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爭霸經營史》精彩內容
第一篇創業理想 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嗟哉後世,改制易律。勞民為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斲……。--曹操<度關山>第一章少年曹操曹操爭霸經營史 第一章:少年曹操 曹操在日後寫的<善哉行>中,有一段描寫他早年的家庭生活:「我的過去少有幸福,自出生以來,既卑微又無依無靠,沒有慈母的愛,也沒有嚴父的教誨,孤苦無援……。」 曹操生於東漢桓帝永壽元年(西元一五五年)。 曹操的祖父曹騰,是東漢順帝到桓帝間,非常有實力的宦官。安帝陽嘉四年(西元一三五年),皇帝下令宦官的爵位可以收養子來繼承。曹操的生父曹嵩便不知為了什麼原因,過繼為曹騰的養子,並且在靈帝年間還出任三公之一的太尉,擁有相當大的權勢。曹操在二十歲時便能夠舉孝廉,受任洛陽北都尉,多少和他是曹騰的孫子有關。 大宦官的後代 但到了東漢末年,原和士族聯合共同對抗外戚的宦官,反而成為士族政治上的死對頭,原來對曹操非常有利的背景,卻成了最嚴重的陰影。 東漢獻帝建安三年(西元一九八年),決定天下大勢的「官渡大戰」即將展開,袁紹的主簿(主任祕書)、日後「建安七子」之一的陳琳,曾奉命寫檄文,其中有一段稱道:「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惲、徐璜,並作妖孽……父嵩乞匋攜養,因贓假位……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偈狡鋒協、好亂樂禍……。」 曹操後來擊敗了袁紹,陳琳也因而投降曹操,曹操便對他說:「你的檄文寫得非常好,指責我罪惡的事件也都很有力;但你罵我時,應該僅止於我一人便可以了,幹麼要把先父及先祖也扯進去呢?」 曹操非常欣賞陳琳的才華,所以並沒有處罰他,反而收為己用,這便是曹操對於有才華、對自己又沒有威脅性的人才,一向的寬容態度。陳琳在建安二十二(西元二一七年)年冬天,死於流行疫疾中。 不過,曹操的祖父曹騰,嚴格來講,是一位相當不錯的宦官。 曹騰是沛國譙縣人,他的父親曹節(和靈帝時的大宦官曹節並非同一人)是個寬宏、有胸襟的熱血漢子,在當地頗有俠義之名。 《續漢書》中曾記載「曹節是個仁厚的君子」。據說,曹節年少時,養豬為生,鄰家的豬走失了,由於豬的樣子和曹節家的豬長得很像,鄰居便聲稱曹節的豬是他家的,並強行奪走了曹節的豬,曹節並不作任何爭辯。不久,鄰居家走失的豬找到了,鄰居便將原先奪走的豬送還,並一再道歉,曹節也祗笑笑,並不表示任何埋怨之意。 曹騰是曹節的幼子,也許由於家裡窮,也許由於想追尋更好的機會,便去勢進入皇宮內為宦官,這也幾乎是當代人願意擔任宦官最主要的理由。 司馬彪的《續漢書》,是承襲范曄的《後漢書》,其中的<宦官列傳>對曹騰作了補充的記載:「曹騰在宮中,仕宦長達三十年,歷任四位天子(安帝、順帝、沖帝、質帝),從未曾犯有過失。在宮中這樣長的時間,又有如此大的變局,能完全潔身而退,也的確是稀有的記錄。」 據說曹騰初入宮時,工作便非常認真,加上他長得很討人喜歡,性情又溫順,所以得到皇太后賞識,被拔擢為皇太子的伴讀。這時正是安帝在位、鄧太后專權的時代。 據說曹騰曾為國家推薦不少賢才,並頗懂得用人之道。益州刺史私嵩,曾檢舉曹騰接受賄賂,安帝以證據不足,嚴厲處罰私嵩。但曹騰反而替他講情,並在日後,還推薦私嵩出任高官。曹騰去世後,私嵩得以高升為司徒,據說便是曹常侍生前有意的安排。 在高階層政治結構中,如何以德報怨,收服人心,提高自己的聲望,放人情以建立自己的班底,是可以意會而難以言傳的高度技巧。 日後,曹操在這方面也常有突出的表現,想必是受到這位長期生長在後宮的養祖父的老練的政治手法薰陶出來的吧! 曹騰:擁立桓帝,敗壞皇權 鄧太后在建光元年(西元一二一年)去世,安帝在宦官江京的協助下,罷黜鄧氏一族。延光三年(西元一二四年),江京及王聖殺害皇太子乳母及側近,罷黜皇太子。在這個事件中,身為皇太子同伴的曹騰,並未受到傷害,可見他在宮廷鬥爭中的高度自保技巧。 安帝駕崩後,閻氏一族掌權。但沒多久,閻氏便喪失權勢,十九名宦官擁護順帝親政,而且全部獲得列侯的封賞,裡面雖無曹騰之名,但曾為順帝伴讀的曹騰,想必也重新獲得重用。 永和三年(西元一三八年)☆,曹騰的名字,第一次正式出現在編年史《資治通鑑》上。宦官張逵陰謀廢立順帝,但順帝的岳父大將軍梁商及其子梁冀,聯合宦官曹騰、孟賁等表示強烈反對,叛逆的張逵遭到誅殺。 順帝在事後曾表示:「大將軍父子是我所親,曹騰、孟賁是我所愛。」 由此可見曹騰深得順帝信賴,而且與外戚梁商等也保持著相當友好的關係。 順帝三十歲時駕崩,梁商、梁冀父子隨即掌握大權,他們甚至謀害了繼位的質帝,使朝廷陷入一片紛亂。 太尉李固等主張擁立清河王繼承大統,在朝臣中這一派佔有絕對優勢。 梁冀本人較傾向擁護劉志,在決議的前天晚上,曹騰夜訪梁冀府邸,雙方決定擁立劉志。 曹騰向梁冀表示:「如果清河王即位,由於在朝臣中聲望較高,將軍將不容易控制住大局,不如支持較不受歡迎的劉志,反而比較能夠保持長久的富貴及安泰。」 次日,以梁冀及曹騰為主的當權派,不顧多數反對,堅持擁立劉志繼位,是為桓帝。主張擁立清河王的李固及杜喬不久便被逮捕,死於獄中。曹騰則被擢升為大長秋,並封為費亭侯。此一事件以後,宦官派便逐漸取得絕對的優勢。 《後漢書.宦者列傳》裡,最後有一段總評:「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魏武(指曹操)☆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這便表示曹騰擁立桓帝,漢室皇權敗壞由此開始,而由於曹騰之孫曹操刻意的經營,漢室皇權也走到了最後一步,這其間是有著很微妙的因緣關係。 曹操的父親曹嵩,早年的生活均不詳,祗知道他過繼給同鄉的大宦官曹騰為養子。晉朝時的野史《曹瞞傳》(曹操小名曹阿瞞,又名吉利)記載說,曹嵩為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曹操和惇為堂兄弟。至於曹操的生母丁氏,出身及生卒情形均不詳。 從史料中,我們知道曹嵩非常的有錢,這些錢財到底是曹騰留給他的,或是原本夏侯家的遺產,不得而知。靈帝在位期間,為了應付日益龐大的宮廷開銷,西園的官職可以公然買賣。曹嵩便曾以金錢,買得司校尉、大司農及大鴻臚的官位。中平四年(西元一八七年),曹嵩更以一億錢,買得三公之一的太尉之職。不過據說曹嵩愛錢如命,和曹操的個性相差很大,父子之間感情不佳,並且常有衝突。 曹嵩對曹操政治性格之影響,遠不及他的宦官祖父曹騰。 曹操在日後寫的<善哉行>中,有一段描寫他早年的家庭生活:「我的過去少有幸福,出生以來,既卑微又無依無靠,沒有慈母的愛,也沒有嚴父的教誨,孤苦無援……」 以曹嵩的錢財權勢,根本不可能有這裡描寫的孤貧生活出現,所以曹操所描寫的,應屬於精神生活層次的。 北魏時期酈道元所著的《水經注》中,曾因「陰溝水」流向譙縣,而有如下的記載:譙城之南,有曹氏家族的墳墓群,曹嵩之塚也在於此。廟堂的礎石上,題有:「漢故中常侍長樂太僕特進費亭侯曹君之碑」,這塊石碑記載為桓帝延熹三年(西元一六年)所建,或許曹騰便死在這個時候。曹騰的兄弟及曹家一族也都葬在這個地方。 西元一九七四年,在安徽亳縣附近發掘了曹氏一族的墳墓,和《水經注》的記載大都吻合。 從曹氏墳墓中挖掘出的銀縷玉衣,及動物玉刻、寶鏡等陪葬品,都顯示曹氏一族很有錢。在歷代地方官名冊中,也看到他們有不少人曾擔任到太守的高官,相信這大都由於曹騰的權勢得來的。曹操日後起義時的軍資,也有不少得自於此。 「跋扈將軍」權傾朝野 根據《曹瞞傳》記載,曹操在幼年時便非常的機智而勇敢。據說小時候有一次和同鄉的小孩到小河裡游泳,碰到一條水蛇,別的孩子都趕緊逃上岸,祗有曹阿瞞一人力敵水蛇,直到水蛇力竭逃走為止。 曹操五歲時(桓帝延熹二年,西元一五九年),發生了桓帝結合宦官向當權派大將軍梁冀發動流血政變的事件,史書上並未記載曹騰是否有參與此事件,或站在什麼立場。但這次事件被牽連者多達三百多人,想必在宮廷中擁有重要地位的曹騰,是不可能置身事外的。(註:曹騰死於延熹三年,西元一六年。) 梁冀是桓帝皇后梁氏的哥哥,也是皇太后梁納的族弟,梁家因而權傾朝野。他們一共出現過七位侯爵、三位皇后、六位貴人、兩位大將軍,有三人娶皇室公主為妻,擔任過尚書、校尉、尹、將軍者多達五十七人。梁冀當時便身任大將軍,專權獨斷,有「跋扈將軍」之稱。 豫州宛縣知府吳樹,因境內梁冀黨徒為害甚烈,乃把罪證確定的數人全部處死。梁冀便請他赴大將軍府飲宴,暗中在酒裡放毒,吳樹在回府途中,死於車上。 幽州的遼東郡長侯猛,接任官令後,不肯拜見梁冀,便被梁冀套上罪名,處以腰斬。 郎中袁著上書當朝,指責梁冀違法擅權,竟被梁冀派人擒捕,處以鞭刑致死。袁著生前,曾和郝潔、胡武三人,替朝廷編集《天下名人錄》。在朝廷大臣中,獨缺梁冀,梁冀在處死袁著後,便誅殺胡武全家六十餘口;郝潔知道難逃此劫,乃自帶棺木,前往梁府,遞上謝罪書後,在門前自殺,保住了家屬的性命。 東漢安帝的嫡母耿貴人去世,梁冀向其姪兒耿承索取耿貴人生前寶物,耿承不允,梁冀便派人暗殺了耿承及其家屬數十人。 崔琦善為文,曾作<外戚箴>及<白鵠賦>諷刺梁冀,為梁冀怒而殺之。 梁冀當權二十年,連桓帝都屢受其欺壓,在忍無可忍的情勢下,長大成人的桓帝便和宦官單超、左倌等密議,暗中派遣司校尉張彪,以禁衛師團發動政變。軍隊突擊並包圍大將軍官邸,並由光祿勳袁圩進府收繳大將軍印信,梁冀及其家人當場自殺。 當時年僅五歲的曹操雖仍不甚懂事,但祖父曹騰及父親曹嵩均任朝廷重職,雖然不知道他們的立場如何,但事件前後,幼年的曹操勢必也會感到情勢的緊張,而對朝廷爭權事件,留下深刻的印象。 東漢桓帝延熹九年(西元一六六年),發生「第一次黨錮之禍」,這年曹操十二歲。 第一次黨錮之禍 豫州人張成,精通卜卦,他預知朝廷將頒大赦令(可能是張成與宦官有密切關係,預知此事,故意假裝是卜卦得知),因此要兒子趁機殺害仇人。司校尉李膺得知張成曾有預言,乃不顧欽命,照樣處死張成父子。 由於張成和宮內皇族及宦官關係密切,加上李膺和宦官早已成為死對頭,宦官乃乘機叫張成的徒弟上書控告李膺「蓄意培養太學生批評朝政,反抗欽命」。 桓帝聞訊大怒,下詔準備捉拿李膺,但詔書經過三公府(司徒、太尉、司空),竟被太尉陳蕃退回,並且表示:「張成該斬,李膺沒有錯。」 在宦官的煽動下,桓帝不顧朝廷體制,直接下令逮捕李膺,受到牽連的清流派士族,多達兩百多人,史稱「第一次黨錮之禍」。 這時候的曹操,正是最淘氣的青少年期。 任俠放蕩,博覽群籍 裴松之註《三國志》時,引用晉朝野史的《曹瞞傳》,有如下的記載: 曹操十二、三歲時,沉迷於狩獵,不管父親如何禁止,他總想盡辦法,偷偷地和三五好友奔馳在原野及森林中。 有一次在狩獵途中,被他的叔父碰到了。曹操靈機一動,立刻呻吟倒地,並且臉部抽筋,作成中風狀。叔父見了大驚,馬上向曹嵩報告。但在曹嵩趕到時,曹操根本像無事一般。 曹嵩感到奇怪,便問道:「你叔父說你中風,怎麼已經好了嗎?」 曹操回答說:「叔父一向便不喜歡我,想必是他故意造謠吧!」 從此以後,不管叔叔再如何地打小報告,曹嵩都再也不相信了。曹操因此更加的為所欲為。 宋朝的劉義慶在其名著《世說新語》中,也曾描寫曹操的少年時期生活: 少年時代的曹操,和袁紹成為死黨,兩人經常在街坊上遊蕩,扮演著遊俠的模樣。 有一次,鄰村有人家娶媳婦,他倆便趁著賓客散席時的混亂場面,溜進庭園,大喊:「有小偷呀!有小偷呀!」 辦喜事的一家人,自然都急著跑去抓小偷,連新郎也不例外,留下新娘一個人,孤單地守在洞房裡。他們兩個人便乘機溜進洞房,亮出利刃,劫走新娘。由袁紹背著新娘先逃走,曹操則一面往另一個方向跑,一面大聲喊著:「小偷在這邊,大家快追呀!」結果是新娘全家人都跟在曹操後面追,雖然追不上,但這家人對這位路過的小遊俠卻是感激不已。 新娘當然被安全送回,因為這祗是少年的惡作劇而已。 《世說新語.偽譎篇》中記載:少年時代的曹操與袁紹感情不錯,但也經常鬧翻。據說有一次袁紹派刺客向睡覺中的曹操行刺,短刀擲得太低,被驚醒的曹操,直覺判斷下一刀一定會往高處擲,所以他立刻翻身下床,果然第二刀擲得較高,仍被曹操躲過了。 曹操長得雖矮小,武藝卻相當不錯,他好奇而又大膽。據說他曾潛入大宦官張讓私宅中,想看看宦官的私生活,但被發覺了。數十人圍攻他,但少年曹操,卻機智地以聲東擊西的策略,跳上屋頂逃走了。 《世說新語》屬野史傳奇,可信度不高,但可以看出在民間傳說中曹操機智、狡滑、喜歡惡作劇的個性。 正史的《三國志》中,也記載說:「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冶行業。」 其實,表面上調皮好動的曹操,私底下卻是個很用功讀書的學生,少年時便非常喜愛兵學,他博覽諸子兵法,並自己作註解,特別對《孫子兵法》十三篇,有相當深入的研究。 後來成為魏文帝的曹丕便曾表示:「父親在生前最喜歡讀詩書及古典文學,即使在征戰時的軍營中,也經常手不釋卷。居家時更是嗜書如命,他曾說:『作學問必須在年幼時為之;年長後記憶力衰退,經常事倍功半。即使如此,仍應盡量努力多讀一點書。』」 東漢永康二年(西元一六八年),曹操十四歲,洛陽政府又發生了「第二次黨錮之禍」,犧牲性命的清流派士族,多達兩百餘人。 東漢桓帝去世的第二年,竇皇后及其父大將軍竇武擁立十三歲的劉宏即位,是為靈帝。時值國喪期間,新君尚未視事。竇武原為太傳,靈帝即位時,改任大將軍兼城門校尉(京城防衛司令),原太尉陳蕃改任太傅。 竇武、陳蕃想依照往例,在新君力量未穩定前,設法整肅宦官,但竇太后不同意,事情一直延擱下來,卻從小皇帝的口中,不小心傳給宦官王甫。王甫立刻以宮中禁衛軍發動流血政變,擊殺竇武及陳蕃,連兩年前曾被逮捕的李膺也死在獄中。 曹操後來出任議郎時,便公開主張替陳蕃平反,可見這件事對他有相當大的影響。 何顒、橋玄獨具慧眼 東漢從光武帝以來,便非常重視「氣節」與「士風」,加以用「推舉」作為主要官途,因此是一個非常重視品鑑人物的時代。一個青年人是否能引人注意,得到發跡的機會,就在於他能否得到世所公認的名人所賞識。 由於曹操放蕩不羈,《三國志》上記載:「故世人未之奇也。」也就是說一般人根本就不看好他。 但就在他十五歲的時候,有兩位非常重要的名士,對曹操提出相當令人驚異的讚譽。 南陽人何顒,是陳蕃及李膺的親密戰友。黨錮之禍以後,亡匿汝陽;黨事平反後,曾高居三公之一的司空位置,在當時是清流派非常受尊崇的人物。 何顒在第一次看到曹操,便感歎地對友人說:「漢皇室將瀕臨滅亡,能夠安定天下的,就需要像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梁國的橋玄,曾因平定羌人有功,官至太尉,他的子弟也有不少人高居朝廷重職。橋玄為人謙虛、正直,為官清廉,幾乎一直都是兩袖清風,因此在當代聲望非常崇高。 面對一個毫無知名度,卻又屬他們政敵--宦官後代,年才十五歲的青少年,橋玄居然對曹操說:「天下在不久以後將陷於紛亂,非命世之才不足以撥亂反正,此後能夠幫助老百姓有和樂安泰生活的,必是像你這種人吧!」 橋玄這個勉勵的語言,對年輕時代曹操那股憂國憂民的熱情,想必有非常重大的影響。 橋玄還以自己年邁,恐不久於人世,要求曹操日後多多照顧他的妻兒。 據說橋玄還對這位忘年之交說:「我死後,你若有機會來我墓地附近,務必要到我的墳墓倒上一杯酒,否則你一定會肚子痛的。」 東漢建安五年(西元二年)春天,四十五歲的曹操,正好駐軍於譙縣附近,他便特別親赴橋玄的故鄉睢陽,拜祭橋玄的墳墓。祭文中,曹操提及自己年輕時和橋玄的這段忘年之交,有如孔子和顏回一般,文中也說到自己在橋玄的墓上已倒上酒,應該不會再肚痛了。 三十年前的舊事一如昨日,橋玄對曹操一生之影響由此可見。 「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 這麼一個才十五、六歲的「無名小子」,為什麼會被聲望崇高的社會名人如此期待呢?他們到底是看上曹操哪一點?為什麼他們會認為曹操是未來平定亂世的奇才呢? 汝南人許邵,是當時有名的專業人物鑑定家,他和堂兄許靖,每逢初一,都在鄉里替專程前來拜訪的人作人物品定。由於許邵的名氣非常高,有不少人不遠千里前來請求他品論,這便是當時非常有名的「月旦評」。 東漢末年,宦官及清流派士族早成了死敵,身為宦官養子後代的曹操,想要打入清流派的圈子裡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他更需要有名人為他作「人物品定」。雖然何顒、橋玄等已公然給他高度的肯定,但一向缺乏安全感的曹操,仍然找上許邵,希望能得到這位「品人專家」的意見。 孫盛的《異同雜語》中,有如下的記載(《三國演義》作者羅貫中便將此記載引用在其小說中):「曹操找到許邵,許邵乃回答說『你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曹操大笑而去。」 南北朝人范曄在《後漢書.許邵傳》裡也有如下的記載:「曹操在未成名時,為了不讓自己沒沒無聞,乃要求許邵給自己作個品鑑。許邵看到曹操以後,頗為驚奇,不肯輕易作答,曹操卻一再追問,許邵不得不表示:『子是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曹操大笑而去。」 但《世說新語.識鑒篇》中,這段品鑑卻是由橋玄講的,橋玄對曹操說:「子乃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後人劉孝標在作《世說新語》中的「註解」時,表示這段記載可能是出自孫盛《異同雜語》中,許邵所講的評鑑,《世說新語》作者劉義慶作了錯誤的引用所致。 且暫不去探討哪一種記載最真確,至少在後代的書籍記錄中,有關曹操的「人物品鑑」有以下三種資料,依著書時代的先後,排列如下: 1.許邵:「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孫盛《異同雜語》。 2.許邵:「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范曄《後漢書》。 3.橋玄:「亂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賊」劉義慶《世說新語》。 這三段評鑑中,有關橋玄的記載,可能是資料混亂的錯誤,而前兩段有關許邵的記載,卻有著很微妙的關係。 從文法上來講,這兩段語言均屬對應關係的結構,第一段是治世對亂世、能臣對奸雄,第二段是清平對亂世、奸賊對英雄。從整段語意來講,孫盛記載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賊」,呈「+.+---.-」的意義,在評鑑上對曹操是較肯定的。但第二段范曄的記載「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則呈「+.----.+」的結構,對曹操來講毀譽參半。 由於范曄的記載是於孫盛之後,可以看出所以有這樣差異,在於曹操的形象正隨著時代在改變中,因此孫盛的記載應比范曄的記載更接近於真實。 此外,從這些記載中,我們也可以看出,年輕時代的曹操在個性上已顯示出很大的特色,他對時代的適應力極強,也具有高度的透視能力,這可能跟他活潑好動、又勤於讀書的個性有關。 許邵的品鑑主要便在預測,曹操不但能順應體制,有能力應付和平時期的治理工作,而且在遭逢異常的時局時,他也能拋棄傳統規範的限制,以異常的手段來應付亂局。這樣一個充滿著前瞻能力、遠視能力及應變能力,而且又擁有無限熱情及活力的年輕「政治人」,自然能受到有心人的青睞及期待了。 〔陳文德說評〕 「創業惟艱,守成不易」,制度的建立固然不輕鬆,制度的維護及執行則更為困難。一個優秀的守成者,往往比成功的創業者需要更大的智慧、毅力及勇氣。任何一位組織的經營者都知道制度的重要性,也都大聲呼籲維護制度的尊嚴,但諷刺的是,領先第一個破壞制度,造成混亂局勢的始作俑者,通常也都是經營者自己。 由於制度大多著眼於「長治久安」的設計,因此偏向中長程規劃,對於每天都在作決策的經營者,的確常會有很多的不便,因此一些缺乏遠見沒耐心的經營者,常會自我原諒地藉口權宜之計,在人事上作破格擢用,或凍結原制度的精神,隨便制定臨時性法令,以代替具有長遠規劃的制度。他們經常宣稱,祗要一切恢復正常,便可立即回歸原有的制度。但正如亞當、夏娃不可能重返伊甸園一樣,被傷害的制度絕不可能恢復原有的動能。不管這被破格任用的人有多能幹、不管這臨時性的措施有多大功效,我們都可以確定地說:當制度被破壞時,組織長遠的穩定性,也勢必遭到致命的損傷,禍亂的根源通常也從這裡開始! 當然,我們也不應認為經營者都要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來維護制度,祗是任何制度能真正發揮功效是需要長期努力的,因此經營者實在有責任,非到「生死關頭」,絕不輕易求權宜之應變。就如同一位負責的醫師,除非事關病患存活關鍵,絕不隨便下猛藥。因為猛藥固可救命於一時,但它對病人身體的健康也絕對有嚴重的副作用。 為了應付緊急情況,任何制度也都設計有權宜應變措施,可惜的是經營者常不會嚴謹地去遵循這些規定。或許為了顯示自己的權威,或許缺乏耐心去斤斤計較「白紙黑字」的規定,經營者通常祇著重於個人的方便及喜惡來作決策。通常是情況還未到緊急程度前,他們便會「未雨綢繆」地提前運用了。一個經營者是否真的優秀,往往決定於:他們是否能克制自己的情緒?是否有維護長治久安制度的決心?是否能忍耐本身的痛苦及不方便,力求維持組織體系地正常運行,而不輕易憑自己的感受去做改變? 在前面,我們看到的是東漢皇帝重用外戚、重用宦官、重用權臣,釀成漢末政治的混亂情勢。其實我們可以確信,在剛開始之際,皇太后所拔擢的外戚,皇帝所委任的宦官,絕不全是貪圖權慾的惡徒,其中必定有不少是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為了力求政治情勢的穩定,或許為了進行某一層次的政治改革,經營者於是違反制度,破格任用,或加重了他們的權力。 為了達成拔擢任用的目的,經營者常為此設計某種權宜措施,如此一來,不但擾亂體系長期運行制度下的資源分配的均衡,更造成另一股反對或反彈力量的興起,彼此在幕前幕後展開抗爭,慢慢地演化成長期的尖銳鬥爭,也因而造成情勢的混亂及惡化。 經營者的工作在本質上便是痛苦的、寂寞的,企圖心太旺盛的經營者,由於缺乏耐心,急著向大家表示他所遭受的壓力,通常便成了第一個忍不住要破壞制度、進而造成混亂的「破壞者」。「病急亂投醫,久病亂用藥」,雖是人之常情,但對一位言行足以影響整個組織成敗、甚至存亡的最高經營者,卻有責任忍受自己的痛苦及壓力,不應隨意藉助猛藥。
[ 返回上一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