成仙，就是為了自由。然而，這兩者之間，在傳統社會裡，有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因為功名之路，已經被官家壟斷，要想當官，就得犧牲自由、犧牲個性，按官場規則（包括潛規則）說話做事；反之，要想張揚個性、獨立特想，不說與官家作鬥爭，至少也不能進入官場。李白後期，多次想過要捨棄當官的念頭，但在「三不朽」思想的支配下，他怎麼也捨棄不了。想捨棄而捨棄不掉，多麼痛苦啊！所以，李白的痛苦有兩個層次：低層次是當不到大官，實現不了「大濟蒼生」的理想；高層次是為了自由，想摒棄當官的念頭而摒棄不掉！
就這樣，李白處在了功名與自由的萬難選擇之中！
我們來剖析李白的一首著名的關於月亮的詩，這首詩的題目叫做〈月下獨酌〉，全詩如下：
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
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飲，影徒隨我身。
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醒時同交歡，醉後各分散。
永結無情遊，相期邈雲漢。
千古以來，人們將這首詩看作是大詩人寂寞獨飲的一個寫照：李白很孤獨，「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但浪漫的李白與眾不同，他「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於是乎，李白、月亮、影子三者交織在一起，來了一場「盛宴」。
但如果將這首詩看成是「李白式痛苦」命題的一種象徵，則其意象，立刻深遠起來。
這首詩正好可以作為李白身處兩難境地的一種寫照：明月代表自由，影子代表功名。自由如同明月一樣，高高在上，讓人無限嚮往，但可望而不可及；功名卻像影子一樣，相伴相隨，揮之不去。自由與功名，只有在喝酒歌舞時，才能統一在一起，顯然，這種統一是一種夢幻。在現實生活中，自由難得，只能「相期邈雲漢」！
天才人物對人生都有著深深的感悟，他們當然知道自由的可貴；可是，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卻是功名，認為人生在世，只有建功立業，才能永垂不朽。所以，孔子雖然嚮往「浴於沂，風乎舞雩，詠而歸」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狀態，但他一輩子並沒有落實在行動上，他從小就想著做官，一步一步地從管理員幹起，終於當上了大法官（魯國的大司寇），但很快就被排擠離職，之後，他便茫茫如喪家狗，奔走於諸侯之間數年，目的還是想獲得高官高位，可是，他求職比今天的大學畢業生還難。近七十歲後，他自知無望，加上身體的不濟，才無奈地回到老家，開辦了培訓學校；而辦學的目的，還是培養當官者，期待後生。孔子這樣大智慧的人尚且如此，其他的人可想而知。
其實，知識就包含了對人生意義的探索，而且是一個大課題，真正的大知識分子，怎麼會認識不到自由之於人生的重要性呢？！但是，放下功名，何其難也！從信仰上講，何以安身立命？儒家的價值觀在影響著，似乎只有當官治國平天下才是唯一的光明大道；文化傳統在影響著，那些建功立業的事蹟，總是不絕於耳目，「入世」思想占了上風，「出世」只是不得已而為之；生存問題，也使得文人們必須去當官。或許，在像魏晉南北朝這樣的亂世裡，人們還多少認識到、反思到生命的真實意義，而在太平年代，知識分子們則就無法離開官場了。中國自東周以後，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正是循著一條逆向之路，步步萎縮的：春秋戰國時，是一個多元化選擇時代；兩漢時期，是當官或不當官兩種選擇；魏晉時期，不得已時，能下決心退隱；唐朝，特別是大唐盛世，當官還是歸隱，就成了一個萬難選擇的命題；唐以後的太平年間（包括治世、衰世），功名已經深入到文人的骨髓之中，想放也放不掉了，甚至「自由」二字，已經遺忘。（下文略）
「功名，還是自由？」這是個萬難的問題！
李白的一生，多在漫遊中度過，幾乎遊遍了大半個中國，目的其實是兩個：追求自由、追求功名。因為他想通過漫遊，結識兩種人：一種是能度他成仙的，另一種是能薦他當官的。可惜，終其一生，他既沒當到大官，也沒有成仙，倒是意外地留下一個千古詩名。以詩才論，把他列為中國詩人第一名，是當之無愧的。然而，他生在中國、生在古代，他不可能像拜倫一樣，想著要當「詩壇上的拿破崙」並以此而滿足。成為大詩人，根本不是他的志向，寫詩只是他天然的本領，是用來取功名的手段之一，是表達自己心志的手段之一，是自由抒發情感的手段之一。他想都沒想過要去當職業文人，雖然他曾多次以寫詩換取大量的銀子。
頗為有趣的是，沒有達官貴人推薦他為官，也沒有道士仙人度他成仙，倒是反過來：有一位道士推薦他去做官。其實，李白多次向一些達官貴人自薦或請求引薦，由此也留下了很多自薦書和求薦的詩，其中，最有名的是向一位叫韓朝宗的荊州刺史自薦，《古文觀止》上有一篇〈上韓荊州書〉就是他寫的自薦書，這篇自信滿滿、文采飛揚、對韓荊州極端吹捧的好文章，同樣沒有給他帶來任何結果。
成功推薦李白到皇帝身邊為官的那位道士叫吳筠，他是李白南遊會稽（今紹興）時認識的。原來，那時已經不是開元盛世，而是天寶年間，承平日久的太平天子唐玄宗李隆基也好仙，詔見吳筠，吳筠便適時在唐玄宗面前推薦了自己的道友李白。唐玄宗於是下詔，請李白進京，入朝為官。李白樂壞了，他當時正在安徽的南陵縣一帶隱居，接旨後，當即飲酒放歌，最後高呼：「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跨上白馬，向長安西行而去。這事發生在西元七二二年，李白四十二歲。
吳筠為什麼推薦李白、怎麼推薦李白的，正史上沒什麼記錄，但從以後李白的境遇看，可能是為皇帝尋找填詞高手。李白進京後，皇帝命他供奉翰林，當皇帝與楊貴妃娛樂需要新歌時，就讓李龜年譜新曲、李白填新詞，這方面，流傳下來最著名的有〈清平調〉三首。
李白平時雖然出入宮門，但幾乎沒有參與過什麼朝廷大政，所以，他非常鬱悶，便時常跑去喝酒。那時，名人多愛喝酒，著名的有大詩人賀知章、大書法家張旭、大畫家吳道子等，他和賀知章關係最好，經常約在一起喝得忘乎所以，據說一次忘了帶錢，解下身上的金龜抵酒帳。賀知章對他的詩推崇備至，誇他是「謫仙人」，評價他的詩可以「泣鬼神」。更多的時候，他是以酒澆愁，因為他的牢騷太多了。他發牢騷的方式，不是攻擊小人當道，而是表明自己看不上功名富貴，不僅「糞土當年萬戶侯」──有時，甚至糞土當年的天子，也未可知。杜甫在描寫長安「醉八仙」詩裡寫道：「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道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仙。」其實，他哪裡是「不上船」呢？天子呼他進京時，他都高興得又唱又跳的；現在，天子呼他，他為什麼怠慢了呢？因為他明白，天子不是讓他去「治國平天下」的，而是奉旨填詞，他不高興了，他發牢騷了。
李白被賀知章評為「謫仙人」的一首詩叫〈蜀道難〉，這首詩詳細描寫了蜀道的艱難，上下數萬年、縱橫天地間地描寫、感歎，其中，將「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一句，重複詠唱了三次，最後，以「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做結。很多人以為，這是李白對蜀道的經歷所然，其實，李白有沒有走過蜀道，都很難說；再說，走過蜀道的唐代優秀詩人比比皆是；更重要的是，李白有俠士之風，是個不畏山川艱險的人，怎麼會說出「不如早還家」的結尾句來呢？我以為，李白這首詩，根本就不是在感歎蜀道的艱難，而是在感歎仕途的艱難！（下文略）
……李白曾寫過「鳳歌笑孔丘」的詩句，他為什麼要笑孔丘呢，很多人認為，他在思想上，更多地偏重於道家莊子一派，笑的是儒家的迂腐。我以為，除此之外，還有兩層意思：
其一，笑孔子生於「亂世」，蘊涵了自己生於「明時」。
其二，李白除了要大濟蒼生外，還要自由自在，要求仙──他的追求目標高於孔丘。
可是，正是這個李白，晚年卻又以孔子自況起來。李白的〈臨路歌〉寫到：
大鵬飛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濟。
餘風激兮萬世，遊扶桑兮挂石袂。
後人得之傳此，仲尼亡兮誰為出涕！
這一點，看似有點不可思議，其實原因很簡單，他說「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時，想到的是寫作，是孔子修訂《詩》《書》、筆削《春秋》般的寫作；臨死前提到孔子，是感到自己一生像孔子一樣，沒有做到大官。孔子只做了三年不到的大司寇，李白也只做了三年不到的翰林學士。孔子多少還是個參政官，執政者之一；李白只是皇帝的弄臣。比起孔子來，他更慘。他要比的人應該是司馬相如，可惜，他不願比，因為司馬相如只以文章名世，也只是漢武帝一個文學弄臣。他們在歷史上，都是以文章名世，前者叫賦，後者叫詩。不同的是，司馬相如雖然不情願只做文章，但好歹還有點自覺地做了。李白則根本不屑於此。這就是中國文人和西方文人的區別，中國沒有職業文人，也沒有人願意做職業文人，更沒有人把當職業文人作為一種追求自由的方式，所以，屈原、司馬相如、李白、關漢卿、李贄、曹雪芹這些人的生存狀態，沒有但丁、莎士比亞、拜倫、伏爾泰、巴爾扎克們好，僅此而言，也是中國不能自己形成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原因之一。
──摘自《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
統治者迫害知識分子的事，由來已久！
看到「迫害」這個詞，首先讓人想到的恐怕是秦始皇焚書坑儒。然而，在此之前，已經橫亙了三個觸目驚心的傳說，這就是「大禹疏儀狄」、「姜太公殺隱士」和「孔子誅少正卯」。所以說他們觸目驚心，是因為這三個殘酷對待知識分子的人，不是暴君、不是殺人魔王、不是變態者，而是千古以來最為知識分子所頌揚的偶像、是史書裡不斷被歌頌的大聖人、也都是偉大的知識分子。
先說說「大禹疏儀狄」。
據《戰國策》記載，儀狄是大禹的一個大臣，也是一個釀酒師，他敬佩治水的大禹，就獻上他發明釀製的美酒。大禹在喝了儀狄的美酒之後，覺得甘醇香美之極，飄飄然有如神仙。可是，等大禹清醒之後，他竟下令不准飲酒，並從此疏遠儀狄，理由是：「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大禹好像一個預言者：中國後來確實就有了「酒色亡國」之論，大禹此言，是個開端。我想，如果哪位美女那時要向大禹獻身（就像韓國明星向足球英雄獻身一樣），大禹也必然會在享受完美色之後下個「禁色令」，並從此遠離美女，理由則是「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
根據史料和傳說，我們知道，大禹是個實用主義者，做事很務實，思想也很務實，比如，他對妻子就談不上什麼感情：據說他為了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他妻子叫塗山氏，多年不見老公，只得像孟姜女一樣，千里尋夫，她看到丈夫的一幕是：大禹正在像一頭熊一樣，開通河道。於是，她羞憤而死。大禹看到塗山氏死後，什麼反應呢？大禹直奔她的屍體，以利劍劃開她的肚子，並大叫「還我兒來！」他的兒子啟就這樣從已經死了的娘肚子裡被挑出來。這個啟就是中國第一個「家天下」（把天子之位由自家兄弟子孫代代相傳下去）的創立者，夏朝的第一任國王。有人戲稱啟是第一個剖腹產的嬰兒，但我每次讀到這個「剖腹產」的故事，總是聯想起當年日本侵略軍在中國的暴行──用刺刀劃開孕婦的肚子然後挑出胎兒的情景。
最有諷刺意味的是，夏朝的最後一個天子（大禹的N代孫子）、後世聞名的夏桀王，就是特喜歡喝酒的一個人，同時當然還喜歡一個叫做妹喜的美女，並因此而亡了國。但我們理性地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夏朝亡在酒色上，不過是為尊者諱──為天子開脫罪名，中國知識分子從來如此，不敢正面抨擊帝王，讓「酒色」做帝王的替罪羊。
酒是糧食造，被稱為「糧食精」，喝酒之後，人的想像力得到空前釋放，所以，在西方的古希臘時代，很講酒神精神的，把酒神與日神並列為人類兩大應該歌頌的精神，酒神是精神力量的源泉，日神則是理性的象徵。理性與感性交相輝映，才能讓人類勇敢地面對世界，進行創造、進行思考。在古希臘神話中，酒神名叫戴奧尼修斯（Dionysus），他身著狐狸皮，象徵新生，不僅握有葡萄酒醉人的力量，還以佈施歡樂與慈愛而極具感召力，他推動了文明的進步、確立了法則、維護著世界的和平。此外，他還護佑著希臘的農業與戲劇文化。
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五千年來，生活在這個區域的中華民族，太劬勞、太辛苦了，他們有理由在豐收之際，用他們的勞動成果──糧食，釀造出糧食之精──酒，讓自己狂歡、發揮自己的創造精神、弘揚樂觀主義。大禹要做的，應該是如何對待酒，如何對待創造力，而不是簡單地廢棄它，實行可與不可的「一刀切」政策。
大禹是個以「疏導」著稱的人物，但在這一點上，他偏沒有搞好疏導。
一位大發明家、一位頂級釀酒師，就這樣被打入冷宮了。我想，他從此就只能在民間傳授釀酒技術了。這樣也好，畢竟，在釀酒上，中國並不亞於西方，近來在山東齊魯大地上發現的一個遠古墓葬，出土了釀酒工具和盛酒工具，經考證，至少有五千年以上的歷史！雖然，中國關於酒的悲劇層出不窮，但真正的大文學家、藝術家們，卻多數都是愛酒的。可見，統治者的政策與實際經常是背道而馳的。
關於這個傳說，我想展開一點說的是：大禹對酒的認識，實在是一個偏見，他以一己之偏見，而阻礙一門科學技術的發展，這才是開了一個壞頭。因為大禹能禁酒、疏遠釀酒者，也一定會疏遠其他他認為沒有價值的發明家，以一人之理解而絕天下之發明，這才是一個大悲劇，中華民族的悲劇。
後來，中國將很多發明創造列為「奇技淫巧」，其標準，不正是一些當權者的個人認識、個人好惡嗎？！
再看看「姜太公殺隱士」。
所謂隱士，就是「不臣於天子、不友於諸侯」、有本領、有見識、有修養的特立獨行者。姜太公本人就是一個隱士，在渭水邊垂釣，被愛賢、訪賢的周文王遇上，聘為助手（後世裡叫「丞相」），文王死時，遺詔讓他輔助武王，並讓武王尊稱其為「相父」：在國為相，教王如父，何等的尊遇，這是千古文人的一個夢想！但就是這位太公，作為周朝的開國元勳，在被封到齊地時，在齊國大地上，遇到一個叫做華士的隱士，華士「義不臣天子，不友諸侯，人稱其賢」。姜太公派人請他來當官，請了三次，華士都不來，姜太公就下命「誅之」。周公問他：「此人，齊之高士，奈何誅之？」太公回答說：這種不願做天子之臣、諸侯之友的人，我還能使得他做臣子或朋友嗎？不做我臣子與朋友的人，就是「棄民」；我請了他三次，他不來，就是「逆民」，如果我們尊重他，就是樹立了一個壞典型，假如全國人都以他為榜樣，我們還怎麼稱君？
看看：姜太公這一番高論，把統治者對隱士的態度說得太明白不過了。在他們心目中，不為他們服務的人，就是棄民──自絕於朝廷的人；給他官做，他不做，就是逆民──大逆不道的人，就該殺。殺華士的理由其實很簡單：不聽話、不順從、不合作。不合作者，就是逆民。不願做奴才、做幫凶，就應該殺掉，這樣才能樹立帝王的權威。這就是統治者的邏輯。姜太公這種想法，其實在春秋戰國時代，相當有市場。《戰國策》載，戰國末期，齊國派使臣到趙國去，主政的趙威后在接見齊國大使的時候，問了幾個有關齊國政治的問題後，便話題一轉地問：「于陵的那個子仲還在嗎？這種人啊，對上，不做天子的臣子；對下，也不治家業；中間呢，也不願為我們諸侯出力。這是在引導天下百姓不為我們統治所用啊！為什麼你們至今還沒把他給殺掉？」這個當權老太婆的邏輯，竟然和姜太公驚人的一致。
最後，我們再說說「孔子誅少正卯」。
少正卯被孔子加罪而誅，實在是千古奇冤。僅從知識分子聚徒講學角度而言，少正卯和孔子是一樣的人。據說少正卯講演時，很多人都去聽，包括孔子的學生，孔子把學生叫回來，但他們又去了，「三盈三虛」──孔子學堂上的學生三次坐滿了，又三次空了。少正卯因此成為全國的「聞人」──大名人，相當於現在「百家講壇」裡的學術名星。問題出在少正卯所持觀點，與孔子不同，甚至完全相反。這本是學術之爭，但是，孔子在魯國當了大司寇，事情就變了樣了：孔子坐不住了，在他當權的第七天，他就用起了自己的職權──刑法，宣布了少正卯的罪行：「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強記而博，五曰順非而澤」。 然後，判了他死刑。
這五個什麼罪呀？以這五條看，他觸犯了當時的刑律了嗎？心達而險（有知識但心懷險惡），是政見不同，但他並沒參政，最多是議政；行僻而堅（特立獨行而又堅持不改），是特立獨行，但沒有違法啊；言偽而辯（主張與官方不一樣的理論卻有煽動力），是別有見解而又言之成理，只是你孔子辯不過人家呀；記醜而博（關注當權者的醜聞並且還廣為宣傳），是博學多識，也是輿論監督啊；順非而澤（贊成不同見解者並施以恩澤），這是他個人的權力呀。所以，連孔子的學生子貢都認為不應該殺他，子貢質問孔子為什麼要殺這樣的「聞人」， 我們聽聽孔子對這五樁「罪」的解釋：「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熒眾，強記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誅也。」並舉前輩聖人的例子：「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六子者，異世而同心，不可不誅也。」兩次強調「不可不誅也」之後，孔子還舉《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
對孔子誅少正卯，馮夢龍評價說：「小人如果沒有過人的才幹，就不足以危害國家；小人如果有才幹，但願意接受君子的駕馭，也未嘗不可以有利於國家；但小人有才幹卻特立獨行又堅持不改，則必定會危害國家。所以，孔子誅少正卯，實乃聖人誅小人之舉。」
馮夢龍是個有識見的人，由於他處在一個輿論環境相當險惡的時代，所以，他很多言論是正話反說的。他說的這段話，可以從正、反兩面來理解：正面看，從統治者利益出發，對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一定要殺；反面看：那些損害統治者利益的特立獨行的知識分子，一定會遭到殘殺！
我們在此必須指出，對孔子誅少正卯一事，是否確為史實，歷史上歷來存在爭議。肯定的一派，以戰國末期的儒學大師荀子為代表，此事也首先出現在他的《荀子》一書中；否定的一派以宋代的儒學大師（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為代表。有意思的是，這兩派都是從尊孔的角度，對此事的真實性予以肯定和否定，而不是像後來有些人說的，有人是為了傷害孔子，才編這個故事的。
其實，問題的實質很簡單：孔子有沒有誅少正卯的史實，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何以有人要贊成孔子誅少正卯，而且贊成的人很多。朱熹之前，絕大多數人都贊成；朱熹之後，一大半人贊成。贊成的原因就是要獨裁，帝王搞權力獨裁，學術界也要搞思想獨裁，只能有一種聲音。不要以為只有帝王搞獨裁，李斯、董仲舒這些當了奴才、居了高位的「知識分子」們也需要獨裁，他們是帝王的幫凶，為他們獨裁出主意、想辦法，而且非常周全。由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孔子這樣的知識分子，權力上不得志時，可能會呼籲一下言論、思想自由；權力上一得志，便也參加到獨裁隊伍中，提起屠刀，去殺未得志的同類。這樣殘酷的推理，你接受也好，反對也好，只要翻開《二十四史》一看，案例多著呢！孟子罵楊朱咒墨子、韓愈排釋佛抑老莊、魯迅批西學諷國學，這些很偉大的人，對思想異己者的態度，基本上與孔子一脈相承，只是他們沒當「大司寇」，未掌大權而已。不信請看清代皇帝搞文字獄，那些打手們全是知識分子！
如果這些都僅僅是傳說的話，那麼，傳說也是為統治者服務的。
再說，做這個傳說的人，難道不是知識分子隊伍裡的人嗎？
好了，我們可以總結一下這三個傳說故事了──迫害知識分子，有三個原因：最輕的，是當權者認為你那些東西有害；重一點的，是你有用，但不為我所用；最重的，是你的想法和我不一樣，這一點中，又以你的能力、影響的大小而定，能力越大、影響越大，越罪該萬死！
三個大聖人，為後來的獨裁者做了偉大的榜樣。
──摘自《中國知識分子淪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