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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經驗與台灣文學》精彩內容
覺悟者--〈一桿「秤仔」〉與〈克拉格比〉 張恆豪 摘要 賴和的文學，跳躍著台灣人心靈的脈搏。他的〈一桿「秤仔」〉，深受法朗士〈克拉格比〉之啟示，本文從作品內緣著眼，探討其間之影響關係。法朗士受猶太籍上尉德雷福斯被誣陷事件之衝擊，從溫情派的傳統人道主義一變為同情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與左拉並肩戰鬥，而在一九○一年寫下強烈左翼思想的〈克拉格比〉，賴和閱讀感動之餘，乃將之轉化為反帝反殖民的〈一桿「秤仔」〉。 日據時代青年的賴和，向法國小說家法朗士致敬，其〈一桿「秤仔」〉深受法朗士小說〈克拉格比〉之啟發是無庸置疑的。 天道就是如此奇妙，一個震驚了全歐洲的德雷福斯事件，也震醒了法朗士的心靈。法朗士受猶太籍上尉德雷福斯被誣事件之衝擊，從溫情派的傳統人道主義一變為同情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他以悲憫又批判的筆觸，寫下了〈克拉格比〉這篇小說，豈料此小小短篇，竟深深感動了殖民地台灣的賴和，而賴和凝視歷史，感懷蒼生，以血書寫的覺悟與反抗的種子，竟牢牢深植在台灣文學土地上，開創了台灣文學反帝反殖民反封建的文學傳統。 本文從作品內緣著眼，以比較研究的策略，訴說當法朗士遇上德雷福斯、賴和又遇上法朗士的此段奇緣。 一 我們知道，在少年賴和的文學教養中，有一部分是得自中國的傳統文學和二○年代的新文學作品，另一重要影響因素則是來自於法國、俄國的近現代小說。賴和似乎未曾透露過他的閱讀典籍，但在自傳性的小說〈彫古董〉，便有這樣文字的披露：「他無事時聊當消遣的《玉梨魂》、《雪鴻淚史》、《定夷筆記》，已由案頭消失，重新排上的卻是《灰色馬》、《工人綏惠洛夫》、《噫！無情》、《處女地》等類的小說。」 這是由舊文學傳統轉變為新文學啟蒙的賴和之表白，《噫！無情》即是法國作家雨果《悲慘世界》的另一譯名，《處女地》是帝俄作家屠格涅夫的小說，這都是為人所熟知的名著。至於《灰色馬》，則是蘇聯作家洛卜洵的傑作，灰色馬即基督教中死神的馬，作者運用此一象徵典故，揭露了一個無政府主義的志士，面對革命前後的悲痛與幻滅感；《工人綏惠洛夫》也是蘇聯另一作家阿志巴綏夫的作品，魯迅小說〈頭髮的故事〉曾提及他，這是以〈沙寧〉一作成名而帶有個人虛無主義色彩的另一部小說。在瞭望世界文學的視野，可見這些帶有控訴資本主義罪惡，反對政府體制與形式，為被壓迫被污辱的無產者伸張正義，彰顯社會公義和人道光輝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且不免又具有悲厭虛無的色彩，塑造了青年賴和立志做為一名殖民地文學良心的人格特質。 〈鬥鬧熱〉（1926），雖是賴和小說的處女作，但其藝術形式較為成熟的第一篇小說當推〈一桿「秤仔」〉（1926），他在後記毫不諱言指出：「這一幕悲劇，看過好久，每欲描寫出來，但一經回憶，總被悲哀填滿了腦袋，不能著筆。近日看到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才覺得這樣事，不一定在未開的國裡，凡強權行使的地上，總會發生，遂不顧文字的陋劣，就寫出給文家批判。」 〈克拉格比〉（L'Affaiv Crainguebille） 是法國作家安納托爾•法朗士（Anatole France, 1844-1924）在一九○一年冬季所發表的一個重要短篇，原先是小說，後來改編成舞臺劇，「不但譯成世界各國文字，而且成了法國和國外最迫切需要的書之一」 ，堪稱是法朗士在中期思想轉變後的短篇代表作。法朗士原來就是知名作家，在一九二一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聲譽更是攀上頂峰，後來賴和透過日本譯本讀到這篇小說，在感動之際，復加上當時島內巡警欺壓民眾的事件屢有發生，經過一段時期的醞釀，他在一九二六年執筆寫下〈一桿「秤仔」〉。該篇小說的立意及精神，受到〈克拉格比〉之啟示至為明確，這自是比較文學中影響研究的絕佳例證。本文之目的，一方面即在透過歷史記憶的回顧，追溯法朗士寫作〈克拉格比〉當時法國社會的歷史形勢和動因，另一方面〈一桿「秤仔」〉的構思受其感發後，賴和將〈克拉格比〉那種反對資本主義秩序，維護社會主義的思想，轉化為具有強烈抗議色彩的批判性殖民地文學又特別突顯了那些特質？又此一主題對於以後的賴和小說系統及台灣小說發展有何影響？這環環相扣的議題自是本文追索論述的重點。 二 在法國近現代文學史上，法朗士的青壯時代，便對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學傳統具有淵博的基礎，被認為是洋溢著溫情的人道主義而以幽默優雅見長，早期的代表作《波納爾之罪》、《泰綺思》、《紅百合》，皆可窺探到對理想美的追求以及對社會體制的懷疑。然而，從一八九四年冬季的「德雷福斯事件」（Dreyfus affair）爆發以後，舉國譁然，卻成了法朗士一生重要的轉捩點。 當時，猶太裔軍官德雷福斯，被強勢的軍事及司法單位，指控為向德國武官出賣軍事機密，而以叛國罪名判處終身監禁。小說家左拉（Emile Zola, 1840-1902）在仔細研究相關文件，進行廣泛調查，了解實際冤情後，不惜以一人之力，義無反顧地接連在《費加洛報》、《黎明報》撰文，尤其一封題為「我控制」的書信，強力為德雷福斯辯護，發揮熾熱的道德勇氣，激烈地譴責右派的司法及軍方的強權，號召全國青年站出來為正義而戰，此一事件使得法朗士受到了決定性衝擊，思想上也產生重大轉折。 十九世紀末葉，法國第三共和由於過度繁榮，也帶來了內部的騷亂，政治、經濟的醜聞不斷發生，使得民眾對於中產階級的共和政府以及機會主義者產生了懷疑，無政府主義者攻訐資產階級，而教會卻與獨裁主義聯盟，一同對抗要求變革的進步勢力。特別在「德雷福斯事件」引爆後，法國的思想界正劇烈發生變化，一些保守分子緬懷大革命前的國家秩序與寧靜，希望繼續擁有傳統的生活方式，而激進分子則主張大革命時代所獲得自由，應還給人民，擴展到社會庶民的生活層面。法朗士顯然屬於後者，他走出象牙塔的書房，毅然支持早先與他論戰成仇的左拉（一八八七年他曾猛烈抨擊左拉的《土地》），與左拉並肩作戰，在新舊交替的世紀，在波濤洶湧的法國，一次又一次地，勇敢地為德雷福斯的無辜而戰鬥，在此一情勢下，他也漸漸傾向社會主義，走近廣大無產群眾，支持國內外勞動人民的正義戰爭。 震驚全歐的「德雷福斯事件」從爆發以來，中間演變成革新與保守勢力對峙的陣營，並與反猶太主義、反教權主義、反共和主義的活動相聯繫在一起，形成了法國第三共和的政治危機。後來隨著真相的一一呈現，高等法院終於一九○六年七月在輿論下不得不還與德雷福斯清白，其間左拉在一九○二年於熟睡中為煤氣毒死。「德雷福斯事件」更助燃了九○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力量的洶湧壯闊，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法朗士的社會主義思想也更為強化與深刻化。一九○一年他出版《現代史話》四卷，以進步的眼光，具體描繪了此一事件對於法國社會及民眾心靈的衝擊，為歷史留下動人的見證。同年的歲末，他又發表〈克拉格比〉此一短篇，以小喻大，法朗士開始將筆觸轉伸世紀末市鎮中的勞動階層，鑽進他們的內心世界去探索。 三 法朗士的〈克拉格比〉，是將自己親身目睹耳聞的事件做為題材，以寫實主義精確的手法，第三人稱全知觀點，典型化敘述了法蘭西第三共和統治下一個城市菜販克拉格比，在賣菜過程中，被控告污辱執法的警察，由於司法制度的迫害及中產階級的冷漠，逐漸淪落於生死邊緣的悲劇和心境。 賴和的〈一桿「秤仔」〉，也是作者的親眼見證，也以寫實主義手法，揭露日本帝國殖民統治下佃農後代的秦得參，在製糖會社的剝奪下，啩不到田地，乃做了散工，因積勞得了瘧疾後，不得不轉為菜農，只因巡警索賄不成，賴以謀生的秤仔也被折斷，還被以違反度量衡規則入罪，秦得參在遭到種種羞辱後，深感生存的悲哀，乃抱必死之覺悟，選擇與巡警同歸於盡。 〈克拉格比〉的時代背景，正是十九世紀九○年代的法國社會，法國資本主義逐步進入壟斷資本時期，社會矛盾日趨激化，統治勢力劇烈迫害人民，而社會主義的力量也正日漸壯大。至於〈一桿「秤仔」〉，則是十九世紀未期、二十世紀初期台灣淪為日本近代殖民地時半封建半資本的社會，日本當局為了使台灣由濃厚的封建形態轉變為資本主義化，自一八九七年後台灣總督府便陸續推行「貨幣法」、「台灣地籍規則」、「台灣度量衡條例」……，將台灣推入資本主義的脈動，台灣民眾也由武裝抗日轉變為文化啟蒙與社會運動，而殖民主義的民族問題及內部的社會問題也正日漸尖銳化。 克拉格比與秦得參都是資本主義下層的勞動菜農，他們的遭遇及處境極為相似，但最後他們所採取的應對手段卻有極大的不同。克拉格比天性勤勞，樸實苦幹，但不懂法律，又懼於威權，平時在蒙馬特一帶推著流動的菜攤討生活，因等著收取客人的菜錢，被視為妨礙交通，遭到六十四號警察驅趕，後來只因咕噥了幾句「該死的母牛」，被警察認為是污辱，不管在場的醫生證人如何替他辯護，仍然被強權的法庭判處十五天拘役和五十法郎的罰款。出獄後的克拉格比，又推起小車在蒙馬特街叫賣，但面對當地民眾的奚落、輿論的摒棄，導致精神瓦解，窮無立錐之地，乃天真地以為再進入牢房總比餓死街頭好吧，企圖接近警察再說一句「該死的母牛」，但執法警察卻「寬宏大量」地蔑視他，使他更為難堪，喪氣的克拉格比只有冒著雨向黑夜深處走去，留下令人難忘的一幕，久久無法釋懷。 其實，克拉格比根本沒犯什麼滔天大罪，說是無辜也毫不為過，他之所以有罪，只在於他是個無權無勢的弱者，布利施庭長的判決，即有如此一段堂皇的說辭： 司法就是要使既存的一切不正義的事情獲得合法的性質。誰見過司法曾反對過征服者和篡位者？當一個非法政權上台的時候，司法便承認他，賦予它合法地位，這一切不過是個手續罷了，而在有罪與無罪之間，所隔的也只是一紙公文的厚薄。克拉格比，誰叫你不是強者呢？如果你喊了「該死的母牛」之後，能讓人擁戴你做皇帝、獨裁者、共和國總統，或者哪怕只是一個巿參議員，我可以向你擔保，決不會判處你十五天監禁和五十法郎罰款。我會免除對你的任何懲罰，你盡可以信賴我。 他淪落的悲劇，根本原因在於法律制度以「合法」為包裝，其實隱藏著偽善與背德的性質，「因為教皇的律條和教會的法典同共和國憲法和民法有許多大相抵觸的地方」，法庭並非正義的天堂，只是為有權有勢的人說話的工具，而法庭庭長、警察也不是公正的天使，不過是國王勢力的一部分，在想當然耳的推論下，污辱警察的威權，便等於削弱了政府的力量。 在第四章節，「布利施庭長一辯」中，當宣讀完判決，一個中產階級的雕刻家市民，在思考剛才的所見所聞，即有如此一段告白： 布利施庭長參透了法律的精髓。社會建立在強權之上，強權應當做為社會的莊嚴的基礎受到人們的尊重，司法就是強權統治。布利施庭長深知六十四號警察是國王的一小部分。國王就是體現于，他手下的每一個官員身上的，損壞六十四號警察的權威，就等於削弱國家。 法律、警察與國家，既然都是國王的專利，當然離民主與正義的真諦即愈來愈遠了。歸根結柢，法律除去了它神聖的外衣，不過是另一種弱肉強食的利器，同時，自然也是欺善怕惡的工具，使得原來存的不合理的社會權力結構，更為惡化、更為不合理。 四 小說的情節，一開始便是克拉格比在法庭上接受審判，並冠以〈法律的威嚴〉標題，這裡顯示出作者對法律的「洞見」，此部分的描寫帶有作者主觀成分，與第二章節後的冷靜客觀描寫並不相同。在他夾議夾敘中，最後提到克拉格比的處境，讓我們愈加明確法朗士對主題的提法： 不過，事實上，克拉格比壓根兒沒有去考慮什麼歷史、政治和社會，他只是驚訝不已。包圍著他的這個機構氣勢之大，使他對司法產生了崇敬之情。他內心深懷著敬意，全身充滿了恐懼，關於自己是否犯罪的問題，準備任由法官們去裁決，捫心自問，他並不認為自己有罪，可是他覺得面對法律的各種象徵以及為社會執法的各位要員，一個賣菜小販的良心是極其渺小的。開審前，律師已經使他有一半兒相信自己並非無辜。倉促潦草的審訊，更把原來壓在他身上的罪行又加重了幾分。 法朗士的提法，在於突顯權威的、強勢的法律，以及豪華的、陰森的法庭，其氣勢之龐大，與一個弱勢者渺小的、閃爍的良心之間強烈的對比，使得原本法律文明與司法制度賴之以保障人類自由平等、人間正義博愛的崇高理想，在神聖外衣包裝下全然落空，法朗士在面對強權法律之背後，其辛辣的諷諭便隱然在其中。而〈一桿「秤仔」〉的「秤仔」此一意象，特別加上引號足見有其深意，賴和的提法，是秤仔原本具有公平、公正、公道的內涵，被殖民政策逼得走投無路的善良菜販，原先想在日治社會誠實勤奮地求生存，與妻小好好活著，或許太單純、太直了，竟然看不出巡警嚴厲外表下貪婪的心思，不懂得行賄來巴結巡警，惱羞成怒的執法者，可以任意打斷代表法制的秤仔，而片面咬它不合乎現代化度量衡規則，並且強加地入人於罪。人間的正義公平，自然是虛相，個人的人權尊嚴，根本是妄語。美其名現代的法治，其實不過是殖民母國的強權，法之所以為法，說穿了正是自欺欺人的騙局。施淑即有一番精闢解讀：「小說以『秤仔』為主題，這個作者在標題上特別加上引號的秤仔，除了象徵秦得參所代表的善良正道百姓，在那觀念上代表公正，而事實上只是統治者專利品稱子之上，個人尊嚴和價值可以隨時被摧殘和否定的事實，同時更深刻地揭露了隱藏在法制、平等、人權等思想口號中的欺罔性，這一點透過因它而存在的殖民帝國主義的壓迫掠奪行為表現得尤其赤裸、尖銳。」 易言之，他們都不約而同將無產者的悲劇，訴諸於法律與執法者。無論是資本主義的「法」或是殖民主義的「法」，都佈滿了欺罔性，本質上都不脫統治者自身利益的考量，置被統治者的生死於不顧，前者愈形造成貧富之對立，強化了社會階級的矛盾，後者愈形造成民族之對立，加深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矛盾。 五 法朗士並沒有特別去追溯克拉格比的家族史背景，倒是對於他的淪落，提示了另一觀點，則是中產階級的鄉愿與冷漠。當克拉格比打從監獄出來，雖然更奮力叫賣，但蒙馬特街上的人們都佯裝不認識他，他被判罪的閒話，傳遍了蒙馬特的大街小巷，人們為求自保，都不願跟一個從監獄出來的人打交道，「像躲避害疥瘡的人一樣躲著他」，於是「他就像釀得不得法的酒，越過越酸」，與人吵架、鬧蹩扭、唱酒喧嘩，重重不幸將他逼成一個不講理的人，他覺得「社會不完美」，但對制度的弊病以及改革之道，卻又茫然無知。總之，他的精神瓦解了，然而貧困飢餓緊隨著他，他情願以惹事再去坐牢，但整個冷酷的中產社會遺棄了他，等待他的只是無邊無際的飢寒與死亡。法朗士特別指出整個中產階級的盲從與自私，在繁榮亮麗的高樓大廈，倒映著卻是冷漠寡情的陰影，真真令人不寒而慄。 相較之下，賴和則有不同觀點，〈一桿「秤仔」〉沒有提及中產階級與鄉民的現實無情，反倒是主人翁潦倒時，娘家借給他一根金花充當賣菜本錢，鄰居借給他一桿秤仔做起買賣，凡此均顯出台灣鄉間濃郁的溫情。賴和倒是將矛頭指向秦得參淪落的另一遠因，即製糖會社的剝奪，秦之父親原是佃農，他原來也想啩田耕種，但田地多被製糖會社奪去，他只好被迫去做散工。製糖會社對於土地併奪和勞力壓榨，背後所聳立的正是高高在上的日本殖民集團，日人矢內原忠雄就一語道破其中真相，甘蔗糖業的歷史正是殖民地的歷史 。賴和點出其中要害，此即秦得參淪落的背景，在其後來的小說〈豐作〉（1932）對此更有深刻的描繪，當然為人所熟知的楊逵〈送報伕〉，對於製糖會社的巧取豪奪，從而造成台灣農村的崩潰，也有強力的批判。 六 再來，兩位作者都頗有靈犀相通地提到無產者在惡運中「人不像人」的悲哀。當克拉格比被判刑了，想找法警談話，法警根本不搭理，讓克拉格比辛酸地說「人家對狗還說話哩，你幹嘛不跟我說話呀」，最後，出獄的他掙不到錢，連棲身之所也被趕了出來，他空茫蹲在小車上，做伴的是蜘蛛、老鼠與餓貓。至於秦得參，當啩不到田地，想去做會社的勞工，則「有同牛馬一樣，他母親又不肯」，後來秦入獄坐牢，被妻子以三塊錢保了出來，在團過爐，於除夕夜裡，他總覺得有一種不明瞭的悲哀襲上心頭，「人不像個人，畜生，誰願意做。這是什麼世間？活著倒不若死了快樂」。 法朗士與賴和都將人寫成非人，法朗士的處理之道，則是讓人物哀莫於心死，克拉格比任人宰割，不知是痛楚或是麻木，竟是無聲無息，在不斷幻想中尋求自我安慰和解脫。而賴和不同於法朗士，倒是若有所思，別有懷抱，他讓其人物懷抱著「最後的覺悟」，成為一名徹徹底底的「覺悟者」，與代表殖民勢力的巡警玉石俱焚。易言之，他在深切凝視殖民地的殘酷命運，觀照台灣人的歷史悲情，特別提出「覺悟者」此一結論，亦即「弱者的奮鬥」與「覺悟下的犧牲」。日據時期的台灣小說，雖不乏批判或抗議色彩，但以死抗議者，當以此作為開端。 蓋被殖民者毫無自嘲自憐、悲觀喪志的權利，從個人的覺悟、反抗、甚至犧牲，以激發更多民眾的覺悟，做出更洶湧澎湃的怒吼，向不公不義體制挑戰，便成為弱小民族生存定律的一種必然，而反抗未必是武力毫無意義的犧牲，也可能是更為深遠的、冷智的思想戰爭。 七 這一「覺悟者」的自我體認，也反映在他的小說系統上，在〈一桿「秤仔」〉他寫出了無產分子的覺悟與反抗，在〈惹事〉（1932）寫出知識分子的覺悟與反抗，而〈善訟的人的故事〉（1934）則蘊含無產分子與知識分子結合起來的覺悟與反抗。 影響所及，伴隨著「黎明期」台灣民族社會運動的點燃，文化協會啟蒙運動的奮起，以及社會群眾運動的昂揚，「覺悟與反抗」此一精神，亦深深烙印在「草創期」至「成熟期」台灣小說的族譜上。虛谷〈無處申冤〉（1928）寫出農村婦女的悲痛與反抗，吳希聖〈豚〉（1934）寫出風塵婦女的報復與反抗，夢華〈鬥〉（1931）寫出少年學生的頑強與反抗，秋生〈王都鄉〉（1934）寫出殘障青年的夢醒與反抗，慕〈開學〉（1931）寫出文化青年的憤怒與反抗，孤峰〈流氓〉（1931）寫出勞工階層集體性的騷動與反抗，楊逵〈送報伕〉（1934）則寫出了無產勞工跨國性的聯合與反抗。 總之，賴和將十九世紀末葉法蘭西第三共和在資本主義強勢下所釀成的法律強權和社會階級的矛盾衝突，轉化為十九世紀末葉台灣在日本帝國殖民主義下所形成的法律強權和民族對立的矛盾衝突，而其特異點乃更在突顯弱小民族「覺悟」與「反抗」的生命意義。 一個震撼全歐的德雷福斯事件，徹底地改變了法朗士的生命觀與文學觀，而遠在歐洲的法朗士的一篇小說，竟飄洋過海深深地感動了台灣的賴和，在殖民地的島國，賴和以血書寫的「覺悟」與「反抗」的文學種子，竟牢牢地深植在台灣土地上。 天道運轉，何等神奇！自舊世界到嶄新的世紀，從西方到遙遠的東方，此一流轉及啟示，真不禁令人反思不已啊！大世界一個小小的「偶然」，都足以成為小世界裡的「必然」，臺灣歷史的進程正是如此，而文學的嬗變又何嘗不是如此？ 參考書目 1. 《法朗士精選集》（大陸：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 2. 《法朗士小說選》（大陸：上海譯文，1997）。 3. 《諾貝爾文學獎全集－法朗士•見納勉特》（台灣：遠景出版公司，1982） 4.《臺灣民報》、《臺灣新民報》影印本（台灣：東方文化書局，1974）。 5. 李南衡主編《賴和先生全集》（台灣：明潭出版社，1979）。 6. 林瑞明《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台灣：允晨文化實業公司，1993）。 7. 施淑《兩岸文學論集》（台灣：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 8. 陳芳明《左翼台灣》（台灣：麥田出版公司，1998）。 9. 許俊雅編《日據時期台灣小說選讀》（台灣：萬卷樓圖書公司，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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