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北京人(上)》

〔導讀人簡介〕

王道還，一九五三年生於台北市。台灣大學人類學碩士，曾赴哈佛大學受生物人類學訓練，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生物人類學研究室。業餘從事翻譯，譯作有《達爾文》、《性趣何來》、《解開演化奧祕的人：達爾文作品選讀》、《科學革命的結構》、《槍炮、病菌、鋼鐵》（合譯）、《第三種〔黑〕猩猩》、《盲目的鐘錶匠》、《電腦生命天演論》等。

「北京人」之路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十二月，「北京人」化石頭骨出土，是東亞地區發現的第一個重要的古人類學標本。今天的古人類學，氣象與當年已有雲泥之別，回顧這個故事，必須兵分兩路，才不至於讓後見之明模糊了歷史的真相。一方面得講古，從西方「人類自然史」的發展談起；另一方面，發現「北京人」自始就是個國際事件，國人扮演的不過是後知後覺的地主、學徒、工頭、苦力罷了。事隔七十多年，可「出師」了？要是不能回答這個問題，「北京人」的故事就不值得談了。

■化石與古生物

　　無論中外，自古就有「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的浩歎，可是從這話發展出一套學問，在西方是十八世紀的事。即使化石的現代定義：「古代生物的遺骸與遺跡」，也歷經十七、十八世紀才逐漸發展出來。

　　「化石」（fossils）這個名詞，與古生物本來沒有什麼特定的關連，它原來的意思，是「地下挖出來的物事」。地下挖出來的物事種類雜多，不可一概而論。其中比較特殊的礦物，例如寶石，比較特殊的岩石，例如大理石，都不難辨認。又有一些極類似生物的物事，由於保存完整、模樣現代，辨認起來也不成問題。麻煩的倒是那些保存得不完整、保存的狀態極糟，抑或和現代生物不是極不相似、就是疑似之間難以拿捏的玩藝兒。需要研究的就是這種難以歸類的「化石」。以我們今天的後見之明，不難看出古人所面臨的困難。

　　認識到化石的生物屬性的同時，學者也發現了許多化石生物，在今天的世上並不存在；過去的生物與現代的生物在形態上往往有很大的差異。十七、十八世紀地質學的發展，確立了地層與生物相的關係：地層越古老，包含的生物與現代的差異越大。最後化石相反而成為釐清地層關係的重要依據。

■自然歷史

　　十八世紀末，一套「自然歷史」的概念出現了。地層關係變成了地「史」關係；不同的地層代表不同的地球史時期。不同的地史時期有不同的生物相，表示地球上的生命也有一個發展「歷史」。法國學者布丰（Georges Louis Leclerc Comtede Buffon，1707-1788）是傳布這套「自然歷史」觀（history of nature）的重要學者。他的《自然歷史》卷帙龐大，自一七四九到一七六七年就出版了十五卷，由於文筆優美，風靡一時。這套書直到他過世，仍未出齊。傳統「自然誌」（natural history）可說是在布丰手裡終結的。「自然誌」的本意是描述、研究自然，這個概念可追溯到古希臘時代。同時期的孔夫子教人讀詩，提到的好處，就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與「自然誌」相通。

　　布丰在《自然歷史》中發表了一套地球形成理論，同時說明地史與生命史。根據他的看法，很久很久以前一顆彗星掠過太陽，擾動了太陽，火熱的熔岩物質從太陽掉出來，形成了太陽系的各個行星。所以地球歷史便是一團火熱的物質逐漸冷卻的歷史。生命必須適應環境，所以地球冷卻的各階段，各有各的生物相。不過有一個布丰沒有仔細討論的問題，到此顯得越發的重要了。這個問題是：生命史的意義是什麼？布丰說明了不同的地史時期為什麼有不同的生物相，但是那些古代生物到哪裡去了？新的生物又怎麼出現的？這些問題，總括一句話來說，就是「物種原始」問題。

■人在自然中的地位

　　那麼人在布丰的「自然歷史」中，地位如何？他討論了人與猿在解剖構造上的相似程度，但是強調人與猿有一心靈（智力）上的鴻溝。由於一七五一年布丰就受到巴黎神學院（今日的巴黎大學前身）的質疑，所以許多學者相信他當然得「謹言慎行」。不過瑞典的林奈（Carl von Linne，1707-1778）自一七三五年起已經將人類歸入「自然系統」中的「人形目」，與狒狒、黑猩猩、紅毛猩猩算一家（後來改名「靈長目」）。林奈甚至向讀者「挑戰」：有什麼理由將人與大猿分別成兩個「屬」？可見在他心目中，人與大猿在解剖構造上極為相似。但是林奈也沒有懷疑過人與大猿有「親緣」關係，可見分類學研究並不一定會衍生出「生物演化」的觀念。

　　不過，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到了十八世紀末，已經「紙包不住火」，成為熱門的學術問題。「法國大革命」是一大轉折。

　　一八○○年，擔任過布丰兒子家教的拉馬克（Jean Baptiste Lamarck，1744-1829），在巴黎自然歷史博物館公開講授生物演變論（transmutation），並對人類演變過程的細節做了一些勾勒。從此「自然史」成為生物學與人類學的基本進路（approach）。

　　拉馬克指出猩猩與人的演化階序，可以從「顏面角」這個臉部特徵看出來。「顏面角」測量的是口吻部在顏面的突出程度。猿成年後上下顎突出，前額相對的向後傾斜。人的臉面就相當平，上下顎並不突出，前額也不後傾。這些學者發現三種不同的猿各有各的獨特的顏面角；有的顏面角特別大，也就是上下顎特別突出。有的顏面角比較小。這三種猿可以排成一個逐漸向人的狀態接近的序列。換句話說，人與猿之間沒有絕對的分野。

　　拉馬克還說明了人的顏面特徵怎麼從猿的狀態演變出來。他的依據是「用進廢退說」。根據他的看法，紅毛猩猩（orangutan）與人最接近。因為曾有人自海外報導，說是看過紅毛猩猩在地面上可以和人一樣地直立行動。拉馬克想像紅毛猩猩從樹上下地生活之後，習慣成自然地以兩足在地面直立行動。這種行動姿勢有一個好處：站得直、望得遠，既增加警戒範圍，又能拉長偵察距離。猿類必須使用牙齒當武器，所以上下顎特別突出。人的祖先能夠遠望，攻守兩便，知所趨避，鬥智不鬥力。鬥智「用」腦，腦容量就增「進」了。不再依賴牙齒保護自己。於是上下顎便退縮回去，人模人樣起來了。

　　自拉馬克之後，生物演變論逐漸成為知識界的熱門話題，引發了各種爭論，甚至成為各種弱勢團體爭取權利的「科學基礎」：如果人類是從「低等」動物演變來的，公侯將相寧有種乎？人間秩序為何不能更為「自然」些，使人人都有機會奮力上進？其實十八世紀初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就評論過：將宮廷中充斥的笨驢趕出一半，才是解決國家財政的良方。

　　一八五九年，達爾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出版了《物種原始論》，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將「生物演變」（evolution，即演化）轉化成正式的科學研究題材。達爾文在《物種原始論》中沒有討論到人，他只暗示：人也不例外，是自然（演化）的產物。可是沒有人「誤會」達爾文的弦外之音。《物種原始論》引起的爭論，幾乎全繞著「人」在打轉。

　　一八六三年，地質學家萊爾（Charles Lyell，1797-1875）出版《古人》，「達爾文戰犬」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出版《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分別從地質史、考古學與解剖學的發現討論人「這種動物」的自然史。萊爾提出證據指出人類的歷史比過去想像的要長。他的證據包括與絕種了的動物化石一併出土的人類石器。他以人類學家研究的「野蠻人」作模型，討論古人的生活形貌。他並不肯定天擇是主要的演化機制，更不願直截了當地說人的祖先可能是類似猿的生物。萊爾雖然與達爾文過從甚密，對達爾文的支持也不遺餘力，但他的晚年是在「天人交戰」中度過的。他不願相信萬物之靈的人類果真是「盲目演化」的產物。在達爾文的「朋友」中，他絕非例外。

　　剛在倫敦學界嶄露頭角的赫胥黎就不同了，他基於解剖學證據，直截了當地指出：人與猿的差異，小於猿與猴的差異。

　　不過，人類果真是從猿演化而來的話，可有實物證據？比較解剖學的證據到底是間接的。

　　事實上人類史前史考古學與古人類學這時已經萌芽了。一八五八年夏天，達爾文正在趕寫《物種原始論》，倫敦西南近英倫海峽的鄉間，有個洞穴遺址中出土了人工石器與已滅絕的更新世動物化石。人類當年與那些動物生活在同一個時代！此外，「尼安德塔爾人」化石也在兩年前出土了。

　　換言之，人類有個深遠的史前史，在《物種原始論》出版之前，就已鐵案如山。

■「尼安德塔爾人」問題

　　重建歷史--無論人文史還是自然史--都必須以「史料」做依據。但是古人類學家面對的難題卻是：若對祖先的長相沒有一些概念，就難以辨認相關的化石；而沒有化石，又無法對祖先長相有確定的概念。古人類學的歷史，比任何其他的科學領域，更能證明「先入之見」在科學研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對於這一點，達爾文說得再清楚不過了：「觀察要有用處的話，都得衝著某個論點，無論贊成還是反對。居然有人不了解這一點，真是奇怪。」

　　所有重要的古人類化石，一開始都在學界引起激烈的爭論，直到今天，古人類學的主要問題，都與「先入之見」糾結纏繞、難分難解。「『尼安德塔爾人』問題」就是最好的例子。

　　「尼安德塔爾人」一八五六年（清文宗咸豐六年）在德國尼安德塔爾（「新人」谷）出土，是第一個引起學界注目的古人類化石。第二年，波昂大學解剖學教授夏夫豪森（Hermann Schaaffhausen）發表研究報告，提出了三點結論：掋形態上，這個化石代表一種「古人類」；𠄘這種古人類可能是歐洲的「原住民」，現代歐洲人的祖先到達之前，已經生活在那裡了；担從一同出土的化石看來，這種古人類與已經滅絕的動物曾經在一起生活，例如劍尺虎。換言之，夏夫豪森認為「尼安德塔爾人」是生活在更新世的古人類。在當年，這是非常大膽的見解，因為學界的主流意見，仍然認為人類是地球生命史上的「新」物種--更新世末才出現在世界舞台上。

　　當年學界對夏夫豪森的報告，主要在爭論「尼安德塔爾人」化石是個正常個體？還是「病理」標本？許多學者認為他是個病理標本，例如德國病理學權威維周（Rudolf Virchow，1821-1902）就認為「尼安德塔爾人」是個痀僂症患者，而不是什麼古人類的代表。

　　至於主張「『尼安德塔爾人』是古人類」的學者，也說不清他與現代人有什麼關係。主要的問題在於：雖然「尼安德塔爾人」的腦容量與現代人沒有太大差別，可是頭骨上有許多「猿」的特徵，舉例來說，顱頂較低、骨壁較厚、眉�鉾o達等等。人類會有這麼「不體面」的祖先嗎？

　　這個「尼安德塔爾人」背景，為古人類學後來的發展定了調。（事實上，古人類學歷經近一個半世紀的滄海，最近又回到了「『尼安德塔爾人』問題」。）

■「爪哇人」、「皮爾當人」、「北京人」

　　古人類學最有趣的一個現象就是：從來沒有人對手邊的資料（data）滿意過。可是新化石出土後，學界往往要過很久才會恍然大悟「驀然回首」。對「尼安德塔爾人」大家意見紛紜，就期望找到新化石，證明對手「並沒有站在真理的一方」。果真找到了新化石，老問題不但沒解決，反而引出了新問題。直到今天，這仍然是古生物學發展的基本模式。「尼安德塔爾人」之後，「爪哇人」（一八九一～一八九二年）、「皮爾當人」（一九一二年）、「非洲南猿」（一九二四年）與「北京人」（一九二九年）的化石一個一個出土。現在我們都知道：「南猿」、「爪哇人」與「北京人」、「尼安德塔爾人」代表一個連續不斷的人類演化趨勢；而「皮爾當人」是個西貝貨。可是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逐漸形成的共識。當年學界的反應卻不是這麼回事，每個新化石都在學界引起了激辯。

　　就拿「爪哇人」來說吧。這個化石的出土記錄並不完整，頭骨與大腿骨分別在不同的地點發現，但是據說是同一層位。顱頂的形態比「尼安德塔爾人」還「原始」，而大腿骨卻與現代人差別不大。要是腦容量與現代人相同的「尼安德塔爾人」，都因為頭骨形態上的「原始特徵」而喪失當「祖先」的資格，那麼腦容量一千立方公分的「爪哇人」怎麼會有資格呢？許多學者認為「爪哇人」的顱頂骨不是「人」的，而是一種已經滅絕的巨型長臂猿。

　　在這種氣氛中，有人利用現代人的顱骨與紅毛猩猩的下顎骨，創作了一個學界情願接受的「祖先」--「皮爾當人」，就不奇怪了。

　　也難怪「北京人」會引起古人類學界不尋常的矚目。出土「北京人」的周口店遺址，是東亞第一個由專家系統發掘的古人類遺址。周口店出土的舊石器與豐富的人類化石，在當年也獨步世界。「北京人」的形態與「爪哇人」類似，數量又豐富，可以印證爪哇「人」的地位，並提供了更完整的資訊--他們一併稱為「直立人」。比較直立人與「尼安德塔爾人」的形態，可以看出他們有一脈相承之處，簡直是一個模子翻出來的，只不過直立人更「原始」。周口店的考古研究，證明直立人的生存年代比「尼安德塔爾人」古老。於是從直立人到「尼安德塔爾人」，可以看作人類演化的發展趨勢。

■備受冷落的「南猿」

　　有趣的是，當年學界雖然接受了「北京人」，卻拒絕了「南猿」（猿人）。一九二五年南猿化石的簡報發表後，學界卻判定那是「猿」而不是「人」。雖然「南猿」化石公開的時候，「皮爾當人」還沒有拆穿是贗品，可是「北京人」發表之後，直立人與「尼安德塔爾」人的演化關連就建立起來了。也就是說，當年絕大部份證據都顯示「皮爾當人」是「孤例」，也有一些學者因而指斥人顱猿顎的「皮爾當人」是個「怪物」。可是學界仍然不願接受「南猿」是「祖先」。其間涉及的是：「南猿」化石本身的問題，以及學界的「先入之見」。

　　第一個「南猿」化石是個小孩，連乳牙都沒掉光，除了一些特徵類似人的，還有許多特徵更像猿。學者非常有理由懷疑他其實是幼猿，因為幼猿看來頗為人模人樣，到成年後才口顎突出、額頭後斜，現出猿形。此外，人類祖先的模樣，從比較解剖學得不到具體的線索，腦容量與猿相似、形態也與猿相似的「玩藝兒」，可以當做祖先嗎？沒有人有「客觀」的答案。

　　「南猿」在南非出土，也使學者懷疑他是「猿」。比「尼安德塔爾人」古老的「爪哇人」與「北京人」都在亞洲出土，因此學者相信亞洲才是人類的演化搖籃。至於非洲這塊「黑暗大陸」--那兒不是有很多「猿」嗎？

　　「南猿」的演化地位，是少數幾個學者，一方面努力搜尋更多材料，另一方面說服學界居戰略地位的人士參與研究，才建立起來的。那是一九五○年代末了。

■八方風雨會中州：北京的國際科學社群

　　發現「北京人」的故事可以從北京中藥舖的龍骨罐子講起。其實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兩個研究領域，都是從那個罐裡打開的：「北京人」與甲骨文。

　　中藥裡有「龍骨」這味藥，不知有多久了。到上個世紀末才有洋人發現，「龍骨」是各色動物的化石。不過對國人而言，管它猿人龜甲牛胛骨，丟在藥罐裡冶合炮製一番，萬化冥合殊途同歸，就有治病效力，沒有區別的必要。巧的是洋人找到化石的時候，國人注意到了文字；有些「龍骨」上刻的有字兒（有些人可能不會覺得希奇，因為民間流傳：寫的有字的紙，燒成灰能治病）。甲（龜甲）骨（牛胛骨）文就這麼問世了。中藥舖的「龍骨」罐子，竟然「科學」與「人文」都裝得下，果真是有容乃大。

　　不過，「北京人」的故事還是從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講起比較踏實，這一年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到周口店附近的雞骨山採集「龍骨」（化石），是日後北京人發掘的張本。他受邀到北京任農商部礦政司顧問，與地質調查所的關係最密切。在中國從事考古學與古生物學研究，是他來華以後發展出的興趣。

　　第一位主持北京人化石研究的加拿大醫師步達生，可就是有備而來的了。他的求學經歷很與眾不同：高中畢業後，先在多倫多大學醫學院畢業（四年制，一九○六年），再進入多倫多大學「念大學」，一九○九年畢業。然後他到美國俄亥俄州的一家醫學院擔任解剖學教授。步達生一九一四年訪問英國，師事神經解剖學家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1871-1937），史密斯研究過「皮爾當人」化石的腦腔模型。步達生受史密斯的影響，對人類自然史發生了興趣。步達生返美後，一九一五年美國古生物學家馬修（W. D. Matthew）出版了《氣候與演化》，指出哺乳動物的演化核心區域在中亞，引起了他到中國找尋人類祖先化石的念頭。因此一九一八年步達生受邀到北京協和醫學院擔任解剖學教授，他覺得簡直是老天的眷顧。步達生在出發之前，就準備妥當了，他不只是到中國擔任解剖學教授，他與馬修商量過，要在學校裡設立一個哺乳動物的比較解剖學博物館-古生物學研究的基本裝備。馬修在紐約的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任職，當時的館長奧斯朋（H. F. Osborn，1857-1935）也非常支持這個點子，答應協助。

　　原來自一九二二年起，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組成中亞探險隊，到戈壁沙漠尋找人類祖先化石。一九二三年，他們找到了恐龍蛋，轟動一時。領隊的是安德魯斯（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電影《法櫃奇兵》系列的主角印第安那‧瓊斯就是按他的形象打造的。

　　至於「北京人」發掘的始末，本書已有詳述，此處不再重複。筆者只想強調：當時北京的國際科學社群是整個事件的規劃人。而創設北京協和醫學院的洛克菲勒基金會，扮演的角色特別值得我們反省。到一九四七年為止，洛克菲勒基金會在北京協和醫學院合計投資了近四千五百萬元美金。事實上，二十世紀初期，美國的高等教育就是由洛克菲勒基金會之類的私人慈善機構全面更新的。

■回顧與省思

　　雖然步達生如願地成為研究「北京人」化石的第一位學者，並在研究過程中過世，可是「北京人」在人類自然史上的地位，卻已有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有些觀念已經過時了，例如亞洲是哺乳類演化的核心區域、甚至是人類的演化搖籃的說法。一九五○年代起，越來越多的古人類化石在非洲出土，使得人類成為現代哺乳類中演化「史料」最完備的物種。

　　其次，先進的地層或化石定年法，不僅拉長了更新世的時距（一百七十五萬年前開始），也判定了「北京人」是比較晚的人類祖先化石，大約四十萬年左右。

　　此外，中國地區出土了一些較早的猿人（似「猿」的「人」）化石，例如「巫山人」（據說一百五十萬年前？）、「南京人」（六十萬年前），不過似乎沒有直立人類型以外的種類。而學者一般認為，近一百八十萬年前猿人在非洲演化出直立人類型後才開始走出非洲。

　　至於「北京人」，或中國地區出土的直立人類型的猿人與現代中國人有什麼關係，就更難回答了。原因在於：現代智人各族群間的遺傳差異非常小，該如何解釋學界還沒有共識。以非洲大猩猩族群間的遺傳差異來衡量，世界上各人類族群間的遺傳差異反而顯得小。比較簡單的解釋是：現代各族群同出一源，而且是最近才散布到世界各地的，大概最多是二、三十萬年前的事，有些學者估計不到十萬年。

　　有些學者不同意上述觀點，他們持「多線演化」說，認為世界各地區都有「土著」分別演化。例如他們將中國地區出土的古人類化石，按時間排比，找出一組足以與現代「華人」拉上關係的形態特徵，以支持「就地演化」的說法。可惜中國地區比較缺乏最近二十萬年的古人類化石，我們不易對「就地演化」說做出合適的判斷。

　　倒是非洲直到一百萬年前還有一種以上的人類物種（species）活動。而從四百萬年前起多元平行演化已是非洲人類搖籃裡的常態了。

　　可是，中國的古人類學研究究竟出師了沒有？這才是個比「『北京人』是不是中國人的老祖先？」更值得探討的問題呢！

〔導讀人簡介〕王道還，一九五三年生於台北市。台灣大學人類學碩士，曾赴哈佛大學受生物人類學訓練，現任職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生物人類學研究室。業餘從事翻譯，譯作有︽達爾文︾、︽性趣何來︾、︽解開演化奧祕的人：達爾文作品選讀︾、︽科學革命的結構︾、︽槍炮、病菌、鋼鐵︾（合譯）、︽第三種〔黑〕猩猩︾、︽盲目的鐘錶匠︾、︽電腦生命天演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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