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動物

　　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中國人甚至知道自己出生的時間是幾分幾秒；只有我，什麼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屬於世界上無與倫比的小事，沒有人會為它眨一眨眼，可是 ，假如有一天，忽然有人宣佈我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作家，恐怕就要勞動一大批考據學家忙得團團亂轉。

        據說，我出生於一九二○年，這是我唯一記得的數字。不過到了後來，連這個數字也不敢十分確定，因為事實上，並沒有一個人告訴過我，包括父母。母親在我生下來不久即行去世，中國人的父親向來把兒女的出生養育歸於母親的職責，更不會 記住兒女的生日。這個數字的來源，似乎是從家人口中，偶爾聽到，因而留下印象的，日久天長，或許記錯，或許講的人根本不是講我，而是講別人。我還模糊記得我的生日是陰曆九月初七，不過，更加不敢肯定這個日子。二十世紀二○、三○年代的內陸鄉村，幾乎仍是原始社會，除了大人物或是世家子弟外，很少有人為一個孩子慶生。所以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毫無意義。我的出生就像一個動物族群中一隻小駒，誕生在茫茫的天地之間。

　　一九四九年，我二十九歲（假定我的生年沒記錯的話），流浪到台灣，在行政組織嚴謹的台灣區公所辦戶口時，因為不能肯定我的生日，所以臨時起意，順口報出一個印象中不容易忘記的日子──十一月一日。那是東北第一大城瀋陽市在國共內戰中陷入共軍的日子，當時，對正在瀋陽辦《大東日報》的我來說，是一項晴天霹靂。所以我選了十一月一日成為我戶口上正式記載的生日，一直保持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七日，我被調查局以「共產黨間諜」以及「打擊國家領導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獄，要求處死。其後，又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於是從此，我就以三月七日做為我新的生日，不但紀念我的苦難，也強調自該日起，對籠罩我一生的蔣家父子政權的唾棄。然而，正當大家已經接受我的生日是三月七日時，卻在稍後出現的文件上，發現我真正被捕的日子是三月四日。為什麼發生三天的差誤？這和傳統官場作業有關，原來法律規定，任何刑事案件，調查機關收押被告，不得超過四個月，而且冠冕堂皇的宣示：如果超過四個月，被告在拘押期間所有的口供與證據，都作無效，用來保護被告的人權。而我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由調查局移送台灣警備司令部軍法處的，如果不把拘押日期從三月四日改為三月七日的話，調查局的拘押行為就完全違法，我則完全無罪。所以，特務們就把被捕日期後延到三月七日，這是誣陷手法小動作之一。僅只生日一項，竟有這麼多曲折變化，難道一開始就命中注定一個小人物求活不能、求死不得的坎坷一生！

        跟生日同樣曖昧的是，我不知道生在那裡。有人說，我生在父親當縣長的河南省通許縣縣長宿舍；有人說，我生在河南省開封縣東桐板街；沒有一個人明確的告訴我，到底我生在那裡。只是，在我長大後，發現我被歸類為河南省輝縣人。

        輝縣是中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不過在歷史上卻默默無聞。最著名的一件事，發生在紀元前二二一年，秦帝國消滅了當時華夏土地上所有的獨立國家，統一了當時已知的世界，把他最後俘擄的一個名叫田建的齊國國王，放逐到共城（就是現在河南省輝縣），任憑他自生自滅。這位當了四十五年的國王，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之後，被軟禁在太行山麓松柏樹林中。最後，他的隨從全部逃走，妻子跟王位繼承人的兒子，飢寒交迫，日夜啼哭。田建傷心過度，終於鬱病而死。王后與王子都不知道下落。齊國遺民聽到這個消息之後，為他寫下一首哀歌：

[ 山崩地裂 ][ 十年通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