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廷玉 vs. 和珅「我的台灣初體驗」──《清朝權臣回憶錄》台南大天后宮「新書發表會」,歡迎線上體驗!!
以回憶錄形式書寫歷史,是「究天人之際」的一種嘗試
◎唐博
「一週之前的御門聽政,我感覺自己真的老了。張廷玉滿臉憂鬱地開始了冗長的奏報,嘮嘮叨叨,沒完沒了。我剛想打斷他那讓人心煩的發言,卻突然發現張廷玉的頭髮和我一樣花白:我們都老了。」
沒錯,此處的「我」正是晚年的康熙皇帝。「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豪邁氣概,在他身上逐漸煙消雲散,剩下的,只是對於王朝前途和自身命運的擔憂,只是心有餘而力不足的遺憾。這蒼老的發聲,當然不是出自康熙皇帝本人之口。這位連傳位詔書都沒能留下的老皇帝,在撒手人寰之際,決不曾想過,幾百年後,會有人以他的口吻,替他回憶曾經發生在那段崢嶸歲月的故事,並且將他的內心世界以第一人稱的方式展現給後人。而這段回憶,不僅局限於一六六二∼一七二二年,而且延展至整個清朝,從努爾哈赤到光緒;不僅局限於富有四海的皇帝陛下,而且述及權傾一方的封疆大吏和執掌社稷的權臣。從而分別形成了《清朝皇帝回憶錄》、《清朝權臣回憶錄》和《清朝疆臣回憶錄》等三本小書。
傳統的歷史人物傳記,往往採用第三人稱,敘述傳主生平事略,並對其功過是非、歷史地位及後世影響做些分析評論。這樣寫固然能夠超然物外,敘述事件更加完整,評論問題更加客觀。然而,傳主的主觀情緒、心態變化,特別是其成長和成熟的歷程,很難刻畫出來。這樣寫出的人物,看起來平面、靜止、呆板、遠離讀者。
當以第一人稱敘述他們的人生,以回憶錄形式展現他們的價值之時,傳主的人物形象頓時煥然一新,立體、鮮活、靈動、貼近讀者。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君臣並沒有為自己留下隻言片語的自傳,細節的刻畫當然有虛構的成分,但並非毫無依據。清代是距離今天最近的一個封建王朝,現存的奏摺、題本、起居注等文獻檔案汗牛充棟,它們以問對、陳奏、硃批等形式,將君臣對話演繹得活靈活現,足以作為回憶錄的史料載體;當前清史研究的若干新成果,也被有選擇地採納,融入其中。沒有這些史料載體和最新成果,我們也無從揣測這些君臣的內心世界和性格特點,無法把握他們的所思所想,也就無法再現一個活靈活現的真我形象。
司馬遷講過,讀史有三個境界。第一個境界莫過於「成一家之言」,也就是將書本上的知識變成見識,能夠推斷一些現象,形成一些想法;第二個境界是「通古今之變」,即尋求社會發展、王朝更替的規律;第三個境界是「究天人之際」,如果把過去的時光比作天,那麼在「天人之際」形成心靈的碰撞,將自己置身於過去的時代,恐怕就是讀史的最高境界吧。或許只有這樣,才能把「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落到實處。以回憶錄的形式書寫歷史,書寫人物,或許正是我們「究天人之際」的一種嘗試吧。
唐博,一九八一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師從戴逸教授;現為政府機關公務員。長期從事清史、中國近代史研究,參與國家清史纂修工程。近年來發表論文《銅瓦廂改道後清廷的施政及其得失》、《北洋魚雷艇隊與甲午中日戰爭》、《十八世紀中國政治視野下的「張元隆案」》及譯文《洞察乾隆:帝王的實踐精神、南巡和治水政治,1736-1765》等五十多篇,著有《清朝皇帝回憶錄》、《清朝權臣回憶錄》、《清朝疆臣回憶錄》等多部專著。 |
了解歷史、感悟歷史的新途徑
◎于沛(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中國史學會副會長)
清代高級官員的眾生相,在國內首次以「回憶錄」的形式書寫在廣大讀者面前,在諸多形式的歷史敘述中,這是我們了解歷史,感悟歷史的一條新途徑。
在作者筆下,清代大臣在官場上永無休止的權力爭鬥、清代大臣在生活中的表表裡裡,以及清代大臣與皇帝的磕磕碰碰,都用惟妙惟肖的語言、節奏不一的情節和親切可人的第一人稱寫法展現得淋漓盡致。在我們的想像中,「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清代大臣已經成了貪官群體的代名詞。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當仔細讀過這些大臣的回憶錄之後,我們會從更生動、更具體的歷史圖景中,了解清代大臣在國家政治、經濟和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為,以及他們之所以如此的某些本質性的內容。他們有的貴為當朝首輔,有的貴為一省督撫,權勢首屈一指,地位高不可攀,然而,在不可逆轉走向衰亡的清廷官場上,他們也往往表現為做官難,做大官更難,做一個清廉又能不遭人妒忌,權大又不招皇帝猜疑的大官難上加難。在文字獄氾濫、祕密政治盛行的年代裡,他們無緣書寫自己的歷史,無法留下自己的真實想法。對於這一切,讓我們通過「回憶錄」嘗試著揭開這箇中的難言之隱吧。
不過,這不是小說,也不是報告文學,更不是在「戲說」歷史。作者好學深思,專攻清史多年,並參加清史纂修工程課題,有一定的史學功底,表現出較強的能力和潛力。其寫作的基礎是建立在以翔實文獻構成的歷史素材上,寫作時廣泛地汲取了國內外學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不是抽象地、孤立地描述作為歷史「個體」的大臣,而是把大臣們的人生經歷、個性特徵、行為感受放置到清朝近三百年廣闊的歷史背景中,通過不同類型大臣的不同遭遇、不同經歷和不同表現,來展現落日輝煌中的清帝國無可奈何花落去,一步步走向衰亡。當然,這不僅僅是清王朝的衰亡,更是封建專制制度、封建主義的衰亡。
從書中,讀者所了解的清代大臣,是多稜的,是立體的,是鮮活的,他們離我們很遠,卻又很近。這些大臣的「回憶錄」正使已經逝去的歷史人物「復活」,並用他們特有的方式講述著那些令人難忘的歷史,不斷地給人們以深刻的歷史啟迪。
【于沛簡介】 一九四四年生於天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系畢業。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所長。現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編譯組組長,中國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東北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天津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兼職教授。 |
王朝的精英,時代的寵兒
◎唐博
本書以第一人稱的筆法,以清代文獻檔案史料和最新研究成果為基礎,以「回憶錄」的形式對清代最重要的十三個權臣做一個宏觀勾勒。以第一人稱的筆法寫人物,有助於刻畫和分析人物的內心世界,有助於把握人物與其身上所發生的歷史事件之間的關係,有助於拉近讀者與歷史人物的距離,身臨其境,感受歷史的滄桑。我們希望權臣們的「回憶錄」,梳理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歷史,講清清史上的大事,揭開讀者關心的諸多清代疑案,以活靈活現的人和激動人心的事,淋漓盡致地呈現一幅幅清代社會、清人生活豐富多彩的歷史畫卷。
本書選取的權臣,分為幾種不同類型。
──資深謀臣型:比如范文程。他能讓皇帝言聽計從,他能讓自己的建議迅速變成朝廷法令。儘管這樣的大臣並沒有專擅朝政,但權勢依舊熏天。
──傳統專權型:比如鰲拜。他倚仗自己在朝廷大臣中的崇高地位,藉輔佐的皇帝過於年幼的機會,在處理國務時較為跋扈,為皇帝所不喜。這與歷代傳統的權臣,諸如董卓、曹操類似。
──黨同伐異型:比如明珠、年羹堯、隆科多、張廷玉、穆彰阿。這類大臣不是依賴一己之力,而是通過結成官僚集團影響和控制朝政,其中某些集團還形成勾結或者對抗之勢。
──攝政專權型:比如多爾袞、載灃。清代一共曾經有過三個攝政王,其中濟爾哈朗很快就被多爾袞架空。作為攝政王,他們掌握著國家實際的最高領導權,是不稱皇帝的皇帝。
──效忠朝廷型:比如奕訢、李鴻章。他們以各種方式表達對朝廷的效忠,因此在權臣序列中,是罕見的善終者。
──皇帝寵臣型:比如和珅、曹振鏞。他們憑藉皇帝的寵信長期占據首輔的位子,大權在握。
同樣是權臣,多爾袞、范文程和鰲拜身上勇往直前的精神,彰顯了清王朝奠定國基的艱辛;同樣是權臣,明珠、年羹堯、隆科多身上積極進取的精神,彰顯了康熙、雍正時代開創盛世的雄心;同樣是權臣,張廷玉的謹慎與和珅的貪財,彰顯了乾隆盛世的兩面──一個噤若寒蟬的戮心盛世,一個金錢為王的財富盛世,在擁護與憂慮之間,在信念與現實之間,塑造出一個矛盾的盛世;同樣是權臣,曹振鏞、穆彰阿的為官哲學,彰顯了乾隆盛世負面影響的擴大化,特別是朝臣發言權的喪失,明哲保身傾向的加強以及滿足現狀,不思進取的政治思路;同樣是權臣,奕訢、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的努力及其失敗,不得不告訴人們:正在經歷著數千年未遇之歷史巨變的清王朝,在被動應對這一切的過程中無可奈何地走向沒落,即使是時代的精英也無力挽回;而同樣是權臣,作為攝政王的載灃,其悲劇只能說明一個問題:二十世紀初的清王朝,在革命的洪流中氣數已盡,退出政治舞臺只能是他的唯一選擇。這些權臣的政治生涯,其實就是清王朝由開國走向鼎盛,由鼎盛走向沒落的歷史。他們的人生,就是清代歷史的縮影。他們在清代歷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自從成為軍機大臣後,我的生活變得更加忙碌。皇上首先讓我制訂一套軍機處工作章程。我建議:「諸臣陳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內閣擬旨;要事用(奏)摺,自奏事處上,下軍機處擬旨,親御硃筆批發。自是內閣權移於軍機處,大學士必充軍機大臣,始得預政事,日必召入對,承旨,平章政事,參與機密。」我要求軍機處處理奏摺公文,必須當日事當日畢,決不拖到第二天。在皇上的支持下,我的建議變成了章程的一部分。由於在所有的軍機大臣中,我的記憶力最好,皇上面授聖旨之後,我回到軍機處,可以迅速複述給軍機章京,由他們書寫,或者由我本人親自書寫,謄抄整潔後拿給皇上看,幾乎可以做到文不加點。
經過軍機大臣的書寫和皇上的圈點,上諭就形成了,可以送往內閣交相關部門執行,這種上諭叫做明發上諭。對於皇上發布給地方督撫的涉及機密事情的上諭,為了提高投遞效率,並且最大限度地保密,我還制訂了「廷寄」制度。由軍機處將上諭函封後交兵部,由驛站相遞傳送。軍機處根據函件內容,決定遞送速度,寫於函面,凡標「馬上飛遞」字樣的,日行三百里,緊急事可另寫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並有六百里加快的。相關官員無法預先得知上諭內容,而且投遞速度明顯加快,行政辦事效率空前提高。於是,「廷寄」制度也成為軍機處工作章程的一部分。
皇上還讓我擬定了奏摺制度的一些章程。清初主要的官方文書是題本和奏本,但兩者不僅保密性差,而且辦文手續繁多,運轉速度較慢,嚴重制約了皇上的施政。因此,我建議將先帝時期相對保密的奏摺制度化。稍微重要一點的事務,地方官員都先撰擬奏摺,經過皇帝硃批,認可了,才寫題本作正式報告。但奏摺中的硃批內容,不得寫入題本,作為奏事的依據。這樣題本就成了官樣文章,價值大大降低。這樣奏摺代替了原來題本的作用,使它成為主要的官方文書。
這時,我還以大學士的身分兼管戶部、吏部、翰林院,又擔任國史館和其他好幾個修書館的總裁官,事務繁多,如何處理好與軍機處工作的關係,就顯得很重要。皇上經常召見我,一天召見二三次,習以為常。這需要我每天都要提著精神,不能有絲毫懈怠。西北用兵以後,「遵奉密諭,籌畫經理,羽書四出,刻不容緩」。每次從軍機處回到內閣,屬吏請求指示和批閱文件的多達幾十上百件。我經常坐在轎中批覽文書,處決事務。傍晚回到家中,仍要「燃雙燭以完本日未竟之事,並辦次日應奏之事,盛暑之夜亦必至二鼓始就寢,或從枕上思及某事某稿未妥,即披衣起,親自改正,於黎明時付書記繕錄以進」。雍正八年到九年,皇上身染重病,我肩上的擔子因為怡親王允祥的去世而更加沉重,幾乎所有的密旨,皇上都要召見我來撰寫,一天甚至召見十多次,經常持續到凌晨一二更天才能回去睡覺。連皇上都認為我「辦理事務甚多,自朝至夕,無片刻之暇」。然而,所有的工作在我這裡,都能得到恰當的處理,從無一事拖延。皇上為政治所生,我也為政治所生。我的旺盛精力和高效率作風也讓皇上驚歎:「爾事務繁多至此,一日所辦竟至成帙,在他人十日尚未能也。」
由於皇上壟斷了朝廷事務的話語權,使得軍機大臣沒有多少說話的機會。因此,想來想去,這些年我確實沒有在國家建設上做出什麼貢獻。如果說有政績的話,那也就是用自己超強的記憶力和扎實的文字功底,給軍機處和奏摺制度的設計與運行,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皇上對我很器重。他認為我書寫的上諭草稿「悉能詳達朕意,訓示臣民,其功甚鉅」。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秋冬之際,季節更替,天氣乍冷。我因終日伴君的勞累,外加偶感風寒,一下子趴在炕上動不了窩兒,只得告假養病不能上朝面君了。由於別的大臣不如我用著得心應手,這下子可把性格急躁、辦事較真的皇上急壞了。後來在府裡,我聽兒子講了這麼一件事:
一日上朝,皇上對大臣們說:「諸位臣工,這幾日朕的胳膊腿不舒服,因此連累你等跟著我受罪。」諸大臣一聽皇上龍體欠安,馬上伏地叩首請安。大學士馬齊更是一臉焦慮和惶恐,戰戰兢兢,詢問:「皇上萬金之體繫天下安危,一定要珍重。臣馬上傳喚御醫為皇上診治。請您御示,是胳膊疼痛還是腿不舒服?」
雍正見這些人還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就甩下一句話:「大學士張廷玉患病不能上朝,不就跟我的胳膊腿不舒服,活動不靈了一樣嗎?」話音未落,他就扭身退朝回後宮了。
馬齊等人從地上爬起來,面面相覷了半天,終於恍然大悟:原來皇上把我視為「股肱之臣」,他們這一堆人不過是配角罷了。……
乾隆時期的我:一顆歷久彌新的輝煌之星
每個大臣都渴望輔佐勤政的君王,但如果一個君王勤政過了頭,那就未必是好事了。雍正皇帝就是這樣,常年的高負荷工作和嚴重的睡眠不足,讓他的身體每況愈下。從雍正七年冬天的那場大病之後,他的身體時好時壞,雖說總體穩定,但隱患猶存。所以,皇上日漸信奉大臣們推薦的道士,及其煉製的仙丹。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皇上中風,但不妨礙他正常處理朝政,軍機處的工作依舊有條不紊地按照皇上的節奏運轉著。就在這個時候,風雲突變。
八月二十二日夜間,圓明園。皇上病情突然加重,接到上諭,我立即趕去見駕。這時,寶親王弘曆、和親王弘晝、莊親王允祿、禮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領侍衛內大臣訥親等人,已經候在寢宮外等候。這座園子,是先帝賜給皇上的花園,經過皇上的整飭,已經初見規模,有可能成為帝國最氣派的皇家園林。然而,作為天下之君,他似乎已經無福享用這一切了。皇上拿出自己身上所藏的遺詔,宣布皇二子弘曆立為太子。皇上去了。他的真正死因,或許是長期的積勞成疾加上服用過量仙丹導致的鉛中毒。
皇上早在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就向重臣們宣布:他已經祕密選定了皇位繼承人,但並不公開,而是將遺詔密封,放入匣中,藏於紫禁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後面。後來,皇上病情總有反覆,就謄寫了一份內容相同的密詔藏於身上,這個信息只透露給了我和鄂爾泰。皇上很信任我,我也獲得了豐富的信息。皇上駕崩後,我連夜帶領寶親王、和親王和其他大臣到乾清宮,取下匣子,打開遺詔,燈下閱讀,確認了寶親王繼承皇位的事實。雍正皇帝確定的祕密建儲制度,果然幫助我朝完成了最高權力的和平交接。
作為雍正皇帝最後時刻的顧命大臣,作為被雍正皇帝認為是「器量純全,抒誠供職」的大臣,我獲得了大清開國以來漢族大臣的最高榮譽:日後配享太廟。作為漢族大臣,我的牌位能夠進入太廟,伴隨皇帝的牌位左右,接受子孫萬代的祭祀,這是何等榮光的好事!從大清開國至今,享受這一殊榮的滿族大臣也不過十二名,我能躋身其中,那是何等的光榮啊!
寶親王即位後,改次年為乾隆元年。新皇帝為感激我的定策之功,給我賜爵三等子,由長子張若靄承襲。
顯然,新皇帝對我的文才早有耳聞。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我奉命擔任皇子師,仍兼管翰林院事。正月下旬,皇上啟蹕親謁東陵,祭拜順治、康熙皇帝,留我和幾個王爺在京總理事務。自此,皇上每次巡幸,總是留我在京總理事務,雖然少了外出隨龍伴駕的機會,但能夠在皇上不在的時候坐鎮京師,充分體現了皇上對我的信任。作為顧命大臣,我敢不效力?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十一月,我辭去了繁忙的總理事務職務,晉爵三等伯。這是大清開國以來文官首次獲得侯伯級別的爵位。我又開創了一項歷史紀錄。乾隆四年(一七三九年)五月,加太保。至此,皇上對我的寵信達到了頂點。
皇上是幸運的。雍正皇帝接手的,是康熙皇帝留下來的爛攤子:府庫空虛,邊患猶存,腐敗嚴重,內耗不斷。而當雍正撒手人寰之後,留給乾隆皇帝的,卻是一個很好的底子:府庫充盈,邊患減輕,吏治清明,上下一心。
皇上又是肩負重任的。先帝的一些政策過於剛猛,有些做法在地方實施的效果並不理想。所以即位之後,皇上通過對前朝文字獄的翻案,確立了其寬緩為政的總體思路。他處處效法康熙皇帝,部分地糾正了雍正皇帝雷厲風行的為政作風和過於嚴苛的政策法令,同時保留了諸如攤丁入地、耗羨歸公、奏摺制度等行之有效的措施。皇上很講究早睡早起的健康作息時間,這與乃父經常半夜批摺子的習慣完全不同;皇上不太樂意在摺子上批很多字,經常三言兩語,而且龍飛鳳舞,有時還略帶調侃,這與乃父動輒下筆千言,且語句嚴謹的風格完全不同。新皇帝的習慣,倒是讓我好受了一些。在皇上登基的最初幾年,軍機處的工作先是暫停,後來由於軍務稀少而顯得不很忙碌,我也不必天天在那個木板房裡熬夜值班了。這樣,在乾隆初年,我似乎感覺到國家的政治空氣比前朝輕鬆了許多。我和皇上的一些趣聞,就在這樣的輕鬆氣氛下冒了出來。
皇上對我的寵任,不僅表現在廟堂之上,而且表現在日常私交中。散朝之後,皇上總愛到我家中的書房坐坐,跟我聊天,來之前從不提前打招呼。出於對先帝顧命和皇上倚重的感激,我一直對工作勤勤懇懇,這股認真勁兒也讓我每天都累得筋疲力盡。一日,我回到書房,覺得渾身酸乏,本想躺倒休息,但想到好久沒給叔叔寫信了,就來到書房,坐下來給叔叔寫信。剛剛寫了兩三行,忽報「皇上駕到!」我慌忙接駕,將皇上迎進書房。
皇上就坐在我常坐的那張靠背太師椅上,而我則垂手立於一旁,皇上掃了一眼書桌上的東西,就順手拿起那封沒寫完的信看了起來。看完之後,他笑著問道:「『桐城』啊,是給誰寫的信呀?」「回皇上,是給微臣的叔叔寫的信。」我答道。皇上竟大笑不止:「叔叔怎麼是『椒椒』啊?」這時我才發現因為太過勞累,頭暈腦脹,竟將「叔叔」誤寫成「椒椒」。我很清楚,在皇上眼裡,我一直是個才華橫溢的飽學之士,我不想在皇上跟前因為寫錯別字而丟人,所以就想編個瞎話糊弄過去:「回皇上,微臣家鄉稱叔叔就叫『椒椒』。」沒想到皇上一聽,卻來了興趣,說:「哪有稱叔叔為『椒椒』的?」我一聽,心裡慌了,一旦實話實說,那前面那些話不就成了欺君之罪了嗎?於是,我橫下一條心,只好將錯就錯,說不敢欺瞞皇上,微臣家鄉就是這樣稱呼的。皇上高興起來:「竟然有這等稱呼,朕倒要實地去看看。」這時,我才知道自己的糊弄找來了麻煩!皇上一旦跑到桐城,我不就露餡了!我編了一堆理由,費了半天口舌才勸住皇上,但皇上興致猶存,一定還要派個欽差去桐城實地考察一下。
皇上走後,我才發現自己的官服已經被汗水浸透了──全是嚇的。現在的我,已經成了熱鍋上的螞蟻。欽差一到,立即倒楣。無奈之下,我馬上找了一個親信家人,讓他日夜兼程,務必在欽差之前趕到桐城打點一下。
在焦急中等了一個多月,有一天,皇上突然又到了我的書房。我想這回肯定露餡了,等著撤職法辦吧。沒想到皇上一臉微笑地坐在我的太師椅上說:「『桐城』啊,你的家鄉果真是文章之邦,連稱謂都與別的地方不同哩!有趣,有趣!」聽到這句話,我才鬆了口氣。
送走了皇上,我才從家人那裡知道了事情的經過。
當時,我那家人不敢懈怠,只兩晝夜就到達桐城,向知縣呈上我的書信。縣官自然不敢怠慢,立即布置下去:凡桐城縣境內,官民人等,三日之內一律改口喊「叔叔」為「椒椒」,違者格殺勿論!
欽差也知道這趟差使只是滿足一下皇上一時的好奇心而已,沒把它看得太重,就當找了一個遊山玩水的機會。遊玩占去了不少時間,半個月之後才到達桐城,但畢竟他皇命在身,必須認真對待。欽差沒去縣衙,而是直接去民間微服私訪。欽差先在縣城找了些人,隨機詢問,都異口同聲稱「叔叔」為「椒椒」。然後又去鄉下,同樣隨機打聽,也都眾口一詞,說「椒椒」就是「叔叔」。
正是小麥熟的季節,男人們都在地裡割麥。中午時分,只聽一個孩童站在山坡上亮開嗓子喊一聲:「椒椒,回家吃飯!」欽差這才打心眼裡相信了。回到京城,他回覆了皇上。皇上信以為真,才到我書房裡說了那麼一番話。
總算是把皇上糊弄過去了,但也把桐城百姓忽悠了。從此以後,桐城人就將「叔叔」喊作「椒椒」了。
在寬鬆的政治氛圍裡,我也有時間、精力和興趣來搞自己的創作。居官幾十年,沒有聲色玩好之嗜,主張淡泊一生的我,已有多部作品成書了,包括《傳經堂集》、《焚餘集》、《澄懷園詩選》、《澄懷園載賡集》、《澄懷園文存》、《澄懷園語》、《澄懷主人自訂年譜》等等,另有疏稿等若干卷。這些作品,不僅是我的文集,而且是我文學生涯和政治生涯的寫照。
夜深了,仰望天空,那顆星星歷久彌新,越發明亮輝煌……
然而,好景不常。沒過幾年,一切都變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