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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這樣老去》精彩內容

第1篇 認識年齡景觀

  如果以年齡來劃分國度,老年國度之人面臨了逐漸的喪失──體力、記憶、親友、還有過去社群的景觀。一般人若非身歷其境,實難理解這塊異域的語言。隨著我們父母、祖父母的年紀愈來愈大,我們也愈來愈不知道該怎麼去談醫療、寂寞心情、愛、原諒,或者是財務的事,更遑論那些盡在不言中的感受。

  我們需要一種語言來跨越兩代間的鴻溝。首先,我們必須打破對老人刻板印象的恐懼,願意關懷尊重他們以化解彼此距離。其次,認識兩代間時代背景的差異──老人家歷經戰爭動亂、經濟蕭條,生活在大家庭的共有文化──對事情的處理方法自然不同,試著體諒老人家尋求歸屬感卻怕成為包袱的矛盾心情,從深層的動機來與他們坦誠溝通,就能更貼近老人們的內心世界。

第一章 另一國度

  糟糕的是,人要邁入其境才會覺得老年有意思。那是個異國,那裡的語言對於青年甚至中年而言,都是一種不為人知的語言。--梅.薩彤(May Sarton),《眼前的我們》(As We Are Now)

  老去和死亡猶如邁入另一個國度,這種比喻說法至少已存在了有一千五百年。湯瑪斯.卡希爾(Thomas Cahill)曾在他的《愛爾蘭人如何拯救了文明》(How the Irish Saved Civilization)一書中引述聖派屈克(St.Patrick)的話:「到最後,你的飢餓有了回報:你現在要回老家了。看哪!你的船已經備好了。」老年,尤其是在最後那些艱難的歲月裡,真的是在宇宙間找個安身立命之所,不論就實質或比喻而言皆如此。老人在找他們的存在地位。他們問:「我這一生是否過得有意義?」「有沒有好好把握光陰?」「我在別人眼中有什麼意義?」「回顧這一生,有什麼能夠自豪的?」「我是否愛對了人?」於是他們尋求一個歸所和生活圈,期望可以在那裡感到舒適、有用,而且為人所愛。

  這種尋求成了人們在人生最後歲月裡的中心議題。身為家人很願意予以協助,然而我們所置身的文化環境,卻使得這種邁入另一國度的旅程成了每個人的難題。我們散居在各地,過著行色匆匆、時間緊湊的生活。我們只有少數幾張地圖可以協助我們引航前往新領土。在美國,邁入老年所面臨的艱難實在遠超過老化本身所必要的。

  隨著千禧年來臨,我們也逐漸進入全新領域,有很不同的家庭結構、工作選擇,各種老化年齡層,以及生活情況和保健的多種選擇。二十世紀初期,羅伯特.佛斯特(Robert Frost)曾寫道:「家這個地方是,當你非得去那裡的時候,他們就非得讓你進去。」在我們所經歷的下半個世紀裡,這話已經不怎麼貼切了。

  親屬邁入老年所帶來常見的問題,加上九○年代新產生的兩難困境,使得家庭面臨種種掙扎。但又沒有很多儀文規條指點我們。亞洲人、美洲原住民、非裔美人的文化裡,在關懷照顧老者方面有豐富的傳統,不過卻沒有人做好心理準備去面對需要付二十萬美元保證金的老人照顧或住戶單位。簡而言之,面對今日狀況,我們根本就沒有準備。

  在這個世紀裡,我們經歷了龐大的人口數據轉變。一九○○年,預估平均壽命是四十九歲,今日是七十六歲。現在平均每四個家庭就有一個要負責照顧年老的親人,誠如詹姆士.亞特拉斯(James Atlas)在《紐約客》(The New Yorker)寫的「夾心世代」(The Sandwich Generation)所言,要不了多久,歷史上會首次出現很多父母的人數比兒女的人數要多的中年人。他哀嘆現代父母與兒女之間的距離:「地理上的自由意味著我們分散各地。」他也寫到要同時照顧兒女與父母的激烈衝突:「突然之間,你得要去拯救本來被你視為超人的人,見到父母老邁衰弱實在很難受。在此同時,你又為自己感到遺憾。對你的兒女來說也不好過,你想要花時間跟他們在一起,可是一天就只有那麼多時間。」

  我們生活在一個全新的世界裡,在應付這些老化人口的問題方面,並沒有確切的藍本可為依據。醫學既有助我們的處境,但卻也將之複雜化。很多人都活得更長命、更健康,但不健康的人也活得很長命。我們有成千上萬的公民躺在長期護理設備環境中,處於昏迷狀態。肉體比腦部、支援系統或者存款戶頭延續得更久。我們並沒有各種資源、可供遵循的慣例或機構來讓我們感到老有所養。

  了解並提供一種安老文化已有迫切需要,因為我們這代嬰兒潮出生的人多數都有老人親屬。我們就像蟒蛇所吞的豬,這個鼓脹的人口比例已經緩緩移過下半個世紀。發生在我們身上的,馬上就發生在幾百萬人身上。眼前,我們的父母正在成為老人。

  當然,我們現在幫助老人所做的一切,以後也會幫到我們,我們國家在不久之後就會突然湧現出大量老年人,那些老人就是我們這一代。再過幾十年,我們現在用來解決照顧老人兩難處境的方法,就會運用到我們自己的生活上。慈悲、漠視、不當一回事、以及智慧,都會一起流傳下來。我們愈尊重愛護我們的老一輩,就愈能教我們的兒女尊重愛護我們;今天能對問題想得愈透徹,在處理我們這個世代的需要時,就更能夠恰如其分地設計出有組織、有文化的架構。

  我們甚至不懂得怎麼談我們的問題。在培養相依之情方面,我們根本就沒有這種相關術語。傳統照顧父母之法已經行不通了,新方法又還沒發明出來。有關生活安排、錢財、健康的決定都變得很複雜,有幫助的資訊大多又取不到。我們實在不知道自己或我們父母能健康多久,經濟上會出現什麼狀況,又或者醫療照顧要花費多少。

  新的愚昧無知更加深了我們一般的困惑。直到二十世紀末期之前,人類會把時間花在跟各種世代的人共處,但如今除非我們自己也是一把年紀,否則是不大跟老年人接觸的。我們嬰兒潮這代人是生長在羅勃.布萊(Robert Bly)所稱的「兄弟姊妹社會」裡,教育過程遠離了與老一輩的關係。沒有人告訴我們老人們多有意思,我們不知道他們的需要,他們也不懂我們的。

  很多老人都住在隔離的社區裡。有的選擇跟年輕人分開來住--他們不喜歡年輕人的吵鬧和騷擾--但是大多數卻逐漸變得愈來愈孤立。舉例來說,我認識一個義大利移民,他因為健康理由搬進了有人協助照顧生活的居住單位。他深深想念從前的老鄰居、終生老友、街口供應道地義大利披薩的咖啡館,還有跟他一起玩義大利滾球遊戲的哥兒們。

  我們按照年齡把人分組;三歲大的人列為一群,十三歲的是一群,那些八十歲的是一群。兒童和青少年可以幾個月不跟老人接觸也過得好好的。青少年同儕文化尤其有害,但是托兒所或安老院的孤立文化也同樣有害。

  美國絕大部分的社會弊病來自於這種年齡層隔離。如果有十個十四歲的少年湊成一個小圈圈,他們會互相爭鬥,形成「蒼蠅王」(譯注:引自威廉.高汀〔William Golding〕的同名小說)那樣的文化,充滿競爭、社會性焦慮和惡毒心態。但是如果一個十人團體是從兩歲到八十歲的人都有,他們自然就會長幼有序,大家都有所養也有所教。由於人人各得其所,因此就起不了競爭。每個人都可以貢獻出其獨到之處,價值會加深,經驗會豐富。為了我們本身的心態和社會健康,我們需要重新把不同年齡層的人連結起來。

  我的受輔者愛琳娜到美國西南方的退休老人社區探望父母,她才剛回來,就談到此行有多麼令人沮喪。一排排完全相同的郊區房屋在超過攝氏四十三度的高溫天氣裡炙烤著,街上一個人都看不到,空氣污染加上高溫,使得人人都困在空調屋內「等死」--照愛琳娜的形容。「我父母的生活已經變成以醫療處置為主了,」她告訴我:「那是我這輩子最糟糕的一個星期。」

  二十世紀的進程中最大的兩項轉變:其一是我們由前心理學文化轉移到後心理學文化,其二是由共有文化轉移到個人本位文化。多數老年人在成長過程中是為家人所圍繞的,他們跟五、六個兄弟姊妹共用一間臥房,還有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姨婆、姑婆等住在家裡或附近。他們認識鄰居而且樂群。他們傾向於合群、共有,從其他人那裡尋求協助與娛樂。

  各世代之間有極為不同的文化差異,這種差異會產生出我所謂的「時區」(time-zone)問題。對每件事情,無論是權威、表達感受、限制級電影的看法等等,各世代人所持的態度都不同。每一代的人甚至對於態度這個看法也有不同的態度。我這一代就對於褻瀆神聖、存疑與冷嘲熱諷頗感自在。

  我們父母那一代是前冷嘲的世代。當然還是有些人會冷嘲熱諷,但大多數人卻不是如此的。反諷冷嘲意謂在言語和真實世界之間有一段距離,一種很冷靜的間距,是世紀末期的一種現象。有個理論說,冷嘲態度是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美國蔓延開的,因為軍人領悟到他們的經歷跟老百姓的看法之間有很大的鴻溝,因此興起冷嘲。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對冷嘲文化的產生施了一把力,他給我們這代人一個觀念:在一個人的想法之下還有另一個想法,我們表面行為之下其實另有動機。廣告也用一種帶有教導冷嘲思考的方式加在實際表達內,除了很明顯的信息之外,其實骨子裡還有很不同的言外之意。至今我們都學會了以冷嘲方式思考,但是很多超過某個年齡的老一輩在成長過程中,卻是相信表裡如一的。

  老人就跟年輕人一樣,有很多不同類型。然而,先不提這些差異,我們還是可以根據某些特色來談論老年人這個族群。老人所住的國度跟我們的不同,基於興趣、過去背景、生理健康狀態、對於心智健康的態度、以及共患難的種種因素,因而與我們恍如隔世。他們有三組經驗是共通的--他們都參與了二十世紀的重大事件、經歷過同樣的發展難關、如今都垂垂老矣。

  在電視、汽車、電力、《花花公子》(Playboy)雜誌和綠色革命出現之前,他們已經在過日子了。老一輩的非裔美人仍記得從前受奴役的父母,老一輩的美國原住民則有親人曾在十九世紀末參與過印地安戰爭。鄉下老頭懂得如何修補馬具、殺豬、築籬笆、割乾草、閹公牛、修理引擎,老一輩的婦女懂得烘焙、縫補被子、做肥皂、縫製長褲、醫治生病的家畜。很多老人家都懂得玩樂器、素描肖像、朗誦詩歌。

  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k Erikson)所提出的八個發展階段,老人經歷了其中七個。中年時代已經遙遙成為過去,多數的老人都做過父母或祖父母,他們都已經失去父母、兄弟姊妹、朋友。他們目睹精力充沛的身體變衰弱,活躍的腦子變健忘。

  毛姆(Somerset Maugham)在《毛姆寫作回憶錄》(The Summing Up)裡提到,他留意到人到了老年時很多事都會看淡。多數人變得比較沒有性慾、比較沒有競爭心、也比較不艷羨妒忌,很多都看透了人生,知道人生對每個人來說都很艱辛。他們傾向於比年輕時候要來得和善、更具同情心。很多就像我下面要提到的葛蕾蒂絲那樣甜蜜可人。一般而言,老人都喜歡言語和肢體的情感關懷,不像那些年輕人自以為他們是不需要愛的。

葛蕾蒂絲

  「電視是我最好的朋友。」

  葛蕾蒂絲(九十歲)跟她的家庭醫生談起自己「老眼昏花的怪毛病」之後,她的個案便送到了我的辦公室。她說當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就會看到很多甲蟲、松鼠還有腐爛食物的幻象,電視機裡的人物也會跟她講話,有時甚至跨出電視機畫面進到她的客廳裡。她知道這些經驗很不正常,但她以為只是老眼昏花在作怪而已。

  葛蕾蒂絲的兒子羅傑開車送她到我辦公室來。她精心地穿了一套淡紫色的套裝,粉紅色絲襯衫,還配戴了一簇粉紅色的人造珠寶。她有雙明亮燦爛的藍眼睛,皮膚因搽了粉而現出細紋。我邀請羅傑進來參加約談,但他婉拒了,說是想要讓他母親有自己的隱私。我陪葛蕾蒂絲進辦公室的時候,羅傑從口袋裡掏出一本平裝偵探小說來看。

  我問葛蕾蒂絲知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來這裡?她答道:「你不是神經科醫生嗎?」

  「我是個心理學家,」我說。葛蕾蒂絲困惑不解地搖搖頭,於是我補充說道:「我們傾聽人們的問題,然後想辦法幫他們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法。」

  「嗯!這聽起來很不錯,」她很親切地說。我為她倒了點茶然後問起她的情況。她解釋說,她六十多歲時丈夫去世,羅傑是唯一的孩子。「我但願我們有多生幾個女兒就好了。」她很傷心地說。

  葛蕾蒂絲以前在醫院裡擔任烹煮工作,退休之後,羅傑和妻子妮兒要她搬到內布拉斯加住。他們在自家的面積範圍內幫她安置了一輛拖車式活動房屋,裝了中央空調和一部大電視機。直到妮兒去世之前,葛蕾蒂絲一直住得很開心。然而,一提到妮兒時,她的藍眼就黯然失去光彩,雙肩也隨之下垂。她告訴我,妮兒生前不但是羅傑的賢妻,也是她的好媳婦。她們以前一起做桃子罐頭和什錦蜜餞,做泡菜和自製番茄醬,週末還一起去逛車庫拍賣會。葛蕾蒂絲誇耀說:「妮兒會翻新家具,一個早上縫好一套衣服,一個下午就修好水管。只要有她在,總是有事做。」

  可是,妮兒在兩年前因為乳癌去世了。講到妮兒的去世,葛蕾蒂絲從皮包裡掏出一塊手帕抹著眼。妮兒去世之後,葛蕾蒂絲就很寂寞了。羅傑在鐵路局的工作很忙,有時一出差就是好幾天不在家。當羅傑在家的時候,他喜歡待在工作間或花園裡悠閒地做些細活,他幫葛蕾蒂絲做很不錯的家具,卻很少跟她一起吃飯。他認為要自己照管自己的事。他是個很能說笑的人,但是,據葛蕾蒂絲說:「如果他不想回答我的話,他就是不理。」

  葛蕾蒂絲也想念孫女茉莉,茉莉跟丈夫、小寶寶住在洛杉磯。葛蕾蒂絲跟她那些住在南達科他州的老友也遠隔千里,他們大多數已經無法寫信給她了。她很少離開拖車住屋,鎮上沒有大眾交通工具,而她又不想麻煩兒子開車接送,她說羅傑「平時上班這麼辛苦,難得在家,應該有權享有一點安寧」。

  葛蕾蒂絲告訴我,從前每天早上妮兒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她那裡去喝咖啡。她說:「我們一聊就是一個早上。我幫她剝豆莢或者切玉米,要是沒事幹,我們就想些調皮搗蛋的事來做。現在日子卻過得好慢,而且到了晚上我就覺得很累。可是我搞不懂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我根本哪裡也沒去,也沒見過任何人,我究竟是做了什麼才會這麼累?」

  她以看電視來消磨時間,她用完全不帶譏諷的語氣說:「電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有六十個頻道可以看。」

  就在我們談到電視的時候,葛蕾蒂絲提到了她「眼睛出毛病」的事。她知道自己看到的東西事實上並不是真的在那裡,而且她一忙起來時,就沒有這種問題了。「就像今天,」她一面說一面用雙手握住我的手:「我出來見人,眼睛就一點事都沒有。」

  我很感謝她的醫生把她轉到我這裡來,而沒有開鎮靜劑或其他安定心理的藥物給她。我有預感可以醫好這個眼睛的毛病。我們訂好下次約談的時間,然後我陪她走出辦公室去找羅傑。他馬上站起身來,很有紳士風度地幫葛蕾蒂絲穿上外套。

  葛蕾蒂絲走後,我在想她是如何對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有所堅持。她非常感激羅傑開車送她來,感激我為她花了四十五分鐘時間。她就像大多數老年人一樣,寧可自己無聲無息地發了瘋,也不願變成別人的麻煩。我想到羅傑,他是個很關心母親身體健康的好兒子,但對於她其他方面的需要卻不太察覺,又不知道該怎麼幫她而不干預她。除此之外,羅傑自己也有本身的需要。一個心懷喪妻之慟、工作上又經常需要出差的男人,很可能自己也常感寂寞又沮喪。

  葛蕾蒂絲讓我想起另一位受輔者,那位受輔者在談到自己的寂寞感時說:「老人是沒有生活圈的。」這就是葛蕾蒂絲的問題本質所在。她的心臟還很強壯,記憶力很好,要是羅傑能幫助她發展出自己的生活圈,葛蕾蒂絲就能「快活地」度過生命中的最後歲月。

  我很確定要是葛蕾蒂絲有較多的事可做,就不會再看到幻象了。下次約談時,我想要和羅傑以及葛蕾蒂絲一起下功夫。

第二次約談

  這回羅傑同意跟母親一起進我辦公室。他看起來很不自在,但卻下定決心要為葛蕾蒂絲做有益之事。葛蕾蒂絲拍拍羅傑的手臂說,上次來過之後,羅傑自告奮勇帶她去教會。羅傑聳聳肩說:「上次見過你之後,我媽精神就好很多,所以我想她需要多出去走走。」

  我問他,他覺得母親平時情況如何?羅傑答說:「自從妮兒去世後,她就一直很寂寞。」說著他的話就哽在喉頭了。「我們兩個都很寂寞。也許我應該常帶她四處走走,可是我一回到家,就不想動了。」

  葛蕾蒂絲馬上安慰羅傑說他已經盡了力,但羅傑並不同意。她向我解釋說,羅傑每次出差回來,就有堆積如山的工作等他處理。她又告訴我,羅傑有多努力幫她把拖車住屋弄得更舒適。

  在這個難為的場面裡--一個中年喪偶的男人,跟他那位有點情況不穩的老母--我觀察到這兩個人是多麼的為對方著想。羅傑好強又獨立,他不願求助他人或者承認無法達成葛蕾蒂絲一切所需。他認為一個好兒子應該能完全供養母親,但是他卻把自己拖垮又無法達到自設的目標。縱然如此,我甚至能說,這兩個人還堅決不肯為自己的痛苦不幸而責怪對方。

  葛蕾蒂絲把她九十歲生日派對的照片拿給我看,那是家族有史以來最盛大的聚會。她穿了一件銀灰絲質洋裝,佩戴了胸花。開派對之前,妮兒就去世了,但是葛蕾蒂絲說:「是她幫忙我籌畫的。她臨終前那個禮拜我們寄出了請帖。」茉莉也回家來幫忙,她們一起做了薄荷糖、果仁蛋糕還有什錦雞尾酒。她最要好的老友阿瑪麗亞特地從南達科他州搭長途巴士來參加。「總共有一百多人來。」她很自豪地說。

  「我媽有很多朋友,」羅傑插嘴說,一面朝她擠擠眼:「她的秘密武器就是她拿手的派餅。」

  葛蕾蒂絲開懷大笑並告訴我幫醫院烹調的工作。有些日子她一天要做二十個派餅,她最拿手的是做檸檬派,她也會做一種迷死人的巧克力派,那是羅傑的最愛。我問她是不是還有再做這些派餅和蛋糕,她悲傷地說沒有,因為眼睛不行,沒法看清楚配料罐上的說明。葛蕾蒂絲如今多半吃超市賣的現成配餐和派餅。她說:「我很想念自己做的飯,尤其是到了放假的時候。」

  羅傑則說他通常是什麼時候想吃就吃,他的工作使他沒有辦法定時吃飯,而且他以為吃那些快餐或微波食品可以省了母親做飯的麻煩。我問葛蕾蒂絲要是她幫羅傑做飯會不會很麻煩?她說:「要是我能看得到說明的話,就一點也不麻煩。」

  葛蕾蒂絲說她眼睛還是有毛病,但沒有那麼嚴重了。有一次她情況很糟,那是她以前的老上司去世,而羅傑無法開車送她去參加喪禮,那天她便見到很多兔子和海象在客廳裡到處亂竄。

  葛蕾蒂絲告訴我喪禮的事時,羅傑看著自己的雙手咕噥著說沒能開車送母親去很遺憾。我同意這的確很糟糕,然後問他最近曾有尋過什麼開心沒有?這個問題顯然令他吃了一驚。他說:

  「我可不知道精神病學家會關心這種事。」

  我知道這兩個人要是都能夠獲得某方面滿足的話,就會很快樂地生活在一起。要是羅傑為了照顧葛蕾蒂絲而犧牲太多的話,他可能會變得滿心怨恨;他既需要有自由的時間,又需要覺得自己是個好兒子。我想到佛教徒的中庸之道(編按:中庸之道乃儒家的主張,作者此處的論述恐為筆誤)。過度逞英雄,長期下來是行不通的。在兼顧自己與身邊人的生活中,人會過得最好。從另一方面來說,要是葛蕾蒂絲不能有較多的機會出去走走,就會愈來愈變成老糊塗。要兼顧雙方的需要實在很費心思。當兩個人生活在一起時,局面不是雙贏就是兩敗俱傷。我要設法幫葛蕾蒂絲找些新資源,一面又要設法為羅傑減輕負擔。

  我建議他們找個中學女生,讓她放學後來家裡幫葛蕾蒂絲做派餅和湯,她可以負責讀食譜和標籤說明,葛蕾蒂絲可以主導烹飪過程。我也慫恿羅傑每星期至少要和母親一起吃一頓晚飯。他開玩笑說,要他同意很簡單,只要葛蕾蒂絲肯做個巧克力派給他吃就行了。我還建議葛蕾蒂絲多花一點錢,每星期至少打一次電話給好友阿瑪麗亞還有孫女茉莉。

第十次約談

  葛蕾蒂絲來我辦公室也有四個多月了,隨著她眼睛毛病愈來愈有起色,我見她的次數也漸漸減少。今天,羅傑雇用的中學女生開車送葛蕾蒂絲來做治療。凱悌是個十七歲的少女,脾氣很好,很為自己所負的責任感到自豪。她和葛蕾蒂絲特別為這次約談做了薑汁餅乾。

  我們讓凱悌留在等候區做功課,然後我泡了茶。餅乾美味極了,讓我回憶起童年時代,想起我祖母做的薑汁餅乾。我稱讚起凱悌。「喔!你不知道的還多著哪!」葛蕾蒂絲迫不及待地說:

  「她很會做事又愛乾淨。她幫我讀出我的食譜,然後找出正確配料。我正在教她做罐頭,上個禮拜她才幫忙把二十夸脫的桃子做成罐頭。我送了她兩夸脫桃子外加工錢。明年夏天我要教她做番茄醬。」

  凱悌已經使得葛蕾蒂絲的生活大為改觀,她們每星期在一起的六個小時都在聊天。凱悌走後,葛蕾蒂絲還可以吃自己做的食物,並和羅傑分享,羅傑現在一個禮拜跟母親吃好幾次飯。由於他常送母親去教會,因而認識了一個女子,如今兩人已開始約會。葛蕾蒂絲開心地說:「她告訴我很多羅傑的事,可是那些事羅傑永遠不會想到要跟我提的。」

  我說很高興見到她的生活裡多了兩位新的女性,她說:「還不止哩!阿瑪麗亞每星期天晚上都會和我通電話,茉莉每個禮拜打一次電話給我,而且我在教會裡也認識不少朋友。」

  我告訴葛蕾蒂絲說,有項研究發現,老年人如果保有三項固定的聯繫,就不會有寂寞的問題出現。

  她的孤立導致眼睛出毛病,但現在她的生活圈已經出現了很多人,如果她的日常伴侶不是一部電視機而是個活生生的人,我認為她就不會再有問題了。

  葛蕾蒂絲會永遠想念妮兒,我鼓勵她放一張妮兒的照片在身邊,睡覺時蓋一張妮兒縫製的被子。我寫了一張字條給羅傑,稱許他對母親的照顧。我跟葛蕾蒂絲互擁道別,這是我在治療老人時通常會做的事。我陪葛蕾蒂絲走到等候區去找凱悌。當凱悌為葛蕾蒂絲拉開門讓她出去時,我聽到葛蕾蒂絲說:「我們在雜貨舖停一下,去買點薑。」

  葛蕾蒂絲的故事讓人看到,當每個人都「立意良好而且值得表揚」,卻還是有缺點的凡人,處在這樣一個未能提供多少援助的文化裡,就會出現很多難處。葛蕾蒂絲並不想要依賴人,而羅傑又不知道該怎麼提供協助;他並不想干擾母親的生活,又無法給予母親所需的一切社交聯繫。

  幸虧這兩人都很願意尋求協助。我鼓勵他們多和其他人接觸,不要獨自扛起所有重擔。我也協助羅傑用合理的期望去面對這個處境:他是不可能為母親做所有的事、成為母親的一切。我警告他可能會遇到挫折和誤解,不要因為她年紀大就當她是個聖人,也不要因為他是個好人就以為自己不會有不順心的日子。即使是年輕人的生活裡,也不見得事事如意。老年是如假包換的難為處境,充滿傷悲和挫折,很多事都不如意。

  我試著讓羅傑明白,內疚是無濟於事的。我鼓勵他在合理的範圍內做他能做的事,做不來的就找別人來做。最主要的,我體認到羅傑和葛蕾蒂絲都各有不同需求,而這些需求既不應該被犧牲掉,也不應該視為理所當然。由於他們兩人有錢、有精神可以安排做些事,葛蕾蒂絲因而治癒了寂寞症,得以從絕望邊緣被拉回來。羅傑能夠做個好兒子,而葛蕾蒂絲也有了一個讓她感到自己有用的家,能夠和其他人接觸。

  老人不僅因為實質原因--例如生活環境和不良的健康狀況--而與人隔離,也因為他們的眼界看法。語言就已經不一樣了。老一輩的人稱燕麥粥為麥片糊,叫冷藏庫為冰箱。他們口中的Depression是指二十世紀前半的經濟大蕭條時代,而不是指心理情緒上的壓力問題;Consumption指的是結核而不是消費。他們的比喻形容都是源自於共同生活面或打仗的年代。家父形容天氣很熱時會說:「外面除了鄰居的狗在走動以外,什麼也沒有。」我母親在戰時服務於海軍單位,講的是「起床下地」(hit the deck)以及保持我們家「井井有條」(shipshape)。很多老一輩的人聽到較年輕一代的人講髒話以及開黃腔都震驚得很。

  老人也基於節奏感而與人隔離。為了這本書我做了很多專訪,從中學到了要讓電話鈴聲響十五次以上,按了門鈴之後要在門外等上五分鐘,跟老人在一起時,我要把工作速度放慢下來。他們談話的內容比較不能直線進行,會停下來很多次,而且會重複。經由許多故事得出重點;某些回憶又帶出另一些回憶;解釋起過世的人總是長篇大論。

  跟老人在一起時,我走路速度很慢,人行道地面比較滑的時候還不時牽住他們的手。很多老人參加活動時,都是最早去、最晚走。還有很多老人從椅子上起身時要人幫忙一把,很多則是因為怕被絆倒,所以到了晚上根本就不出門。因為年紀大的人骨頭脆弱,容易摔斷卻不容易復原,所以老人都很怕摔倒。很多老人家裡的衛浴設備和臥室都是在樓上,只要摔裂了臀骨,就意味著獨立生活從此結束。

  葛倫芭哈(Doris Grumbach)寫道:「我耳不聰、目不明,身高體重都減少了,彎腰駝背,老朽無用。我的年紀成為我的牢籠,只有死神才能釋放我。」

  健康即財富,沒有其他可取而代之的。儘管我們非常美國的信念認為個人的力量可以操控命運,但其實人並非總是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不抽菸的人會得癌症,規律地計算所吃脂肪的人會有心臟問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在寫下面這段話時,顯然對這點了解透徹:

  「歲月並不為所有的肩膀加上同樣的重量。」

  芝加哥大學的諾爾格騰(Bernice Neugarten)在老當益壯和風燭殘年這兩者之間做了很明確的區分。她視喪偶、退休、生理健康起變化為上述二者之間最關鍵性的決定因素。我個人認為喪失健康是劃分上述兩個老年階段的分界線。在沒有失去健康之前,上了年紀的人都屬於老當益壯這一級。在沒有生病之前,很多人不但保持原有例行的生活,而且還增添了許多新的樂趣。即使他們喪偶,但還是有親朋好友,依然可以享受人際樂趣。退休老人去旅行、當義工、從事新的創意活動、打高爾夫球或橋牌。然而,健康狀況欠佳的話,一切就會為之改觀了。

  在美國,老當益壯者大約都是六、七十歲的人。等到健康衰退,通常都是在七十五歲左右或更晚,老當益壯就轉為風燭殘年了。蘇珊.宋塔克(Susan Sontag)這樣形容上述兩個老年階段的不同之處:「每個人生來就有雙重國籍,一個是健康國的,一個是衰病國的。」

  不久前,我在經常光顧的雜貨店裡跟店員說我在寫一本關於老人的書,她相當堅決地執意要我訪問她。海倫看起來才六十多歲而且精力充沛,於是我婉轉地回答說她不算老,我所訪談的多數都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他們年老多病又人生無望。她說:「上個月我還會說自己年輕,可是現在發現有卵巢癌,所以今天我已經老了。」

  為了寫這本書,我採訪了老當益壯的人,也採訪了風燭殘年的人。最讓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多數人竟然非常樂享老當益壯的時期。他們在很多事情上盡情自娛,包括跟兒孫共處以及把握學習機會、研習新技巧。老當益壯的人有時間閱讀、旅行、培養嗜好、照顧寵物、看望朋友。我的朋友莎莉每天練一個鐘頭的小提琴,貝蒂阿姨還老當益壯的時候,每天早上走四英里路,還跟教會團體到中國去旅行。

  很多老當益壯的人都享受到生活樂趣。就像詩人伊薩(Issa)所寫:「五十大壽,從今而後,全享淨利,海闊天空。」人老邁之後,最寶貴的不是金錢,而是時間。他們更懂得珍惜光陰。伯特和南恩就是對老當益壯的夫婦,也是最佳例子。

伯特和南恩

  「我們實在玩得太開心了,真應該被列為非法。」

  有關老傢伙們遊山玩水的笑話之中,真的有一對老夫婦是很快樂地旅行。南恩(六十五歲)和伯特(六十七歲)都是快七十歲的人,而且已經到處遊歷了四年。伯特十二歲時父親就去世了,從此他負起了養家的責任,先是養母親和姊妹,後來是養妻子南恩以及他們自己的兒女。伯特在底特律市有家自己的街口雜貨店,每天工作很長的時間。然而到最後那幾年,他扛東西時已感到背部很吃力,而且還常常擔心會有搶匪上門。

  伯特六十五歲那年,把雜貨店頂給了最小的女兒和女婿。他健康情形良好,存款雖不算很可觀,但是足夠支付遊山玩水一趟的旅費了。退休在家之後,南恩縫製窗簾,伯特做了好幾個櫥櫃。他們攤開地圖和導覽去研究那些國家公園,伯特報名參加釣魚班,南恩買了一本食譜,學習怎麼在森林小屋裡做低脂飲食。

  伯特六十六歲那年的五月節當天,他們從底特律出發,一路在州立公園、國家公園、KOA營地紮營,並沿途探訪親朋好友,參觀名勝古蹟。接著轉而前去蓋茨堡、華盛頓首府、桑特堡。他們在肯塔基釣魚,還跟其他幾百個遊客去走馬默思洞穴國家公園。他們沿著以前的六十六號公路橫越美國西南部。南恩看了很多本小說,還買了一個綠松石戒指。伯特在靠近弗德台地釣到一條鱒魚。

  七月,他們沿著加州海岸悠遊向北而行。看太平洋日落,吃螃蟹,到了舊金山還去坐纜車並在著名的中國餐館吃肉絲炒飯。他們去看鯨魚和海狗,紅杉林和瀑布。南恩寫信回家說:「我們實在玩得太開心了,真應該被列為非法。」

  八月,在奧勒岡海岸紮營時,他們遇到了貝兒和史都華。史都華退休前做了一輩子的農產品批發商。於是兩對夫婦便一前一後開車從這個露營地旅行到下一個營地,每天晚上就各備幾道菜一起吃飯,接著玩擲馬蹄鐵套柱比賽遊戲。

  九月,貝兒和史都華向南往佛羅里達回他們的拖車屋去,南恩和伯特橫越過愛達荷和蒙大拿州。他們在冰川國家公園見到樹葉轉為金黃色,去到北達科他州的大草原時,則見到首次降霜。他們在九月二十八日那天開車回底特律,剛好趕上長孫的生日派對。

  在派對上,他們把旅行沿途所拍的照片以及貝兒和史都華的照片拿給孩子們看,並打算二月份時去探望他們。他們向大家宣布他們過了一生中最棒的一個夏天,明年他們會在四月出發,但是承諾會在感恩節時回家。「感恩節!」所有的兒女齊聲驚呼。伯特開玩笑說:「我要是早知道這麼好玩,老早就去搶銀行好提前退休了。」

  風燭殘年的人就沒這麼樂觀起勁了。他們所走的那條路遍滿痛苦的坑洞,精力差、胃口欠佳、睡眠不足。他們的日子裡充滿失去親友、失去慣有的生活和樂趣、也失去了自主。風燭殘年所面對最殘酷又最諷刺的情況之一是,通常受到上述那些損失的折磨時,他們就得另覓新朋友和新家。其實那時刻是最不宜「換個環境來解決問題」的,但是遷移卻成了無可避免的事。

  對於如何安頓我們那些老人家,各種疑問紛紛產生。他們應該去和哪些親戚一起生活?他們是該留在原處看著身邊老友一個個遷走,還是他們也應該跟著搬走?他們能夠真正付出些什麼?他們會成為麻煩負擔還是可以幫忙看小孩?逃離北方的嚴冬以及遠離兒孫,是上策還是下策?我們對於照顧老人機構懷著極深的不信任感,這點使得尋覓老人安身之所變得更教人感到害怕。很多人寧死也不願去住安老院,然而到了某個年齡時,很多人就是需要有特別協助的生活照顧。

  家人有聚在一起的根本需要,但如今這種需要通常都無法實現。我想到雷吉娜,她跟母親分住兩地,彼此隔了五個州,母親有病,住在一個有人負責照顧起居的單位裡。雷吉娜很願意去關心母親,送花給她、唸書給她聽,但是雷吉娜要上班而且有經濟方面的掛慮。我想到弗蘭欣,她是加州一所私立學校的校長,很熱心的女子,她母親有過一連串不太嚴重的中風。每逢週末弗蘭欣都去探望母親,替她買雜貨,打掃公寓,補充醫生處方的藥物。她母親住在科羅拉多。

  成年子女很想接父母住到他們的社區裡,甚至住到他們家裡,但又唯恐父母會住得不開心。這些成年子女的家裡或附近一帶環境很可能都不是以老年人的需要而規畫的,再說他們本身可能也有兒女,已經用去他們全部的精力了。他們可能都要上班,因而不知道白天時該如何安排照顧老人家。

  成年子女也擔心家庭情勢緊張。他們跟父母關係之所以還不錯,可能就是因為彼此隔得遠,聚少離多之故。萬一沒有了相隔的距離,情形又會怎樣呢?說不定這家人關係從來就不很密切,現在硬要把大家拉在一起,又會出現什麼後果?不過話說回來,誰也不想為了需要有人照顧的父母而往返奔波,坐上三個鐘頭的車或者搭飛機橫越美國大陸。

  夢想變成了夢魘。做母親的不遠千里搬到女兒家附近,哪知後來女兒卻調職到五個州以外的地方。有對老夫婦搬到高爾夫球場旁邊的退休社區去住,三個星期後,丈夫卻去世了,老太太被困在離家千里之外的昂貴公寓裡。有個女兒接母親去家裡住,結果母親卻開始毀掉她原有的生活,老是挑外孫的毛病,根本就不讓女兒有片刻自己的時間。這個母親沒有朋友,所以女兒想要跟其他人共度時光的時候,她就很不是滋味。要是女兒堅持自己的意願,她母親就會絕食抗議。

  最大的問題之一是,適合老當益壯的環境條件,在風燭殘年者身上卻行不通。老當益壯的人很可能深愛他們的山上小屋或曼哈頓市區住宅,但風燭殘年的人卻需要有親人在附近。通常一個人由健康國遷移到衰病國的過程就是個危機,例如喪偶、妻子罹患癌症、丈夫失明等等,這些都是最不宜做重大生活改變的時刻,然而要是不做改變措施的話,情況就更讓人難為。

  很少有簡單容易的選擇。慢慢來總是好的,多考慮、多談談,看能怎麼做,最好在做出長遠決定之前能夠先有段試驗時期。我鼓勵老人家在買房子之前,先租來住住看,在答應長期跟人同住之前,先跟室友試住一個月。

  我比較偏重於選擇人,豪華的佈置、各種育樂設施、大自然美景以及好天氣等等則是其次。誠如作曲者顧利格.布朗(Greg Brown)所言:「你無法跟風景一起喝咖啡。」我打心底認為,找合適的地方其實就是在找合適的人。要找的是愛與尊重。真正重要的是個有親戚朋友的社區。

蘭迪和蘿絲

  「我發現母親很堅強又有趣。」

  蘭迪(五十八歲)與母親蘿絲(八十六歲)的經驗,說明了美國人所遭遇的這些依親問題之錯綜複雜性。蘭迪的父親去世時,他母親才六十歲出頭。蘿絲之前一直是個待在家裡的主婦,從來沒學過開車或者兌現支票。剛開始的時候,蘿絲當然是被喪夫之慟和自己的能力不足給打敗了。蘭迪提議母親搬到自己所住的鎮上來,以便可以在財務、交通工具、社交生活方面為母親提供協助。

  當時蘭迪自己還有三個十幾歲大的兒女,生意也做得很辛苦,能夠提出這樣的協助並非小事一樁。然而,出乎他意料之外,母親竟然拒絕了。經過幾個月的手忙腳亂、烏龍百出之後,母親已能夠得體地應付突如其來的狀況。她去學開車,參加運動俱樂部還有手藝同業公會的課程。過了大概一年之後,她把克里夫蘭的房子賣了,搬到佛羅里達的住戶自有公寓。

  蘭迪對於母親的獨立十分驚喜,他由衷贊同母親所做的決定,雖然佛羅里達離他有一千五百英里遠。其實他還略為鬆了口氣,因為他本來擔心,要是母親搬到他住的鎮上來,他恐怕自己提供給母親的情緒和社交支援的程度並不能令她稱心。

  這個新安排維持將近二十年,正好就是他母親老當益壯的時期。蘿絲沒有再婚,她告訴兒子說,如果有男人要娶像她這把年紀的女人的話,不是想找個護士就是想找個錢包,但她兩樣都不願供應。事實上,她還真的有點錢,如今也頗會理財。她有能力花錢去旅行,買一戶面向海灘的公寓。她和其他女性朋友組成了「黃金女郎」俱樂部,每天下午都在一起看那個電視節目。蘿絲這輩子第一次成為能幹、獨立自主的成年人,蘭迪也樂得有一位經濟獨立、社交活躍、又離他遠遠的母親。

  但是蘿絲終於也到了風燭殘年的階段,有好幾種慢性病問題:甲狀腺失調、糖尿病、氣喘。她在冬天裡染上肺炎而住院,她的家庭醫生無法到醫院去為她診病,於是便由另一個醫生負責為她做治療。這個新醫生很忙,沒有時間去摸熟她的病歷,而且還改換了她慣用的治療藥物,使得蘿絲暈眩虛弱、無力又語無倫次。起初蘭迪還試著在電話上解決問題,但蘿絲的健康和神智都急速衰退。新接手的醫生並未因此而跟蘿絲原本的家庭醫生聯絡,而蘿絲已神智不清到不知道自己是誰;事實上,醫院裡也沒有人知道她是誰。蘭迪趕忙飛了過去。

  當他見到母親的情況大吃一驚,蘿絲看起來彷彿老了十歲,而且不清楚自己身在何處。蘭迪堅持要那位新接手的醫生把原來的家庭醫生找來,重新審核開列的藥物。經過審核之後,院方發現蘿絲在一個月前並未出現神智不清的狀況,於是她的家庭醫生就建議把藥物改回她未染上肺炎之前所服的處方,蘿絲服用之後,神智很快恢復了清醒。

  蘭迪雖然滿意了,卻很生氣。他說:「要是我不在那裡盯著這件事,我媽就會被送到老人癡呆症的地方去,在那裡過完餘生,而且他們只會用那種讓她愈吃愈糊塗的藥物去灌她。」

  蘭迪在那裡待了一個星期。蘿絲已經準備出院,但還沒準備好要回家。當地所有護理中心都已額滿。這家人面對選擇:蘿絲是否應該一個人留在佛羅里達,待在一家新的護理中心,等到完全康復才回到自己的公寓去?其實蘿絲和蘭迪雙方都很懷疑她是否能恢復到先前的健康程度。那麼她是否該搬去跟蘭迪和媳婦一起住呢?他們好不容易才把兒女都扶養成人,現在他們自己則忙於各種不同的計畫。蘭迪並不真的想要母親搬來跟他們同住,但卻又感到內疚,因為從前外祖父母年老時,母親就是把他們接來一起住。他是第一個說「不」的一代。哦!其實他並沒有確切地說「不」,不過他母親卻能看透他的想法。

  蘿絲很不願意成為兒子和媳婦的負擔,她很自豪於佛羅里達的生活,喜歡那裡的天氣和那群黃金女郎朋友,雖然那些朋友很多不是已經去世,就是搬到有護理設備的地方去住了。可是話說回來,她也有很深的無力感。在蘭迪飛過去之前,她曾經失去神智,又沒有人能代她出面講話。一個人神智不清又病倒,周圍都是陌生人,這是她這輩子最惡劣的經驗。蘿絲可以相當準確地預測到自己還會病倒,她的醫療照顧不見得會前後一貫,而她的健康狀況好像已經垮了。她實在很害怕搬到一家新的護理中心去,尤其這家又不在推薦名單上。

  最後,蘿絲搬到蘭迪住的鎮上--不是搬到他家裡,而是搬到附近有生活照顧的護理中心。就財務和醫療方面而言,這項遷移給人的心理壓力很大,但現在情況卻好多了。

  蘭迪跟太太還是照他們的計畫外出旅行,但是他們留在鎮上的時候,每天都會去看看蘿絲。蘭迪監督她的醫療照顧情形,也監管她的錢財。有時候會為他帶來不便,但是感到負擔加重總比因為不能照顧千里之外的母親而感到內疚和壓力來得好過。

  蘭迪去看母親時總是很開心,連他自己都對此感到頗意外。他告訴我說:「我發現母親很堅強又有趣。」他們談到從前的日子,蘭迪這才曉得,她是唯一還記得蘭迪幼稚園老師、少棒聯盟教練的人,還有他六年級時交的女朋友、他喜歡吃火烤花生醬三明治的嗜好。蘿絲能夠告訴他,他父親是不是很會打棒球,是不是對雞蛋敏感,她也能跟蘭迪在提到他祖父母的某些癖好時產生共鳴而開懷大笑。突然之間,這一切都顯得很有意思也很重要。蘿絲還是想念看海的日子和留在那裡的朋友,但是能有人就近關心留意她,她滿心感激。任何一天只要蘭迪走進她房間,那一刻便是她最喜歡的時刻。

  這個家庭在缺乏最佳資源及良好的資訊之下,做了一連串很不容易的決定。僅是要搬家的決定,即使是在理想的條件下就已經夠複雜的了。但是在我們的文化中,甚至對於風燭殘年為我們所帶來的人與人之間的問題,我們都沒有一種語言可以用來談論它。當然,八十六歲的老人家是要依賴別人的。她需要有人常常去關心她的情況,如果她住院的話,需要有人監督她的醫療,要是她無法付賬,也要有人能幫她付賬才行。然而,蘿絲卻唯恐會妨礙了蘭迪的生活,蘭迪則很不情願去要求妻子做出犧牲,同時也不是很有把握能實現對母親的承諾。他們圍著問題打轉,彼此因為太愛對方,尊重對方的自主,以致蘿絲差點就被棄留在千里之外,遠離所有愛她的人。

  蘿絲和蘭迪的兩難處境非常典型。由於欠缺真正能安老的設施,使得我們大家都陷於艱難困境。宜於老當益壯階段者的那些選擇,很可能並非風燭殘年者的最佳選擇。很多老當益壯的人情願出門靠朋友,並且計畫過活躍而自主的生活,說不定還遠離家人。風燭殘年的人往往需要有親人在身邊,然而卻沒有幾個人有那些資源和精力,能夠在九十歲又老又病的時候去做新計畫。

  我們較年輕的一輩,沒有幾個人曉得我們跟老年人的人際關係有多重要。我們是被教育成彼此隔離的。當我剛開始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也對老人持有文化誘導的偏見,就像其他許多與我同輩或比我年輕的美國人一樣。舉例來說,有個老人家開車技術很差或在交通號誌前面放慢車速時,我總是會注意到,可是其他開車開得很好的老人家,我卻不會去留意。老人家講話不斷重複時,我就會留意到,可是我自己講話重複時,我卻不當一回事。然而花時間跟老人在一起,使我消除了原有的偏見。

  在過去幾個月裡,我感到心靈豐富又開朗,我跟老人一起開懷大笑的時候比跟年輕一輩的還要多。我聽了很多老掉牙的笑話,但也聽到了一些很棒的。亨莉葉塔姑姑告訴我:「等到人們有錢可以燒的時候,燃燒的火焰已經熄滅了。」有個男人在慶祝結婚五十週年紀念日時,透露他婚姻成功的秘訣。每天早上他醒來之後,望望鏡子,然後說:「你也不是什麼值得追求的東西。」

  年老的女性永遠會請人吃東西,招待人喝茶、喝咖啡。很多人都很健談,他們那一代的人很重交談技巧。有些人精神氣質之好,讓我為之傾倒。有很多人還擁有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所提到的:「有偵測別人胡說八道的天生本能。」此外,他們通常都有一套自己的優先順序,跟他們在一起久了之後,我也更加敏於體察,並重新安排了我的優先順序。

  我在樂享專訪之際,也見到了很多受苦的情形。我見到安老院裡的老人癡等沒有打來的電話,生日那天等人上門祝壽卻不見人影。我見到未受到醫生和護理人員善加對待的老人,見到老人孤零零地面對開刀手術,在感恩節的時候還吃著院方伙食,或者因為很想要有人在春天時節開車載他們去看看花草而暗自飲泣。我見到老人家爭相撫摸一個小寶寶,去接近一個小孩,任何一個小孩。

  有的受苦情形是免不了的,但絕大部分其實是可以避免的。年輕一輩的親戚有自己的生活,使得他們疏遠;誤解使得大家聚在一起時很不愉快。舉例來說,瑪莉自從沒辦法在星期天做飯之後,她的兒女就不再上門來了。她覺得自己不能請他們吃飯卻要他們來訪是很不對的,兒女知道她「被迫從廚房退休」,所以不想在她不該下廚做飯的情況之下登門造訪,增加她的心理壓力。結果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一年就這樣過去了,不但彼此很少接觸,而且還大傷感情。後來因為一個家庭治療約談而找出了解決之方。這個家族的人決定星期天由大家輪流請客,叫外賣食物上門。瑪莉很自豪的形容說:「最重要的是我們大家能聚在一起。」

  雖然我認識很多悲傷老人,但也有幾個很快樂的,他們跟家人和年輕一代的人際關係都讓他們樂在其中。我想到我叔叔教他的曾孫建造鳥舍,我想到我鄰居在從事園藝時,特別注重跟小孩講話,她總是備有滿滿一罐的甜餅乾,附近任何人想吃塊碎巧克力甜餅時,都能馬上如願。

  我想到有位受輔者,她有個盲眼的孫女,她協助瑪莉莎學會盲人點字,瑪莉莎很小的時候,她就每星期為瑪莉莎朗讀好幾個鐘頭。她找了一份兼差工作,以便賺取費用供瑪莉莎去參加一些特別的野營活動。我這位受輔者也跟瑪莉莎母女一起去家庭旅行,而且每天到學校接瑪莉莎放學,陪她走路回家。瑪莉莎在高中畢業典禮致辭說,感謝祖母協助她堅強而自信地成長。「我天生失明是很不幸的,」瑪莉莎說:「但是我很幸運有個祖母。」

  我想到另一個受輔者琳達,每年二月都帶母親到夏威夷度假,每逢星期天就開五十英里的路去陪她媽媽。琳達是律師,母親是她唯一的親人。她笑著說她媽媽老是想幫她找對象,每次琳達開車送她去看一位新的醫生時,媽媽就問那醫生結過婚沒;要是對方說還沒有,她就朝琳達擠擠眼。

  由於跟老人在一起時候多了,我學到了生存之道。我離他們而去之後,變得較為從容鎮定,更隨緣,也更懂得惜福。我不知道自己能否變得像我遇到的某些人那樣充滿勇氣又慈愛,但至少我有了好榜樣。我腦中浮現深陷逆境中的勇氣與尊嚴的畫面。

  我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很多人打電話來或寫信給我,訴說他們所認識非常了不起的長者,有的是他們家族裡的成員,有的是隔壁街的鄰居,又或者是他們教會裡的教友。很多人似乎並不曉得,到處都有了不起的老人家。他們以為自己特有的經驗是獨一無二的。從這些故事中,我了解到我們有很多人都曾被一位老人家拉過一把,但卻很少有人把這類故事講出來。在我們的文化劇本裡,主角都是年輕、迷人、遠在天邊的。

  幸運的是,我們很多人都找到了通往老年之道。我認識一個叫梅維的藝術家,總是離家到外面的修行地或工作坊去尋找真理。有一年夏天,梅維正要出發去歐洲,祖母卻病倒了。家人要求梅維負責照顧祖母,她抗議,但是家裡實在沒有其他人能幫忙,也別無他法可想。梅維只好搬到堪薩斯州跟祖母住了六個月,直到祖母去世為止。梅維處理祖母的醫療需要、為她做飯、幫她洗澡。她生平第一次關心別人的福祉猶如關心自己的一樣。這次經驗改變了她的人生,遠比所有一切療法或靈修大師的訓誨更管用。她終於成長,懂得去愛別人。

  我們可以從老人家身上學到很多。他們可以教我們光陰、人際關係與惜福的重要,他們可以教我們怎樣容忍、有耐性,他們可以協助我們全面性地去看自己的痛苦和問題。我有一幅《紐約客》所登的漫畫,標題是「雅痞之慮」,畫中男人說:「喔!糟了!我把卡布奇諾濺到夾克下半部了!」老人家經歷過不景氣時代、暴風雪、戰爭、親友家人去世,因此多少都對於人間悲劇比較看得開。

  佛洛伊德教會了我們這一代父母之愛的重要性,我們知道父母之愛是逐漸形成而非天生的,但卻沒有人教導我們祖父母之愛的重要性。特別是我們逐漸老去之際,這種親密關係的形成和培養更是雙向的。這些聯繫在現在和將來都有助於我們的兒女、父母還有我們自己。只有現在去關懷我們的父母,將來我們才能要求兒女幫助我們。也只有我們的兒女對老者存有愛心,他們將來才會對我們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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