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野台灣人》

導讀 ／莊永明

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絕對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相對關係，也因此，如果執政者如果不公、不正、不義，人民有反抗的權利。

1895年，台灣淪日後，對專制外來政權的「革命行動」，台灣史劃分為「武裝抗日」和「非武裝抗日」。

革命被解釋為「順乎天，應乎人的改革。」非暴力的革命，實為不可被剝奪的天賦人權。1920年代，被稱為「台灣自覺年代」，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及民主主義思潮所影響，「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終於掀開了第一頁！

「夫立憲國貴在擁護民權，人民言論集會之自由乃憲法所保障者。然觀台灣統治之現狀，則有重大之誤謬存焉。蓋總督攬立法、行政之大權，而行獨裁政治，為政者不顧台灣之歷史、風習，不恤島民之輿論，掠奪人民應有之權利、束縛公眾言論之自由、濫用官權、視百姓如奴隸……。」

這一段文字是擇自1924年1月30日廈門台灣學生大會的《宣言書》，可見彼時台灣人反帝、反日的信念和決心。

日治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胎動於日本，最初表現在留日本的台灣留學生的行動上，而後島內產生了一頁又、一頁可歌可泣的非武裝抗日史頁！

1921年1月起開始的「台灣議會期成運動」、1921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成立、1927年7月「台灣民眾黨」創黨、1930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創設，其間還有「農民組合」、「工友聯盟」等農工抗爭運動，可證台灣人對日本殖民統治政權的反抗，是前仆後繼，勇往直前的。

日本統治者明白表示：「要讓台灣脫離日本，成為自治體是絕對不可能、也是不被允許的事。」難怪民族運動功敗垂成。1930年代後，反抗殖民政權的火種雖未熄滅，但是都成了未能燎原的「星星之火」。

1945年終戰，國府政府遷台，由於國共內戰的慘敗教訓，國民黨在台實施「一黨專政」，並以「動員戡亂時期」壓制言論自由、取締民主運動，讓人箝口結舌，少數反對人士仍不畏高壓，盡知識分子本職身發表諍言，甚而企圖突破黨禁，籌組「反對黨」。投入戰後人權運動的志士，不分省籍，他們期望的是自由、民主在台灣開花結果。

《台灣放輕鬆》第三冊以20位「異議分子」為主角，彰顯他們代表「在野」的民眾反專制、反強權的奮鬥史。

1895年，台灣淪日後，30歲的清末秀才洪月樵取別號為「棄生」，不僅以「不合作」與日本殖民政府對抗，還為台灣人守土衛疆的勇敢事蹟留存紀錄。

霧峰林家的林幼春、林獻堂和清水蔡家的蔡惠如都是「資本家」、「大地主」，他們漢學素養深厚，不僅憂心殖民教育會損折損台灣傳統文化，也意識到長期受日本人的頤使，民族的前途，永無生機，他們因此義不容辭領導改革運動。戰後，林獻堂也因對國府有所微詞，不惜自我放逐日本，終老異鄉。

日治時期有「台灣的劍橋和哈佛」之稱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和「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制為「師範學校」），不僅培養不少台灣菁英，也「造就」不少抗日分子，醫學校畢業的翁俊明和蔣渭水兩個醫師，都是政治社會運動的先覺者，翁俊明後往大陸，進入國民黨體制，參加抗日，而留在島內的蔣渭水，領導同胞和日本統治者對抗，「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精神，是台灣民族運動史永恆的典範。

「國（日）語學校」（師範學校）栽培的「訓導」（老師）有林呈祿、黃旺成、蔡培火、葉清耀、王敏川、蔡式穀，他們擔任教職的時間都不長，可能與不滿殖民政府的「二元教育」政策有關。，放下教鞭後，他們都投效「非武裝抗日」的陣容。

日治時期的「白領階級」，醫師和律師是反對運動領導人物，葉清耀和蔡式穀都是為民爭公義的「辯護士」（律師）。

念過師範學校卻因「反日」而被開除學籍的、改而投效「台灣文化協會」的林秋梧，30出頭即歸天，他晚年皈依，成為是台灣「宗教改革」的革命僧。

「台灣文化協會」因左右思想之爭，另立門戶的「新文協」，領導人物的王敏川、連溫卿，雖被「定位」左派，但絕非激動的革命人物，而是溫雅的「讀冊人」。

王添火丁，是位茶商、代議士，也是報人，以「敢言」著稱，228事件，他代表處理委員會向當局提出「處理大綱」，致惹來橫禍，成了「消失的台灣菁英」之一。

同為報人的李萬居，是留法學人，終戰後接掌《台灣新生報》，後來脫離體制，另辦《公論報》，以「在野」立場，批評時政，遭受無情打壓，最後參與予籌組反對黨的活動。

國府戡亂時期的「黨禁」，為自由主義人士所不滿，外省人士雷震和殷海光為求政治改革，不僅以《自由中國》雜誌做為「發聲」反對一黨專制的機構，也聯合李萬居等台灣人共同籌組新的政黨，雖然功敗垂成，但在台灣近代民主運動史，留下可貴的一頁！

國民黨長期執政下的「強人政治」年代裡，不許有「異議分子」的存在，而以競選進入政壇，有「郭大砲」之稱的郭國基，他在擔任省議員、立法委員的問政期間，能言敢言，挑戰威權，國民黨的執政官員視為「眼中釘」。而另一個「肉中刺」的人物是魏廷朝，他是一位「反骨」的書生，因「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和「美麗島事件」，令他在獄中度渡過青春歲月，但至死無怨無悔。「美麗島事件」受難多人，以「永遠在野」的魏廷朝為代表，自有其意義。

革命是非常手段，對於手無寸鐵的在野「書生」，反專制、反奴役，說他們是「革命分子」，或許太沈重，但書中這些反抗者的反殖民統治、反戒嚴統治的捨我其誰精神，絕對是大仁大勇的「民主鬥士」。

G100103e 日本殖民政府頒予台灣富商仕紳的「紳章」，一方面是表彰他們的社會地位，其實是一種籠絡手段。

G100102e 為了和「紳章」抗衡，反對運動人士設計了「正義」勳章，頒給了從事抗日運動者，「治警事件」被告者都是得獎人。

G100101e 有「台灣人唯為一之喉舌」稱譽的台灣民報，對日治時期大眾啟蒙運動貢獻卓著。

導讀

政府與人民的關係，絕對不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相對關係，也因此，如果執政者如果不公、不正、不義，人民有反抗的權利。

1895年，台灣淪日後，對專制外來政權的「革命行動」，台灣史劃分為「武裝抗日」和「非武裝抗日」。

革命被解釋為「順乎天，應乎人的改革。」。非暴力的革命，實為不可被剝奪的天賦人權。1920年代，被稱為「台灣自覺年代」，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自決及民主主義思潮所影響，「台灣近代民族運動史」終於掀開了第一頁！

「夫立憲國貴在擁護民權，人民言論集會之自由乃憲法所保障者。然觀台灣統治之現狀，則有重大之誤謬存焉。蓋總督攬立法、行政之大權，而行獨裁政治，為政者不顧台灣之歷史、風習，不恤島民之輿論，掠奪人民應有之權利、束縛公眾言論之自由、濫用官權、視百姓如奴隸……。」

這一段文字是擇自1924年1月30日廈門台灣學生大會的《宣言書》，可見彼時台灣人反帝、反日的信念和決心。

日治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胎動於日本，最初表現在留日本的台灣留學生的行動上，而後島內產生了一頁又、一頁可歌可泣的非武裝抗日史頁！

1921年1月起開始的「台灣議會期成運動」、1921年10月「台灣文化協會」成立、1927年7月「台灣民眾黨」創黨、1930年「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創設，其間還有「農民組合」、「工友聯盟」等農工抗爭運動，可證台灣人對日本殖民統治政權的反抗，是前仆後繼，勇往直前的。

日本統治者明白表示：「要讓台灣脫離日本，成為自治體是絕對不可能、也是不被允許的事。」難怪民族運動功敗垂成。1930年代後，反抗殖民政權的火種雖未熄滅，但是都成了未能燎原的「星星之火」。

1945年終戰，國府政府遷台，由於國共內戰的慘敗教訓，國民黨在台實施「一黨專政」，並以「動員戡亂時期」壓制言論自由、取締民主運動，讓人箝口結舌，少數反對人士仍不畏高壓，盡知識分子本職身發表諍言，甚而企圖突破黨禁，籌組「反對黨」。投入戰後人權運動的志士，不分省籍，他們期望的是自由、民主在台灣開花結果。

《台灣放輕鬆》第三冊以20位「異議分子」為主角，彰顯他們代表「在野」的民眾反專制、反強權的奮鬥史。

1895年，台灣淪日後，30歲的清末秀才洪月樵取別號為「棄生」，不僅以「不合作」與日本殖民政府對抗，還為台灣人守土衛疆的勇敢事蹟留存紀錄。

霧峰林家的林幼春、林獻堂和清水蔡家的蔡惠如都是「資本家」、「大地主」，他們漢學素養深厚，不僅憂心殖民教育會損折損台灣傳統文化，也意識到長期受日本人的頤使，民族的前途，永無生機，他們因此義不容辭領導改革運動。戰後，林獻堂也因對國府有所微詞，不惜自我放逐日本，終老異鄉。

日治時期有「台灣的劍橋和哈佛」之稱的「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和「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後改制為「師範學校」），不僅培養不少台灣菁英，也「造就」不少抗日分子，醫學校畢業的翁俊明和蔣渭水兩個醫師，都是政治社會運動的先覺者，翁俊明後往大陸，進入國民黨體制，參加抗日，而留在島內的蔣渭水，領導同胞和日本統治者對抗，「一路走來，始終如一」的精神，是台灣民族運動史永恆的典範。

「國（日）語學校」（師範學校）栽培的「訓導」（老師）有林呈祿、黃旺成、蔡培火、葉清耀、王敏川、蔡式穀，他們擔任教職的時間都不長，可能與不滿殖民政府的「二元教育」政策有關。，放下教鞭後，他們都投效「非武裝抗日」的陣容。

日治時期的「白領階級」，醫師和律師是反對運動領導人物，葉清耀和蔡式穀都是為民爭公義的「辯護士」（律師）。

念過師範學校卻因「反日」而被開除學籍的、改而投效「台灣文化協會」的林秋梧，30出頭即歸天，他晚年皈依，成為是台灣「宗教改革」的革命僧。

「台灣文化協會」因左右思想之爭，另立門戶的「新文協」，領導人物的王敏川、連溫卿，雖被「定位」左派，但絕非激動的革命人物，而是溫雅的「讀冊人」。

王添火丁，是位茶商、代議士，也是報人，以「敢言」著稱，228事件，他代表處理委員會向當局提出「處理大綱」，致惹來橫禍，成了「消失的台灣菁英」之一。

同為報人的李萬居，是留法學人，終戰後接掌《台灣新生報》，後來脫離體制，另辦《公論報》，以「在野」立場，批評時政，遭受無情打壓，最後參與予籌組反對黨的活動。

國府戡亂時期的「黨禁」，為自由主義人士所不滿，外省人士雷震和殷海光為求政治改革，不僅以《自由中國》雜誌做為「發聲」反對一黨專制的機構，也聯合李萬居等台灣人共同籌組新的政黨，雖然功敗垂成，但在台灣近代民主運動史，留下可貴的一頁！

國民黨長期執政下的「強人政治」年代裡，不許有「異議分子」的存在，而以競選進入政壇，有「郭大砲」之稱的郭國基，他在擔任省議員、立法委員的問政期間，能言敢言，挑戰威權，國民黨的執政官員視為「眼中釘」。而另一個「肉中刺」的人物是魏廷朝，他是一位「反骨」的書生，因「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事件和「美麗島事件」，令他在獄中度渡過青春歲月，但至死無怨無悔。「美麗島事件」受難多人，以「永遠在野」的魏廷朝為代表，自有其意義。

革命是非常手段，對於手無寸鐵的在野「書生」，反專制、反奴役，說他們是「革命分子」，或許太沈重，但書中這些反抗者的反殖民統治、反戒嚴統治的捨我其誰精神，絕對是大仁大勇的「民主鬥士」。

莊永明，台北市大稻埕人，國內知名台灣文史專家，被公認是蒐集台灣史料最豐富的少數人之一》現任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委員、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董事、並應邀於台北醫學院、師範大學人文教育中心講授「台灣百年醫療史略」、「台灣歌謠史略」等課程。迄今已出版《台灣第一》、《台灣紀事》、《台北老街》、《台灣鳥瞰圖》、《台灣醫療史》、《台灣百人傳》、《台灣金玉良言》…等專書數十冊。1998年《天下雜誌》選為「影響200，跨越2000」人物之一。

[ 返回上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