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意見領袖一致推薦：
尹啟銘　吳玉山　李紀珠　林添貴　林碧炤　洪奇昌　胡志強
徐斯儉　張榮豐　郭崇倫　陳明璋　陸以正　楊子葆　楊永明
楊　照　劉必榮　蔡英文　錢　復　龔明鑫
歐布萊特（Madeleine K. Albright美國前國務卿）
李潔明（James Lilley美國前駐中國大使）
裴利（William J. Perry美國前國防部長）
史考克羅夫（Brent Scowcroft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

中國小心營造和平崛起的大國形象，
卻因西藏事件，在務實彈性與霸道強權的兩端間進退維谷。
台海之間一旦開始動盪，
中國便只能在政治屈辱或對美台開戰做一選擇。
該如何解套？

謝淑麗說──
如果她是胡錦濤，就會與台灣新總統開啟對話，創造戲劇性的突破！

　　作者謝淑麗早在一九七一年，就以首批美國研究生的身份進入中國大陸，並面見周恩來，回美國之後往學術方面發展，在取得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哲學博士之後，入聖地牙哥加州大學任教。一九九三年起主持「東北亞合作對談」，邀集美、俄、中、日、兩韓六方面的官員與學者作安全對話。

作者學政兩棲，發言具代表性和影響力

　　一九九七年，謝淑麗被國務卿歐布萊特延攬入柯林頓政府，擔任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卿，掌管美國對中國、台灣、香港、蒙古事務，至二○○○年卸任。柯林頓發表對台新「三不」，中美軍機擦撞、美國誤炸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等危機，都是發生在謝淑麗任職期間。之後謝淑麗再回聖地牙哥加州大學，目前擔任政治學教授，兼全球衝突與合作中心主任。

　　 《脆弱的強權》立論獨到之處，就在對美、中大國博奕得出看似弔詭的論斷：中國晉身世界強權，這點已無疑義，但中國卻是個脆弱的強權。中國崛起確實可能帶給許多國家威脅，甚至在軍事上擦槍走火，但原因不全在於中國國力強大所致，而是隨著中國經濟崛起，造成政治弱化，這才是中國「脆弱」之所在。

　　 以經濟力量來說，美中貿易赤字現象表現了中美經濟互賴的格局形成，並反映的是中國改革開放，重新融入世界市場之後，造成東亞經濟結構的轉型和重組所致。日本、臺灣、南韓、新加坡等東亞發展型國家把生產基地轉進中國大陸，生產的產品再以美國為出口市場。所以美對日本、臺灣、南韓、新加坡等國的貿易逆差則是相對遞減，若以「整體區域」而論，貿易逆差變化的幅度並沒有想像中嚴重。

　　 但是，隨著冷戰美蘇「二元」對抗體系崩潰，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這種「單極」結構沒有多元大國作為合縱連橫的轉圜空間，中國的崛起勢必直接衝撞美國的國家和國際利益。

中國是強權？或仍脆弱？──是疑問，也是反思

　　中國追獵原物料和能源所衍生的政治效應，更是催化了這種安全困境。中國為促進經濟發展，維繫中共的統治正當性，必須投入石油能源支撐中國的經濟成長。可是中國本身的石油生產無法自給自足，而仰賴的進口石油有百分之七十來自中東和非洲。這使得中國以經濟援助作為後盾，積極介入傳統上屬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勢力範圍，從而牽制美國全球的戰略利益。

　　中國和美國口中的無賴國家伊朗簽署七百億美元的石油合約，而爆發種族屠殺的蘇丹，更是中國在非洲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同時，為了保護石油運輸航道，中國近來積極拓展海權力量，以求超越胡錦濤口中的「麻六甲困境」。中國在能源上的任何舉措，到最後都會碰觸到美國的全球利益。

　　在這種安全困境之下，美中任何誤判都有可能引爆不可收拾的軍事衝突，加上中國國力坐大，但是隨著經濟轉型而來的權威弱化，使得風險更加提升。

借鏡美國主流觀點，擴大視野

　　謝淑麗由此把分析的焦點轉向中國內部政治的制度結構和領導人的權力條件。改革開放後，中共在表面上仍維持壟斷政治權力的局面，不過社會的階級、利益、價值日趨多元，甚至包括利益團體的形成，官僚體系決策的多層化，社會經濟的多元化，這樣的發展勢必造成中國一黨體制本身的變化。

　　 加上江澤民和胡錦濤出身科技官僚世代，沒有毛、鄧的「奇魅」（charisma）特質，也都在接班之後才開始建立軍中人脈，派系網絡的綿密度又不及毛、鄧，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陰霾揮之不去，江、胡尤須慎防黨的領導階層公開分裂，軍隊的離心離德，大規模的社會動亂。這使得江、胡的決策，處處遷就軍隊、宣傳、安全部門的組織利益，戒慎恐懼，因為深化經改勢必會動搖馬列主義等意識型態原則。

　　 領導人為了鞏固共產黨領導，維護改革開放的社會秩序，只好以民族主義取代馬列主義，作為意識型態的動員力量。而台灣議題無疑是最能展現民族意識、國家統一的符號。

　　 從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訴諸民族主義來建立統治合法性，加上江澤民欲以完成統一作為自己歷史定位的目標，開始加強對台戰備。此時台灣在李登輝主政下，挾著民主轉型以及西方對於天安門事件的反感，找到宣揚台灣主體性的空間。然而，時隨勢轉，胡錦濤記取江澤民的教訓，採取「軟的更軟，硬的更硬」的彈性手腕，加上中國加入WTO之後外資大量進入，中國的發展一日千里。又回過頭來刺激了世界各國的「中國威脅論」情結。

　　 謝淑麗這一路分析下來，中國內有種種因社會劇烈變遷造成的問題，又有可覆可載的強烈民族主義，迫使中國領導人有可能鋌而走險，採取冒進的對外政策，轉移內部矛盾。

　　 從這幾層意義來說，崛起中的中國為國際均勢平添變數，而中國發展所造成的諸多問題，更使得中國充滿罩門，而成為一個脆弱的強權。

◆ 為什麼現在要讀這本書？

• 美國看待中國的主流看法，有助於讀者了解世界強權美國的觀點
• 美中台關係微妙，透過本書，讀者可以進一步理解自己在兩強中的奧妙地位
• 全觀當今重要國家與中國之間的對應關係，掌握國際政局與經濟的發展趨勢
• 322大選，政黨第二次輪替，新任總統馬英九提出許多符合國人期望的兩岸發展政策與方向，此時正是大家必須深度了解中國、掌握台灣經濟發展的關鍵機會
• 前所未見的大雪災、至今真相未明的西藏事件，讓蓬勃崛起中的中國顯現出更大的脆弱面，未來發展尚未可知，正是亟需深度了解中國、掌握台灣契機的機會

謝淑麗 Susan L. Shirk

　　曾於柯林頓總統任內擔任美國國務院副助理國務卿，負責處理中美關係，現任聖地牙哥加州大學全球衝突合作研究中心（Institute on Glob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主任，並擔任該校國際關係與太平洋研究所（Graduat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acific Studies）教授。

　　 謝淑麗早在1971年便訪問中國，是少數見過周恩來、江澤民、朱鎔基，兼具理論實務背景、學官兩棲的中國專家，除了學術專論之外，也常為《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華爾街日報》等媒體撰稿。

【謝淑麗序文】寫在兩岸展新局之前

　　我欣見台灣、香港、新加坡與中國大陸的讀者有機會讀到中文版的《脆弱的強權》。中國的學生在課堂上認為我對中國政治的分析可信度高而且實用性?，這點尤其令身為學者的我感到欣慰。我在下筆寫這本書的時候，心中時時以中文讀者為念。

　　中國的未來難卜，而台灣的命運卻又與之緊緊相繫，無可迴避。中國若是經濟發展順利，且領導人能以審慎務實的態度處理對台關係，台灣的前途將得保繁榮不墜，安全無虞。相反地，若是中國領導人因受到國內威脅而偏離了原先設定的和平道路，台灣則不堪設想矣。本書就在探討此種危險的可能性。

　　中共領導人一貫地拿台灣議題來加強內部對黨國的認同。已故前美國眾議院院長歐尼爾（Tip O'Neil）在回憶錄中便說到，他曾當詢問鄧小平，為何老要把台灣掛在嘴邊。

　　「我這麼說吧，」歐尼爾開口，「對您而言，台灣應該不具任何意義才對，您還有更重要的事要操煩哪。」

　　「一點沒錯，」鄧小平回答。「不過這話我們私下講講就好，因為人民愛聽台灣議題，所以我才會不時地去提它。」

　　中共領導人老把台灣掛在嘴邊，因而人們相信倘若台灣朝獨立方向邁出腳步，中共便會以武力因應。事實上，武力衝突的危機的確存在。在二○○八年台灣總統大選開票之夕，人民解放軍就已提高警備，只要「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的公投獲得過半支持，他們隨時都有動武的打算。

　　從沒有哪一個議題像「台灣議題」這樣，最能看出中共領導人的個性。在中國，人們普遍相信，共產黨若讓台灣獨立而不動武的話，中共必將垮台。事實上，台灣的兩位總統宣稱「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已經超過了十年的時間。北京不但沒有攻打台灣，也不曾發生大規模抗議。只是，把中共存亡和台灣綑綁在一起，這一迷思說久了便可能成真，尤其在中南海，對台採取強硬立場總是比讓步要安全許多。

　　《脆弱的強權》中文版問世時，馬英九已經當選了台灣總統。他表示要透過對話來改善兩岸關係。北京決策者將會如何回應？面對這一個民眾所關注的焦點，他們能否採取如同面對其它外交政策時的務實彈性作風？還是深信必須對內擺出強硬姿態，於是提出使馬英九總統難以向台灣人民交待的溝通前提？美國政府無疑會利用此一嶄新契機，促使雙邊重新展開對話。

　　《脆弱的強權》英文版早在一年之前便已出版，當時中國在處理對台、日、美關係上，可說是憂喜雜陳，軟硬參半，因此實難預測其將會如何回應台灣目前的新局面。有些令人鼓舞的跡象顯示，中國領導人面對台灣問題已更有信心、也更務實，並尋求以開放市場的方式來爭取台灣農民和其它經濟團體的好感與支持。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下台後，中國試圖修補一片緊張的中日關係，也說服了幾位繼任者不要參拜靖國神社。另一方面，中國卻又拒絕美國海軍船艦於二○○七年感恩節訪問香港，以顯現中國敢於挺身面對美國。二○○八年三月西藏示威事件之後，中國同樣訴諸民族主義，鼓動民眾反對西藏示威與西方媒體的報導。

　　我在《脆弱的強權》最後一章指出，中國政府和台灣政府直接對談不僅將改善兩岸關係，中國領導人也會受益。台海之間一旦開始動蕩，中國便只能在政治屈辱或對美台開戰作一選擇。胡錦濤若能穩定兩岸關係，即可避免此一危機。

　　當然，要胡錦濤這麼做並不容易。原則上，中國領導人拒絕與台灣直接對話，因為這等於承認了台灣政府的合法地位。在過去，他們始終堅持要台灣總統親口說出「一個中國」才肯坐下來談。胡錦濤若放棄這些立場，黨與軍方便可能批判他。然而，胡錦濤若能把恢復兩岸對談視為一大突破，伺機拉近兩岸距離，便能獲得人民讚許。人民只注重成果，並不在乎他是如何做到的。

　　個人切盼，《脆弱的強權》中文版的出版能讓讀者更加理解中共對台政策背後複雜的國內因素，進而促成兩岸和解的到來。

◆ 聯名推薦（按姓氏筆劃排列）：
尹啟銘 前經濟部常務次長
史考克羅夫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吳玉山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李紀珠　政大經濟系教授、立法委員
李潔明　前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前美國駐中國大使
林添貴　亞洲基金會執行長
林碧炤　政治大學副校長
洪奇昌　海基會董事長
胡志強　前外交部長、臺中市長
徐斯儉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助研究員
張榮豐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郭崇倫　中國時報執行副總編輯
陳明璋　中國台商投資經營協會理事長
陸以正　前駐南非大使
楊子葆　外交部政務次長
楊永明　台大政治系教授
楊　照　政治評論家
裴　利　前美國國防部長
劉必榮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歐布萊特　前美國國務卿
蔡英文　前行政院副院長、前陸委會主委
錢　復　前外交部部長、國泰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龔明鑫　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 國外佳評•國內推薦

結合了一流的學術研究功力和美國國務院官員的經歷。
──《外交事務期刊》（Foreign Affairs）

我們此時特別需要以務實的觀點來看待崛起的中國。謝淑麗以局內人的眼光來看中國政治，對驅動中國領導人的因素有紮實的瞭解。《脆弱的強權》是一本重要且必要的書。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史考克羅夫（Brent Scowcroft）

謝淑麗的書點出，中國崛起也對中國領導人提出了極大的挑戰。他們會如何面對挑戰，不僅會影響中國、美國，也會影響整個世界。
──前美國國防部長 裴利（William J. Perry）

出版時機絕佳，此書一出，還在試圖客觀描寫新中國的研究可以不用做了。《脆弱的強權》引人入勝，資料豐富，是一大成就。
──前美國國務卿 歐布萊特（Madeleine K. Albright）

相信大多數在台灣的兩岸及國際關係研究者、決策者及執行者，在閱讀本書時，會不時驚嘆謝淑麗敏銳的觀察能力。這種能力來自於謝淑麗三十餘年浸淫在中國問題的研究及實務處理；謝淑麗將她對於中國在不同時期、不同地方及不同事件中的觀察，作有系統的整理及結構性的思考，並加以檢驗，成功地導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也就是本書的書名「脆弱的強權」。有志於兩岸及國際事務者，不可不讀。
──前行政院副院長、前陸委會主委 蔡英文

中國崛起是目前國際關係、亞太研究的重大議題之一，當然也是主要強國外交政策所要考慮的重要因素。它影響的層面不但涉及國際安全和經濟、地區發展，和個別國家的利益更是息息相關，對於台灣未來的發展尤其重要。
《脆弱的強權》提供了一個宏觀、但不同角度的思考，分析深入淺出，把中國大陸的各項問題、展現的成就和自我的調整作了完整的討論，是一本適合研究者和決策者閱讀的專書。對於中國大陸的未來並沒有預言，這項工作應該由每位讀者去判斷。本人非常樂意推薦這一本兼具專業性和通俗性的著作。
──政治大學副校長 林碧炤

謝淑麗犀利點出中國崛起「維持成長並訴諸民族主義」策略、「內外問題轉化交夾」兩難處境，並勇於自承「潛藏美中兩國社會中『敵國圖像』」可能危機，彷彿撥開雲霧，清楚呈現指向台灣的「達摩克里斯之劍」（Sward of Damocles）。
──外交部政務次長 楊子葆

對台灣而言，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如何避免衝突；如何維繫主權尊嚴、確保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雙方的互動是無可迴避的重要課題，台灣本具有先天優勢，應能以更積極自信開放的態度面對，我們需要更全面客觀地了解中國，本書無疑提供了絕佳的參考依據。
──海基會董事長 洪奇昌

謝淑麗教授於一九七一年以首批美國研究生身份進入中國大陸，三年後取得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哲學博士後，執教於聖地牙哥加州大學。
一九九三年起主持「東北亞合作對談」，邀集美、俄、中、日、兩韓六方面的官員與學者作安全對話。柯林頓第二任政府中擔任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卿。她對中國問題理論與實務兼備，本書內容精湛，由各不同界面說明大陸的優項和缺陷。她認為大陸越發展、富庶、其領導人所面對的挑戰越大，的確發人深省。
——前外交部部長、國泰慈善基金會董事長　錢復

本書令人眼界大開，在詳述中國亮麗經濟發展的同時，挖掘了嚴重的內部問題。眼裡只有上海高樓大廈的觀察家信口開河，勾勒出一幅扭曲的圖像，而謝淑麗則提供一劑醒腦的務實看法。
——前美國在臺協會臺北辦事處處長、前美國駐中國大使　李潔明

我在美國擔任代表之時，謝淑麗以加州大學教授之身份，出任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她為兩岸之互動，帶來一股清新的風氣。她年輕、秀氣、熱情、真誠；以專業的背景，很快進入狀況，讓人樂於與她互動。
她曾與宋楚瑜先生同在美國喬治城大學求學，也曾來臺訪問，基本上對臺灣屬於友好，對駐美代表處算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與謝淑麗闊別多年之後，又看到她的新作《脆弱的強權》譯成中文，心中十分高興。對於面對中共強權的人來說，不論你是台灣人或是美國人，不論你是「鷹派」還是「鴿派」，這本書所提供的觀點，也都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非常值得瞭解與參考。
我覺得這本書的書名《脆弱的強權》很值得玩味，既是「強權」，何來脆弱？如果用「脆弱」形容，為何又是「強權」？看起來是充滿矛盾的說法。
矛盾的說法，或許更接近「真相」！
分處海峽兩岸的我們，如何務實地看待中國大陸崛起之後的影響與正反衝擊？兩岸的中國人，又如何以我們的智慧與理性，創造「雙贏」，避免戰爭、創造經濟榮景?!這是閱讀本書之後，讓我深思的課題。
──前駐美代表、前外交部長、臺中市長　胡志強

本書深刻分析過去中國崛起十年的陰影，呈現出中國在經濟成長亮麗數字背後的猶豫決策與內外壓力；但本書並非唱衰中國，反而透過對大量事件與人物的深入剖析，讓我們更為認識中國崛起的挑戰。對於臺灣讀者而言，在兩岸關係將要有新展開之際，本書會是重要的參考與借鏡。
——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　楊永明

作者用務實的態度，破解了過去對中國崛起的迷思，點出了中國的恐懼，中國的脆弱，以及美國與中國相處之道。有細部的研究發現，也有大格局的歷史思維。無論研究美中關係，還是研究歷史長河中，大國的崛起與互動，這本書都非常值得一讀。
——東吳大學政治系教授　劉必榮

《脆弱的強權》對中國領導階層的思維邏輯有相當深入的分析，更指出在中國崛起的背後，其實最脆弱或惶惶不安的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階層。而這種脆弱性，可能帶來誤判與戰爭的風險，這才是中國真正威脅之所在。本人曾在一九九○—二○○三年間，擔任李登輝總統及陳水扁總統的國家安全幕僚，閱讀本書有關台灣問題的分析時，即使事過境遷，但仍覺獲益匪淺。
臺灣各界，不管喜不喜歡中國，尤其是政府官員、在中國投資的企業主，以及學者，我都認為應該深入閱讀《脆弱的強權》。
——前國安會副秘書長、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張榮豐

謝淑麗以其與中國領導官員接觸的三十多年經驗，雖不吝正視中國的崛起與強大，但卻也直陳其內部的脆弱與不穩定性，提供了讀者更深刻瞭解中國的視野及觀點。
——臺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　龔明鑫

臺灣緊鄰中國大陸，一方面具有掌握中國大陸商機的優勢條件，另方面則可能最直接面對來自中國大陸的威脅。本書直接切入驅策中國大陸之國際作為的深層動機，深刻描繪中國大陸脆弱的一面，讓台灣可以思考與中國大陸互動的模式，尋找趨吉避凶的道路。
——前經濟部常務次長　尹啟銘

《脆弱的強權》的觀點揉合了學者的冷靜與外交官的現實，勾勒出一幅貼近真實的中國面貌，為容易陷入兩極的臺灣社會提供了一個客觀認識中國的機會！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助研究員　徐斯儉

從專攻中國經改的學者，搖身一變為負責東亞事務的美國外交官，謝淑麗得以從學官兩種身份、透視中國大陸的內政如何影響外交，直指中國是「脆弱強權」，一語中的。這本書抓住了中國的現實情狀，也道出了美國人的深層憂慮。
──中央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員　吳玉山

安全困境的困境
◎ 溫洽溢（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世新大學助理教授，專譯史景遷作品）

　　謝淑麗《脆弱的強權》英文版在二○○七年四月出版，彼時中國全國人大年會剛在三月審議通過《中國物權法》草案。中文版在二○○八年五月出版，就在譯稿殺青的二月，中國發生百年罕見的雪災，交通、運輸、產業、糧食、人民生命財產乃至經濟成長率和通貨膨脹，無不受影響。

　　與《脆弱的強權》英、中文版出版時間點湊巧的兩件事，很能說明謝淑麗這本書的主題──中國已經崛起為超級強權，這是個無可否認的事實，但中國卻是個「脆弱的強權」。

　　中國在短短三十年間，從自絕於世到納入世界經濟體系、從高舉共產主義到擁抱資本主義，本身承受了劇烈的社會變化，可是連規範市場經濟基礎的私有財產歸屬，始終都在曖昧之間，《物權法》草案恰恰說明了這種矛盾。

　　今天的中國已經是個打個噴嚏，國際經濟就受波動的經濟強權。軍事預算以每年兩位數百分比增加，已經成為太平洋西岸的軍事強權。舉凡產業外移、能源短缺、原物料上漲、環保危機，似乎都有可歸罪於中國之處。但是，一場雪災，卻幾乎癱瘓了這麼一個崛起中的超級強權。

　　強悍又脆弱，龐大而分歧，這是怎麼回事？謝淑麗的《脆弱的強權》提供了一個獨特又頗具代表性的「美國觀點」來看待中國的崛起。

　　謝淑麗立論獨到之處在於她從美、中大國博奕中得出看似弔詭的論斷：中國崛起對亞太區域安全、乃至美國霸權地位構成威脅，並不全在於中國國力蒸蒸日上，而在於中國經濟崛起造成政治的弱化，才是危機所在。

　　謝淑麗的思路脈絡可以從兩方面來掌握：一個是美國的中國威脅論「內在」邏輯，另一個則是她對中國政治的「結構」分析。

中國威脅論的背後心態

　　九○年代初，蘇聯共黨政權垮臺，冷戰結束，美國自尼克森時代以來建構的美、蘇、中「大三角關係」形同瓦解，美國成為一支獨秀的霸權，在戰略上不用處處遷就中國的利益，仰賴中國來制衡蘇聯。美國朝野也開始出現重新定位美中關係的辯論。

　　美國對中國關係的重新定位，大體上可歸納為三個方向：「圍堵」（保守派）、「交往」（中間派），及「全球化」政策（自由派）。這三種取徑看似不同，但底蘊則並無二致。透過軍事同盟等「圍堵」手段來「遏制」中國崛起，顯然是以中國為敵。但主張「交往」和「全球化」者，只不過捨棄軍事的「剛性力量」，改以民主政治、人權、自由競爭市場的價值觀來滲透、改變中國──這也就是奈伊（Joseph Nye）所謂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中國所謂的「和平演變」──其實背後還是以中國為假想敵。

　　這種以中國為競爭對手的前提在各類論述都可看見。例如杭廷頓（Samuel Huntington）預言東亞儒家思想圈對西方世界的潛在威脅，算是一種「文化型」的中國威脅論。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直指中國的糧食危機是世界的災難；崔大偉（David Zweig）等人分析中國在全世界掠奪石油，威脅到美國戰全球的戰略部署，這是一種因中國崛起而造成全世界糧食能源短缺的危機論述。而《沒有中國製造的一天》這樣瑣細的敘述，更讓中國威脅成為一種清晰的切身感受。

　　籠罩在這樣的氛圍下，也難怪福山（Francis Fukuyama）會在省思美國新保守主義（neo-conservatism）的近作中，提到一九九○年代末某些新保守主義者認定中國是崛起的敵對大國。只不過九一一恐怖攻擊的發生，延後了中國威脅論的引爆。

和平崛起？

　　美國把中國當成威脅。但問題是，中國有沒有能力威脅美國？更重要的是有沒有意願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規範和遊戲規則？這部分涉及中國的國家力量和戰略意圖，謝淑麗在第一、二、五章有相當冷靜精闢的分析。

　　就國力而言，中國有沒有具備挑戰美國的能力？這個問題見仁見智，難有定論。以經濟來說，很多人把美中貿易赤字視為中國對美國的威脅，但是根據謝淑麗的分析，這反映的是中國改革開放、重新融入世界市場之後，鄧小平捨棄毛澤東的外交策略，強調中國必須融入國際的政治、經濟體系之中，並創造長期穩定的國際空間。因而改善了中國與美、日的關係，舒緩臺海的冷戰對峙，並藉由經濟開放的政策，吸引外資到中國大陸進行投資，逐漸融入國際資本主義體系。

　　如此一來，便造成東亞經濟結構的轉型重組，打破日本人的「雁行理論」。日本、臺灣、南韓、新加坡等東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 state）把生產基地轉進中國，產品再以美國為出口市場。表面上，美中貿易逆差雖然驟增，但美國對日本、臺灣、南韓、新加坡等國的貿易逆差則相對減少。以整體區域來看，貿易逆差變化的幅度並沒有想像中嚴重。

　　中國經濟發展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依賴，造成美中在經濟關係方面形成互賴格局，中國和美國的國家利益都受這種互賴經濟結構的約束。甚至中國的政經控制力還因為經濟改革而削弱，衍生出如銀行壞帳、貧富差距、社會救濟手段落後、環保問題引發的抗爭、幹部貪腐之風等問題。

　　就戰略意圖而論，鄧小平以「韜光養晦」的外交原則，謹守「不當社會主義的頭」、「善於守拙」、「避免戰爭，重視和平環境」的作為，追求史溫（Michael D. Swaine）和泰利斯（Ashely J. Tellis）所謂「有限度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大戰略，盡可能不以挑釁的途徑增強中國的實力，避免引起區域和全球不良的反應。

　　然而，這種消極被動的國際作為，從江澤民時代開始有所轉變。謝淑麗指出，在「負責任的大國」架構下，中國體認到國際合作的重要性，紛紛與周邊國家廣結善緣，強化雙邊關係的質與量；積極參與甚至發起多邊組織，例如以東協為平臺，加強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合作和安全對話，發起「上海合作組織」來加強和中亞國家的國際合作。

中國崛起勢必衝擊美國利益

　　從中國的經濟崛起和國際作為來看，似乎無從證明中國威脅到美國利益，挑戰美國所主導的國際規範及國際秩序。既然中國的國力增強和戰略調整，很難說與美國的中國威脅論有邏輯上的因果關係，那麼美國的不安情緒又是從何而來？從謝淑麗的字裡行間來看，美中關係隨著中國崛起，似乎已陷入某種「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

　　在西方的國際關係研究領域，安全困境的分析架構由來已久，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對公元前四三一至四○四年間雅典與斯巴達連年征戰的分析，至今仍是討論安全困境的經典。在無政府狀態的國際政治特色下，國家為求自保，必須強化軍備、開拓資源，以擴展生存空間，當有大國崛起時，必然影響既有國際體系的穩定，而對霸權國家的利益造成威脅。修昔底德以略帶希臘悲劇的宿命角度來論斷這場戰爭爆發的原因：造成這場戰爭的原因無他，唯因希臘擊敗波斯大軍入侵之後，雅典勢力如日中天，引起斯巴達的恐懼。

　　謝淑麗認為，今日美中關係有如昔日斯巴達和雅典的對峙。而且，隨著冷戰美蘇「二元」對抗體系崩潰，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強權，在這種「單極」結構下，缺乏多元大國作為合縱連橫的轉圜空間，中國的崛起勢必直接衝撞美國的利益。

　　近年來，西方媒體在闡釋中國追獵原物料和能源所衍生的政治效應，也往往從安全困境的邏輯著眼。崔大偉（David Zweig）等在二○○五年《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撰文，共產黨為了促進經濟發展，維繫統治正當性，必須投入石油能源支撐中國的經濟成長。但問題是，中國本身的石油生產無法自給自足，而仰賴的進口石油，百分之七十來自中東和非洲。這使得中國以經濟援助作為後盾，積極介入傳統上屬於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勢力範圍，從而牽制美國全球的戰略利益。中國和伊朗簽署七百億美元的石油合約，而爆發種族屠殺的蘇丹，更是中國在非洲的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同時，為了保護石油運輸航道，中國近來積極拓展海權力量，以求超越胡錦濤口中的「麻六甲困境」。如此一來，中國在全球對石油的爭奪，抵消美國對無賴國家的制裁效力，也削弱美國的「人權外交」主張，甚至在海權方面形成美、日的壓力。

　　《經濟學人》（Economist）近來也以「新殖民主義者」（new colonialist）一詞，形容在全球積極拓展原物料的中國，並指出中國對西方民主價值的挑戰。根據《經濟學人》的解釋，蘊藏豐富資源的亞、非、拉丁美洲國家，大多是威權專制的國家，他們之所以樂於和中國打交道，主要是因為中國在和這些國家進行交易往來時，往往提供額外的經濟援助，又堅守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不像美國等西方國家經常提出人權、開放市場等附帶條件。這些威權專制國家自然樂於和中國往來。更重要的是，中國結合威權統治和市場經濟的發展模式，對這些國家很有吸引力。《經濟學人》憂心這種趨勢長此以往，以經濟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為核心價值的「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終將不免要與前述的這種「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在國際間角逐「柔性力量」。

脆弱的強權

　　中國雖然高唱「和平崛起」、「和平發展」，但是國際間對中國崛起仍有疑慮，美中之間也有可能因誤判而引爆不可收拾的軍事衝突。謝淑麗把分析的焦點進而轉向中國內部政治的制度結構和領導人的權力條件。

　　美國的中國研究學普遍認為，政治學的「極權主義」研究模式很難用來解釋中國共產黨的政權性質。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奧森伯格、蘭普頓（David Lampton）從中共的決策過程，將中國看成「分散化的威權主義」（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根據李侃如、奧森伯格、蘭普頓的分析，基於官僚組織的本位利益，中共的決策過程越趨於討價還價的協商過程，即使強人如鄧小平，決策方面都必須向官僚的組織利益妥協。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共產黨堅守「政左經右」的改革路線，實施市場經濟改革、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同時，仍堅持共產黨的壟斷權力，穩定中國政治局勢，中國雖未見民主轉型的積極元素，但也絕難從極權體制的角度理解中國的政權性質。

　　謝淑麗對中國政治的理解，基本上也是從「組織結構」，而非港、臺媒體慣見之「派系文化」的角度切入，著重探討組織結構對中共領導人決策權力的制約，中共領導人對組織結構利益的妥協。謝淑麗的早期著作《中國經改的政治邏輯》（The Political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對鄧小平時代經改策略的解釋，就是建立在這種結構分析上。根據謝淑麗的解釋，毛過世後華國鋒掌權，以重工業發展策略為政策主軸，釋放政策利益拉攏「石油派」等中央重工業部門。而鄧小平為了突破這個利益集團的封鎖，所以改弦易轍，主張把中央決策的權力下放地方，並以輕工業、農業部門為先，爭取地方政府、輕工業幹部對他改革政策的支持。也就是說，改革之初，鄧小平的「分灶吃飯」和以輕工業、農業為先的政策，不是他天縱英明，而是迫於結構制約不得不然的選擇。

　　《脆弱的強權》對中國政治的分析，還是延續這種結構脈絡。改革開放後，表面上中國共產黨仍維持壟斷政治權力的局面，不過社會的階級、利益、價值日趨多元，甚至包括利益團體的形成，官僚體系決策的多層化，社會經濟的多元化，這樣的發展不可避免會造成中國一黨體制本身的變化。

　　謝淑麗指出，毛、鄧「長征世代」的領導人，本身擁有「建國」和「改革」的歷史豐碑，且都曾帶兵打仗（鄧小平曾以政委身分，參與過中共得以奪取政權的關鍵戰役之一，即淮海戰役），派系網絡遍及黨政軍各個領域，較能駕馭龐然複雜的官僚體系。相對而言，江澤民和胡錦濤出身科技官僚世代，既無毛、鄧的「奇魅」（charisma）特質，也都在接班之後才開始在軍中建立人脈，派系網絡的綿密度又不及毛、鄧。同時，六四天安門事件的陰霾揮之不去，江、胡尤須慎防黨的領導階層公開分裂，軍隊離心，大規模的社會動亂。這使得江、胡的決策處處遷就軍隊、宣傳、安全部門的組織利益，難有大開大闔的創新。（見第三章）

　　根據謝淑麗的的分析，毛、鄧強人世代結束後，中國領導人似乎在經改的過程進退維谷。為了深化經改，勢必會動搖馬列主義等意識型態原則；為了鞏固共產黨領導，維護改革開放的社會秩序，中國領導人又不得不祭出民族主義，取代馬列主義作為意識型態的動員力量。然而，問題在於，民族主義乃一刀兩刃，既可動員擁護共產黨，在傳媒、網路漸趨商業化的中國大陸，也可能失控而把矛頭轉向中國共產黨。（見第四章）而在謝淑麗看來，最有可能造成這種失控局面的是糾結著濃烈民族主義情結的對日、臺、美關係。（見第六、七、八章）伯頓（John W. Burton）所說「外部衝突常常是內部問題的反映」正是迫使中國領導人鋌而走險，對外採取冒進政策，轉移內部矛盾最有可能的因素。...... more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美軍機擦撞事件始末

　　此時中美關係又起波折，再度造成以牙還牙的對抗，考驗中國領導人冷靜回應危機的決心。二○○一年四月一日，美國一架渦輪引擎的EP-3軍用偵察機，戴著二十四名機員，飛往距海南島南方七十海哩的南海國際海域，從事例行性的偵巡任務。有一架解放軍海軍所屬的殲八二型噴射戰鬥機進行攔截，並未保持安全距離，擦撞到美國偵察機，殲八二墜海，飛行員喪生。美國偵察機嚴重毀損，透過無線電發出求救信號，迫降在海南島中國海軍所屬的空軍基地，機上全體機員遭扣留長達十一天。

　　根據四名在危機期間出席會議的中國政策幕僚，北京政府第一時間的反應慢了半拍（因為要與在北京城外巡視的江澤民取得聯繫，並告知江趕回北京坐鎮），而且全由軍方一手主導（因為是軍機涉入意外事件）。意外事件的相關資訊主要得自海軍的海南島機場，而海軍主要的考量是如何不讓別人怪到自己的飛行員身上。解放軍一口咬定美國必須為這起意外事件負責，一如中國大使館轟炸事件。中國政府把解放軍的觀點當成這起事件的官方基調，並追贈飛行員王偉為烈士。中國在擦撞事件過後十三個小時發表第一次聲明，宣稱美軍偵察機「突然轉彎」，撞上中國戰鬥機。並指控美國軍機未經許可闖入中國領空。解放軍封鎖美方和全體機員接觸，長達四十小時之久，直到四月三日午夜。

　　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致電副總理錢其琛，試圖展開溝通，但錢其琛拒聽電話。「他怎敢接電話？錢其琛很聰明，不想惹禍上身。」一位責備小布希未親自致電江澤民的內部人士這麼說道。

　　在小布希總統發表公開聲明，呼籲安全釋放全體機員之後，江澤民也覺得有必要發表公開聲明。江澤民堅持美國必須為這起擦撞事件負起全部責任，並停止偵察飛行任務，讓中國毫無轉圜的餘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還附帶要求美國道歉，宣稱美國的「間諜飛機」侵入中國專屬之經濟區的鄰近水域，違反國際法，侵犯中國的主權。

　　根據我訪談所得到的說法，納入兩百海浬經濟海域（依據海洋法公約賦予國家享有海洋資源的一種特殊權利）而擴大解釋主權範圍，是中宣部和軍方自作主張，並未與中國政府其他部門商量。稍後，中國外交部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指示各媒體編輯拿掉這個聲明，因為這並未違反國際法，他們「不願讓全世界都認為中國的聲明過於偏頗。」

　　有內部人士推斷，「決定要求道歉可能出自江澤民本人或他的幕僚。一旦江澤民堅持美國道歉，我們就得想辦法履行。」美國國務卿鮑爾為有人喪生而發表口頭聲明，表示遺憾，但中國悍然拒絕，堅持美方必須給予書面道歉，讓人民看到領導人有能力維護中國的尊嚴。

　　根據中國方面的分析，若是沒有大肆張揚這場危機，低調處理，本可輕易落幕。雙方「應該聯合調查事發原因，並於日後公佈調查結果。」

　　有位幕僚說，「頭幾天，領導人受到誤導，公開擺出抗衡美國的姿態，並考慮在人民大會堂召開盛大集會。」在熱烈討論該如何回應時，軍方與公安官員表達更為偏激的主張。有軍官說，王偉的僚機應該攻擊偵察機；有的人表示準備與美國一戰。「我們是有法律的國家，我們應該把美國全體機員送上法庭接受審判」，公安官員這麼說道。「或者我們應依序分批釋放機員，先釋放女性機員，然後其他機員，最後才是駕駛員」，智庫專家的建議則較為審慎。「我們也會得到國際間的同等待遇，如果我們扣留一個人，就形同扣留全體人員，」專家表示。「不如我們立刻釋放全體機員，扣下這架飛機。」他們必須撂下狠話來包裝建言，否則恐會被說成示弱。有位幕僚就說，「對內折衝要比對美交涉困難多了。」

　　解放軍扣留美國機員長達十一天，直到中國收到書面致歉為止。不過，解放軍不讓美國修護返航；而執意要分解機體，然後像貨物般運回美國。解放軍的高階將領說，「我們不同意讓飛機返航，民眾不會接受的。不過，我們同意讓飛機解體運回美國。我們不會把事情做絕。」

　　不過，還是可以看得出來，江澤民不想把事情拖著，以免國內外局勢失控。有幕僚說，「江澤民從一開始便十分清楚，要避免給中美的長期關係帶來負面衝擊。」根據一位軍官的說法，「江澤民不願見到事態失控。高層對這場危機是步步為營的。他們不願傷害中美關係。」然而，在美方看來，中國人並不像他們口口聲聲所說的小心翼翼。小布希政府（尤其是五角大廈）與人民一片譁然，中國扣留美軍為人質（雖然美國政府避免用「人質」一詞來稱呼美國的機員），消費者憤而去電K-Mart，要求這家連鎖商店停止販售中國商品。

　　事件發生時，我人在上海，很容易就覺察到大學學生和教員的情緒被挑起。有一位我相識多年的教授已很難跟我保持表面的客套了。另一位教授剛從內地大學講學回來，當地學生個個要求軍事回應。「他們說願意自告奮勇，以死捍衛國家尊嚴。」上海有位物理學家竟敢向學生、同事解釋，美國偵察機較中國戰鬥機機身大、速度慢，按照物理學原理，不可能是這場意外的肇因。結果他的分析引來強烈抗議。有個解放軍大校後來告訴我，軍官對於「政府向美國屈服，個個義憤填膺」，「若非大學當局阻止學生走上街頭，恐怕四處可見示威的人群。」

　　這起事件落幕之後，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在一次記者會上透露，王偉喜歡耍《捍衛戰士》（Top Gun）那一套，早為美軍偵察機機員所知。就在軍機擦撞幾週前，王偉貼近美軍偵察機飛行，把一張上頭寫有他電郵位址的紙條，高舉在飛機駕駛艙上。（倫斯斐在電視鏡頭前出示了這張照片。）二○○○年十二月底，美國便曾向中國政府抗議，解放軍飛行員貼近飛行的動作。解放軍的這種挑釁攔截，或許是為了報復二○○○年下半年，美軍在中國南海海域上空頻仍的偵察飛行。

　　根據有關人士的解釋，中國民眾並不怎麼關心軍機擦撞事件的軍事情報是否錯誤，反而警覺到美軍的定期飛行竟居然如此靠近中國。（將心比心，美國人若得知中國空軍定期在加州海岸偵察，心裡又會作何感想？）

　　為了防止類似中國使館轟炸事件後的反美示威潮的歷史重演，中國政府下令各大學當局設法讓學生留在校園裡。中宣部指示媒體節制報導這起事件。（根據中國方面對這場危機的研究，「這次針對官方主流媒體所做的指示，好過『大使館轟炸事件』。」）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則是簡報事件始末，協助媒體編輯了解軍偵察機擦撞是一起飛航事故，而非蓄意攻擊中國的行為。官方媒體強調對美關係的重要性，並向讀者保證多數美國人對中國十分友善；不過，官方媒體也要求美國必須為這起意外事故提供賠償。新華社並未報導小布希或太平洋軍區司令布萊爾（Dennis Blair）盛氣凌人的聲明，有一位新聞學教授說，「這是因為如果登出來，大家會看到強勢的小布希和軟弱的江澤民之間的對比。」小報雖然以誇張的報導吸引讀者（如《北京青年報》於四月四日刊登受損美國軍機的照片，還下了一個「傲慢的鐵證」的標題），不過還是遵從黨的指示，以有別於中國使館危機的做法，措辭較為婉轉。

　　中國領導人指示外交部官員（而非解放軍）接手主導對美交涉。一旦江澤民得到共識，不得有傷害對美關係的情事，便啟程前往歐洲，全權由國家副主席胡錦濤、副總理錢其琛處理。不過，江澤民還是透過隨行出訪的外交部長在海外遙控指揮。江澤民在途中說中國要求道歉，因為一般人在街上相撞都會這麼說，這話暗示了這起意外事件雙方都有責任。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方同意以外交妥協來化解危機。美方發出書面聲明，宣稱對飛行員的喪生，未經許可侵入中國領空，而降落在海南島「深表歉意」（very sorry），但並未使用「道歉」（apologize）一詞。美國並未同意停止偵巡飛行任務。中國的美國專家援引簡明《牛津英語辭典》的基本定義，解釋說「歉意」（sorry）意指「道歉的方式」，建議中國接受妥協。協議能順利達成，還多虧美國駐北京大使普理赫（Joseph Prueher）居中調和有功和深獲信賴。普理赫是太平洋軍區司令退役，曾擔任海軍戰鬥機飛行員，長達二十四年之久。

　　年輕人無法以行動表達對美國的憤怒，對北京政府的消極作為感到不滿，於是就把挫折的情緒發洩在網路上。有位新聞學教授認為，「因為平面媒體無法呼應人民的情緒，所以網路的評論轉而把矛頭指向政府。」他舉了一個例子。「有一天，外交部發言人說，『對於這起擦撞事件，我們必須採取妥善（意指審慎）的立場。』結果便在網路上飽受抨擊，『我們為什麼要妥善？』隔天，這位發言人開口時，就不再使用『妥善』這個字眼了。」分析《人民日報》所屬「強國論壇」網站上的言論可以發現，從四月一日到十三日，張貼的言論中有百分之六十三以這起擦撞事件為主題，其中又有百分之七十九的言論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有人譴責中國政府的作為有如當年的滿清，太過軟弱，不敢抵抗列強的侵略。還有人批評江澤民，說他「閃左轉燈，卻向右轉」（說他話講得像個革命家，不過行為卻像是愛美國），「換作毛主席會更強硬。」

　　一位北京的大學生告訴我，「這兩起事件（大使館轟炸事件和軍機擦撞）告訴我們，你強大的時候，想怎麼做就怎麼做，這兩件事讓我們期待中國崛起之後，就不必再碰到這類差勁的事了。」

石油公司收購案鎩羽而歸

　　在一片經濟恐中症的氣氛裡，二○○五年夏天又傳出國營的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有意出價併購加州聯合石油公司（簡稱優尼科）（Union Oil Company of California, UNOCAL），這個消息在華盛頓掀起軒然大波。兩個月前，聯想（Lenovo）併購IBM個人電腦部門，海爾（Haier）買下美泰克（Maytag），才引發了一陣陣議論。不過，這回媒體、政界全都警覺到，中國若是併購美國的石油公司的話，有可能危及美國能源安全。出價競標優尼科的雪弗龍公司（Chevron）公司發動大規模遊說戰，誇大國家安全風險，擊敗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的競價。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聘請公關公司，並循正規管道提出收購申請，由美國財政部組織跨部會的小組進行評估，是否讓外國企業取得美國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出價一百八十五億美元，高於雪弗龍公司的一百六十四億美元。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堅稱美國對能源安全的疑慮是無稽之言，優尼科的儲備百分之七十在亞洲，而美國消耗的石油、天然氣只有不到百分之一是由優尼科供應。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承諾，優尼科在美國開採的能源悉數留在美國境內，並保證留用原優尼科美籍員工。然而，眾議院還是以「有危害美國國家安全之虞」為由，以三百九十八票對五票，否決了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併購優尼科案。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併購美國石油公司所掀起的政治風暴，讓中國政府既錯愕、又沮喪。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以獨立政府運作、善於精打細算而聞名國際。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的併購雖然取得政府主管部門的同意（畢竟中國政府的既定政策是鼓勵中國企業走出去），但並未徵詢領導階層或外事官員。

　　負責對美關係的外交部官員從報紙獲悉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的收購，馬上致電總經理傅成玉，並去見他。傅成玉成竹在胸，畢竟他擁有高盛（Goldman Sachs）等國際金融機構的顧問團隊，況且就如他所說的，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一切遵照西方領導國家設定的制度。」傅成玉表示，因為優尼科的資產幾乎都在美國境外，所以這對美國人應該不構成問題。但是這位外交部官員還是提醒傅成玉，「不要低估美國國會的政治反彈。」這位官員分析，由於美國是從全球角度來界定戰略利益，所以縱然資產不在美國境內，美國國會也會有所反應。不過，他的提醒為時太晚了。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方面也擔心，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的併購恐怕會影響胡錦濤定在秋天的首次白宮之行。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在駐美大使的建議下，於二○○五年八月二日宣佈，由於「史無前例的政治對立」，所以該公司決定撤回這樁交易。

　　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打算併購優尼科，測試著美國對中國以競逐者之姿切入跨國企業領域的反應。結果，美國經不起考驗，中國縱然遵守正規商業規則進行角逐，美國還是照樣封殺。傅成玉因美國人反彈而功虧一簣，說他發現「西方人實在口是心非。」

　　這件事也讓中國學術界更是冷眼看待美國的市場原則。有個學生說，「美國人總是宣揚自由貿易原則，然後再用政治力量百般阻擾它（指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美國人說一套，做一套。中國比西方更支持國際市場體制。」

　　「人民對美國的期待落空了，」有位政府官員這麼說。「他們認為無論我們行為如何負責任，美國還是會設法圍堵我們。」（有兩位官員告訴我，他們懷疑不是國會封殺了這樁交易，而是小布希政府——特別是與石油工業利益有瓜葛的副總統錢尼。）

　　中國政府擔心民怨沸騰，指示媒體只能刊登新華社對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駁斥的官方解釋。諷刺的是，這次失敗讓中國政府強化對企業跨國活動的監督，避免未來再發生類似的政治風波，於是成立高層小組，審查企業未來的併購計畫。美國把這類能源爭奪視為一種地緣政治的「大賽局」，逼得中國只好依樣畫葫蘆。

★《脆弱的強權》獲選2008.05.04中國時報開卷每周推薦書！

　　政大台史所助理教授李福鐘書評：「謝淑麗似乎想跳脫長期以來美國中國研究的一種正反二元式的思維模式，這種非善即惡的觀點，要不把中國當作一隻溫馴無害的貓熊，或者就是兇暴無常的魔龍。然而兩種看待中國的方式都有其風險。……台灣與中國關係向來屬於美、中關係的下屬環節，就這一點而言，務實地處理中國問題，同樣是不論民進黨或國民黨政府逃不掉的選擇。謝淑麗的分析，對於國內官員或民間智庫來說，均不無參考價值。」……〔閱讀全文〕

★ 2008.05.05中國時報「兩岸新聞版」刊登《脆弱的強權》精華書摘！〔閱讀全文〕

★ 2008.05.07中國時報刊登《脆弱的強權》作者謝淑麗專訪報導！〔閱讀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