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灣「香魚之父」之稱的鄭明能先生，今年八十三歲，是鄭成功六子鄭寬的九世孫。鄭明能先生投注一生心血所復育的香魚，又稱為「國姓魚」，與他的先祖「國姓爺」竟是如此的巧合，為鄭明能先生的身世更添一分傳奇色彩。而身為鄭氏後人，鄭明能先生對祖先的作為有一番深刻的體認。

鄭成功「忠」的內涵

黃驗（以下簡稱黃）：鄭成功「忠」的內涵是什麼，是傳統的忠君愛國嗎？

鄭明能（以下簡稱鄭）：他的忠，是忠於國家民族，所以他在明末國家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時，挺身救國。不是貪圖權位與財富，因為以他的家世來說，早已家財萬貫，不需要貪什麼。

黃：這種盡忠報國思想，與鄭成功所受的儒家教育薰陶有關。但同樣是受儒家教育，他的老師錢謙益卻沒有他這種堅持？

鄭：鄭成功的行止深受中國儒家思想影響。舉例來說，日本自唐朝開始大量吸收中國文化，不只保存唐文化最精粹的部分，也保留中國「忠」的傳統。日本天皇制維持一千五百多年，而中國朝代替換頻仍，就是最有力的證明。而在日本出生長大的鄭成功，除了回到中國所受的教育中有盡忠思想，在日本時期的啟蒙教育也有忠的內涵。

黃：依您所見，鄭成功的作為與他的父親鄭芝龍為何差異如此大？

鄭：政府腐敗的程度，與人民的忠誠度成反比。明末，中國人盡忠報國的思想早已蕩然無存，要叫人效忠是強人所難。當時有許多人向外尋求生路，像鄭芝龍便是。

　　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是完全不同的人格特質，鄭芝龍為企業人，四海一家；鄭成功為政治人，旗幟鮮明。從鄭芝龍的立場看來，有利於自己生存的，才是最佳的選擇，道德考量必須減到最低的程度，忠於皇帝比起維護萬貫家財，顯然後者誘因較大。

黃：日本人對鄭成功似乎有一種超乎尋常的重視，有一種以鄭成功為榮的情結。鄭成功的母親是日本人，他在日本出生，七歲就離開了日本，與日本並沒什麼關聯，您認為原因何在？

鄭：日本人將鄭成功尊為神，最主要的原因是敬重鄭成功的「忠義」精神。這種精神與日本「忠」的文化吻合，加上他有日本人血統，他反抗清朝，與日本人對清朝的態度是一致的，自然對鄭成功倍感親切了。

鄭芝龍的國際視野

黃：後世評論鄭芝龍與鄭成功，通常流於二分法，將鄭芝龍定位為海盜，將鄭成功定位為民族英雄，基本上出自統治者的觀點，過於偏執。現代學者大抵從海權擴張的角度來論述，把鄭芝龍視為「大航海時代」的一個環節，而有了新的解讀與發現。您是鄭氏的後代，您對於他們的歷史定位有何看法？

鄭：鄭芝龍所處的時代，中國與世界各海權國家交流頻繁，加上中國局勢混亂，鄭芝龍因緣際會到日本經商。他是貿易商，是華僑，是海上探險家。

　　鄭芝龍第一次出國的地點是澳門，那裡受到西歐海權國家的影響，文化相當多元。鄭芝龍在澳門受洗，成為天主教徒，可見他對於新生事物的包容性很大。這種四海一家的性格，使他勇於到日本闖天下、與歐洲人從事貿易、到台灣接收顏思齊的勢力。

黃：不同文化的接觸與交會，使鄭芝龍養成了一種超越當代中國人的國際視野，這是他的與眾不同之處，也是他能叱吒海上的原因吧？

鄭：的確，鄭芝龍的視野比別人遠大，並且不斷吸收外國人做事方法的優點，他也懂得放下身段，能屈能伸，因此成為東亞地區最大的海商，西歐海權國家都要看他的臉色做生意。鄭芝龍的貿易範圍，大致在澳門、廈門一帶，對台灣相當了解。

　　鄭芝龍、顏思齊等人被稱為「海賊」，事實上，他們只不過是各據一方的勢力。當時在遠東經商的荷蘭、葡萄牙等國，他們的所作所為也是海賊海盜的行為。其實這些都是勢力範圍的問題。

黃：鄭芝龍經商手腕靈活，領導統御的能力也不錯，所以才能服眾。小說中提到他運用一點小技倆，拜倒了寶劍，贏得顏思齊手下的信服，顯然他是一個機智型的領導者。

鄭：鄭芝龍在接任頭目後的第三年，為明朝所招撫，可見他並非沒有國家觀念，並非不想謀求海疆和平，否則不會被明朝招撫。鄭芝龍也利用他的官方身分，擁有更優勢的海上武力，征服了海上各處的海盜，以便獨攬海上貿易，壟斷商機。

日本人尊崇國姓爺

黃：鄭芝龍的特質很明顯，他是一位「船王」，經營手腕靈活，相較之下，您認為鄭成功有何特色？

鄭：鄭成功在日本出生，七歲才回到中國，他年幼時所受的日本教育，對他的影響極為深遠──尤其是守忠與守義的觀念。

　　我幼時念書時，是日據時代，當時學校裡教唱「鄭成功之歌」，共分為七段歌詞。日本人對鄭成功的崇敬可見一斑。

黃：這歌詞您還記得嗎？有沒有流傳下來？

鄭：前年在花蓮已有一百五十多年歷史的鄭成功廟，邀請我出席「鄭成功紀念會」，席間有人還能背誦整首歌的歌詞（歌詞全文，詳見下冊「歷史導遊」）。

黃：日本人有哪些尊崇鄭成功的做法？

鄭：日本人攻佔台灣之後，對於明鄭時期的古蹟投入相當多的維護工作，例如開山王廟、陳永華之墓、五妃廟等都保存的很好。日本人甚至將台灣人祭祀鄭成功的廟「開山王廟」提升它的位階，成為「開山神社」。神社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有相當崇高的地位。

黃：相較於日本人對鄭成功的重視，您認為台灣人如何看待鄭成功？

鄭：現在台灣人對鄭成功的關注少，但在過去，我們是相當尊敬鄭成功的。我們稱鄭成功為「國姓爺」、「鄭國姓」，是不敢指名道姓喊「鄭成功」的。

黃：一般百姓都如此稱呼嗎？

鄭：沒錯，大家都如此。此外，我認為台灣人是全中國忠臣之後。鄭成功與清朝作戰十七年，追隨他的將士有二、三十萬人，之後退守台灣，在台灣紮根。所以我說，台灣人是忠臣的後代，台灣人不應拋棄這優秀的傳統，不應妄自菲薄。

黃：您是鄭成功的子孫，可是您的「家訓」卻為何要子孫隱瞞身世？

敏感曲折的身世

鄭：鄭氏子孫隱瞞身世，是為了避禍。在清朝，由於「反清復明」思想的活躍，使清朝對鄭氏子孫「另眼相看」，為了避免被迫害，鄭家人一直隱姓埋名。進入民國時代，理應較無身世壓力了，但事實不然。我的父親在日據時代擔任日本製糖會社的技師，工作能力深受日本人敬重。我的兄弟姊妹在台灣受完基本教育後，全都赴日留學。我家一共八個兄弟姊妹，六男二女，兄弟依排行分別叫做守忠、守義、守節、守孝、守良、我是么子，名叫守讓。二哥和四哥在民國二十四年自日本大學畢業後，到大陸黃埔軍校入學，從軍報效國家。

　　當時的台灣人民對祖國很有向心力，愛國意識相當強，這種觀念今昔對照，可用上海人說的話來歸納，上海人說：抗戰八年，抗掉了八個字──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戰爭使中國人喪失「八德」信念，抗戰時還有國家觀念，抗戰後完全沒有。

黃：您的二哥、四哥在日本受到高等教育後，放棄大好前程到黃埔軍校從軍，在當時是相當特殊的情形嗎？

鄭：二哥於慶應大學求學時是傑出的運動選手，在黃埔軍校的運動會中是十項全能的選手，教官甚至要他當體育助教，當時並沒有人知道他的留日背景，不知他在日本曾以運動專長大出風頭過。沒想到這樣的風雲學生，後來卻發生了一段插曲！

　　當年鄭克塽降清時，明朝王室後裔寧靖王聞訊，吞金自殺，寧靖王自殺前寫下「風來竹有聲」這幅字，存在鄭家。這幅字一路流傳，傳到我母親手上。日本歷史學家得知這幅字的下落，找到我家來。起初家母謹守家訓有所隱瞞，不願承認。歷史學者遊說我那位在日本留學的家姊，最後，母親才出示了這幅字。經過鑑定，確認是寧靖王的遺筆，隔天，台灣的報紙大幅刊登這項消息。這件事對當時在黃埔軍校的兄長造成嚴重的影響，被迫離開黃埔軍校。因為日據時代，台灣人到大陸會被視為間諜，所以台灣人到大陸都要改名字。可見祖先交代不得透漏身世還是有其道理，不因時代的轉變而影響。

台灣香魚之父

黃：您不只是家世特殊，在台灣魚類的研究工作上也相當傑出，請您談談與魚類保育工作的淵源。

鄭：我在一九三○年代，與來台灣調查鬥魚生態的木村重老師認識，一起到大甲溪上游研究臺灣鱒的分佈狀況。木村老師認為台灣鱒與日本的櫻花鉤吻鮭應屬同種，所以後來的魚類學家大多將台灣鱒視為日本櫻花鉤吻鮭的特有亞種。我在老師的教導下，奠定了動物學研究基礎。

黃：這是您日後前往日本，拜在老師門下從事專業研究的機緣？

鄭：是的。我十八歲到日本，在這之前教書兩年，十九歲進入東京帝大木村重老師門下。到日本後，老師只收了兩個學生，一個是我，一個是日本明仁太子。

　　我追隨老師，一直到台灣光復後，老師去世為止。最早一篇有關於台灣鬥魚科的研究報告出現於一九三七年，是由木村老師發表的。有了這段師承，我立志從事魚類保育工作。

黃：您是台灣最早投入櫻花鉤吻鮭的復育工作的專家，請談談您參與復育工作的動機，與復育工作的成果。

鄭：一九七○年代，櫻花鉤吻鮭因中橫開通與武陵農場的開發，造成生存環境的破壞而瀕臨滅絕，我投入復育工作，呼籲政府與學者對櫻花鉤吻鮭的重視，相關單位也投入人力、物力進行保育。可惜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復育的成果並沒有延續下去，我在民國七十五年將復育成功的成魚兩千條交給當時的農復會，現在只剩兩百條。

黃：聽說日本人在香魚復育工作上幫了不少忙，明仁太子曾送香魚卵給您？

鄭：約在七十四年，明仁太子送四百萬顆受精完成的發眼卵，我將之人工孵化。孵化時得保持低溫，我將南澳地區所有的冰塊都買來使用。整個過程得日夜守候，長達數日，可用「不眠不休」來形容；將魚苗放入溪中後，還要追蹤觀察。雖然相當辛苦，但是還是完成了。第一，我較早接觸這方面工作，知識較豐富，再來，我是台灣人，對台灣香魚復育工作有使命感。日本明仁太子送魚卵來台灣，復育不成功會很漏氣，我有非成功不可的決心。當年木村老師叮嚀我，一定要將櫻花鉤吻鮭與香魚好好調查清楚。我為了不辱師命，完全投入心力。

一草一木，皆含至理

黃：您的研究、敬業精神，頗得鄭氏祖先篳路藍縷、開天闢地的家風。推動您窮極一生投入保育工作的信念是什麼？

鄭：明朝的理學家朱熹曾說「一木一草，皆含至理」，這是研究自然科學的根本理論，也是我從事這項工作的基本信念。

最新更新日期：91.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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