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帝之手：撥動歷史的轉盤》序言
改變歷史：歷史的偶然與必然 ──關於《上帝之手：撥動歷史的轉盤》一書的創作 曾紀鑫 歷史，雖然是一些曾經發生過的往事，早已隨風而逝煙消雲散，但對今天生活著的每一鮮活的個體生命而言，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與影響。 人類並非從天而降憑空而生，而是從遠古一步步地發展進化而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歷史上每一個重大事件，每一次重要轉折，無論多麼久遠，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淺、或濃或淡、或隱或顯地在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中刻下了一定的烙印。歷史就像一條肉眼看不見的綿綿長河，不管我們承認與否，總之是從呱呱墜地的那一時刻起，便「身不由己」地跌入其中、陷入其中、融入其中了。 歷史「活」在我們置身的現實之中，現實便是歷史的濃縮與延伸。歷史積澱的成果是文化，文化賦予人類語言、習俗、信仰、工具等方面的行為方式與生活內容。也就是說，我們從歷史脫胎而來，自第一聲長啼開始，就有一雙看不見的「上帝之手」在某種程度上規範了我們的人生。因此，那已然消逝的每一歷史階段，都包蘊著相當密集而豐富的資訊與內涵，這些資訊與內涵對於我們今天的價值與意義，無論怎麼形容都不過分。魯迅先生就曾經說過：「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 儘管已經發生的一切無可更移，儘管歷史的影響相當深遠，但並不等於我們只能戴著沉重的鐐銬在歷史的陰影與宿命下蹣跚起舞，而是可以充分發揮人類的主觀能動性與內在潛力，以史為鑑，創造超越往昔的新的歷史。於是，正確地認識歷史，對今天生活著的我們來說，顯得尤為重要。 人們談論歷史時，常免不了提出多種假設：要是沒有某某人物出現，要是沒有某某事件發生，要是歷史朝另一個方向稍微一拐，那麼，我們今天的現實會是一番怎樣的光景呢？ 其實，這種種假設，便是歷史的偶然性。歷史偶然往往通過某些代言人予以體現，這些代言人便是人類的強者，歷史的弄潮兒──偉人、英雄與豪傑。 透過紛繁駁雜的偶然表面，在歷史的內裡，又分明貫穿著一條清晰可見的脈絡，一種頗富意味的規律──這便是歷史的必然！ 偶然與必然相互結合，歷史才顯出它的汪洋恣肆與斑斕多姿。 基於以上認識，我開始了《上帝之手：撥動歷史的轉盤》一書的構思與創作。 對卷帙浩繁的中國古代史經過一番爬梳剔抉，我從「改變歷史」這一角度，選取了十位對中國哲學、思想、文化、政治、經濟、軍事、制度等方面產生過舉足輕重的作用與巨大影響的典型人物：呂不韋、秦始皇、劉邦、董仲舒、曹操、拓跋宏、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吳三桂。在我眼裡，他們都是一些被「上帝」選中的「代言人」，那大音稀聲、大像無形的上帝正是通過他們撥動了歷史的轉盤，不僅決定了民族的命運，改變著歷史的昨天與今天，還將繼續影響中國的前途與未來。 我將選取的十位歷史人物還原於當時複雜紛紜的歷史舞台，置放在整個人類漫長的歷史長河與廣闊的歷史空間，以當代全新意識，對他們的時代背景、生長環境、獨特經歷、複雜心態、人格力量、智慧經驗、功過是非、歷史影響等進行觀照比較、透視研究。 這是一件看似簡單實則相當艱巨的工作，不僅需要翻閱、研讀、掌握大量的歷史資料，還得擁有哲學、政治、經濟、文化、軍事、法律等多學科多領域的豐富知識才行；除了縱向描述外，還得進行橫向的中西比較；而最為關鍵的是，這些代言人大多都是中國歷史上如雷貫耳的頂尖級人物，他們的行止於今天的人們來說，好些都是耳熟能詳，我非但不能重複前人的話語，更得有超越他人的獨特描述與深刻感悟才是。 一九九○年大學歷史系畢業後，我便開始了創作《上帝之手：撥動歷史的轉盤》一書的準備工作：收集相關資料，充實知識修養，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每有獨特的體會、認識與心得，隨手記錄在案…… 經歷了整整十年的積累與構思，直到二○○○年，我才正式投入到創作之中。 我選取十位古代歷史人物，並不是單純地為了敘述這些顯赫的歷史個體，而是以他們為載體，對中國歷史進行方方面面的描述與反思。 〈前言〉部分，我先以周文王及其推演的《周易》為本，探討中國文化之源，正是一冊薄薄的《周易》，改變了古代文化發展軌跡，影響了我們今天的文化基質。以秦始皇為線索，側重於他對中國封建專制政體的奠定與作用；以劉邦的勝利說開，狀寫其流氓行徑及懷柔政策上升為民族的主流話語後對國民性的改造；從董仲舒的「獨尊儒術」入手，論述文化專制如何與政治專制合謀，對民族激情、活力、智慧、創造的殘酷扼殺；以孝文帝拓跋宏的主動接受中原先進文化為契機，論述民族之間的交流融合及中華民族那令人肅然生畏的內在同化力與凝聚力，即使世界上最富特色、最難同化的吉普賽人與猶太人，也能使他們如落入沙漠的雨滴般與漢族農耕文化融為一體；通過唐太宗「貞觀之治」這一封建人治盛世之巔的描述，探討中國的土壤能否自發誕生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外來的法治之苗能否移植成活長成參天大樹；從宋太祖趙匡胤由黃袍加身登上皇位的不勝重負展開筆觸，追尋北宋軍事何以一誤再誤，並導致中原從此積貧積弱，成為少數民族逐鹿的廣闊戰場；以農民皇帝朱元璋的狹隘變態為由，寫他如何用管理農業的方法治理國家，遏制商品經濟之苗，將整個中國農業化，使得古代社會更加凝固不變、停滯不前，與同時期的西方形成鮮明對比…… 偶然在歷史進程中固然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但由環境、氣候、種族、時代所決定的歷史必然性像一條紅線，總是那麼突出地貫穿於古今歷史之中，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地呈螺旋狀態向前行進。中華文明在一個相當封閉的環境中自我發展，形成獨具一格的亞細亞文明系統，與以古希臘為源的西方文明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文明體系。其優劣得失，也在古今、中西間的縱橫比較中展現在讀者面前。 在具體創作時，我盡可能地以西來的啟蒙思想為參照，將歷史與現實聯繫在一起，打通文、史、哲之間的聯繫與通道，以歷史與歷史人物為載體，用哲學的思維審視反思，以文學的方式描摹再現，熔歷史的厚重、文學的靈動、哲學的思考為一爐。 《上帝之手：撥動歷史的轉盤》不是學術論著，它是一部雅俗共賞的文化歷史散文，適合於不同文化層次的讀者。一般的讀者可以藉此瞭解歷史人物、歷史故事，獲得一定的中國古代歷史知識；文化稍高的讀者則可領悟蘊涵其中的思想，對中國歷史怎樣一步步從遠古走到今天，神祕莫測的「上帝之手」如何撥動歷史的轉盤，從而決定了中華民族的發展命運等重大命題，獲得較為明晰的認識與?發。
傳統文化的「上帝之手」 ──周文王演《周易》 《易經》，一般稱為《周易》，是中國古代文化史上一座無法逾越的高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它開啟了中華文明之源，我國古代所有學問的哲學思想皆源於易學；它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宣告了中華傳說時代、半信史時代的結束，標誌著信史時代的開始；它自誕生之初，就以其勃勃生機，一點一點、一天一天地沖刷、改造著我們腳下這塊既貧瘠又肥沃的土壤，中華民族、中國文化之所以演變成今天這副模樣，似乎都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文化淵源與發展軌跡；它不僅在本土，即使在歐美、日本、東南亞也有廣泛的知音；它至今仍然風采翩翩，熠熠生輝，以其獨特的魅力影響著東方乃至整個世界。 萬物有靈•鬼神迷信 「我是誰？我究竟從何處來，我又將向何處去？難道在這顆蔚藍的星球上，在永恆的光陰逆旅中，我，只是一個匆匆過客？」當盤古開天闢地驅除了混沌與黑暗，當女媧造出一群富有靈魂的個體站立在東方遼闊的地平線，當我們的祖先第一次摘下寬大的樹葉遮住赤裸的羞部，這一既古老又現代的疑問便一直糾纏、盤旋在具有主體意識的人類心中。 在漫長的艱難生存中，他們無法理解那些神祕的自然及自然現象，以己度物，便產生了「萬物有靈」的概念。莫說虎豹熊羆狼蛇魚鳥等或奔跑或飛翔或游動的動物，就是一莖生長的野草、一棵枯死的樹木、一塊不動的石頭也通靈性，而太陽的明晦、月亮的圓缺、狂風的長嘯、雨雪的飄灑、電光的閃爍、雷霆的轟鳴則更是高高在上的神靈的某種思考與行為。 既然萬物有靈，那麼世間萬事萬物總被一個高高在上的神祇所主宰，冥冥中總有一種神祕的力量控制操縱。於是，就產生了對超自然力量與異己力量崇拜的鬼神迷信觀念。 天啟：巫術萌芽 原始宗教的形式主要就是巫術，巫術的表現方式多種多樣，常見的有作法、咒術、靈符、占卜等。 巫術萌芽之初，帶有原始的「天啟」性質，它以蒙上了神祕色彩的種種正常多見或怪異少見的自然現象為崇尚對象。人們在萬物有靈觀的「指導」下，將它們與另一些關涉人生的事物進行某種組合與對接，以前物為因後物為果。時間一長，就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物事對接模式，積澱在人類的心靈深處代代相傳。 比如人們一聽見烏鴉的叫聲，就斷為凶兆唯恐避之不及；而一聽到喜鵲的嘰喳，即認為是喜事降臨興高采烈。烏鴉與喜鵲的叫聲都未經改造，僅憑靈感與天啟，就將與它們沒有任何必然邏輯聯繫的凶兆與喜訊各自對接，於是，一次不需任何占卜儀式的原始巫術就這樣在個體自我的心靈之中完成了。 伏羲畫八卦 隨著先民的進步及對自然認識的逐漸加深，人為的因素慢慢滲入巫術之中。於是，巫術在三皇五帝的傳說時代開始慢慢向它的第二階段過渡，增加了稍經人力改造的自然物為占卜工具，創造了簡單的前兆作為卜符。而完成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代表人物就是伏羲。 伏羲，傳說中的人類始祖，是女媧氏兄妹相婚的結晶。他嫺熟於原始的生產與生活技能，教人結網從事漁獵，又教人馴養動物從事畜牧。他是人們心目中的一具神靈，又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人，是一位神格化了的人。 據《洪洞縣志》記載，伏羲演八卦之所在就在該縣的卦底村，村中現存伏羲廟伏羲塚，村中設有畫卦台。以卦底村為中心，周圍又有八村環繞，距卦底村均為八里，呈太極圖狀，分別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離坤兌艮，依次標誌著天水雷風火地澤山。 除此而外，全國存有伏羲廟、伏羲墓的地方尚有多處，都標明、競爭著伏羲創造八卦的發明權。 但我以為最值得可信的是位於河南鞏義市沙漁溝鄉洛口村的伏羲八卦台。一條深溝的底端，築著一塊高約兩丈、面積約兩畝的圓形土壇，土壇北對黃河與洛河的交匯處，南依蓮花山。當年，伏羲極有可能就是靜靜地坐臥在這一土壇之上，背倚高山，俯視大地。「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而洛河，也因了一冬一春的積蓄，將一灣激流注入黃河以助其勢。黃河渾濁，洛水清亮，一黑一白，涇渭分明。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黃河與洛水相互激蕩，清濁交匯，黑白分明，形成一股巨大的漩渦，翻滾著漫向遙遠的天際。伏羲定定地望著，心中突然一亮，掠過一道靈感的閃電：一清一濁，一黑一白，一陰一陽，相互包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不是一幅包蘊著天地萬物的奇妙圖畫又是什麼？於是，伏羲心潮起伏，一如黃洛之水洶湧澎湃，情不自持地信手一畫，就有了我們今天見到的陰陽太極圖。黑者陰，陰為虛，用符號表示即--；白者陽，陽為實，符碼為－。有了黑白陰陽，有了虛實符碼，將它們三三重疊，加以組合，構成八卦，不就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了嗎？ 甲骨占卜 第二期巫術具有半天啟半人為的文化屬性，經過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父傳子承的專制王朝──夏朝，於殷商時代達於鼎盛，其主要形式就是甲骨占卜術。 以漁獵畜牧為主的先民們在宰殺龜牛為食時，龜甲與牛骨必在烈焰的熊熊燒烤中發出嗶剝的爆裂之聲，留下各式別致的裂紋之痕。極為湊巧的是，一樁幸運或悲傷的事情在龜甲的嗶剝聲中突然爆發了，先民們自然而然地會把這兩者聯繫在一起，將爆聲與裂紋視為人生命運的一種前兆迷信。後來，先民們就有意灼燒龜甲牛骨，人為地製造一些所謂的前兆，以預測後果推導未來。迄今為止，殷墟共出土這樣的龜甲牛骨十五萬枚之多，可見當時的龜甲占卜是多麼盛行。 甲骨占卜有著一整套嚴格而規範的操作儀式，它由專門的卜史或貞人主持，首先傾聽求卜者的內容與目的，並在心中反覆默念著虔誠祈求那無所不在的神靈相通相助；然後是擇龜殺龜，修飾龜甲，燒灼鑽鑿；接著觀測兆象，破譯解說，以斷吉凶；最後，將卜辭刻於龜甲之上以便驗證，同時也是為了增加占卜的肅穆與神聖。 頗有意味的是，我們的國粹方塊漢字，就這樣在一次次占卜的巫術行為中蹦跳而出了。 歷史在發展，人類每前進一步，神祕的世界就增加著一分透明。先民們不再滿足於占卜中的天啟成分，他們的自主意識在日益覺醒，要人為地控制操作整個過程：歸納總結過去的占卜內容，使之抽象化、系統化、符號化，上升到一個理性的高度；使占卜工具更少神靈因素，占卜程式更加嚴格規範，占卜結果更經得起檢驗，當然，還得創造出一套與之相應的新型占卜文字。 歷史，呼喚著第三期人為巫術的誕生，呼喚著類似於伏羲氏的神祇與英雄橫空出世。 西伯姬昌 這一新的神祇與英雄不是別人，就是周文王。 周文王，姓姬名昌，又稱西伯，周族首領。 周，本是一個古老的舊邦，傳說乃帝嚳後裔，屬姬姓之族。自夏初以來，周一直就是夏王朝西部的一個重要方國。商滅夏，周又受控於商。爾後，周人經過十幾代人的刻苦經營，?於由一個蕞爾小邦，發展為勢力強大的方伯之國。 商朝對周人勢力的迅速發展與強大興盛自然不會熟視無睹袖手旁觀，必然進行強有力的遏制。據《史記•殷本紀》所載，商王武乙曾「獵於河、渭之間」，為暴雷震死。河渭之間，即周人所居關中之地。堂堂一朝天子，竟在自己的方國打獵時被雷霆擊中而亡，其中留給後人的想像空間實在是太大太大了。武乙身死，兒子文丁繼位，後來就尋機殺死了當時的周王季歷。從這一事實推斷，很有可能是商周矛盾加劇，武乙率軍西征，不幸戰死沙場。為了報復，新王文丁又不惜動用武力，終於殺掉季歷，將西周方國繼續控制在商王朝的統治之下。季歷死，兒子姬昌繼位，是為西伯，即我們慣稱的「周文王」。 周文王「享國五十年」，一直在表面上奉行著畢恭畢敬尊崇商王的政策。商紂王雖為周文王的韜光隱諱所迷惑，但也沒有完全掉以輕心，只是東夷之亂一直牽扯、束縛了他的手腳。待到東夷局勢有所緩和，他的目光這才投向了西方。這時，周文王已完全鞏固了後方，開始騰出手腳由岐周而向東邊經略了，並在涇渭之間建立畢邑，作為向東擴展的前哨陣地。商紂王並未忘記商周之間在過去歷史上的一些恩恩怨怨，他隱隱地感到了來自西方及其他勢力雄厚的方國的威脅。於是，他稍施謀略，以朝貢、封賞之名將國力強盛的西伯、九侯、鄂侯等三公召至商都朝歌，準備一一懲治。 西伯被囚羑里 三公離開方國到達朝歌，無異於變成了一隻隻毫無反抗之力，只有聽憑商王宰割的羔羊。紂王虎視眈眈，終於找了一個藉口露出猙獰面目舉起了屠刀。 關於這段史實，《史記•殷本紀》記載道： 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九侯女不?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並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 商紂王以九侯女為由頭，首先拿九侯開刀；然後鋒芒一轉，將對此事不滿、抗爭「疾辨」的鄂侯剁成肉塊；姬昌雖然對紂王心懷仇恨，充斥著一股難抑的怒火，但其韜晦策略救了他一命，只是私下歎息而已。崇侯虎的告密好不容易才使得商紂王抓到了一條整治姬昌的把柄，「竊歎」又夠不上死罪，就將他囚禁羑里（今河南湯陰縣），關在牢中，限制其人身自由，磨滅他的意志，以使周人永遠臣服商朝。 兩千多年以後，明代許仲琳依據有關商周衝突的神話、傳說、軼聞、正史、野史等資料，敷衍出一部長約七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封神演義》。小說寫得神神鬼鬼、天上地下、荒誕不經，但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多少可以讓我們瞭解當時商周之爭的明晰線索與重要史實。 西伯推演《周易》 商紂王將西伯姬昌作為人質囚在羑里，一關就是八年。 那時的部落，政治與宗教合而為一，既是首領，又是巫師，一般都是身兼二職，周文王自然也不例外。他身處斗室，雖然失去了政治領袖的身分，但還可以繼續扮演一個大巫的角色。他因陋就簡，隨便找來或向獄卒討要幾根竹籤或樹枝做為占卜工具，從自己開始，天上人間世界萬物一一卜來：我什麼時候才能出獄？紂王是否繼續怪罪於我？我能否逃過命運之劫？我有可能活著返回西周嗎？回去後將做些什麼？周國的未來到底會怎樣發展結局如何？人活著的價值與意義是什麼？世界本源由什麼構成？茫茫無涯的宇宙到底都有些什麼？……他一邊占卜，一邊寫寫畫畫，並將一些獨特而深邃的感悟零星地刻在地上、牆上或睡覺的床上。 慢慢地，他就對過去慣用的伏羲八卦不甚滿足了，覺得它們難以達到占卜宇宙萬物的目的。於是就想，伏羲將陰爻陽爻三三相疊組成八卦，難道我就不能再將伏羲三三相疊的八卦再來它一次兩兩相疊嗎？這如同閃電般一掠而過的念頭很快就被他緊緊抓住不放，馬上在地上陰爻陽爻重重疊疊地畫了起來。陰爻陽爻三三相疊變為八卦，八卦兩兩相疊就組成了六十四卦。 於是，他一天到晚都一個勁地占啊卜呀，感到了從未有過的充實、得到了無可言說的啟迪、獲得了少有的智慧與力量。日子一長，就總結出了不少可循的規律。正在這時，周國派遣使節帶著金銀珠寶打通關節探監的來了，他什麼也用不著什麼也不想要，只是以一個大王的身分命令使節，要他們想辦法弄一些羊皮與木炭來。 不多日，一張張品質上乘的羊皮與一根根大小不一的炭條就放在了那小小的斗室之中。他手捏炭條，將編好次序的八八六十四卦卦爻一一寫在羊皮上面，並為每卦取了一個卦名，用乾、坤、頓、蒙、需、訟、師、比等文字一一標示。然後，他根據自己對人生、社會諸多事物的分析、總結與概括，分別寫在相應的卦爻下面。 日子過得真快，一眨眼，周文王待在獄中已近八年。這時，周使前來告訴他，說周人向紂王奉獻了莘氏美女、驪戎文馬、有熊九駟等奇珍異物，紂王大悅，已有放他歸國之意。 姬昌出獄之前，又將這些年來推演的卦爻歸納、總結、整理了一番。 《周易》，其實可以將它拆解為兩個部分：一為卦爻符號，它們由伏羲八卦兩兩相疊組成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共三百八十四爻，這是一個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框架與結構；另一部分就是卦辭和爻辭，即對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解說。於是，後人就在周文王所搭建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的框架內，進行著一些增補、充實、更改的工作，使它變得更加規範、規整、正確。經過一大批有名或無名人士的共同努力，慢慢地就達到了較為完善的程度，形成了一個大眾能夠普遍接受的版本，這就是流傳至今的《周易》。 華夏文化本體的形成 周文王的事業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興周滅商，二為創作《周易》。 周王朝存世八百多年，在野蠻與征服、融合與發展、文明與進化等方面經歷了一番長期、艱難而痛苦的碰撞，爾後轉化、定型、積澱為一份豐厚的民族歷史遺產。 周代承續夏商的天神崇拜與祖先崇拜，將它們融為一體，發明了一套依靠血緣關係而建立的宗法制度──融族權與政權合為一體的家國同構模式。國君集天地人神、政德君宗於一體，是廣大民眾最高最大的家長，他以王權為中心，把宗教、政治、軍事、經濟等所有社會職能緊密結合在一起，嚴格貫徹到家族與家庭之中，形成一套禮樂有序、尊卑有差、上下有別的社會等級制度，並將這種宗法制度推向專制集權的道路。 為此，西周在殷商統治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龐大而精緻的宗法制度和官僚機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而王土王臣，又為周朝姬姓一家所有。家是國的縮小，國就是家的擴大。於是，西周在政體上實行分封制，將一塊塊土地分封給姬姓家族成員，形成一種小家、大家、國家相互融合的大一統「金字塔」式統治結構。並用一套與之適應的文明禮儀治理國家、統治人民。 我們常說華夏文化是一種早熟文化，其政治文化早在西周時期就已基本定型了，爾後便香火不斷，影響中國長達幾千年之久。它留下的遺產主要包括王權的政治與宗教合一、政治與宗族合一，王權的金字塔統治結構，王權的嫡長子世襲制，政治組織系統的尊卑有序，政治指導思想的道德倫理化等等，直到今天，仍有一道脈脈餘暉斜照在東方的中華大地。 中國人的智慧：《易經》 《易經》是一部充滿著辯證智慧的哲學著作，它最著名的命題就是「一陰一陽謂之道」，通過陰陽變化來說明宇宙萬物的一切現象。《易經》的中心思想就是一陰一陽、相對相反、矛盾統一。老子的有無相生、崇尚陰柔以及孔子的仁義中庸、崇尚陽剛等核心思想即源於此。西方聖哲黑格爾曾有言曰：「《易經》代表了中國人的智慧。」此言可謂一語中的。 《易經》是一把打開宇宙迷宮的鑰匙，它為我國古代文化、科學提供了一套別開生面的思維模式，主要包括：一、取象比類，抽象的卦爻符號與文字解說的統一，造成了邏輯思維與形象思維的相互誘導；二、陰陽對稱，講求萬物調和、剛柔兼濟與不慍不火，其「保合太和」的理想原則，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三、囊括宇宙萬物的視野與雄心形成了國人的整體思維方式；四、強調序列，注重節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順應自然。 《易經》容理性與迷信、科學與愚昧於一體，它包容了太極圖譜、五行生剋關係、天干地支曆法、四時八方方位、河圖洛書數學系統，還有後人塞進去的什麼「六神八門」、「奇門遁甲」、「納甲」、「紫微斗數」、「六親九煞」等蕪雜的學說及方法。這也決定了中國古代科學總是精粹與蕪雜並存、理性與迷信相隨、啟蒙與愚昧相伴。 《易經》是一部萬世經邦的寶典，乃內聖外王之書，它的不少名言警句都為後來的封建統治者視為治國之本或治國之策，如「與民同患」；「萬國咸寧」；「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等等。 《易經》包含著一套規範的人生觀念：一、樂天知命。「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樂天知命，故不憂。」二、順天休命。主要形成了兩條人生準則，「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三、遏惡揚善。主要體現為天尊地卑、扶陽抑陰、為君子謀等；四、天人合一的境界。 《易經》融象數與義理於一體，極具創造性與靈活性，凝滯與呆板似乎與它無緣，它總是生生不息、變化萬千，與時代並肩同步，並能不斷地創造、發明出某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奇蹟。 《易經》是一部上古文化知識的彙編與大全，它不僅有「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的自然知識，也有「觀乎人文以成天下」社會學說，中國古代所有知識與學科都可從中找到源頭。 《周易》的實用性 普通民眾對《周易》的信奉，很大程度是因為它的「實用性」。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之書，它的文化基質為術數、為巫術。當年的周文王就曾用它一個勁地占卜自己的出獄之日，《周易》的這種實用性又被後來的孔子所看重、利用。後人待《易》，大多也從實用的目的出發，有關婚喪嫁娶、動土出行、耕種收穫等生產生活行為，事前都要卜卜吉凶。國人的趨吉避凶，表現在生死觀上總是執著於生。《周易》大傳有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孔子在《論語》中也曾言道：「未知生，焉知死？」於是，也就留連於生的快樂，忌諱死的悲哀。執著於生，既有生生不息的堅韌，也有對生殖的崇拜所形成的「多子多福」觀念。多生、多子、多福在國人特別是在農民心中仍占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 國人幾千年來一以貫之地停留在「實用理性」的層面，只注重此岸，注重腳下，也就無法在純粹的思想與真正的科學方面進行深刻的探索與發展了。?有真正的宗教，只有以禮為核心的倫理準宗教；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只有以實用為目的偽科學。於是，國人所能做的，就只有如何「做人」一途了。所謂的做人，必須按照儒家設計的一套「準則」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以及「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等嚴格執行。不信天神，不信自我，只信地上那些大人、聖人、祖宗這樣的「準神」。個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只存在於那些複雜的人際關係網絡之中。 濃縮小宇宙：《易經》的限制與束縛 《周易》對國民心理素質、人生態度、價值取向等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 周文王在《易經》中構築的六十四卦，其卦爻部分自搭建之日起，就已無可更改，今後也不可能有所改動。這一凝固的卦爻符號就是一個濃縮了的廣闊無邊的世界，它對應著我們所置身的宇宙。後人所能做的，只是增加或刪除一些相應的卦辭與爻辭，也就是說，《易經》已將一個完整的宇宙構建好了，後人所能做的，只是「裝修」，做做修修補補的工作而已。民族的活力與創造性就這樣於無形中固定、束縛在一個狹小的圈子之中了。 中華古代幾乎每門學科一旦誕生，就已大功告成，後人只能幹幹「填空」之類零打碎敲的活路了。同時，國人對創建與構建完整的體系似乎沒有多大興趣，中華古代的所有自然、社會學科，似乎都不講究龐大、嚴謹而完整的系統性，這與周文王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創造了一個囊括一切的「宇宙」而帶來的限制與束縛不無關係。 《易經》所創造的「宇宙」也真像一個「魔筐」，似乎什麼都裝得下，什麼都有了。即以現代文明的一些科學成果而言，比如六十四卦嚴格地對應著遺傳密碼中的六十四個ＤＮＡ密碼符號，「凡事皆變」的觀念完全適用於原子與亞原子世界的規律，一陰一陽的二進位引發微積分的發明使得電腦的創造成為可能……其實，它們並非依據《周易》文本或通過它的占筮之法推導而來，而是西方的科學家發明之後，才在《周易》中找到某種對應與觀照，是一種典型的「馬後炮」。可是，國人卻長期陶醉於此，以為中國傳統文明真是無所不包，我國古代社會簡直無所不有，產生了一種不切實際的夜郎自大的「天朝心態」。所謂天朝心態，就是盲目自信，在一種空想的基礎上將自己提升到「神」的地位，高高在上地俯視人間，總是想著萬國朝儀，瞧不起別人，而自己又無所創造無所貢獻。 《周易》的影響 《周易》的影響實在是太深刻了，它是中華民族的文化之源，它改變了古代的文化發展軌跡，它影響了我們今天的文化基質……這一切的一切，都是遠古的巫術智慧之果在起著某種決定性的作用。而後人三千多年來幾乎每一年都有一次對《周易》的詮釋與解說行為，無疑是對這一勢能的凝聚、助長、增加與強化。 如果我們能夠冷靜一些、客觀一些，將《周易》放在整個世界的大千文化景觀中加以考察，就會發現《周易》不過是中華古人認識、切入世界的一種獨特方式而已，它只是某種生存環境、生產方式、生活狀態下的產物。這一獨特的認知方式只能適合於某一時代某一空間，並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永恆。在多元文化的衝突、對話與融合中發展並存，才是《周易》應有的最佳座標。 中華民族是一個早熟的民族，華夏文明也是一種早熟的文明，而《周易》，更是一顆早熟的智慧之果。正因為早熟，也就不可避免地帶有幾分青澀與遺憾。早熟也是一種「透支」，其代價必須由後人來償付。我們是該為民族文化的早熟感到慶幸呢，還是感到悲哀？如果換一個角度，是否可以說《周易》是煮了一鍋「夾生飯」呢？對此，我時常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不管怎麼說，我們腳下這塊廣袤的土地、我們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由一雙看不見的「上帝之手」給決定了，這是我們站在今天反思歷史、開拓未來的一個不容忽視且無可更改的事實。
[ 返回上一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