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中國全23卷總目錄暨索引》

《自由中國》民主憲政史料的歷史意義*

薛化元

一般認為，《自由中國》是一份主張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刊物，在1949-1960年的台灣，也是台灣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刊物。當時台灣十分注意民主憲政問題的報刊，除了《自由中國》以外，尚有李萬居主持的《公論報》、青年黨的《民主潮》及民社黨的《民主中國》。不過，《公論報》係日報，而《民主潮》與《民主中國》則係（準）政黨的機關刊物，因此，就政論雜誌而言，《自由中國》的主張在台灣歷史上民主憲政思想發展上有其獨特而不可抹滅的地位。但是，《自由中國》在台灣歷史脈絡中的重要性，更因為有兩個前提存在，越發凸顯其意義。首先，在日據時代，武裝抗日行動告一段落之後，台灣人在政治法律層面與日本統治當局的抗爭中，引進了近代的自由民主思想，並在抗爭的過程中逐漸發展開來。在理論的引進上，當然與西方近代的文化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不過隨著日本大正民主時代的結束，軍國主義逐漸抬頭的結果，台灣方始萌芽發展的自由民主思想，便受到相當的打壓1。戰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宣佈台灣光復，未幾發生二二八事件，及其後的「清鄉」、「掃紅」等事件，使得台灣本土菁英的政治文化活動力，大不如前。加上隨著政治局勢的發展，統治者的語言政策也隨之改變，台灣與過去日本領台時間的文化思想的傳承，出現了斷裂的現象2。因此，從日本領台時代以來，由台灣本土菁英所主導的爭取自由民主行動，乃成為歷史。同時，雖然還有少數的本土菁英在政治文化舞台佔有一席之地，但是，這主要都是個人的角色，而不是團體的角色。這樣的現象之所以發生，肇因於國民黨當局對於台灣本土菁英組織團體、結社這樣的現象，抱持相當程度的高壓態度；如前延平中學校長朱昭陽先生，或是蔣渭川先生（蔣渭水之弟）的經驗，就是明顯的例證3。

不過，台灣本土菁英主導的民主活動與傳佈的思想雖然已經沒落，卻並不意味著《自由中國》的思想在台灣戰後歷史脈絡中，便一定會扮演重要的角色。此一現象所以產生，從《自由中國》自己發展的脈絡來看，有它理論前後一貫性，與時空條件的偶然性。就歷史時空條件的偶發性來看，《自由中國》創刊於1949年，它的創刊雖然是在1949年底，不過實際上早在1949年初，蔣介石總統下台以後，以雷震、胡適、王世杰、杭立武等人為中心所構思的一種自由中國運動，早已逐漸在開展之中4。由於中國大陸局勢惡化程度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所以創刊之際已經來到了台灣，這也是《自由中國》成為台灣的歷史脈絡中重要一環的不可或缺的一個偶然性的因素。另一方面，《自由中國》雜誌本來是以「擁蔣、反共」作為其基本的政治路線；它的創刊則得到當時國民黨當局高層人事如蔣介石、陳誠等人的支持，開辦的費用更得到官方的補助5。這樣的一份雜誌會成為台灣自由民主思想發展中不容忽視的角色，則可以從其本身思想發展的脈絡來看，找出端倪。

《自由中國》創刊之初，所採取的「擁蔣、反共」的政治路線，在本質上乃是期待以民主來反共，也期待透過這樣反共的成功，它所宣傳的自由民主理念，得以落實。就歷史的脈絡而言，1949年的蔣介石，雖然採取了聯合自由民主人士的政治方向，也為了爭取美援，任用吳國楨擔任台灣省省主席，孫立人擔任台灣防衛司令、陸軍總司令，及任用了其他具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政治人物6，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國民黨當局所採取的政治路線將向單一民主政治的方向發展。相反的，國民黨當局一方面希望得到自由民主人士的擁護，另外一方面也期待透過更嚴密的組織，以及其他的方式來反共。這樣一個發展的方向，到了韓戰爆發以後就更為清楚。由於國民黨當局得到的資源逐漸豐富，整個國家的安全也沒有其他的顧慮，加上在韓戰的過程中，美國與國民黨當局逐漸形成準同盟的關係，因此，使得蔣介石以他個人為中心所建立的強人威權體制，有了良好的發展空間。此後，蔣介石所主導的國民黨改造，以及日後國家政治體制的調整，都逐漸朝向強人威權體制的確立與鞏固來發展7。但是這樣的一個方向，與《自由中國》創刊以來所期待的方向是背道而馳的，因此《自由中國》雜誌與蔣介石總統乃至於整個國民黨當局的關係，自然日趨惡化。自1951年「政府不可誘民入罪」事件開始，《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的關係從交融，而逐漸朝向磨擦、緊張、破裂，到最後導致了「雷震案」爆發，《自由中國》的停刊，而告一段落8。這是《自由中國》堅持著創刊時的基本理念，與統治者當局的理念產生嚴重衝突的必然結果。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自由中國》成為當時台灣具有代表性的自由民主憲政的雜誌。其後《自由中國》雜誌所發表的有關民主憲政的理論，也成為1970年代台灣「黨外」運動主張的政治訴求，例如《八十年代》雜誌社出版的《自由中國選集》，可以發現其中有相當程度的承繼關係9。直到「國會全面改選」的議題端上檯面，成為台灣民主運動的主流以後，《自由中國》主張具有的代表性，才告一段落。因此，欲掌握1950年代台灣自由民主或民主憲政思想的概況與發展，《自由中國》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註釋：

* 這篇文章主要是根據拙作《『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的研究成果，簡介《自由中國》民主憲政史料的意義。

1 參見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台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5年），頁1-2；簡炯仁，《台灣民眾黨》（台北：稻鄉出版社，民國80年），頁10-11、182、247；黃昭堂，《台灣總督府》（東京：教育社，1989年），頁114。

2 參見大橋英夫等編，《激動ソスろソ台灣──ガソ變容シ轉成》，東京，田★書店，1992年9月，頁202-204。

3 朱昭陽、魏火曜、謝國城戰後在日本曾組織「新生台灣建設研究會」，返台後則沒有活動，形同解散。但情治單位仍然逮捕朱昭陽，要求他找其他的參與者一同宣佈解散此一組織。見朱昭陽口述，吳君瑩記錄，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頁69、115；由蔣渭川主導籌組的「台灣民眾協會」有意繼承台灣民眾黨的傳統，因此本來以民眾黨籌備處進行工作。因為當時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向蔣氏表達「不宜組黨」，才改以此一名稱成立。李翼中，〈帽沿述事〉，收入《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81年），頁400。

4 薛化元，〈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發展的歷史考察（1949-1960）〉，「紀念雷震先生百歲冥誕暨傅正先生逝世五週年：跨世紀台灣民主發展研討會」（台北：殷海光基金會主辦，1996年7月7日、8日），頁4。

5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20、63。

6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43-44、58。

7 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71-72。

8 《自由中國》與國民黨當局互動關係的演變，依次可分為交融期（1949年11月∼1951年5月）、磨擦期（1951年6月∼1954年12月）、緊張期（1955年1月∼1956年9月）、破裂期（1956年10月∼1958年12月）、對抗期（1959年1月∼1960年9月），參見薛化元，《『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頁75-175。

9 《八十年代》出版的《自由中國選集》便是將認為有現實意義的文章重刊。而1970年代民主運動所提出的訴求，除了國會全面改選之外，大抵上則不出《自由中國》主張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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