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車大劫案》精采試閱
亨利•佛勒先生吃力地回想起一八五四年五月下旬,在皮爾思家的一段插曲。那頓晚餐有八名男士參加,談話內容主要圍繞在倫敦興建地下鐵路的新提案。佛勒發現這個點子很乏味,而且他很失望的是,直到用餐完畢到吸菸室抽雪茄時,大家竟然還在討論。
然後話題轉到霍亂,這種傳染病近來流行於倫敦的某些地區,約每百人裡就會有一個感染上。爭論圍繞在當時的衛生委員會委員之一艾德溫•查德威克先生所提出的建議,說要在全市興建一套新的下水道系統,並整治污染的泰晤士河,佛勒先生覺得這個話題好無聊。此外,佛勒先生有權威消息來源,得知「水溝委員」老查德威克不久就會下台,但他發過誓不會洩漏這件事。他喝著咖啡,覺得愈來愈疲倦。正考慮要告辭之際,主人皮爾思先生向他問起最近有人企圖劫走一列火車上的托運黃金之事。
皮爾思會問佛勒先生是很理所當然的,因為亨利•佛勒的姊夫愛德格•哈朵斯頓爵士是西敏區「哈朵斯頓暨布瑞福銀行」(簡稱哈布氏銀行)的合夥人,而佛勒先生則是總經理。這家生意興隆的銀行創立於一八三三年,專門處理外匯業務。
此時超強的英國控制了全世界的經濟。其煤產量超過全世界半數,生鐵產量超過其他世界各國的總和。英國還製造出全世界四分之三的棉布;每年的外匯達七億英鎊,為居次的美國和德國的兩倍。英國創造了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海外帝國,而且還在持續擴張中,直到最後幾乎佔據四分之一的地球表面,以及三分之一的人口。
由於各式各樣涉及海外的商業活動,自然造就倫敦成為當時的金融中心,市內的銀行發展欣欣向榮。亨利•佛勒和他的銀行自然也從整體的經濟趨勢中獲利,但他們著重發展外匯交易,也帶來了額外的業務。因此,當英國和法國在一八五四年三月(亦即兩個月前)對俄國宣戰時,哈布氏銀行便被指定負責安排支付英國在克里米亞戰爭的軍餉。正是這些為了支付軍餉而托運的黃金,成為最近一次行竊未遂事件的目標。
「太不自量力了,」佛勒表示,意識到自己是代表銀行發言。在座其他抽雪茄、喝白蘭地的紳士,都是重要人物,而且也都認識其他要人。佛勒先生覺得有必要以最強烈的語氣,消除人們對他們銀行的任何疑慮。「是的,確實如此,」他說:「不自量力又外行。根本毫無成功的機會。」
「那個壞人死了嗎?」坐在他對面的皮爾思先生問,一邊吞吐著雪茄。
「那當然,」佛勒先生說:「火車警衛把他扔出火車,當時的車速非常快,那種衝撞一定讓他當場就喪命了。」然後他補充:「可憐的壞蛋。」
「有人認出他是誰嗎?」
「啊,我不認為,」佛勒說:「他那樣被丟出車外,所以他的臉非常─啊,面目全非。一度有人說他名叫傑克•柏金斯,但是誰曉得呢。警方對這個事件的興趣也不大,我想這的確很明智。整個搶劫事件實在太外行了,絕對不可能成功的。」
「我相信,」皮爾思說:「銀行一定採取了非常嚴密的預防措施。」
「親愛的朋友啊,」佛勒先生說:「確實是相當嚴密的預防措施!我可以向各位保證,每個月要運送一萬兩千磅金條到法國,不可能不採取最周延的保護。」
「所以那名歹徒的目標,就是克里米亞戰爭的軍餉嗎?」另一名紳士哈瑞森•班迪克斯問。班迪克斯是出了名反對克里米亞戰爭的,佛勒真不希望在這麼晚的時間捲入一場政治口水戰中。
「顯然是這樣,」他簡短地說,接著皮爾思開口,讓他鬆了口氣。
「我們都很好奇,想知道你們的預防措施是怎麼回事,」他說:「或者那是銀行機密嗎?」
「一點也不機密,」佛勒說,藉此機會從背心口袋裡掏出他的金懷錶,輕輕彈開錶蓋,瞥了錶面一眼。已經過了十一點,他該告辭了;但為了捍衛銀行的聲譽,他只好留下。「事實上,這些預防措施是我本人設計的。而且容我這麼說,這套既定方案中如果有任何弱點,也歡迎各位指正。」他說著,眼神一一掠過在場每個人的臉。
「每次的金條托運品,都是在銀行內部裝箱的,而銀行的保全措施有多麼堅不可摧,就不用我多說了。金條分裝在包鐵的保險盒內,然後封起來。一般聰明人可能會認為這樣的保護就夠了,但當然,我們做的還要超出許多。」他暫停一下啜了口白蘭地。
「接下來呢,這些封好的鐵盒就由武裝警衛運到火車站。護送隊伍沒有固定的路線,也沒有既定的時間表;但一定是走擁擠的大街,這樣到火車站的途中就不會有被伏擊搶劫的機會。每次運送都會派出至少十個警衛,全是在銀行服務多年的可靠員工,而且是全副武裝。
「再來,到了火車站之後,鐵盒就搬上前往福克斯通列車的行李車廂,放進兩個最新型的查布保險櫃裡頭。」
「啊,查布保險櫃?」皮爾思說,抬起一邊眉毛。查布公司所製造的保險櫃是舉世第一,其技術和工藝水準廣受全球各界推崇。
「不是一般生產線的查布保險櫃,」佛勒繼續道:「而是按照銀行指定的規格特別製作的。各位先生,這些保險櫃每一面都是四分之一吋厚的調質鋼,櫃門內側安裝了鉸鏈,所以無法從外頭打開或撬動。不過呢,這些保險櫃每個都超過兩百五十磅,光是重量本身,就已經是盜賊的一大障礙了。」
「太驚人了。」皮爾思說。
「這些設計,」佛勒說:「可能會讓人很放心,認為這些托運的金條已經有足夠的保護了。然而我們還是加上額外的措施。每個保險櫃都加了鎖,不只一道,而是兩道,各需要兩把鑰匙。」
「兩把鑰匙?想得太周到了。」
「不僅如此,」佛勒說:「這四把鑰匙─每個保險櫃各兩把─每一把都是分開保管的。兩把存放在鐵路公司的辦公室裡,第三把交給銀行的資深合夥人川特先生;在座諸位有的可能知道,他是一位最值得信賴的紳士。我不清楚川特先生把鑰匙收在哪裡,不過我知道第四把鑰匙,因為我就是負責保管的人。」
「真是太了不起了,」皮爾思說:「我想,這個責任一定很重大吧。」
「我必須承認,處理這件事的確是得有些創新的想法。」佛勒先生說,然後戲劇化地暫停了一下。
接著,略帶醉意的溫登先生終於打破沈默:「哎呀,要命,亨利,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你那把該死的鑰匙藏在哪裡?」
佛勒先生沒有任何不悅,而是和氣地笑了。他自己酒喝得不多,因此看到貪杯者某些小小的失態,總能給他帶來幾分滿足感。「鑰匙呢,」他說:「就掛在我脖子上。」然後他伸平手掌,拍了拍漿過的襯衫前幅。「我隨時都掛在身上,包括洗澡時─甚至連睡覺時也是。鑰匙從不離身。」他露出滿面笑容。「所以,各位就可以明白,區區一個危險階級的小賊妄想搶劫,對哈布氏銀行來說實在是不足為慮啊。這麼個小賊偷到金條的機會,不會比我─呃,飛上月亮的機會要高。」
●《死亡手術室》精采試閱
亞瑟是個小個兒,一板一眼,穿著講究。他出身於舊金山一個醫師律師世家。顯然,他母親是美國人:亞瑟長得不像典型的中國人,膚色並不黃,比較接近橄欖色,眼睛沒有一般亞洲人的上眼瞼內摺,髮色淺褐。他十分緊張,雙手不停顫動,倒讓他瀰漫出一股拉丁氣息。
此刻他蒼白焦慮。當他起身踱步,更顯得慌亂無主。
「你能來真好。」
「如果他們問了,就說我是你的律師代表。我是這樣混進來的。」我拿出記事本:「你打給你律師沒?」
「還沒有。」
「為什麼還沒打?」
「我不知道。」他搓著額頭,揉著眼睛:「我沒辦法好好思考,沒一件事合理……」
「把你律師的名字給我。」
我把名字記下來。亞瑟的律師很高竿。我猜,他估量自己遲早有這個需要。
「好,」我說:「我一出去就馬上跟他聯絡。現在,告訴我,究竟怎麼回事?」
「他們把我抓起來,」亞瑟說:「說我謀殺。」
「我聽說了。你為什麼打給我?」
「因為你知道這些個事情。」
「謀殺?我什麼都不知道啊。」
「你上過法學院。」
「只有一年,」我說:「而且是十年前。我差點被當,上過的課也早就忘了。」
「約翰,」他說:「這是醫療問題,也是法律問題。我需要你的幫忙。」
「你最好從頭講起。」
「約翰,我沒做,我發誓我沒做。我根本沒碰那個女孩。」
他愈走愈急。我抓住他手臂:「坐下,」我說:「從頭講起。慢慢說。」
搖搖頭,他捻息了煙,卻又立刻點起一根。「他們一大早去接我,大約七點左右,把我帶進來開始問話。起先他們說這只是例行公事,天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然後情況愈來愈糟。」
「他們有幾個人?」
「兩個,有時候三個。」
「他們有說你可以找律師嗎?」
「有,不過是他們宣讀我憲法權利的時候才說的。」他露出一貫悲哀而嘲諷的微笑:「你看,一開始只說是例行性問話,我哪會想到要找個律師?我又沒做錯什麼。他們跟我東拉西扯了將近一個小時,都還沒提到那個女孩。」
「哪個女孩?」
「凱倫•藍道爾。」
「你不是指那個凱倫─」
他點點頭:「JD藍道爾的女兒。」
「老天爺。」
「他們先問我知不知道她,是不是見過她來求診之類的。我說有,她大概一個禮拜以前有到我門診來,主訴是無月經。」
「多久?」
「四個月。」
「這你有告訴他們嗎?」
「沒,他們沒問。」
「很好。」我說。
「他們想知道當時有關她的各種細節:她只有這個問題嗎?她當時的舉止行為如何?我不肯多說,我只說,這病人講話很有自信。於是他們見風轉舵,問我昨晚在哪裡,我說我在林肯醫院做了些夜班的工作,然後到公園散步了一會兒。他們問我有沒有走回辦公室。我說沒有。他們問我在公園裡有沒有跟什麼人碰頭,我說我不記得有什麼人,至少,絕對沒有碰到認識的人。」
亞瑟深深吸了一口菸,他的手指顫抖著:「接著他們開始發動猛攻,連珠砲似地問我真的確定沒有回到辦公室嗎?值完夜班究竟做了什麼?我確定上週以後沒見過凱倫嗎?我完全聽不懂這些問題的重點。」
「結果重點到底是什麼?」
「凱倫•藍道爾今早四點左右被她母親送到紀念醫院急診,血流不止─應該說是血崩─抵達時處於失血性休克。我不知道他們怎麼處理,總之她死了。警察認為,我昨晚幫她墮胎。」
我皺著眉。這不合理。「他們怎麼能這麼確定?」
「他們不肯說。我也一直問。也許,那孩子當時神智不清,在紀念醫院提到我的名字。我不曉得。」
我搖搖頭:「亞瑟,警察怕抓錯人跟怕瘟疫一樣。要是錯逮了你,很多人要丟飯碗的。你可是有地位的專業人士,不是沒錢沒門路的街頭混混,你有優秀的律師,他們也知道你有人脈。如果不是很有把握,他們不敢控告你的。」
亞瑟困擾地晃著腦袋:「也許他們就是笨。」
「他們當然是笨,但沒笨到那種程度。」
「唉,」他說:「我實在不知道他們抓到我什麼把柄。」
「你一定知道。」
「我不知道。」說著,他又開始來回踱步:「我連個邊都猜不到。」
我盯著他半晌,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問那個問題,也知道遲早得問。他注意到我的眼光。
「我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我沒有做。別那樣看我了。」他重新坐下,敲著床鋪:「老天,但願有酒可以喝。」
「你最好別動那個念頭。」
「喔,拜託─」
「你只有社交時才喝的,」我說:「而且只喝一點。」
「我是因為性格或個人習慣而受審嗎?還是因─」
「你並沒有受審,」我說:「你也不希望走到那一步。」
他嗤之以鼻。
「告訴我凱倫求診的經過。」我說。
「沒什麼好說的。她要求我幫她墮胎,我沒答應,因為她已經懷孕四個月了。我跟她解釋不能做的理由,告訴她胎兒已經太大,這個階段墮胎必須開刀。」
「她接受了嗎?」
「似乎。」
「那你在病歷上怎麼寫?」
「什麼都沒寫。我沒幫她開病歷。」
我嘆了口氣。「那,」我說:「可糟了。你為什麼不開?」
「因為她不是找我治病呀,她沒有變成我的病人嘛。我知道我再也不會見到她,所以也不用寫病歷啦。」
「你要怎麼跟警察解釋這些?」
「聽著,」他說:「我要是知道她會給我惹來這麼多麻煩的話,很多事情我都會有不一樣的做法。」
點根菸,我往後靠,感到頸後石頭的冰涼。我已經看出這事情很麻煩,原本無辜的小細節,可能會變成壓死人的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