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近期內進行政治與安全談判的可能性很低,台灣仍然應該未雨綢繆做好準備。顯然,如果北京願意接受九二共識做為基礎,台灣會更願意進行政治談判。但是胡錦濤已經表示,前提是北京所界定的一中原則,而台北迄今仍拒絕接受。因此,雙方就僵在那裡,部分原因即是對中華民國的地位有根本的歧異。如果這些議題會出現互相可接受的進展、如果中國仍維持相互說服的典範,那麼雙方就必須更努力彌合他們之間的概念鴻溝。如果台灣能改進它對政治與安全事務的談判做法,它最好是為任何要舉行的談判做好準備,讓北京存有談判的希望、別讓它放棄相互說服。
如果台灣如馬英九所宣示要捍衛主權,它或許需要更清楚意識它要捍衛的是什麼。台灣領導人自從一九九○年代初起,就標明主權是改善關係的關鍵障礙(我同意這個觀點)。可是,對於為什麼會是如此卻欠缺清晰,會使台灣在進行兩岸關係時舉步維艱。
分析而論,或許有些層面的主權攸關台灣的生存,必須如馬英九承諾的,不惜一切代價捍衛。反之,也有些層面對未來不是那麼重要,可以讓步而無虞。當然也有些層面介乎兩者之間。但是,為了一旦要和北京談判解決基本爭議,以及在穩定階段談判和協議,了解其間的差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在近期內對重要的事做出讓步,將有損台北長期談判的地位。在任何階段,力守枝微末節、卻對重要事項妥協,都十分不智。主權有不同的層面(西發利亞式主權、國際主權等等),讓談判的工作益加複雜。
在台灣內部,最受注意的主權層面是它的國際角色受到限縮。李登輝選擇這個戰線,首先挑戰中國的對台政策,一方面固然是他要化解民進黨的挑戰,一方面也因為向世界「走出去」是島內絕大多數人的心願。辯論不在於是否應該擴大國際空間,而是要如何擴大國際空間。一般老百姓所在意的主權概念,就是國際層面的主權意識。
至於其他層面的主權,情勢就不能一概而論。本書第五章已經提到,只有張亞中非常仔細地探討西發利亞式主權。他很清楚理解這個概念,以及為什麼它對台灣十分重要,可是隨著時間進展,他對其內容愈來愈不明確陳述。他在台灣內部也因被視為「親中」而發揮不了力量。台灣不太有人注意國內主權(誰在國內統治)這個問題,但是中國學者如余克禮曾說,台灣必須驅除掉「台獨的幽靈」,節制它的民主,這種思維正好與島內人民的認同南轅北轍。
主權問題可以以很明確的方式浮現,例如,台灣人民接受中國公家機構的人事任命是否合適。二○一二年三月消息傳出,某些在大陸長期居留的人士(例如,台商)出任中國公職。這些組織中最具爭議性質的是政治協商會議(政協)各地分支機構。政協這個半官方機構設置來含納及控制非中國共產黨員、但通常支持其目標的人士。技術上來講,接受這類人事任命不僅違反台灣現行法令,也代表當事人是中國的公民,因此會有損中華民國公民的完整性。消息傳出之後,使得政府難以招架,北京又呼籲台北對這個議題「採取正面、有建設性的態度」。
尤有甚者,主權議題在政治上有爭議,在概念上也很複雜。哪一個層面的主權無關緊要、哪一個層面又事關重大,這個問題從一九九○年代就困擾台灣政壇。綠營人士一般認為堅持主權是台灣唯一的防線,而且他們聲稱馬政府在各個層面對中國的讓步,已弱化台灣的基本立場。例如,他們反對讓北京對台灣參與國際社會握有他們認為的否決權,他們也認為經濟自由化傷害主權。馬政府當然駁斥這些說法,認為凡有讓步皆是出於為達成更大目標而務實評估的結果。各個層面的主權愈是受到公共討論,政治辯論就愈加激烈,頗有可能對中國敵意上升。
因此,基於實質理由及政治理由,台灣必須要做好功課,釐清對主權的認識。就國際空間而言,台灣應該要在各種目標當中界定優先項目,並設計良好的策略以達成最重要的目標。台灣經濟應該對中國開放到什麼地步,則應做為確保整體經濟競爭力這個廣泛評估的一環,詳加研究;同時,擴大加入亞太經濟自由化過程,也變得愈來愈重要。如果台灣的國際空間有哪個方面應該列為最優先,非它莫屬。在國內主權及西發利亞式主權方面,重點在於促成民眾能夠掌握資訊、辯論它們各自涉及什麼、又有哪些方面值得捍衛。
但是要在意見分歧對立的政治體系裡說清楚、講明白主權議題並不容易。二○一二年大選期間,國民黨和民進黨為「台灣共識」激烈辯論即證明這個先天的困難。理論上,這個主張是對的。對中國有廣大的共同看法可以鞏固台灣的談判地位、賦予它政治支持。事實上,打造這樣的共識並不是新主意、也不全是綠營的主意。台灣領導人和觀察家長久以來都認知到政策分歧使中國在談判時佔上風,也有人用缺乏共識拖延談判。陳水扁上任之初曾試圖打造跨黨派共識。蘇起在二○一○年十二月用過「台灣共識」這個字詞,認為缺乏共識會「拖垮台灣」。綠營方面,童振源更進一步,事先界定他認為什麼構成台灣共識: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名稱為中華民國;台灣人民「現階段」希望維持現狀;他們不希望走向統一或改變國號(北京會把後者解讀為台獨的記號);台灣的未來應該由兩千三百萬人決定。童振源本質上亦支持李登輝認為兩岸是「特殊」關係的主張。當然,童振源的觀點並不反映全體台灣人民的觀點、或甚至多數人的觀點;因此,才更需要有建立共識的過程。
就這一點來講,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民進黨對中國未來的立場。二○一二年總統大選期間,民進黨候選人蔡英文拒絕以九二共識為兩岸關係的基礎,但依然聲稱她可以維護住台灣在二○○八年以後的好處。她沒有說明她會如何做到(見第六章)。她這麼做有可能是因為她不希望疏離民進黨的基本盤,或稀釋他們的熱情。她卻因而創造空隙讓國民黨可以向珍惜現狀、不希望失去它的中間選民訴求。
大選過後,民進黨就蔡英文為什麼敗選進行檢討。他們列出蔡英文對中國立場以外的因素:選民對民進黨執政能力懷疑;國民黨和中國針對民進黨若是勝選,發動恐嚇戰術;國民黨握有執政優勢的資源;有些民進黨選民不方便在間隔一星期之內兩次回家,一次投票、一次過農曆年(台灣沒有通訊投票制度);投票率不理想、低於預期;棄保效應,支持獨立候選人的選民把票投給馬英九、防堵蔡英文勝選。民進黨認為,這些因素交互影響,使得蔡英文在選戰最後兩星期支持率滑落。
但是民進黨內有人強調蔡英文的對中國立場。有位民進黨立委認為這是她落敗的主要因素,使得國民黨把民進黨抹上「反商」、「反兩岸交流」的色彩;他警告說,除非黨改正這個形象,日後還會敗選。民進黨籍前任副總統呂秀蓮也說,蔡英文沒有向選民深入說明為何反對九二共識。
因此,找出一個有廣泛基礎的政治共識,以及就台灣是個主權實體這個議題界定什麼與它攸關重要、什麼又不重要,就引發出一系列問題。以程序而言,藍、綠之間敵意如此之深,相互猜疑對方的目標,要如何去建構共識?例如,各政黨應該談判諒解嗎?立法院將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應該如何運用民意調查?例如,如果四分之一反對共識、且是激烈反對──假如共識反映的是藍營和淺綠的觀點、而非深綠的觀點,這是頗有可能的事──能被接受嗎?
蘇起曾經建議分三階段推動建立共識。首先,民進黨先調和黨內獨派人士和覺得有必要務實制訂中國政策人士的內部衝突。根據這一理解,民進黨和國民黨再來協商跨黨派共識。有了跨黨派共識,台灣才「與中國談判比較複雜的問題,如『一中』議題和台灣主權」。或許漸進程序會比較好,先從反映兩大黨比較中間立場觀點的學者做起,然後再納入其他學者、政黨本身等等。二○一二年三月,台北論壇基金會一個政策小組建議政府成立「兩岸和平發展委員會」,廣納政黨代表與社會菁英,以它做為「凝聚國內(對中國政策)共識的正式平台」。
──摘自《未知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未來》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