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強權：在中國崛起的背後》

安全困境的困境　溫洽溢

不懂大國關係，就沒有好的外交政策

──季辛吉

　　謝淑麗《脆弱的強權》英文版在二○○七年四月出版，彼時中國全國人大年會剛在三月審議通過《中國物權法》草案。中文版在二○○八年五月出版，就在譯稿殺青的二月，中國發生百年罕見的雪災，交通、運輸、產業、糧食、人民生命財產乃至經濟成長率和通貨膨脹，無不受影響。

　　與《脆弱的強權》英、中文版出版時間點湊巧的兩件事，很能說明謝淑麗這本書的主題──中國已經崛起為超級強權，這是個無可否認的事實，但中國卻是個「脆弱的強權」。

　　中國在短短三十年間，從自絕於世到納入世界經濟體系、從高舉共產主義到擁抱資本主義，本身承受了劇烈的社會變化，可是連規範市場經濟基礎的私有財產歸屬，始終都在曖昧之間，《物權法》草案恰恰說明了這種矛盾。

　　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個打個噴嚏，國際經濟就受波動的經濟強權。軍事預算以每年兩位數百分比增加，已經成為太平洋西岸的軍事強權。舉凡產業外移、能源短缺、原物料上漲、環保危機，似乎都有可歸罪於中國之處。但是，一場雪災，卻幾乎癱瘓了這麼一個崛起中的超級強權。

　　強悍又脆弱，龐大而分歧，這是怎麼回事？謝淑麗的《脆弱的強權》提供了一個獨特又頗具代表性的「美國觀點」來看待中國的崛起。

　　謝淑麗立論獨到之處在於她從美、中大國博奕中得出看似弔詭的論斷：中國崛起對亞太區域安全、乃至美國霸權地位構成威脅，並不全在於中國國力蒸蒸日上，而在於中國經濟崛起造成政治的弱化，才是危機所在。

　　謝淑麗的思路脈絡可以從兩方面來掌握：一個是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內在」邏輯，另一個則是她對中國政治的「結構」分析。

＊中國威脅論的背後心態

　　九○年代初，蘇聯共黨政權垮臺，冷戰結束，美國自尼克森時代以來建構的美、蘇、中「大三角關係」形同瓦解，美國成為一支獨秀的霸權，在戰略上不用處處遷就中國的利益，仰賴中國來制衡蘇聯。美國朝野也開始出現重新定位美中關係的辯論。

　　美國對中國關係的重新定位，大體上可歸納為三個方向：「圍堵」（保守派）、「交往」（中間派），及「全球化」政策（自由派）。（註）這三種取徑看似不同，但底蘊則並無二致。透過軍事同盟等「圍堵」手段來「遏制」中國崛起，顯然是以中國為敵。但主張「交往」和「全球化」者，只不過捨棄軍事的「剛性力量」，改以民主政治、人權、自由競爭市場的價值觀來滲透、改變中國──這也就是奈伊（Joseph Nye）所謂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中國所謂的「和平演變」──其實背後還是以中國為假想敵。

註：這是綜合奧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易明（Elizabeth Economy）的詮釋，以及李金銓對《紐約時報》中國論述的解析而來。

　　這種以中國為競爭對手的前提在各類論述都可看見。例如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預言東亞儒家思想圈對西方世界的潛在威脅，算是一種「文化型」的中國威脅論。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直指中國的糧食危機是世界的災難；崔大偉（David Zweig）等人分析中國在全世界掠奪石油，威脅到美國戰全球的戰略部署，這是一種因中國崛起而造成全世界糧食能源短缺的危機論述。而《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天》這樣瑣細的敘述，更讓中國威脅成為一種清晰的切身感受。

籠罩在這樣的氛圍下，也難怪福山（Francis Fukuyama）會在省思美國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近作中，提到一九九○年代末某些新保守主義者認定中國是崛起的敵對大國。只不過九一一恐怖攻擊的發生，延後了中國威脅論的引爆。

＊和平崛起？

　　美國把中國當成威脅。但問題是，中國有沒有能力威脅美國？更重要的是有沒有意願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規範和遊戲規則？這部分涉及中國的國家力量和戰略意圖，謝淑麗在第一、二、五章有相當冷靜精闢的分析。

　　就國力而言，中國有沒有具備挑戰美國的能力？這個問題見仁見智，難有定論。以經濟來說，很多人把美中貿易赤字視為中國對美國的威脅，但是根據謝淑麗的分析，這反映的是中國改革開放、重新融入世界市場之後，鄧小平捨棄毛澤東的外交策略，強調中國必須融入國際的政治、經濟體系之中，並創造長期穩定的國際空間。因而改善了中國與美、日的關係，舒緩臺海的冷戰對峙，並藉由經濟開放的政策，吸引外資到中國大陸進行投資，逐漸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

　　如此一來，便造成東亞經濟結構的轉型重組，打破日本人的「雁行理論」。日本、臺灣、南韓、新加坡等東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 state）把生產基地轉進中國，產品再以美國為出口市場。表面上，美中貿易逆差雖然驟增，但美國對日本、臺灣、南韓、新加坡等國的貿易逆差則相對減少。以整體區域來看，貿易逆差變化的幅度並沒有想像中嚴重。

　　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依賴，造成美中在經濟關係方面形成互賴格局，中國和美國的國家利益都受這種互賴經濟結構的約束。甚至中國的政經控制力還因為經濟改革而削弱，衍生出如銀行壞帳、貧富差距、社會救濟手段落後、環保問題引發的抗爭、幹部貪腐之風等問題。

　　就戰略意圖而論，鄧小平以「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謹守「不當社會主義的頭」、「善於守拙」、「避免戰爭，重視和平環境」的作為，追求史溫（Michael D. Swaine）和泰利斯（Ashely J. Tellis）所謂「有限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大戰略，盡可能不以挑釁的途徑增強中國的實力，避免引起區域和全球不良的反應。

　　然而，這種消極被動的國際作為，從江澤民時代開始有所轉變。謝淑麗指出（註），在「負責任的大國」架構下，中國體認到國際合作的重要性，紛紛與周邊國家廣結善緣，強化雙邊關係的質與量；積極參與甚至發起多邊組織，例如以東協為平臺，加強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和安全對話，發起「上海合作組織」來加強和中亞國家的國際合作。

註：近來西方學者的研究，如雅克布森（Harold Jacobson）與奧森柏格對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組織的開拓性討論，皮爾森（Margaret M. Pearson）對中國關於「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決策的後續解釋，易明對中國在國際環保機制行為的探索，肯特（Ann Kent）對中國加入國際人權機制的觀察，都呼應了謝淑麗的觀點，中國並無意挑戰既存的國際規範和國際秩序。甚至連中國最為在意的主權議題，卡森（Allen Carlson）也推翻西方學者有關中國對主權絕對性追求的傳統認知，認為中國的主權觀已不再僵化、單一化和排他。

＊中國崛起勢必衝擊美國利益

　　從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國際作為來看，似乎無從證明中國威脅到美國利益，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規範及國際秩序。既然中國的國力增強和戰略調整，很難說與美國的中國威脅論有邏輯上的因果關係，那麼美國的不安情緒又是從何而來？從謝淑麗的字裡行間來看，美中關係隨著中國崛起，似乎已陷入某種「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在西方的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安全困境的分析架構由來已久，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對公元前四三一至四○四年間雅典與斯巴達連年征戰的分析，至今仍是討論安全困境的經典。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政治特色下，國家為求自保，必須強化軍備、開拓資源，以擴展生存空間，當有大國崛起時，必然影響既有國際體系的穩定，而對霸權國家的利益造成威脅。修昔底德以略帶希臘悲劇的宿命角度來論斷這場戰爭爆發的原因：造成這場戰爭的原因無他，唯因希臘擊敗波斯大軍入侵之後，雅典勢力如日中天，引起斯巴達的恐懼。

　　謝淑麗認為，今日美中關係有如昔日斯巴達和雅典的對峙。而且，隨著冷戰美蘇「二元」對抗體系崩潰，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在這種「單極」結構下，缺乏多元大國作為合縱連橫的轉圜空間，中國的崛起勢必直接衝撞美國的利益。

　　近年來，西方媒體在闡釋中國追獵原物料和能源所衍生的政治效應，也往往從安全困境的邏輯著眼。崔大偉（David Zweig）等在二○○五年《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撰文，共產黨為了促進經濟發展，維繫統治正當性，必須投入石油能源支撐中國的經濟成長。但問題是，中國本身的石油生產無法自給自足，而仰賴的進口石油，百分之七十來自中東和非洲。這使得中國以經濟援助作為後盾，積極介入傳統上屬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勢力範圍，從而牽制美國全球的戰略利益。中國和伊朗簽署七百億美元的石油合約，而爆發種族屠殺的蘇丹，更是中國在非洲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同時，為了保護石油運輸航道，中國近來積極拓展海權力量，以求超越胡錦濤口中的「麻六甲困境」。如此一來，中國在全球對石油的爭奪，抵消美國對無賴國家的制裁效力，也削弱美國的「人權外交」主張，甚至在海權方面形成美、日的壓力。

　　《經濟學人》（Economist）近來也以「新殖民主義者」（new colonialist）一詞，形容在全球積極拓展原物料的中國，並指出中國對西方民主價值的挑戰。根據《經濟學人》的解釋，蘊藏豐富資源的亞、非、拉丁美洲國家，大多是威權專制的國家，他們之所以樂於和中國打交道，主要是因為中國在和這些國家進行交易往來時，往往提供額外的經濟援助，又堅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不像美國等西方國家經常提出人權、開放市場等附帶條件。這些威權專制國家自然樂於和中國往來。更重要的是，中國結合威權統治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對這些國家很有吸引力。《經濟學人》憂心這種趨勢長此以往，以經濟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為核心價值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終將不免要與前述的這種「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在國際間角逐「柔性力量」。

＊脆弱的強權

　　中國雖然高唱「和平崛起」、「和平發展」，但是國際間對中國崛起仍有疑慮，美中之間也有可能因誤判而引爆不可收拾的軍事衝突。謝淑麗把分析的焦點進而轉向中國內部政治的制度結構和領導人的權力條件。

　　美國的中國研究學普遍認為，政治學的「極權主義」研究模式很難用來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性質。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奧森伯格、蘭普頓（David Lampton）從中共的決策過程，將中國看成「分散化的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根據李侃如、奧森伯格、蘭普頓的分析，基於官僚組織的本位利益，中共的決策過程越趨於討價還價的協商過程，即使強人如鄧小平，決策方面都必須向官僚的組織利益妥協。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共產黨堅守「政左經右」的改革路線，實施市場經濟改革、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同時，仍堅持共產黨的壟斷權力，穩定中國政治局勢，中國雖未見民主轉型的積極元素，但也絕難從極權體制的角度理解中國的政權性質。

　　謝淑麗對中國政治的理解，基本上也是從「組織結構」，而非港、臺媒體慣見之「派系文化」的角度切入，著重探討組織結構對中共領導人決策權力的制約，中共領導人對組織結構利益的妥協。謝淑麗的早期著作《中國經改的政治邏輯》（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對鄧小平時代經改策略的解釋，就是建立在這種結構分析上。根據謝淑麗的解釋，毛過世後華國鋒掌權，以重工業發展策略為政策主軸，釋放政策利益拉攏「石油派」等中央重工業部門。而鄧小平為了突破這個利益集團的封鎖，所以改弦易轍，主張把中央決策的權力下放地方，並以輕工業、農業部門為先，爭取地方政府、輕工業幹部對他改革政策的支持。也就是說，改革之初，鄧小平的「分灶吃飯」和以輕工業、農業為先的政策，不是他天縱英明，而是迫於結構制約不得不然的選擇。

　　《脆弱的強權》對中國政治的分析，還是延續這種結構脈絡。改革開放後，表面上中國共產黨仍維持壟斷政治權力的局面，不過社會的階級、利益、價值日趨多元，甚至包括利益團體的形成，官僚體系決策的多層化，社會經濟的多元化，這樣的發展不可避免會造成中國一黨體制本身的變化。

　　謝淑麗指出，毛、鄧「長征世代」的領導人，本身擁有「建國」和「改革」的歷史豐碑，且都曾帶兵打仗（鄧小平曾以政委身分，參與過中共得以奪取政權的關鍵戰役之一，即淮海戰役），派系網絡遍及黨政軍各個領域，較能駕馭龐然複雜的官僚體系。相對而言，江澤民和胡錦濤出身科技官僚世代，既無毛、鄧的「奇魅」（charisma）特質，也都在接班之後才開始在軍中建立人脈，派系網絡的綿密度又不及毛、鄧。同時，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陰霾揮之不去，江、胡尤須慎防黨的領導階層公開分裂，軍隊離心，大規模的社會動亂。這使得江、胡的決策處處遷就軍隊、宣傳、安全部門的組織利益，難有大開大闔的創新。（見第三章）

　　根據謝淑麗的的分析，毛、鄧強人世代結束後，中國領導人似乎在經改的過程進退維谷。為了深化經改，勢必會動搖馬列主義等意識型態原則；為了鞏固共產黨領導，維護改革開放的社會秩序，中國領導人又不得不祭出民族主義，取代馬列主義作為意識型態的動員力量。然而，問題在於，民族主義乃一刀兩刃，既可動員擁護共產黨，在傳媒、網路漸趨商業化的中國大陸，也可能失控而把矛頭轉向中國共產黨。（見第四章）而在謝淑麗看來，最有可能造成這種失控局面的是糾結著濃烈民族主義情結的對日、臺、美關係。（見第六、七、八章）伯頓（John W. Burton）所說「外部衝突常常是內部問題的反映」正是迫使中國領導人鋌而走險，對外採取冒進政策，轉移內部矛盾最有可能的因素。

＊大國思維，臺灣未必合用

　　謝淑麗是學有專精的中國研究專家，又有襄助東亞事務的「局內人」經歷，她對中國政治的近身觀察，有著一般學者少有的「默會」直觀，可供臺灣作為借鏡。不過，謝淑麗的立論畢竟還是站在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書中觀點不免陷入美國國際秩序的唯我典範（paradigm）。

　　謝淑麗時常對中美處在安全困境可能爆發衝突而憂心。然而，建立在安全困境上的中國威脅論，本身即帶有「自我實現」（self-fulfill）的邏輯效果，若從安全困境的邏輯來解釋中國的崛起，最終也會確證中國威脅的正確性。安全困境這種現實主義的分析，是與美國的政治文化緊密結合的，是心態的投射，也是意識形態的投射。謝淑麗對中國崛起後亞太局勢的觀察，乃至於「大國協調」的主張，基本上還是在大國崛起，以及既有霸權國家如何回應的理論框架。

　　謝淑麗在〈亞太地區安全：勢力均衡還是大國協調？〉（註）一文所說的「大國協調」，主要是指仿效一八一五年拿破崙戰爭後，由英國、普魯士、俄國和奧地利建立的歐洲協調模式。謝淑麗認為大國協調是一種「集體安全，其中主要大國集團同意一起抵抗侵略，為解決事件召開會議，並且如果需要協調集體行動。」協調的主要目標是，「控制主要大國之間的關係。通過分享有關能力和意圖的訊息，大國可以降低它們之間安全困境的危險。」

　　謝淑麗從安全困境看待中國崛起的地緣政治效應，並提出大國協調的因應之道，但問題是，國與國之間的不安全感也是被安全困境的論述所激起的。況且，東亞和東協國家是否必然追隨美國的「典範」，從「均勢」邏輯思考、因應中國的崛起？或者坦然接受中國崛起，重返日本學者濱下武志所謂以中國為國際政經秩序中心的「朝貢體系」？還是有待驗證。

　　面對國際政經局勢的風雲詭譎，主導後拿破崙時代的奧國首相梅特涅說，「秩序是起點，秩序本身就能帶有自由。」然而，撇開理想，務實來看，這所謂「秩序」，終究是適應大國國際規範和國家利益的秩序。臺灣似乎只能審時度勢，順勢而為。

對臺灣而言，矛盾的是，兩岸關係依然存在著冷戰結構的遺緒，在安全上必須倚賴美國。但另一方面，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擁抱全球化之後，臺灣的經濟發展又日漸向中國大陸傾斜。臺灣夾在「兩大」之間，該如何提出一套「大戰略」，以統攝外交、經濟、安全各個面向，確實是未來的重大課題，也是嚴峻的挑戰。

註：謝淑麗的〈亞太地區安全：勢力均衡還是大國協調？〉一文，收錄在王正毅、卡勒、高木誠一朗主編，《亞洲區域合作的政治經濟分析－制度建設、安全合作與經濟增長》（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七年）。有關東亞國家對中國崛起的觀感，詳見David C. Kang, China Rising: Peace, Power, and Order in East As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 返回上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