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三日，我出生在大稻埕港町，是阿母的第八胎孩兒，但是家人稱呼卻是「老四」——從第八成了第四，是有緣故的。因為長男永發、老三永盛、老六永興夭折，老五永傳過繼給大伯，第六胎是長女秀卿，所以兄弟排次因而重整；老二永德成了老大、老四永昌成了老二、老七永昭居老三、我躍居老四、第五永泰、老么永旭，最後是小妹雲卿。

 

食指浩繁，一家人靠著經營雜貨維持生計，我的童年，自然堪以貧困形容。

 

二哥永昌後來不幸於二十九歲車禍身亡，略懂命理的老大永德以姓名學推論說永昌早逝，和永發、永盛、永興三位「無緣兄弟」一樣，是因名字取得太旺，發、盛、興、昌；加予「永」的久長期求，天所不容也。

 

我出生於已被捲進戰火下的台灣，彼時日軍在華南、南洋的侵略戰爭，敗象已露，我出生的前兩天，台灣總督府正式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將台灣青年大量投入戰場。四歲那年，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於是我有三年七個月的「日本時代」，生為日本籍的台灣人——那時的烽火歲月、生活點滴，我都是日後從長輩口中才得知。殖民當局為了支援前線，徵收金屬物質、實施配給制度，每個家庭要維持起碼限度的溫飽都很難。

 

我一歲時，因戰時衛生條件不良，全島發生「天狗熱（登革熱），疫情嚴重，還好全家無事。二歲時接受種痘，這是日本政府對我做的唯一「社會福利」，彼時烽火連天，有此醫療照顧，算是難得。天花（痘瘡）在日據初期施虐全台，行種牛痘預防天花，是殖民政府推行的衛生政策。我目前收藏有關自己的證物，即是由台北市尹（市長）藤村寬太所發的「第一期種痘濟證」——依官方規定，假如警察要查看這份證件，卻拿不出來的話，必須重罰十圓。

 

有人好奇地問我：「怎麼可能將年紀那麼小時的證明文件保存完好至今？是否父母幫你存留下來？」 我只得笑著回話：「我們兄弟姊妹，就剩下這麼一張。」記得我是在小學時，從抽屜中發現這張自己成長的紀錄，而自行將它夾在書中，不然，可能就被當廢棄物清掉了。

我什麼時候開始玩郵票？不知從何說起，也許不滿十歲吧！記得是小學二年級時，從一枚明信片開始，我有了第一枚郵品。那是日本時代留下來的「家書」，左上角的郵資圖案是日本武將楠木正成騎馬圖，面值貳錢，當年郵資已漲了百分之五十，因此下方還補貼了一枚壹錢護士畫像的郵票。明信片的寄信人是王寶琛，我們的鄰居。彼時正逢大東亞戰爭期間，他被徵調從軍，所以發信地址是「高雄海兵團第十二分隊第六教班」，收件人書寫「台北市港町三丁目壱番地　莊金火」；投寄的地方就是「莊源發商店」。這位厝邊大哥，據說是受到殖民政府宣導的軍國主義蠱惑，自願從軍，參加「聖戰」的台灣青年。

 

這張明信片內的兩枚郵票，開啟了我的集郵之門。郵票圖案一是幕府時代衝鋒陷陣的大將軍，另一為大東亞戰爭救助傷兵的前線護士，年幼的我，自然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政令宣導」寓於郵票，無能解讀。但國小國語課本一篇教導集郵好處的課文，令我對集郵入迷。此篇課文，老師教我們朗讀數遍後，要我們做課外作業，就是回家找郵票，再帶到學校大家一起共賞。

 

那個年代，台灣發行的郵票種類有限，所以大家對那些大同小異的郵票，興趣不高，但面值不同而刷色相異，則成了同學討論的重點，完全輕忽郵票發行的意義。同學李傳然帶來不少外國郵票，是從貿易信函上剪下來的，看到一枚一枚雕刻版印刷的精緻郵票，好不令人羨慕。李同學是「台灣茶業之父」李春生後人──這位來自廈門的唐山移民和英國商人杜德合作，將台灣茶行銷到美國，讓「福爾摩沙茶」揚名國際。李家經商有成，自然擁有不少國外的實寄封，那些外郵很吸睛，令人大開眼界；李春生家族如果能把這些台灣開港以後的國際貿易信函，完整保留下來，不僅是實寄封的價值可觀，書信內容的貿易紀錄，應是重要商業史料。可惜年少不更事，古早年代台灣烏龍茶賺取大量外匯的商業貿易史料，在剪下郵票後當廢紙丟棄，就這樣被毀了！

 

有了集郵的念頭，尋找收藏品何嘗容易。每天可以支用的零用錢，僅夠買一支棍狀的冰棒（那時的冰棒沒有造形，就如小小的擀麵棍），而且也不能因為有如此的嗜好，而開口向阿母要錢，所以一開始集郵，完全是用撿的。永樂市場內的布行、怡和洋行經常有信札被當作廢棄物丟掉，我就去這些垃圾堆中挖寶。

 

當年，每家每戶的門前，都設置有一個水泥做的垃圾箱，高五、六十公分，寬約三十幾公分，正面有個木板條釘製成的拉門，可以上下開啟，畢竟那個年代「生吃都不夠，哪有通曬乾」，所以沒有什麼廚餘。翻垃圾堆做資源回收，還算是不會有汙染的事，只是郵票面額高或較漂亮的，早就被剪走了。

大稻埕因迪化街而崛起，這條街一年一度以﹁年貨大街﹂享譽全台，而今迪化街幾成大稻埕的代名詞。

 

迪化街，成街於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頂下郊拚」兄弟鬩牆之後，落難逃生的同安人亡命於此同心協力打造家園。不過，誰也想不到，大稻埕竟然在七年之後，一八六○年（咸豐十年）逢上「台灣開港」，讓這個原為農耕之地、有著廣大曬穀場的地方迅速崛起。大稻埕和艋舺，雖同為台灣人的市街，都有傳統的台灣風情，但「現代化」的大稻埕則更有資本主義洗禮後的台灣特色。

 

《民俗台灣》這本日據末期皇民化運動的「親台」雜誌，創辦人之一池田敏雄，以日本人的觀點，如此看「城北」的大稻埕：
過了北門的平交道（註：鐵路未地下化前，南下列車必駛過北門前），便是大稻埕，這兒不像城內商店街道有那麼多日本人，所以有一種越境的樂趣。

 

台灣開港後，西方文明進入，各方人馬群聚於此，大家相互包容，因著「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同理心，稻埕人對金髮碧眼、凸鼻的「番仔」（洋人）也不排斥；「鬍鬚番」馬偕初蒞艋舺傳教，備受排斥的現象也不見於大稻埕。

 

台北三市街──艋舺、城內、大稻埕；城內居中，其南為艋舺，其北為大稻埕。清代稱「南街」、「中北街」的迪化街，當年是大稻埕的精華地段，一八八五年台灣建省，「台北府城」地位確立，過往「重南輕北」的現象為之翻轉，第一任巡撫劉銘傳除了以台北城為政治中心外，眼光還放在大稻埕，企圖規畫為「台北港」，期望藉著淡水河的河航之利，將大稻埕河岸建設成輸出、入口的集散中心，於是他以類似今日BOT案的方式，邀請李春生與林維源投資闢建「洋人街」──千秋街和建昌街。

 

彼時，怡和、德記、美時、義和、新華利五大洋行紛紛在大稻埕設立跨國分公司，除了洋行外，還有外交使節進駐，如美國公使館、丹麥公使館、義大利公使館、荷蘭公使館、德意志公使館皆聚集此處，使此區充滿「異人」情調，而被稱為「洋人街」。

 

我家老宅，由於側門位在建昌街，約處於這條「洋人街」的中間，所以父母那一代的人，就以「稻埕建昌街」來說明自家的里居地；〈望春風〉作詞者李臨秋，家居靠建昌後街的「港仔溝」比較近，離建昌街仍有一段距離，但他也常以「建昌街的人」自況。我還記得他晚年中風後，步履蹣跚，有一次走向我家門前，與阿母打招呼時，無限感嘆結結巴巴說出：「咱兩個老歲仔（老年人），是建昌街上老的老大人（長輩）。」

 

李臨秋的慨嘆，乃因左右鄰居，出國的出國、遷居的遷居，多數人不願再守著這個日趨沒落的家園，畢竟茶香已淡，農林公司（昔三井茶行）精製茶廠、怡和洋行、德記洋行……都已拆除改建公寓；南興茶行劉家、建南茶行翁家，也關店他遷；錦記茶行陳家也分枝散葉，更枉論「台灣茶業之父」李春生家族後代了。其中最令我不捨的是我家正對面的吳文秀故居，他的哲嗣吳宗亮，改建老家後沒幾年，便舉家移民國外，讓他阿爸吳文秀的事跡，只能從有限的文字資料去做追尋。

 

李臨秋晚年的喟嘆，應是認為大稻埕的「稻埕人」，已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