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推薦文
唐德剛自序這本書是李宗仁先生不平凡的一生事業底最完備的紀錄，又是李氏一生各階段心路歷程底最忠實的寫照。
這本書也是我個人已出版的著作中，用功最深、費力最大、遭遇困難最多的一部有原始性的史書。
李宗仁先生用了七十多年的歲月，始製造出本書中許多驚人的故事。我則用了將近六年的光陰──我平生治學生產力最旺盛的六年光陰──才把它用中、英雙語紀錄下來。
本書原只是一部中文「草稿」，藉助翻譯之用。按照李氏與原資助機關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中國口述歷史學部所訂的合約和撰述計畫，是在本書「英文版」發行之後，始能加以整理、潤色，然後以「中文版」面世的。不意本書「英文版」尚有待殺青之時，李氏忽於一九六五年夏，祕密離美，以致本書「中文版」的整理工作，便無法著手──蓋格於學術界的規律，李氏這位「口述者」一去，我這位「執筆者」，縱在詞句上亦不應易其一字，所以本書就只能以原「草稿」付梓了。「草稿」畢竟是「草稿」，其不完備之處，就毋待多贅了，只祈讀者知而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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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的作者，雖只限於李公和我二人，但它畢竟是一部長逾五十萬言的「巨著」。「口述者」和「執筆者」之外，其他有關各項雜務，牽涉的範圍之大，實是一言難盡；正因其如此，則「執筆人」之協調多方，嘔心瀝血之情，也是說不盡的。其中一部分辛酸歷程，我曾另有文字紀錄，聊備鴻爪；至於撰寫期間所遭遇的學術性的困難，我在本書「英文版」序言中，也略有交代。總之，本書自動議磋商到付梓發行歷時逾二十年的一系列過程中，它嵌在我個人生命史上的痕跡，是苦是甜，也是終生不滅的。它今日之終能以現在形式出版，也可說是「執筆人」的一部「發憤之作」吧。
可是，「衣帶漸寬終不悔」，不管它曾給予我多少困擾，今日回思，我仍覺得我當年不顧一切，堅持把這份中文稿──這份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學部所完成的唯一底一份漢、英雙語稿──寫下去、留下來的決定，是正確的；其正確性則反映在當代史籍上所發生的效果──它保存了李宗仁在中國歷史上的真面目。
李宗仁先生畢竟是在中國歷史上做過「一朝天子」的人物；他也是「近代中國」這座高樓大廈中的一根主要支柱。沒有這根柱子，則今日這座大廈，可能又是另外一棟不同底建築了。
李宗仁是怎樣地在「近代中國」發生其支柱作用呢？我們試翻史策，就不難一目瞭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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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所以形成當今這個局面──不管是好是壞──國民黨當年的「北伐」（一九二六～一九二八），實是當代中國一切發展的根源，而北伐的基礎則又建立在「兩廣統一」（一九二四～一九二五）這個歷史事實之上。但是撐起「兩廣統一」這半邊天的，則是廣西的統一（廣西統一較廣東為早）。
廣西於一九二五年秋季統一之後，在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這三位青年將領領導之下，竟一反當時各省割據自雄的時勢，而投入蝸居廣東的國民黨之懷抱來「共同革命」。在那個人行為足以影響一個國家政治發展方向的時代，他們這三位青年將領──所謂「廣西三傑」──的胸襟和氣度，是十分不平凡的。他們這一決定，才能使「北伐」從構想成為事實。而在他們這三人之中，李宗仁實是決定性的人物。他們可以無「黃」，也可以無「白」，卻不可無「李」。
廣西的統一和兩廣的合作，實繫於李宗仁的一念之間。李氏如一念及邪，則那個風雨飄搖的廣東地方勢力，所謂「大元帥府」，是禁不起吳佩孚、唐繼堯、陳炯明三面夾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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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談談「北伐」的本身吧。
北伐中最大的暗潮是國共之爭。共乎？國乎？汪乎？蔣乎？在那千鈞一髮之際，李宗仁那支「第七軍」，實是勢足扭轉乾坤的中間力量。他袒汪則無蔣；袒蔣則無汪。容共則共存；反共則共滅。
這支中間力量的如何使用，實憑其指揮者的個人意志之用藏取捨，而李宗仁所做的擁蔣的個人決定，也支配了當時中國歷史所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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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權在大陸時代如日中天之時，實是一九二八年底，張學良「東北易幟」之日。斯時黨內各派系如精誠團結，則今日中共在大陸上的局面，也正是當年國民黨的形勢。不論治績如何，維持東亞大陸之統一，畢竟是任何形式的中國中央政府，推行各項設施的先決條件。
孰知捨此路而不由，國民黨於一九二八年統一大陸之後，竟於同一幅「青天白日」旗幟之下，來個「同黨操戈」，打了三整年前所未有的血腥內戰，終於在東北邊陲打出個「偽滿洲國」；在長江沃壤的核心，打出個「蘇維埃」政權。從此國民黨的統一大業，便成為泡影，永不再來。
這樁歷時三載（一九二九～一九三一）的蔣、李、馮、閻「同黨操戈」的孰是孰非，歷史家言人人殊。這個「言人人殊」的爭辯，今後恐將延續一千年，而終無結論。
但是歷史家如姑置是非於不論，只談事實，則這樁國民黨黨軍自相砍殺的內戰，實導源於一九二九年初之「武漢事變」。其後接踵而來的「中原大戰」和「擴大會議」（一九三○），實是「武漢事變」所觸發的連鎖作用，而李宗仁正是這「事變」的兩造之一──也可說他是始作俑者，甚至可說是罪魁禍首。中華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如果沒有這一役「討桂」之戰，則後半世紀的中國，該又是另外一個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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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個人的態度，對一九三三年的「閩變」，一九三四年的紅軍「長征」，一九三六年夏季的「六‧一」事變，和是年冬的「雙十二事變」，都有其決定性的影響。
其原因便是抗戰前與南京中央抗衡的地方勢力，如盤據閩、粵的舊「四軍」諸將領，以及雲南的龍雲，四川的劉湘，湖南的何鍵，山東的韓復?，山西的閻錫山，綏遠的傅作義，西北的諸馬，他們對南京的態度，多半是以廣西的李、白馬首是瞻的，而他們二人畢竟是這家掛著「青天白日」商標的老店中，最早、最有功勳、最有聲望，也最有實力的股東嘛。
桂系在當年的地方勢力之中，是有其「帶頭作用」的。它與南京「中央」，不但淵源最深，它在地方建設上的成績，也足為各省模範。李、白二人如擁護中央、服從政令，則舉國大小諸侯，多會聞風景從。他二人如背叛中央、帶頭造反，則各地地方勢力，也會作或明或暗的響應。「西安事變」之所以能和平解決，李、白二人態度之審慎，不能說對張學良最後之「懺悔」，沒有其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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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開始之後，桂系之盡釋前嫌，無條件地「共赴國難」，實是抗戰初期舉國軍民最大的興奮劑和定心丸。當時名學者傅斯年便曾說，廣西的全省動員，該打「一百分」。老實說，沒有這個一百分，則抗戰開始之後，可能就難以為繼。
但是我們亦不能否認，所謂「桂系」，在抗戰後期與重慶中央貌合神離，在地方政權中，貪污腐化、擁兵自重，也是國民黨政權軍令政令始終不能如臂使指，絕對統一的最大障礙。相反地，當時「桂系」與「中央」，如能精誠團結，整飭貪污，提高效能，則國民政府治下的一切內部問題──如政治經濟的改革，半獨立性底地方政治和軍事體制（所謂「雜牌」問題）的整頓等等，均可迎刃而解。
「一黨專政」不是當時中國政治問題的核心；專政而無能，才是政治問題的癥結所在。左丘明記臧哀伯之言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左傳》，桓公二年）國民黨當年的問題，便是「官邪」的問題。「官邪」之所以不能解決，實是派系傾軋的結果。
國民黨當年的「派系傾軋」，原不限於「桂系」與「中央」。「中央」系統之內的派系，亦傾軋無已時。是非雖不易談，而事實則至明顯。李宗仁所領導的這個「桂系」，實是當年國民黨「派系鬥爭」中，僅次於「中央」的實力派。在整個國民黨崩潰的體系之中，相與爭權攘利、貪污腐化，結果覆巢之下，終無完卵，也是他罪有應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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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在抗戰之後，把辛辛苦苦自倭寇手中奪回的大好河山，拱手讓賢，乃派系自殘之結果。
國軍在東北「反共抗俄」不成，本可（如馬歇爾之建議）退保華北；「華北」不守，亦可劃江而治。一九四九年以前，全國精華所在的「長江以南」，原無共軍的一兵一卒，而當時對世界共產革命，有「一言九鼎」之力的史達林，亦嘗有力阻中共渡江之令。據當年美軍名將魏德邁之觀察，國民黨如尚餘「一把掃帚」，便足以阻止中共越江南侵，而況當時國民黨尚有百萬哀兵、艨艟巨艦、鐵翼連雲﹗有本錢若此，竟至天塹棄守，任共軍席捲華南，如秋風之掃落葉，讀史者今日回顧，固知國民黨當年之潰敗，經濟、軍事皆非主因；癥結所在，仍繫於派系自殘之間也。
李宗仁事後向筆者力辯，渠當年絕無「逼宮」之事。白崇禧斯時密勸黃埔將領促蔣公下野，亦可能出諸「善意」。無奈「中央」與「桂系」積隙已深，神離而貌亦不合。蔣氏引退，則李氏豈能無「彼可取而代也」之心。蔣公擅權謀，懷德報怨，自有其「寧贈朋友，不與家奴」之憤。由於他二人不顧大局的私鬥，終使國民黨在反共內戰中，太阿倒持，蹈「南明」覆轍，幾至使孫中山先生所創建的國民黨，全黨為之殉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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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史者如暫時撇開歷史製造者的事功不談，而從其個人之品德出發，作誅心之論，則李宗仁亦頗有足述者。
司馬光曰︰「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通鑒》，周紀一）
專就李宗仁個人治國用兵的能力來說，他應該說是位不世之「才」。他於青壯年時期，便能雄踞八桂，軍而不閥。全省勵精圖治，舉國有口皆碑。其才足以牧民，其德亦足以服眾。所以他才能穩坐「桂系」第一把交椅數十年而不傾。最後還要做一任「假皇帝」始收場，凡此皆足以表示李氏有不羈之「才」，有可歌之「德」，他的成就，不是一位「普通人」可以倖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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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當然基本上是個軍人。其將兵之才，自應超過他搞行政的本領。早在青年期中，他已是位披堅執銳的猛將。成熟之後，更是一位運籌帷幄、指揮若定的主帥。論謀略，論險詐──走偏鋒，則李不如白；然御百萬之眾、進退有度、師克在和、將士歸心，則白不如李。
寫歷史的人，如把國民黨政權中數十員翎頂輝煌的「上將」，以傳統所謂「將才」標準來排排隊，則桂系這兩位首領，實應分居第一、二位。「小諸葛」白崇禧，在海內外享有盛名已數十年。不過縱是真諸葛當年亦不過是羽扇綸巾的戎幕之才。若論威鎮三軍之「主帥」的風範，則李宗仁還應居首位，非白參謀長所能企望也。
抑有進者。論將兵、將將，則李氏的本領亦非他底上級的蔣中正所能及。蔣公熟讀《孫子》，細玩《國策》。馭人每重權謀；將兵時輕喜怒。在疆場之上率數萬之眾，親冒矢石，衝鋒陷陣，於攻惠州、打棉湖等小戰役中，亦不失為一員猛將；然統大軍百十萬，轉戰千里，進攻退守，如在棋局之上，則蔣氏便不逮李、白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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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儘管李宗仁在軍、政兩行，皆有其超人之處，可惜的是他生非其時。他如生於農業社會的傳統帝王時代，則做主帥，做賢相，甚至做明君，他均可勉為其難。
不幸的是，他卻生在這個傳統東方社會，逐漸向西式──著重「西式」二字──工商業社會發展的轉移時代。東方的舊傳統與「西式」的新社會是鑿枘不投的。如何調和鼎鼐，兼取中西之長，使古老的中國文明，和傳統的政治、社會制度，通過此「二千年未有之變局」（梁啟超語），逐漸走向「超西方」（Post-Western）的新時代和新文明，則李宗仁（亦如蔣介石和毛澤東）在其泯然不自覺的傳統文化和習俗的薰染之中，他所受的有限的「現代知識」的訓練，就不足以承擔這項雷霆萬鈞的「天降大任」了。身「在其位」，而識見不能「謀其政」，那就注定李宗仁（乃至蔣氏、毛氏）一生事業的悲劇收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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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李宗仁在中國歷史上，不論為善或作惡，都不能和蔣、毛二氏並駕齊驅的。
李宗仁是赤足牧童出身，為人渾厚──有著中國傳統農村中，村夫老農淳樸的美德。為人處世，他不是個反反覆覆、縱橫捭闔、見利忘義的黨棍官僚或市儈小人。等到他時來運轉、風雲際會，享榮華、受富貴之時，得意而未忘形，當官而未流於無賴。遇僚屬不易其寬厚平易之本色；主國政亦不忘相與為善之大體。以此與一般出將入相的官僚相比較，都是難能可貴的。誅心以論之，則李宗仁在中國歷史上，也該算個德勝於才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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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話說回頭，吃他那行飯的人，是不能做太多的「正人君子」和「好好先生」的。他在「君子」和「好人」之外，也還有其「政客」的一面，否則他在國民黨那種風雲詭譎的政海之中，也早已滅頂了。
昔司馬遷評與他同時的漢朝第一位「布衣宰相」公孫弘，說他「為人意忌，外寬內深」（《史記》卷一一二，平津侯傳）。公孫弘，以「牧豕」之童出身，終至拜相封侯。一生經歷除才遇雙全之外，他那「外寬內深」的習性，也是他功成名就的主要條件之一。
民國初年，胡漢民隨孫中山遊武漢，見當時武漢的當權派首領黎元洪「渾渾而有機心」（見《胡漢民自傳》）。黎元洪以一個小小的清軍協統（旅長），為革命黨人所挾持而赴義，不期年便備位「儲貳」（饒漢祥語），未幾竟兩任民國「大總統」（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對他這項功業上的成就，他外表的「渾渾」和內蘊的「機心」，二者都是缺一不可的。
筆者為李宗仁先生耗時六年，著書五十五萬言，全篇立說主旨，一切均以李氏意志為依歸，未參雜我個人半句褒貶之辭。如果一位治史者，在推敲五十萬言之後，必須對他筆下的英雄，略申月旦之評的話，那我也可說︰李德公於「名將」之外，也是一位容貌寬厚，而心志精明的政壇高手。論人品，論事功，他和「外寬內深」的公孫弘，與「渾渾而有機心」的黎元洪，大致是同一流的歷史人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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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族不幸，於新舊交遞時代，歷史進化失調。一部中國近代史，直是一部民國「相斫書」。時賢中名將太多，名相太少。民國史上的英雄，因亦以相斫人為第一。德鄰李宗仁先生當然是相斫英雄中之佼佼者。
筆者有幸，竟能參預執筆，鉤沉探隱，略敘近百年來，國人自我相斫與聯合禦寇之實情，合李公「傳記」與「自傳」於一書。本篇雖為民國信史中不可分割之一章，勢必永傳後世，然回顧我國近百年來，天災人禍，更迭相尋，屍填溝壑、生民塗炭之慘痛歷史，吾人著書海外，擲筆沉思，歎息流涕之外，他何足言？！
但願我華族自此以後，重睹太平盛世，國人不再以相斫為榮，則幸甚矣。
賢明讀者，細閱我書，想或有同感焉。
是為序。
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於美國新澤西州北林鎮寓廬
【精采試閱一】長沙會議長沙會議結束後，各軍遂待命出發。十四日，蔣總司令召集第七、八兩軍在長沙的部隊舉行檢閱。閱兵典禮是在長沙東門外大校場舉行的。我第七軍參加檢閱的部隊共有兩旅四團，約七千餘人；第八軍參加的卻有兩師四旅八個團，約一萬五千人。第八軍此時的編制和七軍相仿，係按我國舊制，和廣東各軍的「三三制」略有不同。
八月十四日是個天朗氣清的日子，參加檢閱的兩萬餘人，均屬戰勝之師，人強馬壯，在陽光普照下，更顯得旌旗鮮明，器械整齊，軍容極盛。
當總司令部一行分乘駿馬十餘匹，在檢閱場出現時，全場軍樂大作。蔣總司令騎著一匹高大的棗紅色戰馬，緩緩地進入主帥的位置，聽取各單位報告檢閱人數。三軍主帥，春秋正富，馬上英姿，更顯得器宇軒昂，威儀萬千！
人數報告完畢，隨即舉行閱兵式。七、八兩軍排成橫列。蔣總司令自右向左，按轡徐行，各高級將領則分乘戰馬十餘匹，緊隨其後。我位居第二，唐生智則緊隨我後。按序列，首先便檢閱第七軍。我七軍因頻年征戰，戰場經驗雖然豐富，而操場上的連營制式教練卻極為陌生，閱兵式更少舉行。加以廣西士兵多自龍州、百色、左右江一帶招募而來，該地人民身材特別瘦小。土製軍服，久歷風霜，?色也已敗褪，不堪入目。至於軍樂隊、儀仗隊等，我們都無暇多加注意，且未隨軍出發，所以檢閱起來，不夠壯觀和整齊。第八軍卻不然。他們和北方軍隊一樣，極注重門面的裝飾。戰場上實際經驗雖少，操場上卻訓練有素。士兵身材，一般說來，也比較高大，服裝整齊，旗幟鮮明，軍樂隊尤其聲光奪人，殊為整齊美觀。
當總司令的坐騎自第七軍前頭緩緩前進時，我緊隨其後，但見他時時緩緩舉手答禮，認真檢閱，態度從容肅穆，頗有大將風度。七軍檢閱完畢，第八軍排頭的軍樂隊立時奏樂。各樂器金光閃閃，樂聲大作，我在後看見總司令的坐騎，已有點不聽調度的樣子。軍樂隊後面便是號兵十餘人，當總司令的坐騎剛走過軍樂隊的行列，號兵隊長一聲口令，十餘號兵立即舉號吹奏。動作十分整齊，但見金光一閃，耀眼欲盲，接著號聲大作，尖銳刺耳。蔣總司令的坐馬受此一驚，忽然大嘶一聲，前蹄高舉，立即向校場中心狂奔。大約蔣總司令平素不習騎馬，故勒?不住，瞬息之間便失掉重心，只見手足朝天，頓時翻鞍墮地。但是他的右腳仍套在腳踏鐙裡，被倒拖於地下。我在後睹狀，為之大驚失色，不知所措。所幸蔣氏穿的不是皮鞋而是馬靴，且很鬆動，經馬一拖，便從腳上脫落下來。總司令被拖了兩丈遠，便和馬脫離，臥在地上。我們都連忙下馬，將他扶起，問其受傷沒有。但見總司令驚魂未定，氣喘吁吁，一身嗶嘰軍服上沾滿了污泥，帽脫靴落，白手套上也全是泥土，狼狽不堪。這時，第八軍的號兵已停止吹奏，總司令部的副官也趕來把蔣氏身上泥土稍微拍落一些。蔣總司令乃率領我們徒步閱兵，一顛一跛，勉強將閱兵式舉行完畢。
大家回到檢閱台下，再檢閱分列式。我七軍因素少是項訓練，分列式經過閱兵台下，步法「踢他踢達」，頗不雅觀。第八軍當然操得十分整齊美觀。分列式完畢，總司令對官兵演說，訓勉有加，才馬虎結束了這一場大典。
蔣總司令閱兵墮馬的情形，確實很狼狽。但是我所感到的不過是軍人不應該不會騎馬罷了，誰知唐生智竟想入非非。唐氏雖為一現代軍人，卻迷信很深，軍中時有星相、巫師一類的人出入，唐氏本人也常常持齋禮佛，相信陰陽讖緯之學。
據說，唐氏幕中豢養了一位顧姓巫師，能知過去未來，十分靈驗，遍收男女信徒。唐氏及其高級將領皆拜顧為師，軍中因尊稱之為「顧老師」，市民和官兵背地裡卻呼他為「顧和尚」。此人其時不過四十來歲，吃、喝、嫖、賭樣樣俱全，是一個十足的「酒肉和尚」。但據唐氏部將李品仙等告訴我，說他有時確很靈驗。唐氏家中閫闥之私，顧老師巨細皆知。這或許可說顧某是一能幹的偵探，然唐生智等則以其為活佛。我在長沙時，曾要求唐生智介紹其「顧老師」和我一見；唐氏知我不信，笑而不答。
蔣總司令閱兵墮馬，自然是替「顧老師」製造機會了。據說他便向唐生智說，蔣氏此次北伐凶多吉少，最重要的便是蔣氏爬不過第八軍這一關，將來必為第八軍所克服。唐君應好自為之，將來蔣氏失敗，繼起的或是唐孟瀟吧！我以後曾也時常聽到第八軍中人竊竊私語，說「蔣總司令將爬不過第八軍這一關」云云，像煞有介事。據說，蔣氏本人也很迷信，他對墮馬一事諱莫如深，認為這是凶兆。我國古代常有大將出師，被大風吹折纛旗，而認為是不祥之兆一類的事。不意二十世紀的今日，仍有類似情事發生，這也是北伐途中的一件有趣小插曲。唐氏後來在武漢企圖異動，其心理可能是深受這墮馬事件的影響。
在長沙時，還有一趣事值得一提的，便是蔣總司令和我「桃園結義」的故事。蔣氏到長沙後，我時常在總司令部出入，有時是有公事接洽，有時卻是閒談。我去見蔣總司令也毋須預先約定。一日，我在蔣先生的辦公室內閒話，他坐在他的辦公桌椅子上，我卻坐在他的桌子旁邊一張木椅上。蔣親切地問我說：「你今年幾歲了？」我說：「三十七歲。」蔣說：「我大你四歲，我要和你換帖。」所謂換帖，便是互換蘭譜，結為異姓兄弟。我念頭一轉，心想蔣先生為什麼來這一套封建的玩意兒呢？令我不解。
我說：「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當啊！同時我們革命也不應該再講舊的那一套啊！」
蔣說：「沒關係，沒關係，你不必客氣。我們革命，和中國舊傳統並不衝突。換帖子後，使我們更能親如骨肉。」
他說著便打開抽屜，取出一份紅紙寫的蘭譜來，原來他已經事先填寫好了要我收下。我站起來說：「我慚愧得很，實在不敢當。」堅決不收。蔣先生也站起來說： 「你不要客氣，你人好，你很能幹……」我一面回話，一面向後退，表示不敢接受他的蘭譜。他搶上兩步，硬把他的蘭譜塞入我的軍服口袋裡。並一再叮囑我也寫一份給他，弄得我非常尷尬。
辭出之後，我拿蔣先生所寫的蘭譜看看。那上面除一般蘭譜上所共有的生辰八字和一般如兄如弟的一類例有的文字之外，還有蔣先生自己所撰的四句誓詞，文曰：
誼屬同志 情切同胞 同心一德 生死繫之
誓詞之後除「蔣中正」三字的簽名之外，還附有「妻陳潔如」四字。看後我便想到，蔣先生搞這一套封建時代的玩意兒，其真正目的只不過是拉攏私人關係，希望我向他個人效忠而已，其動機極不光明。我想當時南北雙方的要人，相互拜把，或結為親家的正不知有多少，但是往往今朝結為兄弟，明日又互相砍殺，事例之多不勝枚舉。反觀我們廣西的李、黃、白三人，並未金蘭結盟，而我們意氣相投，大公無私的合作，國內一時無兩。相形之下，益覺以封建手腕作政治結合的方式有欠正派。蔣總司令在當時是炙手可熱的領袖，能和蔣氏結拜兄弟，任何人都必然要受寵若驚。然而我的心裡卻老大地不高興，所以除內子一人知道之外，我未向外間任何人提及此事。
在蔣先生給我蘭譜後某日，他又向我說：「你要寫個帖子給我啊！」我把他的要求支吾過去。又過些時，他又問我：「帖子寫好了沒有？」逼得我好難為情。推託不了，我就說我不知道如何寫法才好。蔣說，就照他給我的那種方式寫吧。我就依樣畫葫蘆，將蔣先生給我的帖子上那一套四言誓詞，照抄上去，下署「李宗仁，妻郭德潔」，送給蔣先生。他笑容可掬，鄭重地說，我們從今以後更加上一層親切的關係，誓必同生共死，為完成國民革命而奮鬥。說著，表示非常愉快的模樣。
蔣先生給我的蘭譜，後來在民國十八年他向武漢進兵，我身陷滬上，因軍中無主，致全軍瓦解，連我的行李也一道遺失了。蘭譜中所謂親如兄弟，同生共死的話，轉瞬間，竟變成兵戎相見你死我活了。毋怪有深見的人曾說，政治是最污濁的東西啊！
──摘錄自《李宗仁回憶錄(上)》第23章「長沙會議」
【精采試閱二】李宗仁返「國」始末李宗仁夫婦於一九六五年六月，祕密離開紐約赴蘇黎世，然後再由蘇黎世專機返大陸，在當時是一件國際上的大新聞。這新聞原是我首先向哥倫比亞大學當局打電話，其後再由哥大校長寇克氏（Grayson L. Kirk）向新聞界宣布的。
李氏返「國」定居，是他早有此意，但是其發展的過程，卻是透過不同底路線的。
我個人所得最早的線索似乎是在一九六三年的春天。他那時有意無意地告我，他「要去巴黎看戴高樂」！
李宗仁和戴高樂有什麼親戚關係呢？
原來戴高樂於一九六二年冬，在法國大選中，大獲全勝之後，威震西歐。憧憬當年拿破崙之餘威，他要在西歐政治中壓倒英國，在世界政局中擺脫美國，而自組其以法國為首，立於美、蘇兩大集團之間的「第三世界」（le tiers monde）──「第三世界」這個名詞，是戴高樂最初發明的，其意義與今日所使用的顯有不同──但是環顧全球，能與法國攜手，共奠「第三世界」之基礎，與美、蘇兩大集團爭霸者，那就只有剛剛脫離蘇聯集團，同時仍與美國對峙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了。
所以在六十年代初期，戴高樂主義形成後的第一著棋，便是與北京建交！
至於巴黎、北京之間的祕密建交談判的「內幕」，歷史家雖尚無所聞，而戴高樂想討好北京，幫同人民政府解決「台灣問題」，則是意料中事。
加以戴高樂在法國政壇登台之時，正值「金門炮戰」，華府、北京的緊張關係，已達使用原子彈的邊緣；這時北京深感莫斯科之不可恃，亦顯然有另覓友邦的意圖。法國乃乘虛而入，戴高樂因此想──也可能是循北京之請──來居間調解國共之爭，以為中法「關係正常化」的獻禮。而國共之間的牽線人，當然最好是一位由左右為難，轉而為左右逢源的中國政客。這樣，戴高樂可能就想到在美國當寓公的李老總；而李老總也就要到巴黎去看戴高樂了。
可是李氏巴黎之行，始終沒有下文。這後果，老實說也是在我當時的逆料之中。因為戴老頭沒有讀過中國近代史，他不知道這位在政治上已一敗塗地的李寓公，在蔣、毛之間，絕無做政治掮客的可能。國共之間的政治掮客是有其人，但決不是李宗仁──這是當時筆者個人的觀察，李宗仁之所以去不成巴黎的道理。
可是一九六五年夏，李宗仁卻偕夫人悄然而去。他之所以決定離美返「國」的道理，據我個人的觀察：第一、他原是一位不甘寂寞的人──國共兩黨中的領袖們有幾位是甘寂寞的呢？在美國退休的寓公生活，對他是太孤寂了點。他有時搓點「小麻將」來打發日子。找不到「搭子」之時，有時就兩對夫婦對搓也是好的。
有位年輕的主婦告我說：「陪李德公夫妻打麻將，『如坐針氈』。」原因是他打那「廣東麻將」，「花色又少」，「輸贏又小」，「出牌慢得不得了」，「說話又非常吃力」！
李先生最大的嗜好還是聊天、談國事。我和他工作的最初三年，有時就帶了一批談客去和他「談國事」。李公真是一見如故，談笑終宵。後來我不常去了，李先生遇有重要新聞，還是要打電話來和我「談談」；有時我不在家，李氏和昭文也要為「國事」談了半天。他那一口「桂林官話」和我的「上海老婆」談起來，據昭文告我也是「吃力得不得了」。
和這些青年的家庭主婦「談國事」，李代總統也未免太委屈了。想起北京的「人民政協」之內，勝友如雲，吹起牛來，多過癮！只要北京不念舊惡，鋪起紅氈，以上賓相待，那自然一招手，他老人家就「落葉歸根」了。
第二、他回「國」，也是受他底「華僑愛國心」所驅使。紐約地區十六年的寓公生活，已把李氏蛻變成一位不折不扣的「老華僑」。有時我陪他老人家在「華埠」街上走走，喝喝咖啡。我就不覺得這位老華僑和街上其他的老華僑，有什麼不同之處。而街上的華僑，多半也不知道這老頭是老幾；知道的，也不覺他和別人有何不同。
只要良心不為私利所蔽，華僑都是愛國的。他們所愛的不是國民黨的中國或共產黨的中國，他們所愛的是一個國富兵強、人民康樂的偉大的中國──是他們談起來、想起來，感覺到驕傲的中國！
那「十年浩劫」之前的「中國」，在很多華僑心目中正是如此；她也使老華僑李宗仁感到驕傲。想到祖國在他自己統治下的糜爛和孱弱，再看看中共今日的聲勢，李宗仁「服輸」了。在一九四九年的桂林，他沒有服輸，因為他是個政治慾極盛的「李代總統」；一九六五年他服輸了，因為他是個爐火純青的「老華僑」。
國民黨罵他的返「國」為「變節」。他如不「變」，又向誰去「盡節」呢？他們對他的「桂系」是深惡痛絕的；他的「桂系」，對他們也痛絕深惡。拆夥了，「黨」也就沒有什麼可以留戀的了。
李宗仁也是能言善辯的。這樣一想「落葉歸根」，也就是無限的光明正大了。
但是促使李宗仁先生立刻捲鋪蓋，還有個第三種原因──郭德潔夫人發現了癌症！
在李夫人發現這種惡疾之前，他二老的生活雖嫌孤寂，然白首相偕，也還融融樂樂。丈夫以不斷翻閱自己的回憶錄為消遣，亦頗有其自得之樂。夫人則隨國畫家汪亞塵習花鳥蟲魚，生活亦頗有情趣。
郭德潔殊有積蓄，亦雅善經營。在五十年代中，美國經濟因韓戰而復蘇，股票市場甚旺。李夫人以小額投資，亦頗有斬獲。據她告我，她在股票市場中，有時還「買margin」呢！
筆者生財無道，到現在為止，我還不知「買margin」的真正步驟；只知道那是有相當風險的「買空賣空」的股票交易之一種罷了。不過「藝高人膽大」，她在六十年代初的小額投資亦頗有虧損。不過那都不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日常生活的。
可是李夫人一旦發現了癌症，這就是青天霹靂了。
一九六四年李夫人在醫生數度檢查之後，終於遵囑住院。在病院中，她時時想起：「老頭子一人在家，如何生活？」越想越不自安，一次在午夜之後，乘護士小姐不備之際，她披衣而起，溜出醫院，叫了部計程車，逕自返家。這位失蹤的女病人，曾引起病院中一陣騷亂；但是她既開溜之後，決定再也不回去了。
郭德潔原是一位美人，衣著一向整齊清潔，她雖不濃妝豔抹，但是淡淡梳妝薄薄衣；雖是半老徐娘，猶自儀態翩翩。縱在身罹絕症之時，仍然輕顰淺笑，不見愁容。英雄兒女，硬是不媿為頂呱呱的「第一夫人」──晚年的郭德潔比晚年的江青，漂亮得太多了！
她在真正的「年方二八」──十五雖有餘，十六尚不足的荳蔻年華，便被那戰功赫赫的青年將領李旅長，在桂平縣的城門樓上，居高臨下地看中了。他原是和一位「拍馬屁的營長」，躲在城門樓之上，好奇地偷看美人的。可是，「一看之下，便再也忍不住了！」（這句話是李公乘夫人去香港探母之時，和我一起燒「火鍋」時，親口含笑告我的。）因此將心一橫，停妻再娶，郭美人便是李旅長的「平頭」夫人了。
她原是位木匠的女兒，出嫁之前還在小學讀書──那時革命風氣瀰漫，小學生是時常「出隊」遊行的。在這遊行隊伍之前掌旗的便是她。雖是一位小家碧玉，然天生麗質，心性聰明，年未滿二十，便著長靴、騎駿馬，率領「國民革命軍第七軍，廣西婦女工作隊」，隨軍北伐了。北伐期中的第七軍，真是所向披靡、戰功彪炳。那穿插於槍林彈雨之中的南國佳人、芙蓉小隊，尤使三軍平添顏色。
李夫人告我，北伐途中，一般同志都把她比作甘露寺裡的孫夫人，和黃天蕩中的梁紅玉。所到之處，萬人空巷，軍民爭睹丰采，也真出盡鋒頭。她軍次我們安徽蕪湖時，曾往「孫夫人廟」祭奠求籤。簽中寄語，這位不繫明珠繫寶刀的劉先主娘娘，竟要與我們將來的代總統夫人結為姊妹呢！
郭德潔也確是一位聰明人。她雖連廣西落後的國民小學也未畢業，但是從「旅長娘子」做到「第一夫人」，言談接應，均能不失大體。在紐約期間，我看她與洋人酬酢，英語亦清晰可用。笑談之間，不洋不土。
我知道她很敏感，因此每次有洋客來訪時，我如是翻譯，我總介紹她為「麥丹姆」（Madam），而避免用「蜜賽斯」（Mrs.）。每當我介紹「麥丹姆」之後，我總見她有一點滿意的微笑。
我們的麥丹姆，平時也是很有精力的。烹調洗漿之外，開著部老林肯，東馳西突，隨心所欲；她那土老兒的丈夫，只好坐在一旁，聽候指揮……可恨造物不仁，這樣一位活生生的中年夫人，頓罹痼疾；和平安樂的李府，不出數月，便景物全非！
一九六五年初夏的一個深夜，我獨自開車送李宗仁先生回寓。時風雨大作。駛過華盛頓大橋之上，我的逾齡老車，顛簸殊甚。這時李公忽然轉過身來告我說，據醫師密告，他夫人只有六個月的生命了。言下殊為淒涼。
我淒然反問：「德公，您今後作何打算呢?!」他說他太太已不能燒飯了。為著吃飯方便計，他們恐怕只能搬到他開餐館的「舅爺」家附近去住，好就近在餐館寄食。我知道李夫人有位兄弟在瑞士開餐館，我想他們不久將要搬往瑞士去住了。殊不知那次竟是我和李宗仁先生最後一次的晤面，今日思之，仍覺十分悽惻也。
那時──一九六五年──正是我在哥大最忙亂的年分。圖書館內雜事如毛。我週日工作繁忙，是斷然沒有工夫回家午餐的。可是就在我送李先生深夜返寓的幾天之內，一次不知何故忽然返家午餐，餐後正擬閒坐休息片刻，突然門鈴大響，有客來訪。開門竟是郭德潔夫人，含笑而來。她雖然有點清?，然衣履整潔，態度謙和，固與往日無異。
李夫人沒有事前打電話，便翩然來訪，這是前所未有的事，也使我夫婦二人受寵若驚。我們問她何以突然光臨，她說是她兒子志聖開車送她去看醫生，路過我處，所以順便來看看我們。志聖則因無處停車，只好在車中坐候，由她一人單獨上樓來訪。
她看來不像重病在身；和我們亦如往昔地有說有笑，談了個把鐘頭，才依依不捨而別。這是我夫婦和她的最後一晤。兩個星期以後，我們才恍然大悟──李夫人此次來訪，是特地來向我們道別，也是永訣了！
天下就有這等巧事嗎？我至今一直在想：我這個絕少回家午餐的人，就回來這麼一次，卻正好碰著她前來辭行！真是不可想像的事！
她一去，我們就從此永別了。
──摘自《李宗仁回憶錄(下)》第72章「紐約就醫和華府作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