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指導力(下)》精彩內容

大指導力

　　富弼「兩國和好，得到好處的是君主，當大臣的什麼也得不到；如果打仗，得到好處的是大臣，主君只坐蒙其禍。北朝諸臣爭著勸主君出兵，都是為自己，不是為國家利益考慮的。」－－富弼

〔簡介〕富弼字彥國，河南（河南洛陽）人。考中茂才異等科，官做到丞相，被封為司徒（三公之一）。死後配享神宗廟庭，謚號文忠。

　　富弼第一次參加進士考試，穆伯長（穆修，字伯長）對他說：「進士施展不了你的才能，應當以大科（由皇帝決定舉行的特別考試）揚名於世。」

　　富弼落第後返鄉，范仲淹派人追他回朝，並說：「天子有旨以大科取士，你趕快回去。」

　　富弼返回京師，見到范仲淹，推辭說自己沒有學過大科考試的那些學問，范仲淹說：「我已同其他人共同推薦你了，我們為你專設一間屋子，裡頭所藏書籍都是大科文字，你就到那裡學習吧！」

　　晏元獻（晏殊）當宰相，請求范仲淹為自己的女兒挑選丈夫，范仲淹說：「你的女兒要嫁當官的人，我不敢妄加評論，如果要找能負重任的國士，沒有比富弼更合適的人了。」

　　晏殊便把女兒嫁給富弼。

　　富弼後來考中賢良方正科。（《聞見錄》）

　　仁宗郭皇后被廢黜，范仲淹上疏力爭，被貶為睦州（浙江建德）知州。

　　富弼上書說：「朝廷一舉而犯了兩個錯誤，即使不能恢復郭皇后的位置，也應該把范仲淹調回朝中，以招來忠良的言論。」（蘇內翰撰《神道碑》）

　　寶元（仁宗年號，西元一三八至一四年）初年李元昊反叛，當時富弼任鄆州（山東東平）通判（州府副長官），上疏說了八件事，並且說：「元昊派人要求割地，索取金錢，使者的隨從人員和所帶的禮物和契丹相同，而且言辭傲慢，必定是元昊的心腹謀臣自己要求出使的。朝廷應出其不意將他斬首於都門（京城城門）。」

　　又說：「夏守彬是平庸無能的人，平常就不應使用他，何況在國家艱難之時，怎麼可以讓他當樞密使呢？」

　　議論此事的人認為富弼有宰相的器識。（蘇內翰撰《神道碑》）

　　富弼在諫院任職。康定元年（西元一四年）正月初一發生日食，富弼請求停止宴會，撤去音樂；就是外國使臣住在館驛的，也只賞賜飲食，不舉行別的活動。

　　執政大臣不同意這樣做。

　　富弼說：「萬一他們的國君罷宴撤樂，而我們卻沒這樣做，豈不感到羞慚？」

　　後來使臣回國，說敵虜果然在日食那天罷宴。仁宗感到很後悔。（蘇內翰撰《神道碑》）

　　李元昊進攻郵（陝西富縣）、延（陝西延安）二州，延州百姓二十人跑到京城告急，天子召見詢問，得知諸將失敗傷亡情況。

　　執政很討厭這件事，下令邊遠地區禁止百姓擅自來京城告狀。

　　富弼說：「這不是陛下的本意，是宰相恐怕天子知道四方失敗的情況。百姓有急事不得上訴朝廷，便會西投元昊、北降契丹。」（蘇內翰撰《神道碑》）

　　夏守彬任陝西都總管（臨時委任的大軍區統帥），朝廷又任命宦官王守忠為都鈐轄（比都總管稍低一級的統兵官）。

　　富弼說：「任命夏守彬領兵已被天下人恥笑，又讓王守忠為鈐轄，這和唐朝宦官監軍沒有什麼差別。」

　　天子便下詔罷免王守忠的鈐轄之職。（蘇內翰撰《神道碑》）

　　朝廷自對西夏用兵以來，官吏、百姓上書者甚多，但都未被採納。

　　富弼說：「知制誥本是中書（宰相辦公處）所屬官員，可以選派一人在中書設立辦事機構，如果官吏、百姓的意見可用，就要採納。但宰相不想多事，想把天下的是非歸到別人身上去。」

　　富弼又引用宋朝立國初年的舊例，請求宰相兼任樞密使。

　　仁宗說：「軍事、行政事務應當都交給中書，樞密使不是古來就有的官職，不過既然設了這個官職，也不能馬上撤銷。」

　　便下詔讓中書商議樞密院的事。

　　宰相推辭說：「如果讓宰相兼領樞密院的事，恐怕樞密院說我奪權。」

　　富弼說：「這是宰相想躲避責任，不是害怕樞密院說他奪權。」

　　適逢西夏首領來降，朝廷僅僅安排一個掛名官職，派任到荊湖（湖北、湖南一帶）安插。

　　富弼上書說：「這兩個人為了降宋，他們的家人已經被殺了，應當給予厚賞，以鼓勵日後來降的人。」

　　天子把他的奏疏送給中書。富弼見到宰相，又談起這件事，宰相卻不知道這件事。

　　富弼歎息說：「這難道是件小事嗎？宰相為什麼不知道呢？」

　　於是又上書論述此事，天子終於採納他的意見，讓宰相兼任樞密使。（蘇內翰撰《神道碑》）

　　劉從愿之妻遂國夫人，是王蒙正的女兒，寶元年間因出入宮廷，有人說她受到天子的寵幸，許多人都風聞此事。遂國夫人因此獲罪，被撤銷封號，不准再進宮，隔一段時間才又允許出入宮中。

　　張安道任諫官時上疏議論此事，天子壓下諫疏未作回答。當時富弼任知制誥（掌起草制、誥、詔、令等），天子下令恢復遂國夫人的稱號，他退還天子命令，拒不起草詔書，此事便不了了之。

　　唐代只有給事中（掌封駁政令之失當者）有權退回詔書，中書舍人（掌起草詔令，但不任實職，由知制誥草擬詔令）退還天子命令，是從富弼開始的。張安道見了呂申公（呂公著封申國公），申公認為富弼此舉與成例不合，非常不高興。兩人意見不一致，這類事情很多。（《龍川志》）

　　契丹自後晉以來占據幽薊（北京、天津一帶）之地，北方邊境時有驚擾，一年也沒安寧過，這樣過了六十九年。景德元年（西元一四年）契丹起傾國之兵攻宋，真宗採納寇準的建議，御駕親征，終於在擅淵訂立盟約，從此兩國恢復和好，邊境安定了三十九年。

　　後來西夏李元昊叛宋，雙方戰爭持久不決，契丹的大臣有貪心而好大喜功者，他們認為宋朝膽怯害怕戰爭，便慫恿契丹國王寫信威脅宋室，想要重新取得後晉高祖石敬塘割給契丹的關南十縣之地。

　　慶歷三年（西元一四三年）契丹集結重兵在邊境上，並派大臣蕭英、劉六符到宋朝行聘禮；仁宗命令宰相挑選報聘的人，當時虜國（指契丹）人心叵測，群臣都不敢接受這一任務，宰相知道富弼名氣很大，便派他接待契丹使臣。

　　蕭英等進入宋境，天子派使臣慰勞，蕭英說自己腿有毛病，不肯拜謝。

　　富弼說：「我曾出使北方，有病臥在車中，聽到你國君王的命令，便起身拜謝，現在我朝天子派來使臣，你為什麼不起來拜謝呢？」

　　蕭英吃了一驚，趕緊起身拜謝。富弼胸懷坦蕩地與之交談，不因為蕭英是夷狄之人而看不起他。

　　蕭英走後，他的左右人等告訴富弼契丹國王的打算，並且說：「可以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找別的事搪塞過去。」

　　富弼把這一情況上奏給朝廷。

　　天子命中丞（御史中丞，為御史臺長官）賈昌朝去陪伴契丹使臣，不許割地而允許增加歲幣，並命令富弼為報聘使，前去拜見契丹國王。

　　契丹國王說：「南朝（指宋朝）違背協議，在雁門關（山西雁門關）修築要塞，在池塘放水，加固城池，訓練民兵，用意何在？群臣請求舉兵南伐，寡人認為不如派人要求宋朝割地。宋朝如果不給，寡人再出兵也不晚。」

　　富弼說：「北朝（指契丹）忘記章聖（真宗）的恩德了，擅淵（河南濮陽）一役，我邦如果聽從諸將的建議，北兵一個也逃脫不了。況且北朝與中國和好，得到好處的是主君，當大臣的什麼也得不到；如果打仗，得好處的是大臣，主君只坐蒙其禍，因此北朝諸臣爭著勸主君出兵，都是為自己考慮，不是為國家利益考慮的。」

　　契丹國君說：「這是什麼道理呢？」

　　富弼說：「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方，晉末帝石重貴神志昏亂，人神共棄。當時中國版圖狹小，上下叛離，所以契丹能滅掉晉朝，雖然虜掠不少金銀財寶，結果都被大臣瓜分；至於士兵、馬匹死掉大半，到頭來又是誰遭到損失呢？如今中國版圖萬里，精兵百萬，法令嚴明，上下一心。北朝就是出兵，能保證一定打勝嗎？」

　　契丹國君說：「不能。」

　　富弼接著說：「就是能夠打勝，傷亡的士兵、馬匹，是大臣的損失呢，還是國君的損失？如果兩國通好不絕，宋朝給貴國的歲幣，都歸國君所有。大臣能夠得到的，每年不過是一兩個使臣而已，其他大臣還能得到什麼好處呢？」

　　契丹國君悟出道理，表示同意。

　　富弼又說：

　　「宋朝在雁門關修築要塞，是為了防備元昊；池塘放水始於何承矩，這事在兩國和好之前；地勢低窪，積水很多，不得不增高城壘；至於訓練民兵，不過是早就有的事，這次不過是補充缺少的名額，不是故意違背條約。晉朝割盧龍（河北盧龍一帶）一帶地方以賄賂契丹，周世宗柴榮北伐契丹，奪回關南（河北白洋淀以東、大清河流域以南至河間縣一帶）之地，這都是前朝的事了。

　　「宋朝建國已九十年，如果始終想得到前朝的舊地，這對北朝有什麼好處呢？我朝皇帝命我出使貴國時說：『朕為祖宗守護國家，不敢拿土地隨便給人。北朝想要的不過是租稅而已，朕不忍心因為土地的緣故，使兩國百姓死於戰爭，因此才不惜降低身份增加歲幣以代替賦稅；如果北朝一定要得到土地，是存心破壞盟約，索要土地只是藉口而已，朕還能單獨躲避戰爭嗎？擅淵之盟，天地鬼神都看到了，如今北朝首開戰端，錯誤不在朕身上，天地鬼神豈能欺騙嗎？』」

　　契丹國君大受感動，轉而向宋朝求婚。

　　富弼說：「婚姻容易產生矛盾，人的壽命長短不可預料，不如歲幣長久堅固。我朝長公主（天子的姊妹）出嫁，陪嫁錢財不過十萬緡，哪裡比得上年年都有歲幣這筆收入呢？」

　　契丹國君說：「你先回去吧！再次來時我當從割地、求婚兩項中挑選一項，你把兩朝和好的誓書也帶來。」

　　富弼回朝覆命，再次到契丹報聘時，隨身拿著國書，還有執政大臣口傳之語。

　　行至樂壽（河北獻縣）時，富弼對副使說：「我身為使臣而不見國書，萬一國書和執政口頭交代的不一致，事情就不好辦了。」

　　打開國書一看，果然與口頭交代的不一致，於是返回京師，晡時（即申時，下午三點到五點）入見執政，晚上住在學士院，當天晚上更換國書，又出發北行。

　　到了契丹，虜國不再求婚，單獨要求增加歲幣，並說：「南朝給我朝的國書應當說獻歲幣，或者說納歲幣。」

　　富弼堅持不同意。

　　契丹國君說：「南朝既然害怕我朝，還吝惜獻、納兩個字眼嗎？如果我提兵南下，你朝不後悔嗎？」

　　富弼說：「本朝天子愛惜南北兩朝百姓，不忍使他們遭受戰禍之苦，因此才忍讓增加歲幣，怎能說害怕北朝呢？如果要打仗，南北雙方旗鼓相當，應以誰有理來決定勝負，我當使臣的憂慮什麼呢？」

　　契丹國君說：「你不要固執己見。」

　　富弼說：「自古只有唐高祖李淵向突借兵，因而向他稱臣，當時是否稱獻納已無從查考。後來頡利（突厄首領）被唐太宗擒獲，哪裡還有獻納這一說法呢？」

　　富弼的聲色俱厲，契丹國君知道不能使他屈服，便說：「我再派人商議此事吧！」

　　於是留下宋朝增加歲幣的誓書，並派耶律仁先、劉六符拿著契丹國的誓書到宋朝，要求增加歲幣時稱為獻納。

　　富弼上奏說：「為臣拚死拒絕他們的要求，虜國的氣勢已受挫。請不要答應他們，他們已沒別的辦法了。」

　　天子接受他的意見，增加歲幣二十萬緡，契丹即不再生事。

　　契丹君臣至今還背誦富弼的話，遵守和約，不忍心敗盟，這是因為他們知道和平比打仗對他們的國家更有利。（《神道碑》）

　　富弼再次出使契丹，因為國書和口頭交代的話不一致，返回京城上奏說：「政府故意這樣做，是想置臣於死地。臣死不足惜，但國家的大事耽誤了怎麼辦？」

　　呂夷簡爭論說：「恐怕是國書誤寫了，改過來就行了。」

　　富弼認為事情並不如此簡單，越發爭辯不已。仁宗問樞密使晏殊對這事有何看法？

　　晏殊說：「夷簡決不會這樣做，恐怕是弄錯了。」

　　富弼大怒說：「晏殊也是奸邪之人，附和呂夷簡來欺騙陛下。」

　　富弼是晏殊的女婿，在此事上頭可以看出他的忠直之情。（《聞見錄》）

　　富弼力爭不要稱獻納二字，等他從契丹還朝，晏殊卻已把給契丹的歲幣稱作納了。（《溫公日錄》）

　　富弼檢查京城刑獄時，有人為了出家當和尚而製造假度牒，後來查出是開封府的小官吏幹的，開封府抓走其他的人，卻放過這個小官吏。

　　富弼報告執政大臣，請求逮捕那名官吏。

　　執政指著自己的座位說：「你馬上就要坐上這個位置了，用不著如此追求高名。」

　　富弼一本正經地說：「必須逮捕這名小官吏，事情才能結束。」

　　執政大臣非常不高興，故意推薦富弼出使契丹，打算找個藉口治他的罪。歐陽修上書引用顏魯公（顏真卿，唐朝人）出使李希烈被殺害的事例，請求不要派富弼去契丹。仁宗沒有回答。

　　富弼出使歸來，被任命為吏部郎中（吏部所屬官員）、樞密直學士（皇帝侍從，備顧問應對），都辭而不受。

　　他剛接到出使契丹的命令時，自己的女兒死了，第二次接到出使契丹的命令時，兒子剛剛出生，他都沒加過問就走了；出使途中得到家信，他也沒有拆開便燒掉。

　　他說：「看了信只會增加精神負擔。」

　　不久，富弼陞為翰林學士（翰林學士院長官，掌起草制、誥、詔、令），他在仁宗面前竭力推辭道：「增加歲幣不是臣的本意，當時因為朝廷正討伐元昊，沒有時間與契丹較量。因此為臣不敢以死相爭。」（《神道碑》）

　　熙寧年間（神宗年號，西元一六八至一七七年），富弼被免除了宰相職務，出鎮亳州（安徽亳縣）。他深居簡出，療養疾病，很少出來辦公。幕僚們有事需要稟報的，常作成書面報告，富弼在狀末批意見，一一都合乎事理。遇到幕僚們沒法解決的疑難，互相約好求見富弼，富弼一兩句話就處理完了，然後慢慢指示其他事情。

　　幕僚們感到疑慮不好解決的問題，都得到解決，他們都認為富弼的才能誰也趕不上。他早年出使強虜，三言兩語便挫敗契丹的狂謀，使他們尊敬宋朝。後來富弼執掌朝政，處理天下事時都從容不迫，更何況一郡之事呢？（《澠水燕談》）

　　王拱辰對仁宗說：「富弼有什麼功勞？不過是增添金帛之數厚賂夷狄，使中國吃虧罷了。」

　　仁宗說：「你說的不對，朕所愛惜的是土地和人民，絕不吝惜財物。」

　　王拱辰說：「財物不是出自老百姓嗎？」

　　仁宗說：「國家經費不是一天可以積聚起來的，每年出一點賞賜夷狄，百姓不至於大困。如果興兵打仗，一次要拿很多錢，不如現在慢慢出錢。」

　　王拱辰說：「犬戎貪得無厭，好窺伺中國的弱點。陛下只有一個女兒，萬一他們要求和親，那該怎麼辦呢？」

　　仁宗動情地說：「只要對國家有利，朕又何敢愛惜一個女兒！」

　　王拱辰語塞，只得說：「臣不知陛下如此犧牲自己，愛惜百姓，真是堯舜之主啊！」

　　於是假意灑淚哭泣，再拜而去。（《筆錄》）

　　慶歷三年（西元一四三年）三月，朝廷任命富弼為樞密副使，富弼竭力推辭；到了七月，朝廷又重申前命。

　　富弼說：「契丹已與我朝和好，議論此事的人便認為萬事大吉，因而放鬆邊境的戒備。契丹萬一破壞盟約，臣即使一死也有罪過。不單是臣不敢接受此職，也請陛下想想夷狄欺侮中原的恥辱，臥薪嘗膽，不忘修明政治。」

　　說著，他將委任狀放在仁宗面前。

　　隔了一個月，朝廷再次委任富弼為樞密副使的命令下達時，李元昊的使臣告辭還朝，仁宗等富弼接受了任命才肯上朝，並派宰相章得象曉諭富弼說：「這是陛下的特別任命，不是因為你出使契丹才任命你的。」

　　富弼不得已，才接受任命。

　　當時晏殊任宰相，范仲淹任參政（副宰相），杜衍任樞密使，韓琦、富弼任樞密副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任諫官，都是眾望所歸的人，石介曾作詩讚美此事。

　　富弼既以天下為己任，仁宗也把重責大任託付富弼與范仲淹，連下好幾次手詔督促他們條陳國事，又打開天章閣，賜富弼等坐，給予筆墨紙張，要他們寫下國家大計。仁宗數派宦官前去督促，又命范仲淹和富弼主持與西夏和契丹的交涉。

　　富弼與范仲淹各上陳當時亟需辦的事十餘條，自己又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致內容是進賢、退不肖、抑止倖進、除去過去的弊病以做為邊政的根本。他又想更換諸路監司（轉運使司、提點刑獄司、提舉常平司等，有監察各州官吏之責，總稱監司）中的不稱職者，使淘汰所部無能的官吏。於是，那些奸邪小人對富弼便開始不滿意。（《神道碑》）

　　李元昊派人送來書信，稱男而不稱臣。富弼認為李元昊向契丹稱臣而不對宋稱臣，契丹便無敵於天下，不能答應。天子便斥退使臣，李元昊只好向宋稱臣。

　　七月，契丹派人告訴宋朝，要出兵攻打李元昊；十二月，宋朝下詔策立李元昊為夏國國主，本要派出使臣又按住不發，為的是等待契丹來使。

　　富弼說：「如果契丹使臣未到，元昊便接受我朝的冊封，則恩自我出；如果契丹使臣到了，元昊便感激契丹，應該讓使臣出發。

　　仁宗接受這一意見。（《神道碑》）

　　當初石介寫詩稱讚富弼等人而詆譭夏竦，夏竦非常生氣。後來石介又寫信給富弼，勉勵他要像伊尹、周公那樣良相佐國，夏竦即教奴婢摹仿石介的字，改伊尹、周公為伊尹、霍光（漢朝大臣），又偽造石介替富弼撰寫的廢天子另立新君的詔書。

　　風言風語傳到仁宗耳朵裡，仁宗雖不相信，但富弼恐懼不安，遂藉著保州（河北保定）盜賊被平定的機會，請求出朝慰勞安撫河北百姓。等他回朝來到京城城門，尚未見到仁宗，朝廷又讓他去作鄆州（山東東平）知州，再從鄆州移至青州（山東益都）。

　　後來河朔（泛指黃河以北）發生水災，流民逃到京東路（山東、河南、江蘇交界處），富弼選擇轄下獲得豐收的三個州，勸百姓捐獻糧食，共得十五萬斛，再從官府倉庫中撥出一些，就在原地貯存，等候發放賑災；又從私人和官府手中騰出房屋十餘萬間，容納難民居住，以便獲得接濟。官吏擁有舊資歷等待空缺的，富弼都先給予俸祿，命他們到流民聚居地區，先挑選老弱病殘者施以救濟；山林河泊出產的東西，能夠維生的，都聽憑流民取用，主人不得禁止。那些為流民出力最多的官吏，他都一一記下功勞，呈報給上級，以便來日按功勞受賞。

　　富弼又每隔五日派人帶著酒肉米飯去慰勞流民，出於一片至誠，人人爭著流汗盡力。流民有死亡的，便以大塚安葬，取名作叢塚，富弼並親自寫祭文悼念。

　　次年糧食豐收，流民按道路遠近發給糧食回歸故土。富弼此舉共救活五十萬人；招募為兵的，共得萬餘人。（《神道碑》）

　　邵伯溫說：「富弼出使契丹功勞甚大，但他從不居功自傲；後來他任青州知州時，救活飢民四十餘萬人，卻曾自言自語說：『唐代郭子儀任中書令時，曾經二十四次主持官吏的考績，我的功勞已經超過他了。』」

　　至和二年（仁宗年號，西元一五五年），富弼被任命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集賢殿大學士（集賢殿長官，掌刊輯經籍），與文彥博同時任命。

　　命令宣佈之日，士大夫都在朝中慶賀。

　　仁宗打聽到這一情況，對侍臣歐陽修說：「古代天子為求賢相，有的還向夢境占卜求得靈感，今日朕任命兩個宰相，都是人心所向，豈不是比做夢占卜要好嗎？」

　　歐陽修叩頭稱賀。（《神道碑》）

　　富弼任宰相時，打算從學校中選拔人才，於是命令侍從的儒臣制定辦法，凡太學（最高學府）學生熟悉經籍而又品行高尚的，由右學升入左學、再由左學升入上舍（成績最好的班級）；年底挑選上舍中最熟悉經義而且品行最好的，於考中進士後授給官職。

　　正要簽發文件時，翰林學士歐陽修、舍人（即中書舍人，只拿俸祿，沒有實際職掌）劉原父（劉敞，字原父）提出異議：「如果這樣做，嫻於經籍的人還未升入左學，精於詞賦的人早已考中高科了。」

　　這件事終於沒有實行。（《家塾記》）

　　至和年間，富弼當權。他定下一條規矩：凡是三十年前參加過進士考試的，朝廷將給他一些恩惠。因為他和河南進士段希元、魏升平同在一屋參加考試，交情很好。但他當上宰相，不想私自提拔他們，因此才為天下人立下這樣的規矩，至今仍然沿用著。（《聞見錄》）

　　富弼任宰相時，嚴格遵守法令和朝廷舊例，凡事以會議定奪，不妄加自己的意思，因此百官任職，天下無事。

　　當時百姓窮困疲憊，稅役不均，富弼派人分道察看，裁減賦稅，減輕百姓的負擔。他又開放茶禁，便利商賈往來，減少不少刑獄。這些措施天下均以為便利。（《碑》）

　　富弼與韓琦同在中書。富弼母親年事已高，一天，兩人談天，富弼說按照過去慣例，即使死了父母，仍有奪情起復，照常處理政務的，韓琦說這樣做不是好現象。

不久，富弼因母親過世去職，朝廷多次下詔催他回朝，他三次上書推辭，貼黃（宋代奏疏用白紙，意所未盡，需要補充時，用黃紙寫成附在後面）上說：「這件事臣在中書時已經和韓琦談過，現在決不能回朝。」

　　韓琦歎息說：「我只是說實話而已，不料卻得罪他。」

　　從此兩人多少有些隔閡。（《龍川志》）

　　英宗因病不能視朝，大臣群請光獻皇后（仁宗曹皇后）垂簾聽政，她竭力推辭不果，只好勉為其難。

　　英宗康復後，光獻皇后已下詔讓天子復位，魏國公韓琦上奏說：「御史臺、諫院建議請太后早日還政。」

　　太后聽到後馬上起身，韓琦下令儀鸞司（掌供應皇帝祭祀、朝會、宴享和內廷需用的帷帳和有關陳設之物）撤簾，太后尚未轉過御屏，還能看見她的衣服。當時富弼任樞密使，他責怪韓琦不通報撤簾之事，說了「魏公欲置富弼於滅族之地」的話。

　　歐陽修任參政，首先提出追尊濮王（濮王趙允讓是英宗生父，歐陽修認為自古無稱生父為伯之理，中書奏請稱皇考，被曹太后詰責）的建議。

　　富弼說：「歐陽修讀書很多，知道禮法。但這個舉動卻忘記仁宗（仁宗子皆早亡，英宗過繼給仁宗，應稱仁宗為父，不當稱允讓為父），連累英宗，又欺騙韓琦。」

　　便請求辭去執政大臣之職，按慣例，執政辭職是要降官的。

　　富弼上疏言辭甚為激烈，過了三天，英宗仍未答覆。他便跑去面見英宗說：「先帝之所以立陛下為嗣，是皇太后的功勞。現在皇太后對我、胡宿和吳奎等說，沒有丈夫的婦人，連說話的地方也沒有了。她底下還有一些讓人不忍聽的話，為臣感到十分痛心，這難道是先帝對陛下的期望嗎？」

　　說著又拿起朝笏指著御床說：「若非陛下有孝順之德，誰可以睡這張床呢！」

　　英宗恭敬地說：「朕不敢對太后不孝。」

　　富弼仍堅決要求解職，天子只得讓他出判（高職低任叫判）河陽（河南孟縣），從此便與韓琦、歐陽修斷了來往。後來富弼退休居住洛陽，每年過生日時，韓琦不管道路有多遠，必定派人拿著書信慰問，態度非常恭謹。富弼只對來人回答說既老且病，從不回信，但韓琦仍然每年都送禮來，直到死後才停止往來。

　　韓琦、歐陽修兩位賢臣死時，富弼都沒去祭弔。有的史書說，富弼是因為沒有參預策立英宗的事，才與韓琦絕交，乃至因此不通祭弔。這種說法不對。

　　一天，英宗因為富弼呈遞任免官員的名單而大發脾氣，聲音充滿殿宇，並把任免名單到床下。

　　富弼從容地拿著朝笏，將任免名單拾起來，又呈遞上去，並且說：

　　「天子也有發怒的時候，他可以出動眾多軍隊討伐四夷，也可以把斧、鉞（都是兵器）擺在殿上誅殺大臣。今日陛下發怒不是因為任免官員的平常小事，必然是因為臣等犯下重大的罪過，為什麼不殺掉我以謝天下呢？」

　　英宗一聽，臉色馬上緩和下來，說話也變得溫和。富弼又稟奏很長時間，話才說完。（晁以道《富公奏議序》）

　　一天英宗升殿時，韓琦呈上一列名單，上面是幾名宦官，因策立英宗有功，應當陞官。

　　富弼說：「先帝（指仁宗）把國家交給了陛下，這些宦官有什麼功勞可說？」

　　韓琦臉上露出慚愧的神色。

　　後來韓琦統率軍隊駐紮在長安（陝西西安）時，對范堯夫（范純仁，字堯夫）說：「我韓琦就是害怕富公呀！」（《邵氏後錄》）

　　富弼懇切請求辭去執政之職，奏章上了二十次，天子才任命他為使相（親王、樞密使、中書令、同平章事等都稱使相，使相不預政事）出判河陽。

　　他又五次上疏，請求辭去使相之職，並說：「真宗以前，不輕易封人為使相，仁宗即位初年，執政大臣自己想當使相，才開此例。仁宗一朝凡宰相罷職者，都被任命為使相，即使不稱職者也是如此。如今陛下剛剛即位，願以為臣為首例，不再濫授使相之職。」

　　真宗不聽。（《神道碑》）

　　神宗即位，富弼被召到京城，還沒見到天子。有人在神宗面前說，自然災害都是天帝預先安排好的，不是因為國家有些事情辦得不恰當，才導致自然災害的。

　　富弼聽到後歎息說：「天子所敬畏的只有天帝，如不敬畏天帝，什麼事幹不出來？這就離亡國沒有多遠。這必定是奸臣想進邪門歪道之言，誤導天子對什麼都不敬畏，使輔佐天子、掌管諫諍的大臣無法用力，這是關係著治亂的緊要關頭，我不能不趕快加以補救。」

　　於是他上書數千言，引用<洪範>（《尚書》篇名）、《春秋》及古今傳記中人情、事物的變化，說明自然災害與人事作為是息息相關的。（《神道碑》）

　　天下久旱不雨，富弼請求同天節（天子生日）不再祝壽，神宗同意，當天就下起大雨。他又上疏請求更加敬畏上天的警戒，遠離奸邪小人，接近忠良正直之人。

　　神宗親自回答說：「忠義之言令人感到親近，說理正確的文字直爽。朕將把這篇文字放在座位旁邊，並且銘記在心，更希望您不要消磨了今日的志氣。這樣，天災就不難消除，太平盛世就不難到來。」

　　富弼拜謝道：「願陛下對待群臣，不因意見不同而有喜有怒，不因喜怒不同而任意取捨。」（《碑》）

　　熙寧初年，富弼再次拜相，神宗首先問他邊疆的事。

他說：「陛下登基不久。為臣愚意認為應當推廣恩澤，施之於百姓，二十年不可談論用兵之事。如果戰端一開，上勞陛下之憂，下竭百姓之力，希望陛下不要先留意邊疆的事。萬一戎狄破壞盟約，神人共憤，那時再考慮應敵之計策。」

　　天子乃問應當先辦什麼事，富弼說：「應當大力安撫天下百姓。」

　　當時荊公（王安石）在神宗跟前已受到寵幸，他勸神宗用兵以揚威四夷，於是皇帝用王韶取熙河（甘肅臨洮）以窺視靈（寧夏靈武）、夏（陝西靖邊縣一帶）二州；派人連結高麗（朝鮮）攻打遼國（即契丹）；用章惇攻取湖北、（四川奉節）、峽（四川三臺一帶）地區的蠻夷；又用劉彝、沈起窺視交趾（越南）--劉、沈二人在富良江上製造戰艦，被交趾偵知其事，於是派出海軍攻陷廉州（廣西合浦），又攻破邕州（廣西南寧），守臣蘇緘被害，又屠戮邕州城虜掠許多百姓才退走。

　　朝廷又用郭逵、趙卓為廣南宣撫使，命令他們直搗交趾。郭逵是老將，與趙卓議論不同，結果被交趾扼住富良江，士兵不能前進，死於瘴癘者十餘萬人。

　　元豐四年（西元一八一年），宋朝兵分五路進攻靈武（寧夏靈武），西夏人掘開黃河，水淹宋軍，將士因挨凍、溺水而死者數十萬人。

　　新黨又用呂惠卿推薦的徐禧修築永樂城（陝西米脂西），被西夏人集合大軍攻破。這一消息晚上傳入宮廷，第二天神宗在早朝時當宁（路門外門屏之間叫宁，天子在此接受諸侯朝見）痛哭，宰相、執政等不敢仰頭。

　　神宗歎息說：「築永樂城的事，竟沒有一個人說這樣做不妥當。」

　　蒲宗孟說：「為臣曾經說過。」

　　神宗嚴肅地說：「你何嘗說過！朝廷內只有呂公著、朝廷外只有趙卓曾說用兵不是好事。」

　　既而又對宰相說：「從今以後不再用兵，讓朕與卿等共享太平。」

　　但神宗從此便鬱鬱不樂，最後終於不起，真是令人痛心啊！（《聞見錄》）

　　王安石任參政，商議改革理財之法，與富弼意見不合。富弼推說自己有病，請求辭職。奏章上了數十次。

神宗問：「誰可以代替卿家呢？」

富弼推薦文彥博，神宗沉默很久說：「王安石怎麼樣？」

富弼沉默不語。八月間，富弼以使相的身份出判亳州（安徽亳縣）。

　　富弼在亳州時，全國正推行青苗錢（麥收之前政府把錢貸給百姓，麥熟後歸還），富弼認為如推行此法，財富聚積到上邊，下邊會造成人心渙散。況且富民都不願貸錢，願貸錢者因為貧窮，到期也不能歸還，因此他在亳州拒絕實施青苗錢。

　　提舉常平官（推行新法的官員）趙濟彈劾富弼，說他以大臣的身份阻撓新法，神宗於是改封富弼為左僕射（宰相），改判汝州（河南臨汝）。

　　富弼上奏說：「臣不懂得新法，不能治理地方，願回洛陽養病。」

　　神宗遂准了。（《碑》）

　　富弼自亳州改判汝州，路過南京（河南商邱），張安道（張方平，字安道）當時任南京留守（宋代在東西南北四京設留守，一般情況下以知府兼任），前往求見富弼。他們坐談良久，富弼說：「了解一個人是很困難的。」

　　張安道說：「你說的是王安石吧？對他也不難了解，往年我主持科舉考試，有人推薦安石有文學才能，應該讓他來作文字工作，我姑且答應了。誰知來到以後，貢院的事他都要改變，我討厭他的為人，發一佈告把他趕走了，從此再沒和他說過話。」

　　富弼低下頭來，露出慚愧之色。富弼平素喜歡王安石，直到他得勢之後，把國家攪得一塌糊塗，才知他是奸邪小人。（《聞見錄》）

　　富弼雖然住在家裡，但朝廷每有重大事情，必定知無不言。

　　交趾反叛，神宗下詔郭逵去討伐，富弼說：「海疆之地路途遙遠，不應要求他一直向前挺進。請陛下下詔，讓他選擇有利時機前進，以保全軍隊。」

　　契丹來爭河南（甘肅西南黃河以南一帶）地界，神宗親下手詔詢問富弼的意見。

　　富弼說：「熙河路（治所在今甘肅臨洮）一帶不必防守，但河東（泛指山西）地界一定要寸土不讓。」（《神道碑》）

　　已故參政王堯臣之子王同老上書說：「至和三年（西元一五六年）仁宗有病，同老的父親與文彥博、劉沆、富弼共同商議，請天子立皇嗣。適逢次日富弼身體不好，這事便緩了下來，外邊人不知道。」

　　同老把他父親堯臣所起草的詔書底稿呈報給神宗，神宗又詢問文彥博，彥博所說與同老所說符合。

　　神宗讚許富弼等有這麼大的功勞，卻始終不說，下詔封富弼為司徒（三公之一）。（《神道碑》）

　　富弼任宰相，出判河陽，最後告老還鄉。這中間曾先後上了三次奏章，都說天子沒有別的職責，只是分辨君子、小人，該用的用，該貶的貶，這才是天子的職責。

　　君子與小人相處在一起，必然會產生矛盾，君子失敗，便潔身而退；小人失敗，會結幫拉派，煽動是非，千方百計，必得勝利而後已。小人得勢，必然荼毒善良之人，無惡不作，要想天下不亂，那是不可能的。（《神道碑》）

　　元豐六年（西元一八三年），富弼生病。他上書說了八件事，主要是論述君子小人的任用，是關係國家治亂的根本大事。

　　神宗對宰相說：「富弼有奏章。」

　　章惇說：「他奏章中說的什麼事？」

　　神宗說：「他說朕身邊小人太多。」

　　章惇說：「陛下讓他分析一下，誰是小人？」

　　神宗說：「富弼是三朝老臣，怎能讓他分析這事？」

　　左丞（中書屬官）王安禮在旁插嘴說：「富弼說的很對。」

　　罷朝之後，章惇責怪王安禮說：「左丞之言說得不恰當啊！」

王安禮回說：「我們這些人今天說『誠如上諭』，明天又說『聖學非臣所及』，這還不算小人嗎？」

　　章惇無話可說。

　　這年五月，有一顆大星殞落在富弼所住的還政堂下，空中有士兵、戰馬奔馳的聲音，富弼登上天光臺燒香再拜，知道自己壽命不長了。（《聞見錄》）

　　富弼退休後，在家中專門研究佛門和老子學說，他過去的老部下呂大臨（字與叔）在關於富弼的奏記中說：

　　「我聽人說過，古代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或太師、太傅、太保）沒有具體的職掌，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擔任，在朝中可以坐而論道，在外可以教育鄉村百姓提昇教化。古代大人物擔任這個職務的，必定用這個道理使百姓覺悟，以完成自己的志願，哪裡會因為爵位高低、體力盛衰而有所變化呢？

　　「現在的人大道理還不清楚，人人爭著學邪說異端，不陷於莊子學派，就陷於佛教學說，懷疑儒家聖人的道理不詳盡，輕視禮義廉恥不值得學習，致使許多人不明白做人的道理，萬事萬物都委靡不振。這正是老成持重的大人物惻隱百姓的時候，應該以振興道統自任，挽救人們從壞習俗中擺脫出來，這一點對於富公來說，當然不是困難的事。如果富公從此鬆懈意志，只求自己能長時間避開塵世的喧囂，生活在像世外桃源的山谷之中獨善其身，這哪裡是眾多百姓對他的希望呢？」（《呂集》）

　　按照慣例，宰相以使相的身份退休的，朝廷都發給全部俸祿。富弼以司徒、使相的身份退休居住洛陽，除了三公應得的俸祿一百二十千緡外，其他的錢都不收受。

　　他清心寡欲，學習道學，獨自一人住在「還政堂」中，每天清早打開中門瞻仰家廟（祖宗牌位），待妻子像賓客一樣，子孫衣服穿戴不整齊的不予接見（《麈史》說：「富鄭公治家嚴整，家中子女僕人都不得互相往來，閨房中更為嚴肅。」），平常杜門謝客，不和外人往來。

　　文潞公（文彥博）任西京（河南洛陽）留守時，常和富弼來往。富弼平常就喜歡文彥博，他們二人同為一殿之臣時，常去拜見文彥博的母親，要她勸說兒子急流勇退。

　　富弼死後，他的兒子富紹廷（字德先）頗能遵守家法，和兩位姊夫、外甥住在一個院子裡，平日起居仍保持富弼生前的規矩，一點也沒有改變，頗受鄰里的稱讚。

　　建中靖國（徽宗年號，西元一一一年）初年，富紹廷被提拔為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官，他推辭說：「熙寧年間變法之初，先父因為不肯推行青苗法而得罪，為臣也不敢當這個官。」

徽宗越發地嘉勉，授他為祠部員外郎（掌祠祭、國忌、休假日期等）。崇寧（徽宗年號，西元一一二至一一六年）年間富紹廷病逝。（《聞見錄》）

　　《聞見錄》又記載說，富弼的門客李偲問富弼：「治平（英宗年號）年間授你為戶部尚書，你屢次推辭，現在封你為司徒，你只推辭一次就接受。這是為什麼呢？」

　　富弼說：「治平年間是我自己辭官，如今潞公（文彥博）都已陞官，我豈能堅決推辭，妨礙別人陞官的路呢？」

　　因為潞公與王安石（荊國公）議論國家大事不合，出判北京（河北大名），七年都沒召還。自從召回朝以後，天子對他越發信任。

　　富弼一生推薦的人很多，尤為知名的有十餘人，如王質和他的弟弟王素、余靖、張瓊、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昊之、杜杞、陳希亮等人，後來都有名於世。世人咸以為富弼有知人之明。（《神道碑》）

　　劉器之（劉安世，字器之）說：「富弼八十歲時，在書桌旁的屏風上寫下八個字：守口如瓶，防意如城（要為私心雜念築起一座城池）。」（《晁氏客語》）

　　五代時期共有八姓，十二個皇帝，四十四年（按：此說不確，五代共有十四個皇帝，五十四年）間時局如絲一樣混亂。軍閥拿人命作兒戲，他們在兩河（河北、河東）地區打仗，血腥味飄到天上。上帝討厭這些戰爭，命令我朝列祖列宗，給他們洪爐鐵錘，去制止這些骯髒戰爭。誰說老百姓離我很遠？我已聽到他們的呻吟聲，我要大喝一聲，請軍閥們住手，不要再殘殺無辜的百姓。

　　六聖（指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接受上帝的命令，前後一心維護天下的安寧，並且告誡後人：一定要遵守天帝的命令，連劓鼻、刖足的刑罰都不要有，更何況興兵打仗？我朝立國一百三十年之久，不願興兵打仗，不願重刑治人。只有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犬戎（指契丹、西夏等），自稱是天之驕子，天帝知道了此事，要取消他們的這些念頭。

　　生下來就不平凡的寇萊公（寇準封萊國公），僅用一尺長的馬鞭子，就把犬戎（指契丹）制服了；等他們馴服之後，又設法安撫他們。堂堂韓國公富弼，與寇萊公隔代相望，他兩度聘好於契丹，邊疆因此得到安寧。

　　景德元年（西元一四年），契丹與宋簽訂和好盟約。這一年富弼降生，正是應天命而生。富弼還未出世時，他的母親秦國夫人在睡夢中驚醒，看見旌旗獵獵，白鶴大雁都降落在庭院裡，這是表示上帝要赦免百姓的罪過，過了一會，富弼就出生了。

　　上帝要拯救百姓，富弼就完成上帝的意志。他北邊到過燕然山（蒙古地方的杭愛山），南邊到過黃河，億萬百姓，在富弼的關懷下，生活才得以安定。水災造成饑荒，百姓流離東去，共有五十萬人之多，靠富弼救濟維持生活。他在朝內潔身自好，如清泉灌溉自身；他在地方為官恩惠普及四方，如清泉自樹葉流到樹根。

　　他好像一條紐帶，把百官團結在一起，把一切傾斜的事物扶正，他曾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為相，如同重華（舜的名字叫重華）協助帝堯大放光明一樣。上帝知道富弼要去他那裡報到，所以才有星星殞落在他家的庭院，他死之後即使有墳有丘，富弼豈能在那裡安身？因為他是山嶽上降下的神靈，現在已經歸去，人間留不住了。

　　為臣蘇軾特地寫這篇頌文，讓崇高的山嶽知道。(蘇內翰《碑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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