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人物的詮釋原則
《紅樓夢》人物眾多，卻又個個鮮明突出，既特別且精彩，成為小說的一大特色、更是一大成就。
其中，單單在賈府的生活世界裡，上上下下便有「上千的人」（第五十二回麝月語），其他相關的各方人等更是林林總總。當然，這「上千的人」只是支撐小說敘事的潛在背景，在小說舞臺上毋須、也不應一一涉及，否則便會淪為令人眼花撩亂的大雜燴，只有必要的、重要的人物才會進入文本，但即使如此，依然為數可觀。《紅樓夢》到底寫了多少人物，各家說法不一，清代的評點家們已經開始進行統計，諸聯寫道：「總核書中人數，除無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姜季南的批語云：「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共四四八人；姚燮的計算為：「總計男二百八十二人，女二百三十七人，合共五百十九人。」至近代學者，所見越來越多，如吳新雷主張：「上上下下的人物有六百二十多個。」從一百二十回本的索引來看，香港中文大學用電腦檢索，共得人物493人；最多的則是：「本書人物實得720名，其中男421名，女294名。」無論是哪一筆數字，都顯示曹雪芹對人的觀察入微與刻畫入骨，男女老少、貴賤賢愚排列而成的人物畫廊誠屬繽紛耀眼，令人歎為觀止。
當然，每一部作品都必須有主角，以統整敘事主軸不至於零散，基於主題與情節所需，經過剪裁組織之後，《紅樓夢》的主要角色除賈寶玉之外，便屬各式各樣年輕美麗的金釵們了。曹雪芹寫在卷首的創作宣言已經清楚剖白：
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哉？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之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此，則自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談之德，以至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併使其泯滅也。……雖我未學，下筆無文，又何妨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亦可使閨閣昭傳，復可悅世之目，破人愁悶，不亦宜乎？
這是作者對其一生所見「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的深情禮讚，也是《紅樓夢》的核心精神所在。換句話說，如果沒有這些女子，也就沒有《紅樓夢》的誕生，這確確實實是一部以女性為主體的小說，其中為鬚眉所不及的裙釵，固然包括累積了年齡、經驗、資歷、智慧、品德的母神級人物，如賈母、王夫人、劉姥姥等；更主要的，自屬淋漓演繹青春悲喜的玉字輩這一代少女了，她們是母神們的過去式，是小說時間的現在式，將人生中成長變化的關鍵階段充分展現。
一、「意見」：另一種謠言
只不過，對於這些活色生香、藝術魅力十足的人物，經過近代歷史巨大的、甚至徹底的斷層之後，現代讀者往往忽略了不同時代文化、不同階層意識的特定內涵，架空地給予一般的理解與評價。我們在《大觀紅樓（綜論卷）》中，已經思考了《紅樓夢》閱讀上影響到客觀詮釋的幾個問題，包括同情弱者（失敗者）、閱讀認同現象、心理補償作用、個人主義取向，因而傾向於認可書中不受束縛的角色，尋找和發現敵人、創造壞人，在反封建禮教的成見下形成離心式的感性意見。
黑格爾（Georg W. F. Hegel, 1770-1831）曾提醒道：「一個意見是一個主觀的觀念，一個任意的思想，一個想像，我可以這樣想，別人可以那樣想；──一個意見是我私有的，它本身不是一個有普遍性的自在自為地存在著的思想。」而這和對真理的客觀追求（如哲學）是不同的，可惜「每一個意見都錯誤地自詡為具有真理」。至於「意見」之所以大行其道的原因，便是因為比起「知識」之必須千錘百鍊要容易得多，「趨逸避勞」總是人性之常，如Mortimer J. Adler 清楚地指出：
我們較喜歡那些建立在情緒而非理性基礎之上的意見。我們給意見建立情緒的基礎，是任意的與隨意的—隨我們自己的意思，而不論它的成因為何。因為我們可能任意地採納相反的觀點，所以這種沒有根基的意見乃落在懷疑領域的最低一層。
就此說來，一個人只要滿足於「意見」，無論是自覺或不自覺的，就等於是對「知識」的摒絕，只能落在情緒性的、缺乏根基的低層次上，沒有進展與提升的可能。
但是，誠如蘇聯學者伊．謝．科恩（Igor S. Kon, 1928-2011）所言：
一知半解者讀古代希臘悲劇，天真地以為古代希臘人的思想感受方式和我們完全一樣，放心大膽地議論著俄狄浦斯王的良心折磨和「悲劇過失」等等。可是專家們知道，這樣做是不行的，古人回答的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自己的問題。專家通過精密分析原文、詞源學和語義學來尋找理解這些問題的鑰匙。這確實很重要。
同樣地，《紅樓夢》的讀者以為生活於傳統儒家文化之貴族世家中的人，其思想感受方式和現代的我們大致一樣，恐怕也是太天真了；若是因此認定世家子弟的曹雪芹及其筆下的主要人物所思考的是我們關心的問題、所追求的是我們的價值觀，以此來作為詮釋的基準與目標，那更是行不通的做法。諸如反封建禮教、婚戀自主、平等自由、個人解放……等等，都是我們以自己的現代意識形態賦加於《紅樓夢》的異質物，如黑格爾所說：
人們總是很容易把我們所熟悉的東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變了古人。
其結果便難免流於選擇性的取材，以遷就我們自己早已預設的見解，而所得的也非時人之原貌。但實際上，《紅樓夢》所要回答的是它自己的問題，也就是百年貴族世家何以沒落而喪敗的痛苦；其中的人物都存在於相關的環境之中，在這個背景下同時面對著屬於他們自己的人生困局。就此而言，若非從貴族世家的思想感受方式作為切入的座標，便難免膠柱鼓瑟、刻舟求劍了。
若想要擺脫概念先行的預設與一知半解的詮釋，那就必須採取科恩所指出的「精密分析原文、詞源學和語義學來尋找理解這些問題的鑰匙」，如此才能建立全面性的文本基礎，給予精密的分析推理；並且最重要的，是回到當代的時空脈絡與社會環境，以「他們的」而非「我們的」思想感受方式來貼近其心靈現場，並在每一個具體的情境脈絡（situational context）下仔細檢驗其心思感受，由此，對他們的認識才不會是架空的、離心的，只是用來證明「我們」的價值觀，讓《紅樓夢》的意義變成現代意識的註腳而已。
正因為人文現象及其意義是豐富多元而充滿各種可能，在類似的表象下隱藏了千殊萬別的獨特性，不應化約地一概而論，因此更需要透過精密的分析與全面的證據，以深入理解並掌握到個別的差異。舉例言之：何謂「封建禮教」？「禮教」是否必然吃人？而「反映了封建禮教下的壓抑與痛苦」是否就等於「反對封建禮教」？「宗法制度」就一定是戕害天然人性的惡規嗎？〈葬花吟〉裡「一年三百六十日，風刀霜劍嚴相逼」的詠嘆，是詩詞修辭手法中主觀抒情時的誇大表現，還是詩人客觀處境的如實反映？〈臨江仙〉中「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雲」的「青雲」，是否只有「平步青雲」這個成語裡所意指的「富貴利祿」之意？
這些提問所涉及的，只是討論《紅樓夢》時常見的推論中的幾個而已，其餘類似的問題所在多有，在長期的累積之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成為良好地理解小說的無形障壁，也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紛爭。
以「精密的分析」而言，試看上述的第一個提問，即「反映了封建禮教下的壓抑與痛苦」是否就等於「反對封建禮教」，乃現代《紅樓夢》的研讀者最容易忽略，但卻也是問題最嚴重的邏輯推論謬誤。在此只要舉一個最容易理解的例子，就可以釐清其謬誤所在：假設「反映了封建禮教下的壓抑與痛苦」就等於「反對封建禮教」，那麼，現代許多反思民主亂象的文化評論，例如「民主就是一群會投票的驢」的著名嘲諷，豈不就是等於反對民主制度？但很顯然，那些評論者本身的價值觀並非如此，他們根本上仍然是選擇或支持民主制度的，只是並沒有天真地以為民主就是完美的萬靈丹，可以解決人類群居時的所有問題，因此不斷地省思以避免其弊病；同樣地，曹雪芹在其所處的傳統帝制時代中，當然也親歷目睹若干來自宗法制度的弊病，作為當時人們生活與生命的一部分，完全不必要刻意迴避，以展示形塑出這些人與那些人、這樣或那樣的種種心靈糾葛，既真實而複雜。這不正是小說家的拿手任務，也就是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 1929-）視為小說唯一的永恆真理的「複雜」？
其次，每一個社會都必須在其歷史條件下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秩序，以維持其運作的穩定，而古今中外的哪一種制度沒有缺陷？哪一個社會中沒有弱勢者與受害者？甚且可以說：「群夥之間的界線，原都是重疊的。我們不能以草率的二分法，來斷定誰是天使，誰是惡魔。……世界上有──且只有──兩種人：正人君子與卑鄙小人。兩種人處處都有，散見於社會的各階層。任一階層任一團體的人，都不會是清一色君子或清一色小人。」因此，現代人所自豪、甚至自以為是人類文明最高成就的自由平等的民主社會中，仍然有權力霸凌、分配不公，更有黨同伐異、成見殺人，所謂的「平等」在許多運作機制下仍然只是形式上的假象，階級也並沒有消失不見，本質上仍然是由金錢權力與人脈關係所主導，這都是無可粉飾的鐵的事實。一個優秀的小說家同樣可以在其創作中觸及這些層面，但絕不能說觸及這些面相者就是反對民主平等。
更何況，既然每一種社會制度都各有其優點又有其缺陷，在弱勢者與受害者之外同時存在著優勢者與既得利益者，則小說家在刻畫貴族階層中的若干負面之餘，也同樣可以描繪對某些人所帶來的美好正面。以賈寶玉為例，由第一回石頭之所以打動凡心，原因就是「想要到人間去享一享這榮華富貴」、「那人世間榮耀繁華，心切慕之」，因而在「受享」的前提下，先天所指定的即為「在那富貴場中、溫柔鄉裏受享幾年」，賈府正是一僧一道為了完成他的夢想所攜往投胎入世之處，以充分盡享「富貴場」、「溫柔鄉」的歡樂富足。如此說來，「榮華富貴」、「榮耀繁華」的簪纓世族非但不是他所反對的，反倒是讓他滿足願望的理想世界，單單如此，就足以證明不能簡單地說他是反對封建禮教。再進一步來說，「宗法制度」就一定是戕害天然人性的惡規嗎？從賈探春的例子可知，正是因為受到宗法制度的庇蔭，她才能合法合理地擺脫親生庶母的血緣勒索，在拒絕同流合汙的同時，給自己一條向上的、自我實踐的道路。就此來說，除「精密的分析」之外還需要「全面的證據」，才能正確地把握每一個人物的獨特與複雜。
可惜的是，讀者對於文本的態度正如謠言的傳播般，不僅忽視了「全面的證據」，還出現了「逐級減少」的「銳化」現象。尼古拉斯．迪方佐（Nicholas DiFonzo）指出：
對一般人來說，在沒有輔助之下，記憶確實是有限的。所以，在這個方式裡，造成謠言在傳播中發生變化的第一類型是，失落了許多細節，或者如同奧爾波特與波斯特曼所形容的，在描述中「逐級減少」。……當然，在逐級減少的另一面是，殘餘的細節存活了下來—不斷被傳播—而且甚至有時候被強調或誇大。奧爾波特與波斯特曼稱這個為「銳化」。
同樣地， 當讀者不願意聽從佛斯特（Edward M. Forster, 1879-1970）的建議，通過嚴格鍛鍊與自我要求以獲得「記憶」（memory）與「智慧」（intelligence），藉之充分掌握小說內容以及情節發展的因果關係，則此種「逐級減少」的「銳化」現象也會發生，而往往在小說的閱讀詮釋上選擇性地集中於特定情節，並以直覺或常識加以斷言。以寶釵的〈臨江仙〉為例，這闋詞被嚴重地斷章取義，無視於「幾曾隨逝水，豈必委芳塵」的明朗向上與「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的豁達穩定，只偏執在「好風頻借力，送我上青雲」這兩句，並給予不符傳統詩學的負面解釋，可以說是這類常見現象的代表。
在文本銳化、扭曲後所產生的意見，卻成為人物論述的主流，其心理機制與謠言的形成與傳播同樣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尼古拉斯．迪方佐指出：
或許人們相信謠言的主要原因是，因為謠言和聽聞者的感覺、思想、態度、刻板印象、成見、意見或行為一致。一致的謠言，因此感覺可信──聽聞者是處在一個他想去接受這個流言的心理位置。
在此，「共鳴」可以用來作為恰當的比喻。換言之，現代讀者大多缺乏傳統意識形態與文化知識，本身就是接受這類意見的沃土；當眾多的人採信了這些說法而形成主流的意見後，這些意見又可以繼續獲得更多的支持者，因為：「重複聽聞一個謠言可以增加信賴感的第二個理由則更有趣──而且應該讓我們有所顧慮。重複聆聽導致聽者對此敘述感到熟悉，而熟悉是會增加信賴感的。這個想法乃基於所謂虛幻性事實的效應：熟悉一項陳述導致對此陳述更多的信賴。」 亦即在人性的本能反應下，人們很容易地傾向於某些已成主流的意見，在「共享的意義結構」下祛除面對世界的不確定感，以獲得一種安全的、穩定的感受；進而重複聆聽，更加熟悉與信賴。於是構成了一種循環，越來越鞏固並擴大像謠言般的主流意見。
根據心理學家奧爾波特（Gordon W. Allport, 1897-1967）等的歸納，「謠言公式」可以總結如下：
謠言的產生並在同源社會媒介中流傳是由於傳播者的強烈興趣造成的。這些興趣的有力影響要求謠言主要成為一種文過飾非的手段。為正在起作用的情緒作解釋、辯解，並提供含義。有時候興趣與謠言之間的關係是如此密切，我們可以把謠言簡單地概括為一種完全的主觀情感狀態的投射。
據此而言，再度令人省思紅學中人物論述所隱含的心理特性，是否很大的比例是在「主觀情感狀態的投射」下，受一種類似於謠言本質的強烈興趣所驅動，以滿足某種「正在起作用的情緒」，導致文本銳化、離心解讀而不自知？
有感於這一點，盡可能地通過「精密分析原文、詞源學和語義學來尋找理解這些問題的鑰匙」的做法後，我們必須指出，曹雪芹藉由《紅樓夢》所表述的，完全不是我們現代人所感興趣的課題，而是處於當時既有的歷史文化框架下，這些人與那些人在其有血有肉的生命史中各自演繹的歡樂、痛苦、悲傷、失落、渴求，由光明與黑暗交織、飛升與下墜拉鋸的複雜處境與豐富人性，所形成的各式各樣動人的故事。不是為了替歷史的興衰做見證，也不負擔進步的使命，以討伐前人、反抗時人、迎合後人，而是全神貫注地為了自己的存在而存在。（文未完）
──摘自《大觀紅樓（正金釵卷）（上）》第一章 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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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麗娟
然而，花與女性的關係乃隨著文學家觀物擬人的心態與角度而出現迥然的差異，一般男性作家往往將花與女性框定為審美對象，兩者的比擬關係源於男性的視覺快感；但《紅樓夢》作為一部以女性為主體的小說，所謂「人花一體」獲得了真正屬於女性自身的寓託關係，而不再只是「用美女比其狀」的外貌牽附而已。其次，對人花如此一體之「花文本」，「詩化」甚深的《紅樓夢》又作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與擴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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