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帝王學》專文推薦

推薦人的話

　　「遠流」欲出版《實用歷史叢書》，囑余為其中之《貞觀政要》作序。歷史講究經世致用，實為中國史學的傳統，《禮記》說「史掌官書以贊治」，正可見此特色，與僅為「為學術而學術」大不同。《貞觀政要》的編纂者吳兢（？－西元七四九年），正是為贊治而編錄此書的。

　　吳兢的生平，<譯者序>已有扼要介述，原不必再贅。不過，吳兢成書之背景和動機，尚有補充的必要，庶幾可使《貞觀政要》的旨趣和特色，易於被領悟瞭解。

　　吳兢出生前（大約在七世紀六十年代），武后和唐高宗早已共稱「二聖」，揭開了唐朝宮廷政治最詭譎的時期，所以十餘歲時便遇到武后稱帝、「革命」建周的大變局。三十餘歲時，正值武周末期，吳兢以壯年踏上仕途，被好友朱敬則等推薦，聲稱「兢有史才，堪居近侍」，於是命令直史館修國史（最資淺的史職），展開此後長期的史官及著史生涯。不久，吳兢便被任命為拾遺之官，以後累轉補闕、郎中、諫議大夫等，以至編纂時繫銜的「衛尉少卿．兼脩國史．修文館學士」，這時已是開元前期，吳兢大約五十餘歲了。

　　吳兢居史館二十年，一直擔任中央官，而且擔任過拾遺、補闕、諫議大夫這些在大內供奉皇帝的諫官，所以對史料及國史極為熟悉，也甚重視君臣議論諫諍之言行。他在<上貞觀政要表>中，推崇太宗之政化，自稱「微臣以早居史職，莫不成誦在心，其有委質策名，立功樹德，正詞鯁議，志在匡君者，并隨事載錄，用備勸戒」云云，可見吳兢編錄此書的用意和地利因素。

　　唐玄宗用武力兵變，先後誅鋤了韋后和太平公主集團，結束了前期的宮廷政亂；同時先後起用姚崇、宋璟為相，展開了「開元之治」。自開元八年至十一年（西元七二－七二三年），玄宗起用源乾曜和張嘉貞為相，這就是<貞觀政要序>所提到的侍中安陽公和中書令河東公。此時，玄宗的私生活、用人及國內外政策都開始出現了問題，極盛的治世已有陰影，諫諍言事的官員則常遭處罰，甚至在朝堂決杖或流貶。官員大都認為玄宗有太宗的資質，但是害怕他集權獨裁，決策果敢而品質不精，所以咸盼他能遵太宗的政策，追上太宗的功業。源、張二相輔弼玄宗，克己勵精，緬懷故實，在這種情況下授命吳兢編錄此書，以供研讀參考。吳兢也抱著致君堯舜上的心情，選錄貞觀君臣言論大計，希望玄宗研習後，能觸類旁通，擇善實行。因此，《貞觀政要》是在某種人和因素下完成的，其性質是實用的帝王教科書，不是一般的領袖嘉言錄，唐、宋以後不少皇帝也研讀此書的；事實上，吳兢在序文末，聲言「有國有家者，克遵前軌，擇善而從，……豈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已哉」，也表示了兼為後世帝王而作之意。

　　吳兢基本上是一位專業史官，「貞觀之治」是他們的「中國現代史」。假若說法家指導了秦朝的統一，道家指導了漢朝「文景之治」，儒家的經學指導了漢武功業，則「貞觀之治」可以說是由史學啟導而成。吳兢搜集當代史料，編錄的內容以太宗君臣研議歷史者居多，這正符合太宗「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的一向作為。吳兢<上貞觀政要表>自述稱引國史上煥然彰著的史跡，其目的確也正是為了「作鑑來葉」。也就是說，在這種指導觀念下，論史即是論政，論政即是論史，後來宋神宗命名司馬光之史學鉅著為《資治通鑑》，正深得此意。太宗君臣以史學造就「貞觀之治」，吳兢編錄此書，乃在發揮此意，以太宗君臣的史學啟示於玄宗君臣。貞觀、開元之盛，確與史學有關。

　　《貞觀政要》的編錄，以太宗君臣言論為主，而分門別類為之。這與吳兢的同僚好友、名史家劉知幾之史學主張有關。知幾主張將君臣言議及公文書，集結分類單行，名之為《制冊書》或《章表書》，吳兢此編正是這主張的觸類旁通之作。

　　吳兢由錄「君道」開始，將貞觀言論分為四十類，而以「慎終」結束，廣泛地包括了國體政權、人事政策、政府組織、皇子教育、道德與日常行為、文化學術、農政財經、司法審判、外交國防，以至帝王生活諸項目，即由治國平天下以至於誠正修齊，古人所謂外王內聖之道。在這種結構分類下，每類言行各以發生時間為先後排列，因此常以「貞觀某年，太宗謂侍臣（或某人）曰……，侍臣（或某人答）曰……。」為形式。乍看之下，《貞觀政要》純為言論的分類編年罷了。

　　不過，中國史學有一特色，就是「言、事合一」，也就是言論本身常能作成結論，以施諸有政及落實行為。四十門類將言論編年排序，不但可見太宗君臣各階段所言所慮，抑且更可由此觀察其君臣前後言行政略的變化，及人格思想的發展。基於此特色，所以《貞觀政要》是論政、論人生修養之書，也是貞觀發展史書。

　　吳兢的史學風格在簡，且至傷於太簡，可能與劉知幾高倡「簡之時義大矣」的理念有關。由於屬辭簡要，所以敘事記言也能樸實。然而，吳兢常僅交代論議時間及人物，而很少介述談話發生的原因和背景，所以有時令人對此談論，不能深入領悟瞭解，連自稱簡要的《新唐書》撰者，也指出其「牾」和「太簡」的弊病。我曾為時報文化公司改寫《貞觀政要》，頗加刪削調整補充，其故在此。今「遠流」出版此書，著眼點以今譯為主，盡量忠於原著，當無可厚非。譯者基本上也算稱職，亦當無疑。

　　翻略全書譯稿，余最後仍有一遺憾，以前改寫此書後即有之，不意譯者今亦與我同憾焉，此即《貞觀政要》既是論理之書，也是論行之書，由理論而實踐，所以功能在求實用。此書既為人生修養之學，也是治國平天下的實用之學，古人為學追求經世致用，確為太宗君臣和吳兢的精神旨趣所在。因此，若在每一言行段落之後，能提示現代之相關學理及當代的類似事實，以供讀者觀摩研思，將更能發揮《貞觀政要》的精神，落實「遠流」編印《實用歷史叢書》的旨趣了。未知再版之時，能否更思吾言，固馨香禱之而已！就此作序，以敘論其意。

　　七十九年十一月於名廬山莊

【推薦人簡介】雷家驥，曾遊學於師大、新亞研究所、文大史所系。國家文學博士。後執教於文大、淡大，並任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現為中正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中古史學觀念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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