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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30
暢論國共是非，點評兩岸發展
 上起文革，下至 1997 香港回歸 《中國之惑》是唐德剛教授力作之一，原收入了唐德剛七、八十年代在《明報月刊》、《百姓》半月刊發表的文章，由胡菊人、陸鏗先生合辦的百姓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於 1991 年在香港出版，已絕版多載，坊間難覓。 自本書最初問世至今已二十餘年，國事又多幾番滄桑。這次增訂重編，仍以有關兩岸三地的中國現代史史論為主題，保留了原版的主要部分和精華，另範圍擴至《傳記文學》等其他刊物，增選了多篇舊文新作。全書共收文二十篇，分為國共通論、兩岸發展、香港回歸三個部分，內容上起文革，下延至1997 年鄧小平去世和香港回歸，更為豐富。 本書第一部分「國共通論」是唐教授讀《毛澤東思想萬歲》這本「祕籍」的系列「書評」，這幾篇文章可稱經典，常讀常新，連載時即膾炙人口，胡菊人先生在〈塵埃裡的珠玉──序唐德剛《五十年代底塵埃》〉一文中有精采回憶。 唐德剛一向認為，中國近現代史由現代化轉型運動的各個階段構成，是從傳統宗法社會向全民政治、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的轉變。第二部分「兩岸發展」涵蓋了海峽兩岸在毛澤東、蔣介石時代結束以後的變化和發展。 香港回歸是一代盛事，唐教授非常關注，第三部分「香港回歸」收錄了四篇相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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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采書摘
知識分子算老幾？ ── 再論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政策 ◎唐德剛 在文化大革命發生的前兩年，有一天孤獨的毛主席閒居無事，便找他所最寵愛的小姪女王海蓉來聊天解悶。主席問她看過《唐詩別裁》、《聖經》和佛經沒有。「不讀，」海蓉鼓起小嘴說，「要讀這些東西幹什麼？」 「要做翻譯，又不讀《聖經》、佛經，這怎麼行呢？」主席說，「你讀過《聊齋》嗎？」 海蓉當然更未讀過這些鬼呀、狐呀的非無產階級的壞書。主席說，「《聊齋》可以讀。《聊齋》寫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幫助人可主動啦！」 主席又問海蓉，「知識分子」英語怎麼講？因為主席這位老童生，雖然老了，還在學英語。海蓉的英語顯然比主席的也好得有限。她答不出來。主席有點失望了。 「我看你這個人，」主席指著她底小鼻子，搖搖頭，笑笑說，「學習半天英文，自己又是知識分子，又不會講『知識分子』這個詞。」 海蓉沒辦法，只好去翻她那本《漢英詞典》。說也奇怪，她那字典裡有「知識」，也有「分子」，就是沒有說明把「知識」和「分子」加在一起是個什麼東西？主席不相信。他老人家把海蓉的字典拿過去，再戴上老花眼鏡，翻了半天也找不出個「知識分子」來！ 「這本《漢英詞典》沒有用，」主席取下眼鏡，搖搖頭，「回去後要你們學校編一部質量好的《漢英詞典》，把新的政治辭彙都編進去，最好舉例說明每個字的用法。」 海蓉返學後自然反映了她家長的意見。海蓉的學校是北京城內第一流的外國語學院，人才濟濟。一年之內，不消說一本「質量較好的」《漢英詞典》就出現了。那字典裡不但有「知識」有「分子」，也有「知識」加「分子」。在這本書（一九六四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漢英時事用語詞匯》）裡，「知識分子」的英譯是「英特萊克區」，和「英特里梗崔」二兄弟。前者是英語的「嫡系」，不折不扣的英語；而後者卻是一個「乾兒子」。原文是俄語，在英文裡因為找不到同義字，所以把俄語拉丁化，成為英文裡的「外來語」。 是親生子呢？還是乾兒子？ 但是中文「知識分子」這個詞，譯成英文，究竟是英文中的親生子呢？還是乾兒子呢？這兩個字一英一俄，意思雖相近，但是涵義並不完全相同。「英特萊克區」（intellectual）在英文中是指受過高等（或相同）教育以上的專業人員如教授、醫師、作家、工程師、報刊編輯、戲劇編導員、發明家、各業高級研究員等等。社會上一般受過普通乃至大學教育的人民並不包括在這一概念之內。所以「英特萊克區」的涵義事實上是今日中國大陸上所謂的「高知」。因而在同一字典內編者們把「高知」譯成「高度合格的『英特萊克區』」就不正確了。 中國近代語文上所用的「知識分子」一詞，原自舊時代「讀書人」（官名曰「士」）這一名詞蛻變而來。在舊中國大約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人民是讀過書的。所以一讀詩書便與眾不同，自然就是「士子」或「知識分子」了。知識分子中再就讀書之多寡深淺而分成等級。郭沫若、馮友蘭、錢學森、姚文元等就變成「高知」；一般中學教員、技術員、黨委、書記等則是普通知識分子；那些「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認爹和娘」的大、中學生和紅衛兵等，則是「知青」。不管三級或九等，總之，都是屬於「知識分子」範疇之內的。這樣的「知識分子」，便不是英文裡的「英特萊克區」，而是俄文裡的「英特里梗崔」（intelligentsia）了。 革命前的俄國和解放前的中國情形很相似。兩處都是教育落後，文盲遍地。「讀書人」是少數中的少數。「物以稀為貴」，少數受過教育的人自然也就特殊化起來。我國自古帝王和當今的政治領袖們，都為了這批「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所謂「讀書人」傷透腦筋。俄國革命後亦然。當時列寧對那佔俄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農兵大眾，駕馭得輕鬆愉快；唯獨對這七嘴八舌的少數受過教育的「英特里梗崔」感到窮於應付。史達林後來大殺了一陣，但並未能解決問題。今日的布里茲涅夫仍然還不知道如何應付他們才好。 中國的「反英特萊克區主義」 不用說中國的國共兩黨，也是很討厭「英特里梗崔」，尤其是「英特萊克區」的。這一政治心理狀態，在社會學和心理學上叫做「反英特萊克區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 據說國民黨蔣總裁生前便最討厭人們在他面前敘說「我們讀書人」如何如何的。傳聞王世杰有一次不小心便說了這一句犯諱的話。總裁面色一變說：「你讀書，我就不讀書？」倒楣的王世杰就丟官了。 國民黨以前的重要派系，以及今日在台灣的當權派，也是最討厭高知的。他們認為高級知識分子（他們概括名之為「自由分子」）在政治上動搖不定，卻專喜搞「毒素思想」。但為抵制中共的「統戰」，他們也從而統之。他們統戰的原則很簡單，那就是捧我者做官，違我者坐牢。李敖、柏楊嘴尖膽大，坐牢如儀；那些隔洋椎胸，把共產黨罵得血淋淋牙癢癢的自然也可特邀封賞。至於「英特里梗崔」仁兄在當今政治上、社會上，以及在中國歷史上，究竟算老幾？他們是一概不管；也一無所知，更不願知道。 中共在這方面比它底難兄國民黨要高明一籌。他們知道知識分子不大好搞。雖然毛主席老早便下定決心，要把知識分子「脫褲子，割尾巴」，而中共在立黨之初便訂立了循序而進的「知識分子政策」。政策之後，也有一套完整的列寧主義教條和毛澤東思想。 列寧說「英特里梗崔」仁兄本身無階級性。他底階級成分應以他各個體出身的階級成分來決定。出身於資產階級的便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於工人階級的自然就是「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大家雖同為「知識分子」，但在「階級意識」上卻有革命與反革命之別。多數黨應就不同的階級意識，對他們分別處理！ 列寧這一理論搬到中國來，可就成了問題。前已說過，古老中國的知識分子原是土包子，土名曰「讀書人」。讀書要用錢，無錢還「讀」啥「書」呢？所以敝國在解放前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加以近百年來，父祖輩不爭氣，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我們也未發過大財，所以也沒有什麼「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我們的知識分子多半出身於中、小地主，中、小商人，和中、下級公教人員的家庭。出身於「大」字號的是少而又少。所以我們只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此中國知識分子是和小資產階級分不開的。試看五十年來國共兩黨的高層領袖、各級政府官吏、軍官、教授、牧師、醫師、工程師、中小學教員等等，哪個能跳出「小資產階級」的範疇？既然大家出身相同，請問革命導師，他們之間究應如何分別處理呢？ 幸好我們自己的革命先進，卻能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上，找出一個變通辦法來。把列寧的原理論正反倒置，他們把背景完全相同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其對「革命」的態度而劃分為「右、中、左」三派。然後設法「孤立」那些「反革命」的「右派」；「團結」可左可右的「中間派」；「利用」那些「同情革命」的「左派」。這樣一來，中共的「知識分子政策」就原則大定，細枝末節，因地制宜，運用之妙，那就存乎一心了。 老實說，中共這種三位一體的知識分子政策相當高明，行起來也相當厲害。君不見三十年代以後的知識分子不是一批一批地被中共「團結」和「利用」去了嗎？那原有相當群眾基礎的國民黨中堅派系，如CC系，到抗戰後，可說被中共完全「孤立」了。形單影隻，陳立夫先生最後只好跑到美國去餵雞了事。那些團結在「民主同盟」旗幟下的中間人士呢？他們不是在「聯合政府」號召下，一個立正向左轉，全部靠攏過去了嗎？至於極左翼的知識分子，自三十年代魯迅、郭沫若開始，到胡風、周揚、田漢等「左翼作家」，到後來的吳晗、范文瀾、翦伯贊等，一直在替中共賣命，那就更不必說了。 「全部包下來」！ 中共對知識分子政策實行之成功和巧妙，那只會搞「走路靠右邊」的國民黨與之相較，就瞠乎其後矣。所以毛澤東把他的「統戰」列為中共的「三寶」之一，與「馬列主義」和「解放軍」同等重視，實自有其道理在焉！ 一九四九年中共終於勝利了。數以千萬計的「英特里梗崔」除極少數逃出大陸之外，全部落入中共掌握之中。全體在握，自然就沒有什麼統戰不統戰了。中共解放初期的知識分子政策，據毛氏後來的自述，便是「全部包下來」！根據既定的政策，在「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分子」尚未培養出來之前，對這批「國民黨留下來的知識分子」仍然要在「再教育」之後，繼續利用。 這一「包下來」的政策，在當時還是相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前，大陸上各項文教建設還是值得誇耀的。一般的成就原因雖多，但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貢獻，也功不可沒。試問解放之後，如果沒有一個陣容強大的「英特里梗崔」，哪裡有新中國呢？但是他們都是共產黨「包下來」的一批。至於毛主席所想要「培養」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時在搖籃裡還找不著呢！ 關於「再教育」一點，中共本來就未存奢望。到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之後，似乎就乾脆絕望了。本來就「階級鬥爭」的理論來說，性屬小資產階級的中國知識分子和代表無產階級利益的共產黨，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不可能協調的。共產黨對他們的基本政策便是生不許其放屁，死要絕其子孫。暫時寬大的目的，是讓時間來慢慢解決他們，以便緩緩長成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到時和平接班。 不幸的是，那全部高知出身的中共高級領導集團之內，看法並不一致。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失敗之後，在高級黨人默許，甚或慫恿之下，全國極左翼的高知──所謂「三十年代的權威」──忽然猖獗起來，後來竟然嚴重到「海瑞罵皇帝」的程度。為了鎮壓他們這一次「猖狂的進攻」，毛主席才發動了「紅衛兵」加以反擊。文化大革命一起，兩年之內，高踞知識寶座的「權威」們，和黨內同情他們的牛鬼蛇神便一道垮了下去。所以文革在知識領域內的表現，可以說便是毛氏對他先時「包下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來他個全部活埋。自此以後，除了極少數能陪毛主席抽煙作詩的章老、郭老、范老等，像動物園內的珍禽異獸一般，經黨的特別「保護」之外，大陸上舊有的高知，可說是所餘無幾了。（本文為節錄） ＊原載於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七六年十一月號 ──摘自《中國之惑新編》【國共通論】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