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原來中國是這樣:熱市場、新職場、大錢潮》序言
面對中國,準備好了嗎? 「445,446,447…哇,到450了耶。」一位遊客看著上海磁浮列車車廂內的時速看板,發出驚嘆。「上海是發展很快啦,但你看旁邊還不是有很多舊房子。」他的同伴馬上回應。 我就坐在離他們兩排的後面位子上。他們的口音我很熟悉,絕對是台灣來的,他們的對話方式我更熟悉,不管在上海或在台灣,談到大陸都是類似這種模式。 「你看金貿那棟大樓蓋的很漂亮。」 「那沒什麼,台北的一○一比它還高。」 「上海的人真多,很熱鬧。」 「對啊,要飯的也很多。」 「外灘那一帶的建築很有特色,而且改裝的很特別。」 「那是因為它當年是殖民地。」 這些是我經常在上海聽到的台灣朋友的對話內容一部份,模式如出一轍,大多是「上海(或中國)有什麼東西很特別(或很驚奇)」,接話的多是「因為XXX原因,那沒什麼啦。」這些對話引起我注意的原因,是他們竟然成了台灣社會理解大陸的邏輯。在電視上,報紙上,公開演講甚至私下對話裡,台灣對於大陸的描述,不是極正面,就是極負面,很少有持平的意見。 極正面的,不外乎經濟成長很快,建設很快,企業發展很快,市場機會很多之類的;極負面的,就是官員貪污,大陸人很懶,黑心食品,到處有詐騙之類的。對於中國,我們就游離在這兩種極端描述中,也不覺得奇怪,所以能接受大陸還有很多人過的很窮,但是卻有一堆有錢人要來台灣置產投資的說法。在肯定中國的同時,必然也要否定它,否則身為台灣人的優越,就無法確認,這是一種奇怪的邏輯,但普遍存在台灣社會。 歸結原因,是台灣對中國的認識太少太片面,以致沒有形成一種對中國的論述或態度,而這種解釋權的缺位,就變成每個小老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台商在大陸,有很多是開工廠,吃住都在裡頭,他們所接觸的中國,就是從機場到工廠的這條路,以及當地官員和廠裡的工人。有很多台商和台幹,平常很少到市區,或其他城市,他們對中國的理解,也自成一格,能說出一番道理,但大多是「過度概括」(over generalize),也就是用太片面或特定的經驗,做了太多結論。比方說,他的廠裡的工人大多是湖南或四川來的,但他的結論是「大陸工人都如何如何」。問題是,他們是有第一手中國經驗的台灣人,也就成了媒介,被媒體採訪,或者回台時,成為親戚朋友了解大陸的來源。 當中國近年快速崛起,改變自己和其他國家的相對位置,許多國家都投入心力研究中國,形成自己對中國的論述,以及應對中國崛起該採取的態度。之前,做這項工作最多的是美國和日本,這幾年又加入了韓國、英國、德國和法國。我相信還有其他國家。他們有大量的智庫和研究中心,發表和出版大量的報告和書籍,為他們的國家和人民做知識準備,知道將來怎麼和中國打交道。兩年前,法國有一位經濟學家寫了一本關於中國的書,聽說在法國成為暢銷書,後來也翻成簡體字在大陸出版。我翻了一下這本書,覺得論點並不出奇,但這是從法國角度出發對中國的詮釋。 而台灣呢,離大陸最近,卻也是研究中國最偷懶的。我們一向認為和對岸同文同種,過同樣的節日,拜同樣的神,所以必然最了解他們。在對中國的論述上,除了政治上的意識型態,其他的幾乎一片空白。也因此,在台灣,很難理解為何奧運聖火傳遞在倫敦和巴黎被干擾,在中國社會底層和海外華人之間,會引起這麼大的憤怒,甚至兩股力量串聯。 台灣有中國論述嗎?現在市面上大多數談中國的書,都是翻譯過來的,而且以翻譯美國出版的為主,台灣本地談中國的書少得可憐。這個離大陸最近的地方,對大陸的理解,卻是透過隔著一個太平洋之外的英語系國家作者,他們筆下的《世界是平的》、《龍與象》和《中國與印度》等書。 台灣幫全世界代工電腦、手機和晶片,但是屬於我們自己腦力該去思考探索的知識和論述,卻交由別人代工,這不僅是一種諷剌,也是提醒。台灣本該最了解大陸,並出口這種知識到全世界,現在卻得靠進口來填補知識落差,但這種論述無法經由代工完成,其結果是落差越來越大。 台灣對大陸的這種兩極論述(極好但又極壞),就是這種知識落差的結果。「準備好了」,是前一陣子總統大選的熱門用語,但是面對對岸,這句話很難說得出口。 但是,我們又必須準備好,起碼在口頭上得這麼說。今年七月四日開始,兩岸開放周末包機直航(和多數人想的點對點直飛不同,還是得飛經香港上空繞一圈),台灣媒體把重心放在大陸觀光客到台灣,會產生多少消費,對台灣經濟造成多大貢獻。 這種一廂情願式的期盼,再次曝露我們對大陸理解的不足,而隨著首發團在台購物金額未如預期,關於陸客來台未能成為拉升台灣景氣的概括結論,又是過早地就拋出來。 我所認識的大陸朋友,都想到台灣來走走,這當中老一輩的,或許是對兩蔣和國共內戰記憶的憑弔,以及到台北故宮親眼看看傳說已久的文物;中年的一輩,則是想來感受這個出鄧麗君、羅大佑和校園民歌的地方,是如何給了他們蒼白年少一段美好的時光;年輕的一輩,可能更醉心於二十四小時的誠品書店、周杰倫和〈康熙來了>、以及最草根生猛的選舉文化。購物並不是他們來台的主要目的,否則他們的首選應該是香港。 如果我們不把台灣的角色定位為「賣場」,和陸客的關係只是單純的一次式交易銀貨兩訖,而是把眼光放長,他們來台灣的經歷,回去之後會是對台灣很好的宣傳,對於兩岸和穿梭其間的工作者、投資者和觀光客,可能創造更大的價值。 但是,關於中國論述的缺位,讓我們在這一波開放中,只能退而把自己窄化為「賣場」,不管販賣的是風景區門票、紀念品和土特產,或者飯店房間和概念餐,撥的是「多少人頭x平均消費金額=消費總額」的算盤,這和一九八七年開放到大陸探親後,許多老兵被老家親人惦念著帶回三大件五小件有差別嗎?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改變的只有當事人的位置。 一九八八年台灣開放企業到大陸投資,一堆勞力密集的加工型企業先過去設廠,享受土地、人力和稅賦優惠,對台灣而言,這時候中國是「工廠」;進入一九九0年代後期,沿海城市發展起來,一部份台商開始從出口轉內需,從連鎖服務業和食品業切入,這時候中國是「市場」;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中國加入全球化行列,各行各業成長迅猛,創造許多高薪機會,從半導體、廣告公關、消費金融到一般性的管理人才,吸引許多台灣工作者跨海角逐,這時候中國是「職場」;到了二00六年,中國股市狂飆,指數迭創新高,許多即便打定主意留在台灣的朋友,也和中國產生關係,透過各種直接間接、合法非法管道投資中國,不計一切買進,這時候中國成了「賭場」。 二十年時間,中國變化很大,對台灣而言,它的身份從工廠、市場、職場到賭場,不管你前進大陸還是留在台灣,都與你有關,而當今天這個關係進一步深化,換成對岸到台灣來,如果我們的身份僅僅是賣場,那絕對是錯失了大好機會。面對中國,台灣有無機會成為工廠(對岸高階技術到台灣設廠,或開放陸資來台投資,成為台灣電子業股東,等於持有部份台灣工廠),或者市場,或者職場(開放對岸勞力或腦力來台工作)?過去二十年,我們一直處在工作被對岸搶走的焦慮中,想盡各種方法防堵阻止,接下來二十年,我們可能要開始規畫對岸來台投資辦企業,創造就業機會的方案。 留在台灣,你可能服務的是對岸來的消費者,或者你的老闆來自對岸,或者你在一家區域型企業工作,經常要和北京或上海的同事溝通協調。這一天已經到來。我們過去在思想上的偷懶,並沒有阻礙歷史前進的腳步。但這種殘存印象與眼前事實差距極大所造成的認知不協調,卻會嚴重影響我們的判斷和行動。 這本書並不是一個解答,答案目前還不存在。這本書只是我個人在過去五年、在中國十個城市的遊歷見聞,主要在上海,更多是工作方面的一些心得和觀察,做為拋磚引玉。希望這本書對那些想啟程到中國,以及更多選擇留在台灣打拚的工作者,有一個貼近了解中國的參照座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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