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榮發回憶錄：長榮集團總裁與海結緣的一生》精彩內容

一、與海結緣

故鄉的回憶

　　常常有人問我說到底是哪裏人？是澎湖？蘇澳？還是基隆？

　　每次，我都回答，應該是基隆人吧！我覺得一個人哪裏住得最久，自然對那個地方的感情就特別深，回憶也特別多，那裏就是故鄉了。

　　基隆雖然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但從七歲開始就住在那裏，一住住了將近四十年，無論成長、就學、工作，甚至後來結婚生子、交友立業，都從那裏開始或在那裏完成，記憶也好、感情也好，當然就特別多、特別深。

　　不過話說回來，澎湖和蘇澳與我也有特殊的因緣，而且這三個地方又都靠海，所以，有時候我常常想，或許海洋才是我真正的故鄉吧！

　　我的祖先是從福建渡海到澎湖定居的，到我這一輩正好是第十代。

　　父親本來是在澎湖的郵便局（郵局）做事，二十五歲那年，改行在日本人經營的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當船員，把全家從馬公搬到基隆。

　　對父親來說，二十五歲那年的遷徙可能只是他個人謀生方式的改變，可是現在看來，對整個家族，特別是對我來說，幾乎就是一個命運的轉捩點。

　　父親在基隆做沒多久，就被公司調到往返蘇澳、花蓮之間的定期船上當木匠，於是，他又把一家人從基隆搬到東北部臨海的小鎮蘇澳定居。我就是在蘇澳出生的，那是日據時代昭和二年，也就是西元一九二七年的十月六日。我排行老三，上面有兩個哥哥，他們都出生於澎湖。後來母親又陸續生了兩個弟弟及兩個妹妹，一家總共有九口人。

　　早年，台灣有句俗話說：「行船跑馬三分命。」聽這句話就知道，當時行船人的生命是多麼沒有保障。

　　不過，日據時代普遍來說工作的機會實在不多，生活也很辛苦，所以，儘管危險，但是在現實生活的壓力下，父親也只好在海上行船了。母親持家非常勤儉，一家人的日子勉勉強強還過得下去。

　　由於工作的關係，父親和家人一直聚少離多，不過，據母親說，我出生之後父親有了很大的改變，不但對家裏投注比較多的時間和關心，對我也特別疼愛。

我的母親

　　母親對我們的教養，深深影響了我的為人處世態度。母親是一個心腸慈悲、善於持家的婦女，有關家裏的內外事務都由她一手打理，由於生性愛乾淨，她總是把家裏打掃得窗明几淨、一塵不染，對於兒女的照顧與教育也從來不曾忽略。

　　在日據時代，一般老百姓的生活都相當清苦，過日子已屬不容易，然而疼愛我們的母親，還是會想辦法省下一點錢，給我們小孩子買買零嘴或文具用品；有時母親給我二分錢零用，除了買文具外，最令我高興的就是到雜貨店買「鹹光餅」來吃；所以說，雖然小時候家境並不寬裕，但仍充滿了許多美好的回憶。

　　儘管母親對子女很疼愛，但是她管教我們也相當嚴格，尤其對於做人處世的道理及倫理道德的觀念，更是非常的注重。她最強調為人要誠實，如果我們說謊話，一定會受到處罰，因此，養成了子女坦然磊落、勇於負責任的性格。

　　此外，母親受傳統宗教信仰的影響，篤信天理和因果輪迴，自小就不斷的教導我們要「心存善念、多做善事」。母親的教導對我影響深遠，日後我都始終遵循著這些原則行事。

童年記事

　　我在蘇澳居住的時間很短，當時年紀還小，也還未進學校讀書，過著尚稱無憂無慮的童年生活，唯獨一次意外事故讓我終生難忘。

　　六歲那年，有一次和二哥及隔壁要好的鄰居林泰山等人，一起到附近「白米甕溪」溪邊玩耍。一群人浩浩蕩蕩地走在岸邊，二哥和林泰山他們走在前頭，我在後面跟著，不料一不小心，走在最後面的我突然跌了一跤，整個人就摔落到岸邊的石頭鼓堆裏，一下子人就昏過去了。

　　後來他們走著走著，突然發現我不見了，趕緊回頭到溪邊找，才看到我已昏倒在那裏，大家趕緊將我送到附近的醫院急救，我在醫院昏迷了三天三夜才甦醒過來。

　　說也奇怪，或許是受到驚嚇的關係，自發生那次意外事故之後，我只要一吃到任何會流血的海鮮類食物便會嘔吐，後來，我就再也不吃這類食物了。

　　七歲那年，父親被公司派到停靠基隆港的船上工作，全家只好再度搬回基隆。那年，我剛好到了入學的年齡，於是就進了基隆的「壽」公學校開始接受教育。

　　當時台灣是日本殖民地時代，台灣小孩唸的小學叫「公學校」，一年級採用台灣話和日語混合教學，而日本人唸的叫「小學校」，全部採用日語教學。

　　日本教育十分重視道德和精神教育，並從小就開始灌輸小孩子這些觀念，當時父母對子女的管教相當嚴格，而老師的威嚴則更甚於家長，學生對老師都非常敬畏，懂得尊師重道的道理，家長對於學校老師的教育方式，也都採取尊重與配合的態度。

　　舉例來說，平常子女若超過放學時間卻遲未回家，父母向附近的同學打聽得知子女還留在學校，便知道一定是做錯事被老師處罰（罰站或罰跪）；待子女回家後，父母不會偏袒子女，必然問清楚原因，並告誡子女要反省改過，不可再犯錯。小孩子也都有廉恥的觀念，知道自己犯錯被處罰，也會覺得不好意思。

　　學校教育十分鼓勵好學精神，當時懸掛在教室、供學生們學習效法的，都是一些人格品德或精神毅力卓越出眾的人物相片，而不是國家元首的玉照。

　　例如有一幅相片是倡導孝行的故事，圖中人在母親生病的時候，每天不辭辛苦地揹著母親去看病，其孝順的精神值得學子們效法。

　　我仍記得相片中一位困苦中求上進的日本學生二宮尊德；他因為家境貧苦，每天必須上山撿柴，沒辦法上學，可是卻沒因此放棄學業，反而利用揹柴時，一邊趕路一邊看書。這種求學的決心令人佩服，也讓有幸能夠在學校接受教育的人，懂得珍惜求知的機會。

　　這些故事看似平凡，不是什麼豐功偉業，但卻顯現出一個人人格的高貴內涵和光芒；反觀現代人有些受了高等教育，卻一點也沒有教養，這種教育方式就不算成功。

　　那時雖然老師嚴格要求學生用功讀書，但也會兼顧體育、美育和其他的課外活動。學校的課程裏，繪畫是我最有興趣的科目，我現在收藏一些本土畫家的畫作，有一部份正是我小學美術老師蘇秋冬先生的作品。

　　孩提時代的我可謂精力充沛，對運動玩耍自然是非常的盡情盡興，尤其聽到老師宣布要帶同學去外地旅遊，心裏更是雀躍不已。

　　記得有一回，老師要帶我們到圓山動物園參觀，前一天晚上我竟然興奮得睡不著覺，整夜一直期盼著第二天趕快來臨。

　　由於當時交通不若現在發達，因此我們必須一早就先從基隆搭火車到台北車站，再轉搭往淡水線的車子，下了車還得步行許久才到圓山動物園，儘管煞費周章才到達目的地，但同學們能在動物園玩上大半天，都覺得十分開心和滿足。

　　與現代社會相較，父母親把兒女照顧得過於周到，但是小孩子卻因為太容易就獲得優渥的物質生活，反而不知珍惜。

　　小學時代的同學彼此家裏都住在附近，所以大家感情很好，畢業後也有保持連繫，至今我們仍定期舉辦「同窗會」。

初入社會，半工半讀

　　公學校畢業後，我曾經去報考台北商業學校，當時這個學校相當有聲望，但台灣人要考進去並不容易，錄取的分數比日本人要高出許多。

　　我們學校有相當多人都去報考，結果，包括我在內，所有人都無一上榜，我只好回到母校就讀高等科，準備第二年再考。

　　由於家裏的經濟狀況本來就不寬裕，加上局勢越來越壞，二哥勸我放棄唸高等科，要我先找工作賺錢幫忙家計，他說就算是將來考上台北商業學校，也要先準備一些錢才讀得起。

　　那時，二哥在大阪商船株式會社基隆支店船客課當課員，他告訴我南日本汽船株式會社正好有一個缺︱︱基隆駐在員事務所的用務員，要我把握住這個工作機會，如果我還是希望繼續唸書的話，可以半工半讀，白天做事，晚上唸夜校。

　　考慮了一陣子之後，我就去參加考試，考進台北高等商業學校附設的商業實踐講習所就讀，白天便在南日本汽船株式會社工作。

　　為了讓我晚上能趕到台北上課，公司特別允許我提前在下午四點下班，趕四點三十分的火車到台北，晚上下課後，搭最後一班火車從台北回基隆。

　　當時兩地的交通工具只有火車，記得那時候最後一節課的老師要是稍微晚一點下課，我就急得坐立難安，深怕趕不上火車回基隆，所以每次一聽到下課鈴聲，就馬上拎起書包，火速地跑向火車站。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變，美國向日本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開始，台灣立刻陷入緊張的戰爭狀態中，老百姓的生活當然也隨著更不好過。

　　雖然當時每天都得為工作和讀書兩地奔波，但想到戰亂時期還能上學，心裏就覺得充實和滿足。

　　當時工作所得的薪水除了付學費之外，還要幫忙支付家裏的各項開銷；戰爭時期物資相當缺乏，糧食都採配給制度，不同等級的家庭領不同的配給；甲等是日本人，配給當然最多；乙等的次之，指的是台灣人全家都改成日本姓名，會講日語，並且過日式生活的「國語家庭」；丙等的配給最少，指的是一般的台灣家庭。

　　當時，許多人都希望成為「國語家庭」，爭取比較多的配給，我們全家也因此改姓「長島」，我的名字也改成「發男」，大家常以日語「HATSU」來喚我。

第一次出航

　　一九四三年底，我被公司升為課員，並調派到台北總公司的船舶部服務。

　　當時的上司是山本玉男部長，他非常疼愛我，常常帶我到台北城內一家叫「掬水軒」的餐廳（即現在掬水軒食品的前身）吃午飯，那時公司的日本人大部份被徵召去當兵，船舶部只剩下一名課長和一位小姐，我是唯一的台灣人。

　　日本船公司有一項內規，員工在公司工作一段時間後，都要上船見習，目的除了讓員工深入了解海運實務，提升他們未來處理海運業務的專業能力之外，也希望員工藉此開拓自己的視野。

　　我當然也不例外地接到上船見習的命令。

　　由於戰爭正激烈地進行，聽說我要上船，最擔心的莫過於母親，因為父親、大哥都在船上工作，二哥也在船公司上班，都從事著相同的海運行業；不過她也知道，這是無可奈何的事，因為違抗命令就會被提報到日本憲兵隊接受制裁。

　　為了不讓母親擔心，我安慰她說：「上船不管怎樣都比去當兵好啊！我會照顧自己，免煩惱啦！」

　　我知道這樣講對母親不一定有用，因為戰爭中船隻航行的危險性誰不知道，不過，奇怪的是，當時自己竟然一點也不怕，反而覺得在海運公司做事，能上船見習是一種必要而且光榮的事。

　　不久之後，大約是一九四四年初，我接到通知，奉派到一艘叫「貴州丸」的客貨船當事務員，報到後的第二天就上船出海了。

　　戰時，所有船隻都被徵召作為軍事用途，這艘「貴州丸」也不例外，它往返台灣和海南島之間，負責兩地的客貨運輸和補給任務。

　　當時，南中國海被列為危險航區，美國潛水艇經常在那個海域出沒，為了安全起見，船隻都以「Z」字形航線行駛，以避免成為潛水艇的目標，就因為這樣，原本只需十幾天的航程，經常得花一個月才能到達目的地，而且途中是危機四伏。

　　在那種局勢裏，航海似乎時時面臨著死亡的威脅，用一句悲哀的話來形容，那就是：「人什麼時候會死都不知道！」

　　為了防範隨時都有可能被擊沉的危險，當時每位船員不管春夏秋冬，一律穿著厚重保暖的衣物和救生衣，以避免一旦船被擊沉、人在海上漂流時被凍死。

　　也是從事航海工作的大哥，他航行的船隻就是在行經台灣海峽時被擊沉的，他在海上漂流了三天三夜，被救起來的時候已凍得全身發白不省人事，在醫院裏躺了三、四天之後才醒過來，命雖然是撿回來了，但身體狀況卻從此每下愈況。

　　我初次航行的那艘「貴州丸」船長名叫濱田大吉，年紀相當大了，把我視如自己孩子般疼愛，常常用「MUSUKO（日語「兒子」的意思）」喚我；另外還有一位一等航海士（大副）光山虎一，與我則有如同兄弟般的感情，航行中對我頗為照顧。而船上的渡部事務長，則是讓我學習很多的一個人。

　　回想初次航海的經驗，最感不適的即是暈船的問題。猶記得第一趟水路，船從基隆港啟程後，預計隔日先泊靠高雄港，再航往海南島。

　　一上船，渡部事務長便要求我，必須在當天晚上複寫十八份裝貨單和進港的相關文件，以便船到高雄港時，提供給前來檢查的相關人員審查。

　　船啟航後就遇到大風浪，船身不停地搖晃擺盪，暈得我嘔吐不斷，根本無法提筆寫字。但為了完成任務，無論如何我都得想辦法把文件寫好，於是我用毛巾緊緊地綁住額頭，極力忍住胃部的翻攪，一個人在房裏拚命的寫。

　　當時沒有影印機，必須用複寫紙墊著寫，可是因為紙張的厚度問題，一次頂多只能複寫四份，所以說我必須抄寫五遍才行。

　　然而，暈船實在暈得太厲害了，有幾次我甚至來不及站起來，就「哇」地吐到紙上，結果又得重新來過，如此折騰了一夜，我不眠不休地寫到第二天早上十點，船到高雄港時，還寫不足十八份。

　　事務長到我房間，問我寫好了沒有，我又擔心又抱歉地向他解釋，沒想到，聽完我的解釋之後，他說：「沒關係，這樣就好了。」然後，他在我複寫好的十幾份文件中取出四份，交給港口檢查船隻的憲兵隊、水上警察、海關和移民局四個單位，剩下的叫我拿去燒掉。

　　霎時我心中湧起一陣怨氣與委屈：「明明只要四份就夠了，為什麼要故意刁難我寫十八份！」我在心中偷偷罵他：「臭事務長！」對他如此刁難屬下，內心十分不諒解。

　　一直到船抵達海南島，事務長才把我叫進他房間，對我說：「我叫你寫這麼多份的目的，其實是為了讓你集中精神做事，才能儘早克服暈船的不適，這樣你很快地就可以適應在船上工作了；如果一暈船便躺著，就會一直無法習慣。」

　　聽了事務長的一番話，加上自己行船多日後，開始領悟渡部事務長的用心，進而對他心存感謝與佩服；他真正的目的是要訓練我，而非因為我是新人才故意為難我。

　　聽說以前船上的船員還會用別的名堂騙新人說：「只要拿一些船錨上沾的土，泡著水一起喝下去，以後就不會暈船了。」其實這些都是欺負新人的花招。

　　又有一回，公司派新的服務生到船上工作，渡部事務長要我選最髒的一間客房讓他打掃，並作檢查。

　　事後渡部事務長問我打掃的情形，我回答他說：「已經打掃乾淨了。」話才說完，他就帶著我進入那個房間，親自教導我如何進行檢查的工作。

　　但見他逕自檢視一些小角落和窗框等一般人較不會注意的地方，如果伸手一摸發現還有灰塵，就表示服務生打掃得不夠徹底，必須重新打掃整理；渡部事務長告訴我，看事物不能只從表面判斷，要切入重點，觀察細微的地方，即可知道服務生是否馬虎敷衍了事。

　　他對於人員的訓練和教導非常重視，也相當嚴格，有些服務生若一再無法達到他要求的水準，原來擔任一等客艙的服務生，可能會因此被降到三等客艙去工作。

　　在我初次的航海中，渡部事務長讓我學習到了很多事務，尤其他做事態度的認真仔細和徹底，為我提供了良好的典範和參考經驗。

　　這次隨船見習的機會帶給了我前所未有的體驗，亦讓我獲得不少啟示。我也因此深刻了解公司安排員工上船見習的用心和重要性。

　　日後成立長榮海運公司，我也創立營業人員隨船見習制度，讓營業人員了解船舶海上作業以及在各個港口裝卸貨物的情形，進而對各地的碼頭設施、配合環節等方面，都有一番體認。

　　這樣不僅讓營業人員了解運航部門的作業及辛苦，促進公司內部的和諧，營業人員也能藉此了解市場的狀況，增加海運專業的知識和視野，才能為客戶提供一流的服務。

二、行船生涯

父親過世

　　戰況發展對日本愈形不利，公司在陸上的員工幾乎全被調去當兵，辦公室裡的日本人愈來愈少，公司人手不足，於是我又被調回台北總公司船舶部上班；我在船上總共才做了大約一年的事務員，一般在船上見習，都要歷經二、三年才有機會調回岸上。

　　山本部長見我回來，十分高興的跟我說，雖然我的年紀不大，但工作表現足以讓他信賴，所以，他決定讓我負責公司船員調派的人事工作。這份職務上面沒有課長，直接由山本部長管轄。

　　由於我年紀還輕，就被賦予這樣的重任，心中很有感就感，因此工作起來特別帶勁。

　　當時戰火已蔓延台灣各地，家家戶戶為了避難，不得不四處疏散，我將母親　及弟弟、妹妹們疏散到宜蘭貢寮鄉下居住，自己則因為必須到台北上班，便和大哥大嫂一起搬到汐止。

　　全家疏散以後，我收到了父親過世的幸消息；當時因為日本佔領美國在菲律賓的屬地－－禮智島，父親行走的補給船「昭南丸」在航經禮智島附近時，被美國盟軍突擊沉沒。

　　據現場的目擊者說，父親在深船後仍奮勇游火登上禮智島，但不幸被當地土著游擊隊誤殺，父親就在這次戰火中不幸身亡，消息傳來，全家人頓時陷入愁雲參霧之中，那年是一九四四年，我才十八歲。

　　父親亡故的撫恤金十分有限，行船的大哥和在船公司做事的二哥又都已成家，必須養活各人的一家大小，於是母親和兩位弟弟、兩位妹妹的生活負擔和學費，就落在我一人的身上。

　　之後，日本政府將全國所有船公司的船舶組織起來，成立一個「船舶運營會」，各公司的船舶及職員全部移轉過去集中編列，直屬日本政府和軍隊管轄。

　　由於我是在日本船公司上班，所以不能避免地也要和大家一起到「船舶運營會」工作。

　　在該機構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時間後，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向聯合國宣布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光復，回歸中國政府管轄。沒多久，大批大陸軍隊、官員隨即來接收台灣。

　　由於日本人統治台灣長達五十年，我出生後就一直生活在日本政權統治下，從未接受過中國教育，當然更不曾學過北京話（國語），所以台灣光復後，我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就失業了一陣子。

　　那時，我想把母親及弟弟、妹妹接回基隆的老家，但回去後才發現，家裡的房子早已被戰火燒得片瓦不存，於是只好在基隆南榮路租屋居住，全家人僅靠父親微薄的撫恤金過活，日子過得相當艱苦。

兩位良師益友

　　我與林泰山以及林添福兩位先生之間的情誼，對我這一生的影響甚鉅。

　　林泰山十南我二哥的小學同窗，他們一家人從我童年在蘇澳的時候，就和我家有很深的交往；後來我們搬到基隆，林泰山正好也在基隆水產講習所就讀，他父親和他常來我家走動，兩家的關係一直都很親近，可說是世交。

　　林泰山學校畢業後，在台灣總督府的海洋巡邏船「開南丸」工作。幾年後，林泰山希望有機會能到商船服務，當時我父親在正「貴州丸」工作，和船長橋本文雄的關係不錯，於是把林泰山引薦到「貴州丸」當三等航海士（三副），從此林泰山就一直在商船工作。

　　記得在戰時，每回林泰山和「貴州丸」的一等航海士光山虎一當預備船員時，便住在我家，我們幾個人的感情，就像是兄弟一般。

　　林添福則是林泰山在基隆水產講習所的同窗好友。當時的水產講習所有一艘實習船「南鵬丸」，他們兩人在船上實習的時候，我常常利用晚上的時間跑到這艘實習船去找林泰山，就因為這層關係，我認識了這一生的另一位良師益友林添福。

　　林添福和林泰山都是基隆水產講習所第一屆的學生。林添福的成績十分優異，雖然他是台灣人，但在學校一向被推選為級長（班長）。

　　畢業後，林添福到日本郵船株式會社（NYK）的「富士丸」擔任三等航海士，跑台灣－日本定期客貨航線。戰時，他曾於日本海務協會海員養成所擔任教官，以及在日本保險公會任技師等職務，一直從事和海運有關的工作。

　　台灣光復後，林添福的親戚張鳴（張建邦的父親）娶了當時在政府位居要職的居正的女兒，林添福因此和居尹有了間接的親戚關係，藉著這層關係，加上他原本在航運界的住異表現，知名度跟著提升，和政府的高官也逐漸熟絡。

　　台灣光復後第二年（一九四六年），國民政府開始陸續接收在台灣營運的日本船，而這些船大部份是由招商局和台灣航業公司接手經營管理。

　　當時大陸來台的接收官員任顯群，被任命為台灣航業公司的總經理。他平時和台灣人便有往來，對台灣人相當信任，也很友善。

　　任顯群與林添福素有交情，對林添福也頗為賞識，所以特別將一艘五百噸的貨輪「鳳山輪」，派由林添福擔任船長，船員由林添福全權負責召集，這在當時算是想當難得的機會。

　　透過林添福良好的人脈關係，台灣人才得以上船工作，否則那時台灣的海運業幾手全是上海人和寧波人的天下，台灣人根本沒有行船的機會。

　　林添福在接受派命後，就邀林泰山到「鳳山輪」擔任大副。由於光復後我正處於失業中，因此，透過林泰山向林添福詢問是否有上船的機會，林添福一口便同意我到「鳳山輪」工作。

　　然而，沒想到我在船上的職務，本來談好是當事務員，可是最後卻變成了管艙的工作。

　　追究原因，其實是當時船上職稱的中文和日文說法不同，如中文的「大副」，日文是「一等航海士」；中文的輪機長」日文則稱作「機關長」；因此日文的「事務員」，原本是相當於「課員」的職務，但在中文解釋下八知為什麼卻變成管艙的工作。

　　對原本學文、從事的又是行政工作的我來說，「管艙」是份相當辛苦的差事，和我的志趣也不符合；尤其船上的水手，多半為昔日船公司的舊識，當他們看到我從原來負責全公司船員調派的工作，淪落到在船上看管倉庫，常常不經意地嘲笑我。

　　那時內心雖然覺得十分委屈，但想到一家人的生計必須靠我支撐，無論如何都要咬緊身根忍耐下去！林泰山對於我被分配的工作也頗感驚訝，但還是勸我多忍耐，並不斷地給我精神上的鼓勵。

　　也就在這個刺激下，我內心興起了一個念頭：「即使做了事務員，將來頂多也只能升到事務長，就再也升遷不上去了，不如利用現在行船的時間多讀書，將來去考航海技術人員。」更何況我還有兩位現成的老師－－林添福及林泰山可以教導我。

　　面對那些嘲笑我的船員，我心裡則暗暗許下心願：「靠著自己的努力，有朝一日，我一定要當上船長給你們看，如果你們不知上進，等到那個時候，可能還只停留在水手的階段而已。」

　　也許人受到了刺激，反而會更加發奮圖強；在此環境中，我加倍努力，準備考取航海技術人員的執照。

　　這個決定對我往後一生從事海運事業，具有相當關鍵性的影響。

　　萬萬沒想到的是，後來我成立長榮海運公司時，這些當初嘲笑我的舊識，也來應徵船員的工作；我提及此，並非有任何取笑的意味，而是感概人生的際遇起伏，實在不能太早下定論，自己有能力就拉人一把，不要吝於幫助別人。

　　就像父親過世前，曾引薦林泰山到他服務的船上擔任三副；光復後，我失業時，林泰山幫我向林添福徵詢工作機會，讓我可以上船賺取家計。而在與他們同船航海當中，他倆不斷地鼓勵我要讀書上進，教導了我不少的航海知識，對我後來順利轉往技術人員幫助很大。

船上自修和苦讀

　　為了要一鼓作氣考上船上技術人員的執照，我在管艙的同時，一有空就看書，白天讀、晚上讀，常常看到三更半夜才停歇，有時連晚上做夢都還唸唸有詞複誦書上的東西，像COMPASS（指南針）的運用等等。

　　有一次讀得太晚，八知不覺就踫著睡著了，在夢裡見到母親用很關心的口吻對我說：「你讀書讀得這麼拚命，是不是要去考狀元啊！」當時我並沒有將準備考試的事告訴家人，只想先趕緊把執照考到再說。

　　回想到段行船的日子，下功夫苦讀實在獲益良多，其中最大的好處是，書上所講的理論可以隨時在船上印證。值得一提的是，光復前後一般海運界規定，女人和其他非航海駕駛人員不得到駕駛台，那是一個神聖的地方；然而，船長林添福特別准許我上駕駛台，讓林泰山親自教導我航海實務的操作。

　　有關船上的各項儀器、設備與船員的航海技術等知識，我一有疑問，就立即向船上的船副人員請教，甚至和他們討論並作實際演練。如此一來，書本上的理論便容易融會貫通，而且越唸越有趣味，到後來甚至自己有了獨到的心得。

　　例如早期船上的設備尚未現代化，航行中要測定船位，都必須使用六分皮觀測太陽、月亮、星星和水平的角度，再以人工的方法計算，且必須在幾分鐘之內算出結果來，我發覺這是考驗一個人專心程度夠不夠的絕佳機會。

　　所以我成立長榮海運公司之後，在新人的考試科目中列入「心算」一項，其目的就是用來測驗一個人做事能否專心。

轉型成功

　　經過一段時間的苦讀自修，並在理論和實務上雙管齊下，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我考取了三副的執照，幫我甚多的林添福和林泰山，也都替我感到非常的高興。

　　這段時期所下的苦功，不僅讓原本在校讀商科的我，成功地轉往航海技術人員發展，也培養出閱讀的習慣和樂趣。

　　此後我即到其他的船公司工作。繼續航海生涯，更不忘隨時充實新知。在考取三副執照後，又順利地晉升考上二副、大副執照，並陸續在台灣航業、上海實業、大成海運、台灣海運等船公司擔任二副、大副，以及小型船的船長。

　　光復後台灣的航運業可說仍在萌芽階段，船隻不多，一般船公司只要有二、三百噸的船可以營運就不錯了，那時的狀況與現在實在難以相比，因為台灣經過戰火的洗禮，許多船舶被摧毀，剩下來的寥寥無幾，能有一艘五百噸的船舶，已經是不得了的規模了。

　　在台灣海運公司的香蕉船擔任大副期間，回想起來可說是一段難忘的愉快時光；一方面那時候二千多噸的船算是規模相當大，覺得在這樣的大船當大副，很有成就感，家庭生活也逐漸改善；另一方面，工作之餘的閱讀習慣，讓我的生活更加充實，也憑添了不少樂趣。

　　記得每回船在日本泊靠，我都利用大部份的時間待在書店裡，像挖掘寶藏般地蒐尋海運的專業書籍。每次一進書店，看到一批批新出版的海事書刊，如船舶演速、海運經營管理等，便如獲至寶似地把它們購買下來，待回到船上再仔給地閱讀鑽研。

　　當時「貨櫃化」還未開始應用在商船上，只有美國軍方用來運載補給品，因此世界海運業界對「貨櫃化」的觀念尚未普及；但是在我行船的那段時光，閱讀過很多有關貨櫃運輸方面的日文書刊，對於貨櫃運輸的特性與應用，已有了相當的認知與了解，並密切注意它的發展。

　　有一回，林添福剛好搭我執勤的船從日本返台，航行途中，我就趁此機會向他提起：「『貨櫃化』運輸將是未來商船的必然趨勢！」

　　沒想到十餘年後，「貨櫃化」在海運界折起了運輸型態的革命，而我所創立的長榮海運公司也成了台灣率先採用貨櫃運輸的先驅，進而躍升為全世界最大的貨櫃船公司，這在當時，實在難以預料得節。

　　直到現在，林添福偶爾還會跟我提及這段往事，當時真是沒想到我對貨櫃運輸的發展，預料得如此準確。

終身大事

　　當我在船上的工作漸趨穩定、家中經濟情況也逐步改善之際，母親開始關心我的終身大事，儘管我在結婚之前曾經交往過兩位女友，但後來都分別因個人和家庭因素而分手。

　　二十七歲那年，在偶然的一次機緣裡，透過一位楊姓船長安排，我與內人因此結識，當時是母親一起陪同去相親的。由於婚姻大事我十分尊重母親的看法，因此在相親之後，第一個便是向她徵詢意見，母親回答說好，這門親事也就這樣定了，並立即完成了結婚大事。

　　結婚之後我仍和母親、弟弟、妹妹們一起住在基隆，那時我在船上擔任三副，存了一點積蓄之後，便在基隆蓋了一間新房子給家人住。

　　那段時間我多半跑台灣－日本定期航線的香蕉船，上岸的時間一般都很短，記得結婚後十五天我就上船了；我是年初結婚的，年底就當了爸爸，對第一胎女兒的誕生非常高興。

　　行船生涯對我來說，唯一的遺憾是對家庭關照的時間太少了，尤其結婚後子女陸續出生，在他們的成長期間，我大部份的日子都在船上，與子女相處的時間非常有限。當時我所服務的香蕉船，常常只允許船員在家裡停留一晚，第二天就得趕著上船，很難兼顧對家庭的照顧，因此教育子女的責任就全部落在我內人身上了。

　　在我行船的日子裡，雖然無法時時陪在家人身邊，但心中經常會掛念著他們，所幸內人長久以來對母親及子女的全心照料，才讓我在工作上無後顧之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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