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處眼亮──《風•影》創作源起
二○○五年春天,蔡國強到國家劇院看《紅樓夢》,演出後到後台邀我參加二○○八奧運開閉幕式的創意小組。我說我很怕開會,很怕集體創作。他放我一馬。國強走出化妝室時,我靈光一閃,問他願不願和雲門合作。他說,好啊。
我不是請他來設計舞台,而是提供構想,並擔任視覺總監。換句話,他出點子,我來做;他再來檢視,品管。
第二天見面,他開門見山地問,在國家劇院演嗎?我說,是。他說,首演前,讓一個人到劇院琉璃瓦的屋脊上站一會兒。我說,好。
睡了一覺起來,他又說,琉璃瓦上可以鋪鐵絲網,那個人才爬得穩,站得實。我說,好。那天晚上,他說,國家劇院屋頂站穩了,咱們再去北京紫禁城屋頂站站。
我們兩個人都是江湖客,老是在坐飛機。我們在威尼斯,在台北見面。每次談話,國強的結語都是,這些都不算,我們再想想。回到紐約,被逼急了,國強就連寫帶畫,電傳點子到台北。還是那句話:這不算,再想想。
想像,不犯罪,也不花錢。但是我的想像力往往只離地三尺,不像國強在天空飛翔,無邊無際。
我們工作的屬性很不一樣。國強接受邀約,美術館出錢出力,協助他完成構想。做為一個民間舞團,雲門資源有限,久而久之,「量入為出」變成我想像的框架,越過現實框架,我就得把自己拉回來。國強做完一個作品,便邁向下個新作。舞團必須推陳出新,重排舊舞吸走許多可以滋生新意的腦汁。
國強住紐約,世界如在眼前,他知道西方藝術最新的遊戲規則,同時遙想中國與泉州。我住台北,很難不關心台灣,或者要花很多力氣去抵抗媒體所呈現的台灣。媒體可以一連幾個月報導幾個政治案件,好像台灣別無他事,台灣之外,別無國際。台灣政經僵局像是把人往下拖的暗流,一不留意就被捲進去,安然地盯著自己的肚臍自言自語。要把頭伸出水面才能看到外面的世界,看到自己的位子,才能對著蒼穹憧憬夢想。這很費力氣,而且不能叫累。
透過《風•影》的合作,我希望能用國強的眼睛來看東西,用他的腦筋來思考。我請國強來破雲門的「套路」,給我們洗個澡。他不知雲門的財務和人才的限制,沒有我的框框,天馬行空,想到哪說到哪,我們全盤照收,努力去把他勾勒的意念實現出來。
林克華(舞台設計),張贊桃(燈光設計),洪韡茗(舞台,道具執行)、王奕盛(影像設計)和曾天佑(服裝設計),消化國強的構想,想辦法去表現。近年來,雲門舞台裝置力求精簡,一堆米構成《流浪者之歌》的風景,幾張紙架構了《狂草》的空間。《風•影》一下子就有十多項裝置,道具和特殊服裝要去探索、研發,時間有限,有點手忙腳亂。這期間有欣喜的發現,也有執行失誤或不到位的挫折。
挫折往往來自思考的不夠周密,細節沒有照顧齊全。雲門早已脫離「要拚才會贏」的階段,但是「拚」仍在我們的DNA裡,不小心就冒進了。《風•影》的工作經驗留給雲門同仁最大的資產將是透過清明的檢討來找到自己的定位,再思突破,同時不斷溫習震耳欲聾的蔡氏名言:「細節決定歷史」。
國強希望《風•影》是一齣流動的裝置藝術,不希望「跳舞」。看來簡單的動作給雲門舞者的挑戰無非是細節的斟酌。在迭宕飛揚的《狂草》之後,這是適時的調理,為舞者奠定再度騰躍的好跳板。
諸多《風•影》的挑戰中,雲門同仁最感頭痛的是如何把人送到國家劇院屋脊上去「站一站」。劇院負責工程的朋友力勸我們不要冒險,因為「連工人都不太願意上去。」所有「攻頂」的策畫宣告失敗之後,同仁想出一個替代方案:讓人站到較低的屋簷上。我不喜歡,一個念頭浮現腦中,但我想知道國強怎麼想。
果然,他不要替代品。果然,他一語中的,說出我早已胸有成竹的話:「找登山的朋友。」我快樂地打電話到登山協會。一切迎刃而解。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雲門《風•影》在台北國家劇院首演。演出前,一位身著《風•影》服裝的年輕朋友,將在萬人矚目下,攀登琉璃瓦的屋頂,走上屋脊,讓勁風揚起他背上有如天使翅膀的紗旗。我熱烈期待,同時禱告那天無雲無雨,是個「攻頂」的好天氣。
勇敢夢想,慎選策略,落實細節,走出困局,向上爬,往上走,高處眼亮。
大家加油!
── 原載於《中國時報》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出走與回家
一九六九年九月,我初到美國讀書。在舊金山機場看到通往全球的航班表:紐約、倫敦、巴黎、東京、阿姆斯特丹、莫斯科、斯德哥爾摩……
那是個驚嚇的啟蒙經驗。世界如在眼前,地理課本的地名,原來是真的可以去的城市!
那年五月,搖滾樂、大麻、性愛,五十萬人大聚會的胡士托音樂節,震動了全球的年輕人,而我來自戒嚴的台灣。一年多以前,巴黎、東京、紐約、柏克萊,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在台北,我衷心崇拜、曾在明星咖啡廳仰望的作家陳映真被警總抓走,寫作圈子的朋友私下轉告,不知所措,也有人徹底避談。
可以這麼說,到了美國,我才開始走進世界。
七○年耶誕假期,我從讀書的愛荷華,一路候補機位,用學生票旅行,混到西岸。忘了如何抵達太平洋高速公路的一個水族館。我第一次看到海豚,樂得張開了嘴巴。
看完海豚戲球,我對著太平洋的落日發呆,轉頭才發現人全走光了。到了館外,停車場是空的,也沒公車了。天色昏沉,我只能在路邊橫著大姆指等便車。
一位長髮嬉皮讓我上他的車。弄清楚我不知自己身在何處,不知要往何處去,便安靜地說:「那麼,到我家過一夜吧。」
睡到半夜起來上廁所,只見起居室五、六個長髮男女安靜坐著,看了我一眼,沒說話。房間裡有印度線香的味道,也許都吸了大麻,一屋寂靜。我回房繼續睡。第二天早上,另一個長髮嬉皮順路把我在公路邊放下。我橫起大姆指等車。
七二年,我打工存了錢,經歐陸返台。紐約到盧森堡的學生包機每人九十美元。在阿姆斯特丹,我根據手上的《每天十元遊歐洲》,找青年旅館過夜,也睡過公園,認識了人就一起去玩。
有一個人要去巴黎,我改了行程和他同行。他找到幾個朋友,一起混了幾天。吃飯,大家湊錢買幾條麵包,幾瓶便宜紅酒就打發了一頓。這些來自各國的背包族,有人初抵巴黎,也有人要離去,大夥兒就在便宜小酒館為隔日要啟程的朋友送行。喝得太晚,第二天爬不起來,誤了車程,因此晚上再度送行,喝到凌晨……
在巴黎認識的瑞士青年要去葡萄牙、西班牙,邀我同行。到了葛那達,他要去摩洛哥,我的護照要等上一個多月才能取得簽證。從此我一人獨行,去義大利和希臘。
在羅浮宮、在烏菲茲美術館我第一次感覺到「顏色」。從希臘的天空和愛琴海,我終於知曉藍色有無限的層次和變調。在日內瓦,我看到一本美麗的畫冊,那是我第一次認識敦煌壁畫。
通往曼谷的學生班機由雅典起飛。才走進世界,又得回到窒息戒嚴的台灣;觀光尚未開放,一般人收入極少,我不覺得自己還有機會出國,躲到廁所狠狠哭了一場。
沒想到我竟然一次又一次出國,頻繁的程度使我想起機場和坐飛機就要自閉地憂鬱起來。跟雲門出國是工作;十次九次,演完第二天必須離開;沒有主辦單位可以大方地讓三、四十個人不演出,住旅館。
一九八八到九一年,雲門暫停的三年,我隨心所欲地跑來跑去。背起包包,住十美元的民宿,我去了印尼、菲律賓、尼泊爾和印度。
印度!許多人怕去印度,因為髒亂和貧窮,因為火車飛機從不準時。這些,正是讓我一再回到印度的理由。生了兩回氣後,我有了「頓悟」:即使慢上七、八小時,火車一定會來。我放心地在火車站讀了一本又一本平日沒時間讀的書。人生可以不必急吧,我終於擺脫時程表!
印度的燥熱飛塵,天天在街頭上演的生老病死,為我曉示生命的本質。我也去過恆河畔,看到骨灰撒入河中,焚燒一半的殘屍逐波而下,下游的印度信徒面不改色地掬起「聖水」,仰頭吞下。生死有界,流水無痕。我驚悸而感動。
不知不覺,去了九次印度。印度安頓了我。毛躁起來時,閉眼想起聖牛踱步的火車站月台,流水悠悠的恆河,心就靜定一點。我開始覺得雲門的工作不是磨難。得失心淡了以後,作品慢慢成熟。
一次次的出走,孤獨的背包旅行,讓我看到許多山川和臉孔,見識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文化背後共通的人性。旅行為我打開一扇扇門。回了家,我閱讀,追尋曾經碰觸過的文化,關心去過的國家,遠地的戰爭彷彿也與我有關。更重要的是:離開台灣,隔了時空的距離,台灣,還有在台灣的自己,變得特別地清明,因而逐漸培養出對付自己的能力。
台灣解嚴二十多年,但是,我們仍然容易陷入島國的自閉,陷入消費主義的迷障。我懷念六、七十年代年輕人沒有特定目的的貧窮旅行。我希望有更多年輕人出走。
二○○四年,我把行政院文化獎的六十萬獎金捐出來,成立「雲門流浪者計畫」,承蒙許多朋友,特別是施振榮先生和他的夫人葉紫華女士,以及吳清友先生、嚴長壽先生熱心支持,使這個計畫可以持續進行。五年間,四十一位年輕朋友在「流浪者」的獎助下到亞洲各國學習,去奉獻,去挑戰自己,或者,只是去放空。
台灣受了太多西方影響,對於近鄰的亞洲文化缺乏認識,我們希望年輕朋友去紐約、巴黎之前,先到亞洲看看。我們要求流浪者單獨旅行:一個人走才能增加與當地人互動,確保和自己對話的機會。我們也期待旅行的時間不低於兩個月:希望他們可以完成緊張、興奮、疲累、挫折與重建的幾個階段才回家。
常有人問,對「流浪者」有什麼期待。我們祝福他們帶著新的視野,以及對自己的新觀點,重返台灣的生活。如此而已。
然而,事情的發展讓人喜出望外:
第一屆的謝旺霖書寫鐵騎西藏高原的《轉山》成為二○○八年誠品中文書籍排行榜第二名的暢銷書;簡體版在大陸「火紅」。
吳欣澤透過演奏與CD,以西塔琴豐富台北的音樂文化。
劉亮延的「李清照私人劇團」新作不斷,令人驚艷。
鍾權的紀錄片在公視、在大陸播放。
吳耿禎的現代剪紙這兩年來,成為台北眼亮的風景。
薛常慧的伊朗之旅,促成台灣與伊朗紀錄片的交流。
楊蕙慈去廣西學蠟染,回來發願募款,要為當地瑤族孤兒蓋一所小學。
盧銘世持續在全國推廣種樹,綠化台灣……
「流浪者」的旅行只是他們生命的逗點,沒有這趟旅行,他們的才華與熱情一樣會燦爛開花,但因為有過這番交會,我們沾染了年輕朋友圓夢的喜悅,也以他們的成就為傲。
二○○八年,雲門穿針引線,七位「流浪者」到四十所學校,分享他們旅行的經驗,參與的學生高達兩萬五千人。有些學校因而企劃了「小小流浪者計畫」,鼓勵學生進行島內自助旅行。二○○九年,十位「流浪者」接棒,到七十所學校演說,繼續擴大青少年的視野。
年輕人逐夢的勇氣,落實夢想的毅力,是社會進步重要的本錢。而告別年輕多年的我,因為這個計畫得到前所未有的激勵。工作膠著苦悶之際,遙想張子午騎著自行車穿越哈薩克、俄羅斯、土耳其,直至葡萄牙大西洋海邊;林乙華到印度參加喜馬拉雅山登山訓練;陳乃綺辭去台大醫院研究員工作,「捐出」八個月,到柬埔寨和寮國,參加當地登革熱的衛教、防疫的活動;輔導台北遊民多年的楊運生在日本深入觀摩遊民輔導機構的運作;我的世界變得寬闊,對自己的沮喪感到可恥,因而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聖經》裡,浪子的故事以落魄的浪子回家,得到父親寬容的擁抱做結。紀德的〈浪子回家記〉顛覆了《聖經》的道德教訓:回家的浪子,幫助弟弟離家出走。
出走。回家。再出走。我希望看到一代代人不斷出走。
── 原載於《自由時報》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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