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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閘邊足印》
《閘邊足印》 • 當推理小說還不知道自己算是推理小說的時候 《閘邊足印》(The Footsteps at the Lock, 1928)是另外一部推理小說「黃金時代」誕生的經典作品，作者則是歷史上百家爭鳴時代中另一位性格獨具、出身特異、生涯也詭譎傳奇的作家。 故事要從何說起呢？也許我還是再回到推理小說的「史前時代」，重新檢查那些散落遍佈的作品化石遺骸，試試看能不能從中推究推理小說演化的痕跡吧。 話說遠在兩百年前，也就是比愛倫坡開始動筆寫偵探短篇還早半個世紀，也比柯南．道爾的神探福爾摩斯出現則早了將近一百年，無政府主義的倡導健將、英國政治哲學家威廉．葛德溫(William Godwin, 1756-1836)在完成他最重要的作品《政治正義論》(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Justice, 1793)之後，覺得應該要有另外一部作品，來把書中的觀念解釋給沒有足夠哲學訓練的大眾，他再接再厲寫了一本名叫《凱勒伯．威廉斯》(Caleb Williams, 1794)的小說。當時的知識份子習慣通過「文以載道」的小說，來闡述或推廣他們的理論思想，你可以說這是一種理論的「小說化」。葛德溫的夫人，也就是著名的女權主義思想前驅瑪麗．伍士東克拉芙(Mary Woolstonecraft, 1759-1797)，在她完成經典名作《為女性權利辯護》(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 1792)之後，也曾另外寫了一本小說叫《瑪麗亞：女性的錯誤》(Maria: The Wrongs of Women, 1798)來對照並推廣她的理念，兩本書的書名中更分別暗藏了「女性的正確」和「女性的錯誤」兩組對比的字樣，遙遙相互呼應。 葛德溫的《凱勒伯．威廉斯》堪稱是推理小說的「遠古祖先」，因為小說裏描寫的是一位謀殺罪犯的故事；小說開始時，謀殺罪犯行將伏法，但小說步步追究犯罪的成因，了解犯罪本身，也試圖了解犯罪者，以及形成這場犯罪的背後社會。這當然不是我們後來認識的推理小說或犯罪小說，但書中的某些故事布局與揭露解釋的精神，卻是後來推理小說所特有的。 葛德溫當然不能預見未來五十年或一百年即將出現的「偵探小說」，就連偵探小說的發明者愛倫坡，也並未預見它的潛力，對它後來終究要形成的類型規則也渾然不覺。柯南．道爾可能是第一位意識到偵探小說潛在力量的作者，他也正是喚起全世界對偵探小說的興趣與注意的人(包括讀者與其他後來的作者)，但他只是根據他大學裏觀察力獨到的化學教授形象，創造了栩栩如繪、舉世聞名的神探福爾摩斯，也樹立了「偵探破案」的基本架構（在此之前，已有小說家寫出完整的犯罪揭露故事，但在小說中破案的不是偵探，因而也就列不進偵探小說的範疇），但柯南．道爾對推理小說的理論與規則的建立並沒有特別著墨。 寫作者意識到推理小說應該有若干基本規範，來界定推理小說與非推理小說的分野，那還是要等到長篇推理出現，作家百家爭鳴的推理小說「黃金時代」來臨，各種反省推理小說類型元素的理論倡導者才紛紛出場。 本書的作者羅納德．諾克斯（Ronald A. Knox, 1888-1957）就是其中一位提出推理小說規範的重要「類型元老」。一九二八年，諾克斯寫了一篇筆調輕快的小論文，叫做〈偵探十誡〉(Ten Commandments of Detection)，半開玩笑地主張，偵探小說應該儘早讓犯罪者出場（但讀者應該和偵探一樣，一開始並沒有認出來），而犯罪本身不該有神力介入，犯罪者不能同時是偵探本人，偵探辦案不能純粹假借運氣或意外、或是一種天賦的直覺或第六感，犯罪方法不能使用死亡激光、科學未知的毒物、或者通過某個神秘無蹤的「支那佬」(Chinaman)；也就是說，諾克斯定下了一個後來小說家們「大致遵守」的基本規則，偵探小說裏破案的核心方法必須是也僅能是「邏輯推演」(Logical Deduction)，其他的怪力亂神都不可以。從此之後，我們可以說，推理小說才真正知道在什麼狀況下，自己才能被算做推理小說。 • 當聖堂神父還不知道自己觸犯清規誡律的時候 訂定推理小說規則的作家和理論家當然不只諾克斯一人，但諾克斯是第一位明白指出，推理小說的規則，「指的不是『詩詞有規則』的規則……而是『板球有規則』的規則──這對一般英國人來說感受可強烈多了」(not in the sense in which poetry has rules,…but in the sense in which cricket has rules-- a far more impressive consideration for the ordinary Englishman.)。就算你不懂英國板球，你想像一下籃球場上的規則，它的強制性當然是比一般的文學格律要嚴格多了，不遵守規則被人討厭的程度自然也嚴重多了。 當然，再一次，世間的規則都是立來破壞的。自從諾克斯的〈偵探十誡〉頒布以來，推理小說家就不曾老老實實地遵守過，總是東一點西一點偷偷走私一些戒律所不容的事；然而高明地破壞偵探規則的作家與作品，不但沒有被讀者懲罰或譴責，反而常常入太廟、享祀奉，變成了經典；但這已經是後話，我們今天先暫且不提它。 我們要談的是羅納德．諾克斯，或者我們應該稱他是「諾克斯神父」(Reverend Knox)，他與沙漠大探險家「阿拉伯的勞倫斯」(T. E. Lawrence, 1888-1935)生於同年，也是牛津大學同期同學，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是英國國教地位崇高的主教，而他自己也在大學畢業後就入教會擔任聖職。一九一七年，他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職退下來，當時他在英國國教教會裏已經是極高的地位，但他卻出人意表（也嚇壞了他的父親）的改皈依天主教，並寫出一系列的神學作品討論信仰的本意，也為自己的行動辯護。 也許就在這樣大的宗教張力與壓力之下，他在閒暇時間讀大量的偵探小說來放鬆自己，到了一九二五年，抱著好玩的心情，他自己也動手寫了第一本偵探小說作品：《陸橋殺人事件》(The Viaduct Murder)，不料書中獨特英式幽默輕鬆的筆調，卻讓他大受讀者歡迎，成了推理小說的暢銷作家。 和他的小論文〈偵探十誡〉一樣，幽默頑皮的諾克斯神父在《陸橋殺人事件》中本來也是要開偵探小說一點玩笑，他創造了四位愛對命案發表謬論的業餘偵探，在一件行人陸橋的命案上大展身手，烏龍狀況層出不窮，卻歪打正著破了案子。他把偵探形象嘲弄了一番，這件事很像他的前輩班特利（E. C. Bentley, 1875-1956）在《褚蘭特最後一案》（Trent's Last Case, 1913）裏幹的事；而他一口氣拿出四位傻瓜偵探，各說各的理論，這件事又很像他同時出道的小晚輩輩安東尼．柏克萊（Anthony Berkeley, 1893-1971）在《毒巧克力謀殺案》（The Poisoned Chocolate Case, 1929）裏創造的橋段。由此我們也可以得見，推理小說的百花齊放、多姿多彩其實是暗藏傳承的。 在《陸橋殺人事件》之後，諾克斯神父再接再厲，真正創造了一位膾炙人口的偵探來；這位偵探叫麥爾斯．布萊頓（Miles Bredon），是「難以言喻保險公司」（Indescribable Insurance Company）特聘的探員，他抽菸斗，玩撲克牌「單人接龍」(英國人稱之為「耐性」)。布萊頓一共出現在五部長篇小說當中，分別是《三個水龍頭》(The Three Taps, 1927)、《閘邊足印》、《地窖陳屍》(The Body in the Silo, 1933)、《仍舊已歿》(Still Dead, 1934)、《雙重反間》(Double Cross Purposes, 1937)。除了我們今天收入的《閘邊足印》，其他幾部也都是節奏緩慢、佈局奇詭的正統推理小說，讀來仍是非常享受。 可是諾克斯神父並不知道他的行為已經觸犯了清規，他的推理小說大受讀者歡迎讓天主教會感到十分困窘，他直屬的主教不得不下令要他停筆，不要再做這種有辱聖職的行為。諾克斯神父在他的創作巔峰停止了推理小說的寫作，晚年把心力投注在神學研究與理論，並且從拉丁文新譯了一個英文聖經的版本，這就是聖經出版史上所謂的「諾克斯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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