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灣生」，指的是日治時期在臺灣出生的日本「內地人」，這個用語與在臺日本官吏「灣吏」、在臺的日本人辯護士「灣辯」等，都是存活於特定時空的用語，如今已成死語。

 

對於日治時期的在臺日人，一般印象多是聚居於城市，比臺灣人享有更高的就學率、更低的死亡率、更富裕以及現代化的生活。但在這個刻板印象之外，也有一群與土地特別黏著的人，他們來自農業移民村。

 

領有臺灣之後，日本人獲得了開創的新天地，移植過剩人口到臺灣，成為抒解人口壓力的可能方式。漢人入植時間較晚的後山，尚有廣闊的拓墾空間，因此東部移民村的設置，便在大規模土地取得相對容易的情況下開展。

 

最初的花蓮拓墾

 

後山，特別是花蓮的拓墾，要先從賀田金三郎的「賀田組」談起。總督府財務局長祝辰巳視察東部後，主張大力開發，而開發必須投入龐大的資金。總督府屬意具有冒險精神的賀田金三郎，慫恿賀田著手經營東部拓墾，種下賀田組與東臺灣的淵源。一八九九年，賀田組取得花蓮港至臺東之間加禮宛（今花蓮新城鄉嘉里村、佳林村）、吳全城（今花蓮壽豐鄉志學村一帶）、馬黎馬憩原野（今花蓮鳳林鎮萬里橋一帶）、加路蘭（今花蓮豐濱鄉磯崎村）間原野二萬町步（約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二公頃）的開墾權。

 

賀田組的拓墾事業，主要為甘蔗、薄荷、菸草等農作物的栽植，以及製腦、畜牧與移民。然而，其事業在挑戰原住民生存空間的情況下開展，因而與原住民衝突不斷，事業最後以失敗作收。一九○九年，賀田組不得不將拓墾事業的經營權轉讓給鹽水港製糖會社。

 

對於失敗的賀田農場，總督府的善後處置之一便是由政府主導「官營移民」。賀田組試行移民失敗時，總督府本計畫先在臺東廳南鄉旭町推行官營移民，卻因「番情不穩」而遲未進展，恰好一九○八年爆發了七腳川的阿美族人抗日事件，總督府乃趁機將計畫轉移到七腳川。

 

日本官營移民的開始

 

一九一○年二月，在七腳川社鄰村「荳蘭社」設置的「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吉野村移民指導所」，即是官營移民的開始。之後，隨著移民人數增加，原本七腳川社所在地過於狹小，於是總督府從繼承賀田組的鹽水港製糖會社手中，取回開拓預定地以開村闢地。一九一三年，總督府在鹽水港製糖會社「鯉魚尾南方」之未墾地上，設立官營的豐田移民村。一九一四年，總督府命令鹽水港製糖會社歸還「鳳林及萬里橋原野」八百九十四甲的請墾地，在此開設了林田官營移民村。易言之，三個移民村都是在賀田組拓墾的基礎上開闢而成的計畫性農村；而這裡也是本書主角們主要的生活空間。

 

日本戰敗，移民引揚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戰敗投降。十二月，臺灣省長官公署財政處特別徵用原總督府官員，在長官公署下設「日僑管理委員會」，由原總督府官員實際執行相關業務。日僑管理委員會依據日本政府的「在外地與外國居留之國人引揚者應急援護措施要綱」，與臺灣省長官公署協商引揚（撤返）步驟。所謂「引揚」，依據官方定義，「引揚者」指的是「昭和二十年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之日）當時在海外，而於同年九月二日（日本投降之日）以後返回日本者」，其總數高達四百萬人。

 

當在臺日人以呼應蔣介石「中日提攜」、參加「新中國建設」的名義，提出繼續留臺的陳情被否決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下旬日僑計畫性遣返的方針便大致決定。一九四六年一月，長官公署為了遣返日人，更活用日治時期舊州廳的行政組織，在臺北、基隆、新竹、臺中、臺南、高雄、花蓮港、臺東、澎湖島等地設立「日僑互助會」，以負責集中、編隊、輸送、宿營等實際作業。一九四六（昭和二十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九（昭和二十四）年八月止，在臺的一般日本人分六次「引揚」（撤返）。截至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底的統計，自臺灣引揚者有四十七萬九千五百四十四人，其中軍人軍屬十五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人，一般國民為三十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六人。

 

當幾乎身無長物的引揚者返日後，還要面對同胞冷淡的視野及差別待遇︰因為他們「既是自己擅自前往的，現在回來也不是我們的責任」，甚至「聽說有引揚者的孩子回到鄉里時，被稱為乞丐」。這種被歧視的文字紀錄，可以從訪談中驗證，而在《灣生回家》書中原吉野村村民被驅逐至德島小神子建設「臺灣村」的事蹟，更是深刻的證言。

 

我在一九八六年第一次撰寫吉野官營移民村後，仍一直關心這個與臺灣自然村落景觀迥異的地方，但是卻總只能站在村外，不得其門而入。田中實加的執著與瘋狂，帶領著我穿門入戶，才終於踏入這個在臺灣日本內地式聚落。……作者以驚人的決心與毅力持續十二年的灣生之路，記錄了灣生血淚交織的生命故事，豐富、生動了過往的歷史敘述，加上書中難得一見的照片，讓「灣生」不再是死語，《灣生回家》更為變動的大時代留下了最珍貴的證言。（以上為部份摘文）

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

心中的結，不說出口，愛你的人怎能懂？

漫無目的地堅持，往往讓自己陷於泥沼的深淵，最後落得的是遺憾與譴責。

 

這一位童爺爺實在很難約，直到第四回他才願意接受採訪，也許有故事的人心思特別嚴密吧！這灣生探尋之路，我不知被多少人拒絕了，當然也有更多說完了故事卻交代我不可以說出去的。

 

二○○九年六月，我終於如願訪問到在日人店鋪工作的臺灣人——童爺爺，我想從這些日本人的員工裡知道更多日人在臺灣生活的點滴。

 

不過，八十七歲的客家童爺爺極度重聽，所以我必須在日曆紙上寫下問題，童爺爺再用日語搭配寫字來完成訪問。除此之外，他也很堅持訪問時只能我們兩人在場；且堅持用日語，因為他不願意現在的妻子知道這一次的訪問內容。

 

他第一個在日曆紙上寫下的是：「我知道她一直沒有放棄尋找我。」她，指的是山崎秀子。而我卻意外清出了一段牽牽掛掛、情未了的隔海思念！

 

童爺爺交代我：「你可以說故事，但別將我的名字和照片公布出去，這對我現在的妻子不好！」但因為他與山崎奶奶的愛情實在太美，我依然希望這一個故事可以被看見，因為人生最大的懲罰就是來不及把愛說出去；如果有機會就不要放棄，即使擁有一分鐘也就足夠了。

 

＊＊＊

 

故事回到一九四二年十月，在花蓮港市街黑金通（今中山路）與高砂通（今中華路）間的一家日式和菓子店裡，菓子店小姐山崎秀子與十七歲學徒童君兩人情意相投，但童君即將前往南洋當軍伕，山崎小姐為愛堅定的說：「我等你！等你從南洋回來！」

 

一九四六年四月，山崎小姐就要被遣返回日本，可是仍不見童君歸來的身影。在花蓮港碼頭上，山崎小姐期待著奇蹟出現，可是依然音訊全無。

 

十月，童君一踏上花蓮這片土地，便即刻飛奔到黑金通菓子店，可是沒想到菓子店卻像是被流彈掃射過般，一片狼籍，人事已非，只有幾個乞丐在屋裡搜尋著，企圖找出值錢的東西……。

 

家人為童君尋好了成家的對象，但他懇求著：「再給我兩年，只要兩年，若沒有山崎小姐的消息我就成親。」

 

時間飛快又過了兩年，沒得等了，童君只好履行承諾與相親的她成親。

 

回到日本的山崎小姐不知寫了多少封信給童君全被退了回來，因為當時已沒有南園（今吉安鄉南華村）這個地址。一九七○年四月，山崎小姐終於籌足了旅費回到臺灣花蓮，到畜牧養殖場尋找童君的下落。

 

「請問這裡有這一位XXX職員嗎？」身穿和服的山崎小姐向門口守衛這麼問著。守衛進去了許久，出來時告訴她：「沒有這一位先生。」她失望的離開，但畜牧養殖場內遠遠的大樹下，有一名男子不捨地望著這名女子。

 

一九七五年四月，又有一批灣生回臺，一臺載滿灣生的遊覽車進入吉安鄉。

 

「請問這裡有這一位XXX職員嗎？」山崎小姐又來到畜牧養殖場詢問，但同樣得到「沒有」這個答案。她再次失望的離開，而場內遠處的大樹下，依然有一名男子不捨地眺望著。

 

接連幾年的四月，山崎小姐都來此拿著照片詢問守衛。

 

＊＊＊

 

聽完故事之後，我問童爺爺為什麼不願意見山崎奶奶？

 

「我知道這六十多年來她守著約定一直在尋找我，但我卻有了家庭，叫我該用什麼心情去面對獨自一人的她？我只能這樣靜靜地在背後看著她。直到這些年灣生回臺頻繁，卻再也不見她的身影，我很想知道她好不好？」他回答說。

 

「如果有機會再見面，爺爺想對奶奶說什麼？」我寫在紙上問他。

 

「ここ数年、お元気ですか？（這些年，你好嗎？）」爺爺在紙上寫著。

灣生教會我的一句話：

明天很快就會來到，所以能記住的只有快樂，關於那些不快樂是要丟掉的；

人生沒有時間惦記悲傷、複習仇恨，因為人生的眼淚是用來紀念感動的！

 

歌聲極好的須田姊妹，出生在花蓮吉野村中園（今吉安鄉公所附近一帶），地點就在吉野村郵便局正對面。一九一○年須田家與清水家一起從日本群馬移民到吉野村開發，遠渡重洋在新天地一起打拚，兩家感情甚篤；須田家的女兒更與清水半平結為連理，不管生活有多困難，總是一起走過每段風雨、迎接每段朝陽。而我，便是從清水一也先生這兒認識須田姊妹的！

 

須田姊妹離開臺灣時才十多歲，如今姊妹倆已是八十多歲的婦人，常說臺灣是她們人生中永遠的故鄉，總是誇讚臺灣的食物好吃。

 

我第一次遇見須田姊姊（須田靜代，回日後嫁新井家，現名新井靜代），是在二○一二年十月二十四日。須田靜代曾回到吉安鄉多次，卻從來不知道可以申請出生戶籍謄本，因此當她看見二○一二年八月十八日清水一也先生帶回整個家族在臺的戶籍謄本時很是驚訝，她也希望自己能親自領到代表在這土地上出生的證明。

 

除此之外，須田靜代也一直急切地希望可以回到吉野尋常高等小學校（今吉安國小），因為她離開臺灣時，原本是吉野尋常高等小學校的學生，家住在學校斜對面，因此有著滿—滿—滿的學校記憶。

 

＊＊＊

 

二○一三年五月十日，這一天是須田姊姊帶著妹妹須田妙子（須田妙子，回日後嫁飯塚家，現名飯塚妙子）回臺的日子，除了要親自領回出生戶籍謄本外，感情甚篤的姊妹還要一起回到吉野尋常高等小學校。

 

光復後，須田姊妹回到這所國小不知多少回，但來到學校時依然興奮地你一句、我一句，走到哪、說到哪，像是接力賽般滔滔不絕地回憶著過去。回憶兩人在校園裡抓青蛙、幫青蛙吹氣，肚子大到四腳朝天無法翻身的蠢樣；常常一玩就忘了回家，媽媽便拿棍子來抓人的糗事……。

 

她們也憶起校門口的榕樹，是每一個年級都要拍全體照的地方；還有每天早上必須敬禮才可進校園的二宮金次郎銅像；以及每次日本國歌唱完、旗子還沒伸到頂的石製升旗桿（日治時期全臺最高的）。夏天到了，學生們便期待麵包樹上結的麵包果；雨後，帶著竹籃到校園草皮裡尋找野菇回家做味噌湯；颱風過後會到土芒果樹下撿土芒果，裝進裙子裡帶回家再放到清溪裡，然後蹲著大口品嘗……，種種的點點滴滴，在她們敘述中彷若進入時光機和她們一同回到充滿兒語歡笑的吉野尋常高等小學校。

 

須田靜代一進到校園便朗朗地唱起校歌：

 

奇來の山は　紫に （紫色的奇萊山）

沙婆塔溪は　水清し 飽かぬの （沙婆塔溪的清水永遠都看不膩）

春秋よ 学びの庭で　名も吉野 （學習的庭園名叫吉野）

いざや 我が友 （偉哉 我的朋友）

おおみ心を　高山の高きに比べ （對您尊敬的心如高山仰止）

畏みて 清き心を （對您的忠誠是無庸置疑）

川の濁らぬ水に　映さなん （清水可鑑）

 

歌畢，須田靜代隨即拿出一本厚厚的黃色封面書籍，內頁全是她默寫校歌歌詞的印記；原來須田靜代一直害怕自己忘記最快樂的童年，於是一再地默寫校歌，當她一邊寫著、一邊唱著，過去所有在吉野村裡美好的記憶便會一幕幕重現。

 

「我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記憶我人生最珍貴的那一段美好！」須田靜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