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台灣人》

百年來的台灣學術發展

曹永和

「學術」這兩字，可說是朗朗上口的「詞彙」，但何謂學術，恐無人可給一個人人均可認可的說法。畢竟，歷史是「一人一款」，且學術的定義與發展，會隨時代背景產生變化的。

本冊《學術台灣人》收錄日治時期在台灣出生的台籍人士，與戰後自中國來的學者，凡是在其專業領域，對學術有意義、貢獻者，即可廣泛地以「有台灣經驗」者來論定之。

學術代表一個地方累積發展出來的文化，其深度、廣度與所能培育的人才，與該地學術、政治環境皆有密切的關係。以台灣經驗來看，二次大戰前後，背景大不相同的統治者，對戰前戰後的台灣學術發展，也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戰前的台灣，屬日本治理下的殖民地，日方建設重視基礎建設，當時獨立的學術活動較少，就算是全台首學「台北帝國大學」（台北帝大），雖培養出台籍菁英如杜聰明、徐慶鐘、潘貫等，但其多數學生仍為日本人。加上從事學術研究，對當時社會而言，是種「不能賺吃」的行業，因此投入學術研究者並不多。自台北帝大醫學部培養出來之台籍人士，多半以擔任醫生為職，少有成為醫學研究者。法學部畢業者，則多當律師，幾無法學研究者。

一般而言，大學設立是學術發展很好的機會。現今許多人以為日治時的台籍菁英，若能就讀台北帝大，日後勢必飛黃騰達。但事實上，台北帝大可說是日治時期最不幸運的大學。因與日本內地的帝國大學相比，其設置年代晚，經費不多，學生也不多，待首屆畢業生畢業時，卻又逢經濟不景氣，謀職困難，因此無法走上學術研究的路。理科畢業者，尚可求得作實驗的機會，然文科畢業生從事研究的機會甚微。例如社會學者陳紹馨，他自日本的東北帝大畢業返台後，因景氣不佳未能順利覓職，最後只能在台北帝大當臨時人員。

這種現象直到二次戰後，日籍學者紛紛返日後，在日治時期已打好基礎、受嚴格訓練的台籍研究者才有機會「出頭天」。但隨新政權抵台的許多中國學者，使得學術圈的情況更為複雜。

隨國民政府而來的學派，在戰後多蔚為主流。以史學界觀察之，錢穆與中國史，在80年代前歷史學派的主流。居住地的台灣史則被認為是邊緣研究。今日雖時局略有演變，台灣史有人認為搖身一變為「顯學」，實際上，在大學教學系統中，它仍只是「小學」而已。這在在說明了學術的發展是會隨「政治局勢」改變而有所變化的。

而若以嚴謹的心態看待本書選錄之學術人物，首位傳主連雅堂，其《台灣通史》在戰後以「日治時的台灣精神」被推崇。但其寫史採傳統文人之筆調，並非嚴謹的學術研究，但其代表的時代性，可視為台灣史的先驅。

此外，本書中有部分傳主，在中國時早有學術地位，但抵台後反而未能持續學術研究開創新局，例如從事史學研究的傅斯年、哲學思想研究的胡適等等，戰後皆已跨越學術範疇。然而，抵台後成績斐然者，例如國粹主義的代表錢穆，在素書樓授徒；原研究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抵台後改以宋史與台灣史為研究重心的方豪；佛學思想的大家釋印順，來台後專心論述，影響深遠；戲劇學者姚一葦，抵台後走進了戲劇學之路；國際知名物理學家吳大猷則積極對政府建言，影響了台灣的科學發展。

戰後除了來自中國的學者，台灣也有不少研究者漸受注目。如身為許多台灣史研究者老師的楊雲萍；日治時期畢業自慶應大學，專研東南亞史，特別是越南史的台籍人士----陳荊和。他雖被台灣學術界所忽略，但其研究在側重中國史的台灣史學界中有其地位與開拓性。

也有不少優秀的台籍學者，早在日治時即受重視，戰後也持續之。例如專研哲學思想的曾天從；經濟學者張漢裕，著作收入備受日本學者重視的岩波文庫中。另畢業自台北帝大的戴炎輝，戰後更出任司法院長，也以整理淡新檔案貢獻極大；與他同期的蔡章麟，也是出自台北帝大法學部的畢業生。

不僅社會人文類研究者人才濟濟，日治時期的台灣醫學界，台籍菁英成就亦頗不凡。例如研究「藥理學」，甚早開始中西醫學合一研究的杜聰明；以蛇毒研究獲得國際肯定的李鎮源；專研解剖學科的余錦泉、蔡滋浬等諸位醫界菁英。此外，後來反而以畫家身份著稱的呂璞石，是台灣戰前少數的工科專才，研究應用力學、熱處理等，戰前在日本即已出書獲得肯定。

學術研究，最重要乃是包容的心態。今日台灣重視本土意識，雖具正面意義，但不能被狹窄的觀念侷限，而變成「台灣沙文主義」。學術本身是無境界的，只要能認同台灣，以寬容的心態對待，今日甚至日後，台灣的成就，當不只是經濟而已。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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