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研究顯示，社會情緒的學習─包括調節負面情緒、培養正面情緒、建立並維持健康的人際關係的各種技術─與快樂和成功的生活有很緊密的相關性，這個相關性比傳統學習表現與快樂和成功的關聯性還高。

戴維森說：「你在學校的成績、美國大學入學測驗（SAT）的成績跟你日後的成功表現，相較之下，相關性其實小於像是否能跟別人合作、調整情緒的能力、延宕滿足的能力（譯註：跟幼稚園的小朋友說，現在拿，可以吃一顆糖，等二十分鐘之後再拿，可以吃兩顆糖，看小朋友抑制自己馬上滿足的慾望跟他四年後的學業表現，發現越是能克制自己立即滿足的孩子，後來在學業的表現上越好），以及專注的能力等，所有的數據都顯示，後面描述的這些能力在你日後的成功上，比智商和成績都重要得多。」

一九九五年，高曼（Daniel Goleman）寫的《ＥＱ》一書，奠定了學校中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基礎，許多教育學者都被他說服了，現在社會情緒學習（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SEL）已經是美國很多州十二年級課程的一部分了。「作為一個專家，我不喜歡這樣的發現，」塞利格曼開玩笑地說：「但是大腦的美德──好奇心、喜歡學習──不像人際關係的美德，如仁慈、感恩以及愛別人的能力那樣，跟人的快樂有這麼緊密的關係。」早期的數據顯示，社會情緒能力很強的孩子比沒有這種能力的孩子要快樂得多，也比較成功──他們長大後會變成比較快樂的成人──但是並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能力能夠被訓練，因此很多人認為，這種健全的人際關係及溫和的個性是基因決定的。所以這個問題變成：我們可以教孩子調節他的負面情緒，培養一個比較正向的人生觀嗎？

「這個答案是肯定的，」戴維森說：「一個非常確定的『可以』。」他指出，最近一個後設分析（meta-analysis）的研究，針對２０７個社會情緒學習的專案，對象包括全美二十八萬名從五歲到十八歲的孩子，從鄉村到都會到城郊的學校都含括在內，結果發現，學校中社會情緒學習的課程改變了孩子的態度和行為，讓他們變得更好，也增進了他們的學業表現。孩子們不但在社交和情緒的技術上有顯著的改進，也表現出比較正向的態度，在社會和教室中的行為都比較好，比較少攻擊性。跟隨著這些好處而來的是學業成績的進步，而且不但是教室裡的考試成績，連標準化測驗的成績也進步了；一般來說，學生成就分數（students' achievement scores）上升了十一個百分點。

高曼說：「上過社會情緒學習課程的學生，他們在每一種正向行為的測量上都有所進步，如教室中的紀律、喜歡上學、出席率等；而下降的是所有的反社會行為，從霸凌到打架到吸毒。此外，有憂鬱症、焦慮症和疏離感的學生人數也減少了。」

戴維森認為，從我們目前所知孩子的大腦具有可以依經驗而改變的強大能力這個觀點來看的話，這個研究的結果是合理的。而發展社會情緒學習技術的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比認知技術發展的敏感期要來得長，因為掌管社會情緒學習的神經迴路在青春期仍然有很大的可塑性。此外，社會情緒學習減低了大腦壓力中心的活化─這個地方的活化會損壞前額葉在記憶、學習和注意力上的功能。

當前額葉皮質這些關鍵地方發展得很好時，青少年的壓力荷爾蒙濃度就會比較低，而壓力荷爾蒙在很多方面都會傷害到孩子的健康。前扣帶迴（anterior cingulate）跟調節情緒有關，這個地方比較活化的孩子有比較低的可體松（cortisol，這是身體中主要的壓力荷爾蒙）在他們血管中流動，尤其是在晚上的時候。現在已知上床睡覺時，高的可體松濃度對身體不好，因為它干擾睡眠、中斷作夢，而且還是沮喪、憂鬱、免疫功能失常及其他很多身體健康毛病的危險因素。

拜心智訓練的大腦圖像之賜，現在大家對快樂迴路已無爭議，而且知道這是可以用意志和努力來訓練的。「它是大腦中最有可塑性的迴路。」戴維森說，我們越來越知覺到培養正向的社會情緒對情緒控制的訓練歷程是非常重要的。

當我們開始畫快樂地圖時，慈悲──不論是對自己或對別人──已經形成一個主要的地標了。

《心智拼圖》精采試閱２：天生的無私

演化生物學家很早就認為早期的人類必須合作，團結抵禦外侮才可能生存下來。這個解釋對我們在超市中讓別人先付帳或把食物捐給救世軍可能還有道理，但是對我們願意跳入冰冷的河中去救人，就有點說不過去了。利他行為的演化起源可能會巧妙地躲開科學的放大鏡，但是認知科學家對我們現在的奉獻行為問了同樣有趣的問題。利用即時功能性核磁共振掃描，我們可以在大腦中看到自我犧牲和合作行為的大腦活動情形，我們發現這個利他行為是大腦天生設定的一部分，就和暴力會引發出恐懼和憤怒一樣，是自動化反應。

奧勒岡大學（University of Oregon）的心理學家梅爾（Ulrich Mayr）和經濟學家哈寶（William Harbaugh）及伯哈特（Daniel Burghart）探討，為什麼人類會考慮自己需求以外的東西，它的動機是什麼。他們設計了一個功能性核磁共振實驗去找出單純利他行為的動機。為什麼我們要犧牲自己去增加公眾利益？為什麼我們幫助別人之後會有「溫暖的光」（warm glow）的效應？有些經濟學家認為，這種愉悅的溫暖的光的感覺，正是利他行為的動機，根本沒有單純或純粹的利他行為這回事。不過奧勒岡大學的實驗呈現出來的不是這樣，他們發現捐錢給食物銀行或做善事，會活化人們大腦的報酬中心，而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吃了美味甜點、領到薪水或吸毒時會活化起來的地方。「最令人驚訝的是這些愉悅中心並不只對為你自己好的事物起反應，」梅爾說：「它也對為別人好的事情起反應，甚至在受試者對發生的好事沒有置喙的餘地時，它也活化起來。」

為了尋找單純的利他動機和溫暖的光，他們掃描了十九位女性，給她們一百美元，告訴她們可以自由的捐給食物銀行或留下來自己用。為了怕她們擔心自己看起來很貪心或故意要假裝很大方，實驗者告訴她們這一切都是匿名的，即使是付錢給她們的實驗助理也不會知道誰給了多少，因為有些項目如繳稅，並非自願，而是機器列出來的，使受試者不得不繳，就如同日常生活中我們一定要繳稅一樣。這些捐款或繳稅的項目都在一個隨身碟中，是完全保密的，所以她們不必擔心名譽的問題。實驗者在她們看到這些自願捐款或繳稅項目時，掃描她們的大腦。

結果發現大腦中的伏隔核和尾狀核（caudate）以及腦島，在受試者捐錢給人家或把錢留給自己時，都一樣的活化起來，而且是同樣的強度。伏隔核與尾狀核是大腦中愉悅和報酬的中心，它也跟學習和記憶有關；腦島跟同理心和慈悲心的情緒有關，也和愉悅有關係。即使在被迫繳稅時，這些地方也會活化，只是程度沒那麼高。這是我們所知第一個實驗顯示，被迫繳稅給食物銀行，稅款是拿去做好事時，也會活化大腦中跟得到個人好處一樣的地方。

這個單純利他行為的實驗預測，越是贊同捐款給慈善機構的人（不管他們自己是不是捐款者），以及認為捐款給別人比自己得到這些錢更有價值的人，會更願意捐款。實驗者為了驗證這個預測，把受試者分為利他者（altruists）和自我中心者（egoists），前者有十名受試者，後者有九名，分類的標準是以他們大腦在捐錢給食物銀行時活化得比較大，還是把錢留給自己時活化得比較大為標準。結果，那些在捐錢給食物銀行時活化得比較大的利他者選擇捐獻的錢比自我中心者多了一倍─前者平均捐二十元，而後者只捐十一元。實驗者說：「受試者大腦的神經在做公益時反應越大的人，自動捐款的額度越大。」

這個發現引起了很多爭議，因為這表示社會責任是可以被訓練的。梅爾和哈寶說：「許多心理學家認為愉悅中心演化出來的主要目的是為了強化學習，能夠活化愉悅中心的行為在未來就更可能再出現。」現在這些學者知道，這個地方也在利他行為時活化起來，這就表示利他行為和其他得到報酬的行為一樣是可以教的。最近關於情緒、注意力及從毒癮和慢性疼痛中恢復的相關神經迴路的彈性改變研究中，顯示我們應該也可以強化我們「奉獻」的神經迴路。

假如這個奉獻的迴路真的可以訓練的話，那它就可以回答格林、科恩和他們同事的問題：為什麼了解道德判斷的機制可以改變我們自己道德判斷的態度。在格林的論文〈從神經元的「是」到道德的「應該」〉（From Neural 'Is' to Moral 'Ought'）中，他提出一個可以應用在現代生活的道德兩難例子（改寫自哲學家安格〔Peter Unger〕的例子）。想像你在開車時，聽到路旁樹叢中傳來絕望的呼救聲，你看到一個人躺在草叢中，腿上都是血，他告訴你他在健行時跌跤受傷了。你的第一個反應是馬上送他去醫院，搶救他的腿；你同時也知道，從他傷口湧出來的血會弄髒你新車的皮椅。你會為了昂貴的皮椅而不去救他嗎？大部分的人都說絕對不會，因為為了皮椅而不顧一個受傷的人，是禽獸的行為。

現在再來想像你坐在家中，讀你的郵件，有個國際知名的慈善團體叫你捐二百美元幫助貧窮國家的人買拯救他們生命所必要的醫療用品。你會為了省二百元而不捐錢嗎？大部分人說會。在這種情況下，不捐這二百元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雖然這兩種情況都是對別人提供救命醫療，而且自己所付出的代價並不很大。為什麼我們的直覺會有這麼大的不同？

「或許有『一些理由』讓我們認為花錢吃一頓豪華壽司或加裝汽車電動窗戶，而不把這些錢捐去救幾百萬名因飢餓而死或可以治療卻因無錢付治療費而死的人，是可以接受的。」格林寫道：「或許這個道德的直覺跟『一些理由』無關，而跟大腦如何建構有關。」格林認為我們會演化出對發生在自己身邊的道德和遠方的道德判斷有不同的標準，並不是我們對道德義務有不同的了解，而是我們的祖先是在一個很緊密的社群中演化出來的，我們會救的是每天面對面所見到的人，而捐錢到遠方給你不認得或跟你關係很遙遠的人，可能不在我們主要的情緒迴路上，因為「我們的祖先並不是在一個救濟地球另一端陌生人的環境中演化出來的。」

假如利他行為真的是演化出來的，而且神經迴路是可以訓練的，我們就不需要依賴演化緩慢的齒輪來塑造大腦對現代的道德兩難做反應，我們可以用大腦的力量來對一直發生的人道和生態世界危機做些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