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原住民》專文推薦

台灣原住民的歷史面向

孫大川

許多人可能並沒有真正瞭解到，談台灣史或講述台灣文化，平埔族和原住民各族群的存在，乃是一個無法繞過的課題。一般的慣性思考，台灣史是明鄭以後才開始的，是漢人渡海、移民、開墾的歷史，其間雖有西班牙、荷蘭和日本的介入，但以漢人為主體的文化、歷史意識，卻始終佔著一個主流或主導的位置，支配著我們對台灣史和台灣文化的總體想像。

之所以如此，除了漢族中心主義的偏見作祟外，當然也有其它客觀的因素存在。首先是因為台灣原住民沒有文字，歷史和文化的傳遞雖隱含在樂舞和祭儀中，但主要還是依賴口耳的傳述，缺乏穩定的文字力量和支持。有文字，固然不一定產生信史，但卻可以形成某種物質性的有形存在，供人上下求索。口耳的傳遞，在愈來愈快速變遷的時代裡，隨著社會結構的解體，文化訊息的承傳立刻顯得脆弱、飄渺。這正是台灣原住民目前的處境。

其次，大時代的格局也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至少在民國70年代以前，台灣史研究始終處在中國史的邊陲再邊陲，它既沒有主體性，也完全被籠罩在政治意識形態的壓迫下。台灣史的史學認知活動，從一開始就與政治有著千絲萬縷的糾纏；即使在解嚴開放以後，台灣史的主體論述，也充滿著政治權力爭戰的煙硝。歷史成了政治角力的工具，弱勢如原住民的存在，若不淪為意識形態論辯的附庸，也會變成邊緣性的課題，永遠排不到議程上。

所幸近十幾年來，仍然有一群好學深思、謹守學術規範的史學研究家，鍥而不捨地從事台灣史的重建工作。他們從考古、語言、地契、人類學和基因研究，結合漢語、日語、荷蘭語及其他外語文獻之解讀，逐步描繪出一個比較清晰的台灣史面貌。令人感動的是，在這一連串復建的過程中，台灣平埔各族以及原住民的歷史面容也隨之浮現了上來，他們不是台灣史的另一個部份，更不需要某種人道主義式的憐憫。平埔族和台灣原住民其實就是台灣史本身，是台灣文化永不可切割的一部份。

要將這樣的學術成果，轉化成國民歷史意識的自然流露，當然不能單靠那一套枯躁、嚴肅的學術語言。「台灣放輕鬆」系列專題的設計，呈現了歷史書寫的另一種修辭策略。在這一本有關原住民的專輯裡，我們可以輕鬆地瀏覽巴宰岸裡社大頭目潘敦仔的事蹟，認識瑯山喬十八社首領卓杞篤（tok-e-tok）的行事風格。道卡斯的衛阿貴、噶瑪蘭的托泰．布典、賽夏的日阿拐、卑南王pinalay、阿美的馬亨亨、布農的拉荷阿雷、泰雅的莫那魯道、排灣的潘文杰以及鄒族的吾雍•雅達烏猶卡那等等；這些對一般人而言可能極為陌生的名字，其實代表著台灣史在不同時代、不同地方、不同族群的歷史回應，將他們構成的點線連接起來，我們才算對台灣歷史文化的全貌有了初步的瞭解。

放輕鬆，就是要將這些陌生的姓名和他們所引發的歷史事件，不知不覺地滲透到我們的情感裡面。有一天當我們突然發現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地講論大肚王、望麒麟或西拉雅、馬卡道的種種，台灣史才能算是一種有生命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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