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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雲趣：從科學、文學到神話，認識百變的雲世界（10週年新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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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智慧平台的誕生

作者：童振源、葉家興

2013年3月8日，幾乎所有台灣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日本東京巨蛋的這場比賽。中華隊甫打進世界賽棒球經典前八強，正要挑戰日本與古巴兩大強隊，爭取前進舊金山的四強席位。可惜的是，在歷經近五小時的艱苦比賽後，中華隊敗下陣了，眾多同胞球迷在巨蛋球場、在轉播螢幕前流下難過不捨的眼淚。緊接著隔日再抗古巴，仍然不敵強手。

棒球比賽不是只有輸、贏兩種結果，而是介於輸贏之間無限可能的連續數字。雖然都為中華隊加油，但未來事件交易所的交易者並沒有被愛國情緒沖昏了客觀判斷的理性。中日經典賽，未來事件交易所在事前的最終交易數據認定，中華隊只有38%的贏球機率。中古經典賽，獲勝的機率更低，只有28.1%！

這是一個複雜當道的年代，也是一個處處渾沌的年代，變化的幅度超過理論的涵蓋範圍，專業也遇到瓶頸和侷限。對於經濟發展的前景，專家眾說紛紜；天氣預報每有失準，氣象局馬上成為眾矢之的；政治人物信誓旦旦的保證，一再跳票。也難怪「章魚哥保羅」在2010年連續準確預測足球賽事的結果，成為舉世矚目的新聞。而每到過年，各地廟宇預測今年的「國運」，也成了新聞關注的對象。

這反映了人類潛意識中對於無法掌握未來的集體焦慮，以及對於準確預測未來的期盼。如今，章魚哥已逝，神明的指示往往也有很模糊的詮釋空間，在這樣的情況下，有什麼工具能較為可靠地預測未來，跟你我的生活都息息相關的未來？

2012年讓台灣人感受最深的就是油電雙漲帶動物價飛騰，經濟成長率卻不斷下修，百業蕭條。一上一下，兩面夾擊，讓許多人大感吃不消。

提起4月1日，很多人想到「愚人節」，這天是個尋常的星期假日：上班族趁這天休息，商家趁這天做生意，聲援士林「文林苑」被拆掉祖厝的王家的大學生們守著一片廢墟，政治人物趁假日跑行程。

這天早上，馬英九總統來到彰化一處傳統市場，波浪板遮風避雨，也擋住了光線，使得市場中略顯昏暗，菜販肉攤掛著燈泡作為輔助照明。這是一幅熟悉的傳統市場景象，不過總統在隨扈簇擁下來到市場，卻不是日常可見的場面。看到總統來視察，豬肉攤老闆切肉的手沒停，高聲問道：「豬肉都沒人買，怎麼辦？」一個背微駝的老婦人更拉住馬總統訴苦：「實在很難過嘍，這樣就好了啦！油不要漲，電也不要漲啦！」

但是就在當天下午兩點，經濟部長施顏祥召開記者會，宣布油價調漲的決定，從十小時後的4月2日零時起，92無鉛汽油從每公升31.7元漲為34元，95無鉛汽油從32.4元漲到35.5元，98無鉛汽油一口氣漲了3.6元，每公升從33.9元調到37.5元，柴油則從29.9元漲到33.1元。這次油價調幅高達10.7%，是中油有史以來第二高的調幅。

施顏祥部長在記者會上表示：「我們只能希望，國人能夠體諒這個不得不做的決定。」看來部長有其苦衷，為了這個決定也費了一番思量。中油之前實施長達十六個月的「減半緩漲機制」，這段期間國際油價漲了43%，而台灣92無鉛汽油與柴油的稅前價僅分別調漲8%和11%，造成中油鉅額虧損，累計吸收了總計約500億元待回收，所以漲價勢在必行，「國人事實上沒有太多選擇的空間，」施顏祥部長表示。

但是為了照顧弱勢族群，經濟部和中油特別修正浮動油價機制，機車族常用的92無鉛漲幅最小，98無鉛漲幅最大。此外，《中國時報》報導：「據透露，由於中油、台塑銷油量已有異常成長一、二成現象，為避免預期心理囤油歪風四起，府院拍板同意經部儘速啟動油價調漲方案。」

經濟部怕油價調漲的消息助長囤油風氣，又要減緩油價上漲對民生經濟的衝擊，下手輕重快慢的分寸很難拿捏。經濟部刻意選在國際油價回軟，國內油價連續兩次回跌的時機啟動所謂「回補機制」。

但不管叫做「回補」也好，「補漲」也好，但在媒體和民眾眼中，就是「油價大幅調漲」，消息一出，加油站照例馬上出現排隊車潮，甚至回堵造成交通混亂，更加深了民眾的情緒不滿。

趕在漲價前夕加油，只省了一次的油錢而已，而漲價之後帶動的漲風則是一波緊似一波。包括國道、公路及市區在內的一千多條客運，都醞釀漲價，並縮小、取消離峰時段的折扣，以支應油價成本的提高。

這樣一來，物價上漲速度就如野火燎原，再也控制不住。一般商品即使原料與石油無關，製造與運輸也都需要油、需要電，油電同步雙漲，對物價所造成的「長鞭效應」持久而綿長，即使中油在大幅調漲之後連續調降十三次，也踩不住物價飆漲的煞車。像是市佔率最高的幾個奶粉廠牌紛紛以乳源成本上漲，或是改以容量較小的新包裝，做了實質的漲價。柴米油鹽醬醋茶，這些日常生活民生用品到底有沒有漲，有時候數字不見得會說真話，民眾切身的感受才是最真實的。

到了6月初，中油為了反映國際油價持續走跌，宣布第九度調降油價，95無鉛汽油每公升33.5元，距離四月初調漲前的32.4元，已經把3.1元的漲幅回吐了2元。一時之間，油價穩住了，但是，物價再也回不去了。

中國石油公司在3月底看到國際油價的下跌，以為這是出手漲價的好時機，沒想到之後國際油價持續走跌，使得中油大幅漲價失去正當性，到最後只好拿「中油不是預測油價的專家」來打圓場。中油公司董事長朱家華表示，中油對油價的預測是綜合國際大型金融機構的報告，包括匯豐、美林、高盛和摩根大通等單位都預測，第一季的油價可能因為中東情勢緊張而大漲。沒想到第二季，中東情勢緩和，全球經濟景氣下滑，造成國際油價大跌。

經濟部在實施油價緩漲政策時，誤判國際油價漲勢；取消緩漲政策時，又誤判國際油價跌勢，逼得經濟部長在立法院道歉，並建議未來最好不要再實施「緩漲機制」。

問題是，如果連在財經領域打滾數十年的官員都看不準近期發展的走向，如果連重要的國際金融機構都一致看走眼，如果連以石油買賣為業的專家都拿「油價預測是一種科學，也是一種藝術」來找台階下的話，那麼，還有誰可以信賴？

以石油的供需面來看，所有能源經濟學家、分析市場動態，不外乎用新古典經濟學派的計量模型，用的工具也是比較機械式的統計模型。統計模型可以預估中東情勢吃緊對石油供應量造成的影響，進而推算供需之間的關係，以及油價上漲的幅度，但是模型很難掌握「人類行為」這個變數，以至於就算這些預測工具的技術無懈可擊，也往往預測失準。

傳統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是：人是理性的動物，會根據理性來採取最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但人的理性有其限制，人的行為也未必是理性思考的結果，所以運用經濟學精密的計量模型推演出來的結論，遇到重大的人為操縱事件或國際政治的紛爭，未來演變的路徑都會傾斜，甚至轉向、逆向。「人是理性的」的基本假設，恰恰成了傳統經濟學最大的罩門。在2002年委內瑞拉石油工人罷工、2003年伊拉克戰爭爆發，2008年原油期市投機炒作，致使油價飆漲到147美元的泡沫價位，都可見政治、戰爭、市場炒作等人為因素造成油價大幅波動。

而且，國際金融機構的價格預測，往往說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千絲萬縷的利益瓜葛，可能會讓這些專家研究報告的準確度大打折扣。2008年金融海嘯前後的房地產泡沫與崩跌，就有許多金融大鱷的操作痕跡，也有不少法律訴訟由此而起。

2010年4月美國證監會指控高盛提供虛假訊息，在次級房貸的抵押債務債權（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s，簡稱CDO）金融產品問題中涉嫌欺詐投資者。三個月後，高盛同意支付5.5億美元，對部分指控項目進行和解。

如果投資銀行公開發布的價格預測，帶著不可告人的私利動機。那麼，蒐羅集體智慧的期貨市場平台，可以提供更無私、更公正、更準確的預測嗎？

期貨市場——交易未來的平台

世事難料還須料，人無法不去預測未來。隨著近代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發展，「期貨市場」成為一個「世界經濟體系」（World System），商品期貨的種類也趨於多元，利用農業（如榖類、玉米等）、金屬（黃金、白銀、銅等）、能源（原油及其衍生製品）及軟性期貨（如可可、咖啡等特種栽培的作物）來規避風險。

今天，全世界最重要的期貨交易市場是成立於1848年的芝加哥期貨交易所（Chicago Board of Trade, CBOT），透過交易所的公開喊價和電子交易系統，超過3,600個會員交易50種不同的期貨與期權產品。在2003年，交易所成交量達到4億5千4百多萬張合約。但是最早的期貨市場，卻是出現在日本德川幕府時期的大阪。

大阪古時有「天下廚房」的別名，是日本最大的稻米集散市場。米在當時是維繫整個幕府最重要的「通貨」，包括官員俸祿、貨幣價值，以及各階級武士的領地，都以「米」作為參照指標。在實質上具有「準貨幣」的性質，可以和金、銀進行交換、交易的特色，稱為「為替」或是「金融取引」，也就是具備準貨幣提款、存款、使用的功能。可以想見，若是天災歉收或生產過剩，造成的米價巨幅波動，都可能衝擊經濟情勢。因此，身為幕府「年貢米」集中地的大阪城就在西元1730年成立了「堂島米會所」，開始進行米的「先物取引」（日文「期貨」之意）交易。除了能決定米的現貨、期貨（各種不同未來交易基期的米期貨）的價格之外，也充分發揮了「米價平準化」的基本政治功能，達到德川幕府「政權維穩」的目的。

到了1805年，關西的大阪、京都，還有關東的大津也獲准成立「米商會所」，之後又擴及松阪、金澤、鶴岡，本來是分支的桑名、尾道、赤間關（今天的下關）也取得獨立米期貨交易所的地位，不過，大阪的「堂島米會所」還是規模最大的交易市場。

在這個目前全世界公認最早的期貨市場中，米商可透過市場對米的預期價格，以及稻米的實際產量等變動因素，決定未來數月米的庫存量及銷售方式。決策者的幕府官員也可依據米的價格變動，為未來可能出現的經濟、甚至軍事危機預作準備。

經過兩百八十多年的發展，商品期貨的種類已漸趨多元，大致可分成農業（如榖類）、金屬（黃金、白銀、銅等）、能源（原油及其衍生製品），以及軟性期貨（如可可、咖啡等特種栽培的作物）等，包括天氣、生產地供需、政治情勢、國際市場的變動及其他突發因素，都有可能影響任何一項期貨的「未來」價格。

就像任何一個主要交易市場，一旦成為成熟的商業模式，有固定的交易平台，且受到公權力的保護和背書後，就容易成為「市場炒手」刻意炒作的對象。在1930年代，上海曾出現多個期貨交易所，市場一度出現瘋狂熱炒。二次大戰前受日本掌控的「滿洲國政府」亦曾在東北大連、營口、奉天等十五個城市設立期貨交易所，主要經營大豆、豆餅、豆油期貨貿易。

在過去的一百六十四年中，芝加哥期貨交易市場CBOT的主要交易方式採取「公開喊價交易」，也就是交易者在交易場內面對面的買賣期貨合約。然而，這樣的交易形態不夠有效率，為了滿足全球經濟增長的需求，CBOT於1994年推出第一個電子交易系統。隨著電子交易使用的日益普及，交易所曾將電子交易系統數次升級。在2004年1月，CBOT推出了另一個由領先的LIFFE CONNECT交易技術所支持的新的電子交易系統。

今天全球的期貨市場更加成熟。但是，今天面對的問題不只是大宗物資價格的變化，人類的社會也日趨複雜，舉凡個人的前途、公司的營運、社會的發展、國家的命運、人類的未來，都需要一套機制來預測未來發展的趨勢。

2007年5月，包括亞羅（Kenneth Arrow）、康納曼（Daniel Kahneman）及謝林（Thomas Schelling）、史密斯（Vernon Smith）四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內的25位知名經濟學家連署發表〈預測市場宣言〉（Statement on Prediction Markets）。他們認為：預測市場可以顯著提昇公部門和私部門的決策能力，並且更有效地管理風險。因此這些重量級的經濟學者要求美國政府降低法律所帶來的監管障礙，為預測市場創造一個安全的創建與設計環境。開放特定用途的預測市場，並研究開發預測市場的潛在價值。

該宣言立刻獲得《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的支持。隔年5月，亞羅再度領銜22位經濟學家，在著名的《科學》（Science）期刊發表〈預測市場的許諾〉（The Promise of Prediction Markets），再次強調群眾智慧的預測能力。他們呼籲：彙整群眾智慧的預測市場平台，在許多方面都有改善社會福祉的潛力，應該免於不必要的政府限制，以免限制裨益社會生產力的創新。他們建議：在清除法規障礙方面，美國可以發揮領導作用，加速各國對這種預測工具的開發。

四位諾貝爾經濟獎得主中，亞羅早在1972年就得獎，表彰他在「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風險決策等研究領域的傑出表現。他也是美國「淡水學派」（Freshwater School Economics）的代表學府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家中的巨擘。前哈佛大學校長、前美國財政部長桑默斯是他的外甥，一門都是知名經濟學者。

相對的，東岸靠海（大西洋）麻州的名校哈佛大學則是「鹹水學派」（Saltwater School Economics）的代表，尤其是寫過《不確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的經濟學家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這位2006年才以97高齡謝世的經濟學家，60年代初期當過甘迺迪總統政府時代的駐印度大使，極力反對放任自由，他終生主張：以政府力量推動社會公平，強調公權力要介入分配社會公平。

而位在五大湖畔「淡水學派」的芝加哥大學向來是主張自由經濟的大本營，絕對的放任自由（lassez-faire）、讓市場決定、最有效率的勝出，這些主張的思想系譜下，亞羅既然是隸屬「淡水派」陣營，會帶頭主張建立一個讓大眾智慧來做正確預測的平台，是一點都不奇怪的。

亞羅也是保險經濟學的先驅，研究信息經濟學、溝通經濟學等領域多年，對於如何規避風險這件事，他比任何人都有深刻領會。因此，他力挺「未來事件交易所」這個堪稱最新、最正確的預測機制。

亞羅領銜撰寫的＜預測市場的許諾＞指出：「市場價格可以增加民調的正確度，可以讓企業主管更準確預測印表機銷售量的數字。」所以，亞羅極力主張鬆綁預測市場的法令規章，美國的「期貨交易管理局」（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s,簡稱CFTC）針對總部位於芝加哥的大宗期貨交易市場，可以批准未來事件作為交易標的之一，就像買賣玉米、小麥、原油一樣。

甚至，亞羅等人還建議：美國的「期貨交易管理局」不只是要全面開放「未來事件」的市場交易活動，還要提撥預算支持研究相關領域的學者，進一步去實驗、計算「未來事件」的交易基礎建設的總體成本，尤其未來事件一旦可行，其交易模式成立後，平台建立起來後，舉凡費用結構、對付市場炒作的誘因機制、活絡「未來事件」交易的市場流動性的所需要條件等等，政府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亞羅建議可比照一百六十多年前，芝加哥在建立穀物、玉米等大宗物資進行交易的基礎建設一樣。

包括亞羅的經濟學家也呼籲，美國國會要修法，支持「期貨交易管理局」發展預測市場，而且應該要撥預算，推廣期貨市場的商品種類的創新：「未來事件」絕對可以成為一種熱門的新興期貨商品。

如果對這批資深經濟學家的呼籲仍有疑義，以為未來還沒有發生、看不見的事件不能增加人們對新的期貨商品的認識，那麼一個新興的經濟學領域——行為經濟學——或許可以讓人更認識「未來事件」交易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康納曼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心理學家，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是「行為經濟學」領域的奠基者之一，在2011年10月出版了《快思慢想》（Thinking, Fast and Slow），分析人類的思維系統：可以分第一類系統：直覺式思考，和第二類系統：邏輯式思考。

第一類是快思的系統，它很情緒化，依賴直覺，見多識廣又很會聯想，擅長編故事，能迅速對眼前的情況做出反應。但它很容易上當，以為親眼所見就是事情的全貌，任由厭惡、樂觀、偏見之類的錯覺引導人做出錯誤的選擇；而第二類系統是慢想的系統，它動作比較慢、擅長邏輯分析，前者無力解決的問題，都丟給第二類處理。慢思的思考系統雖然不易出錯卻很懶惰，經常走捷徑，直接採納第一類的快想系統的判斷結果。

康納曼推翻了古典的經濟學對「人的決策是理性的」假設。證明了單靠專家的邏輯判斷，事實上是無助於理解人類的經濟選擇，反而很多預測的結果是在眾人的直覺式的思考累積而成。

2005年諾貝爾獎得主謝林是另一位對人類的理性選擇行為提出質疑的諾貝爾獎得主。他以「賽局理論」得獎。「賽局」的情境經常發生在日常生活中，這是所謂的「最真實的人性」。解釋經濟學的「賽局論」，最常想到的就是「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囚徒困境的主旨為，囚徒雖然彼此合作，堅持不認罪，可為全體帶來最佳利益（無罪開釋），但在無法溝通的情況下，因為出賣同夥可為自己帶來利益（縮短刑期），也因為同夥把自己招出來可為他帶來利益，因此彼此出賣雖違反最佳共同利益，反而是自己最大利益所在。

但實際上，執法機構不可能設立如此情境來誘使所有囚徒招供，因為囚徒必須考慮刑期以外之因素（出賣同夥會受到報復等），而無法完全以執法者所設立之利益（刑期）作考量。所以，真實的世界比經典經濟學的「賽局理論」顧慮的還要多，如果要預測人類行為的後續發展，其實和未來事件發生前的各種條件（scenarios），都有因果牽絆的複雜因素。

從謝林的理論中，也可以看出人類的主觀判斷因素，事實上會主導未來事件的發生軌跡。因此，端賴專家囿於一隅的「管見」（tunnel vision），往往會與最後真實發生的結果天差地遠。

和康納曼同年（2002年）一起獲贈諾貝爾桂冠的史密斯，也是在行為經濟學上奠基的重要學者。他曾有一句名言，「我的預測有六成準，我就滿意了。」充分顯示他身為諾貝爾獎大師的「人情練達」和「世事通透」。

史密斯很清楚，人類的經濟現象和人類的多變行為脫離不了關係。這和他的人生遭遇都和「市場泡沫」這個現象緊密連結，脫離不了關係。史密斯才滿二歲，就遇到「紐約股市大崩盤」，史稱美國的「大蕭條」（The Great Depression）的序幕自此展開，美國社會陷入淒風苦雨，史密斯的父親也在此時失去主要經濟收入。

幸好他家還有鄉下一塊田可以耕食。後來，他選擇學術生涯，也是因為一次股市泡沫讓他警醒。「我在反覆的實驗中，發現人性有很多可測及不可測的因素，因此大言不慚說能準確預測市場的，都是不可能的，」史密斯如此肯定。

這幾位為「預測市場」背書的諾貝爾獎經濟學家親身證詞之外，我們還可以從古典政治哲學的理論得到佐證：英國自由派哲學家柏林（Isaiah Berlin）在〈刺蝟與狐狸〉一文中引述西元前六世紀希臘詩人亞基羅古斯（Archilochus）的話：「狐狸知道很多事，而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柏林認為作家、思想家、甚至普通人可以略分為刺?與狐狸兩種類型。刺?之道，一以貫之（一元主義），有中心主軸和自成一套的思想體系。狐狸之道，性喜多方（多元主義），像百科全書一樣無所不知無所不包，觀察入圍又機敏靈巧，但思想欠缺完整體系貫通。柏林研究俄國小說家托爾斯泰，認為他屬於狐狸，有描寫人類細微生活的天才，但他又想成為刺蝟，希望找出一種包羅萬象的理論。

如果狐狸是街頭智慧的象徵，那麼刺蝟就是學院智慧的代表。有趣的是，凡事都知道一點的狐狸，要比術有專攻的刺蝟，更能準確預測未來。美國賓州大學華頓管理學院的泰洛克教授（Philip Tetlock）在2005年出版《專業政治判斷》，書中發表對眾多專家預測未來所做的調查。他檢驗了284位政治、經濟、歷史及新聞學專家的27451件預測，結論是：專家的表現不比「丟飛鏢的黑猩猩」（指用電腦演算法則隨機猜測的結果）好到哪裡去。專家預測的精準度不佳，只有在鑑別度（對發生事件給予未發生事件較高的機率）方面，略勝隨機猜測的結果。

泰洛克又依認知模式，將專家分為狐狸型與刺蝟型。他發現不執著於一套思維體系的狐狸型專家表現較佳，不僅在預測的精準度和鑑別度方面都勝過刺蝟型專家；而且他們思想開放，會根據事件發展更新事前機率，也會注意意識型態的影響，不會拘泥於大概念和理論的框架。反觀「只通一竅」的專家對自己的預測能力信心滿滿，把那一竅的解釋無限延伸，又對一般人的看法嗤之以鼻，對多元的觀點不屑一顧。一旦預測失準，卻又推卸責任，好像事不關己。

這樣看來，專家反而拙於預測，三個臭皮匠還真的可能勝過一個諸葛亮。世界混亂且隨機多變，干擾變數及混淆因子難以勝數，而人類行為的複雜度，遠遠超過想像，就算是再優秀的專家也不可能考慮到各種變數，更別提潛在的利益衝突可能扭曲預測的方向了！

其實，經濟景氣最忠實的反應來自民間。景氣不振，需求疲弱，任何炒作都必須反璞歸真。熱錢支撐的油價可以維持一時，卻難以永遠維持。對於油價這種影響大宗民生物價的重要商品價格預測，與其信專家，毋寧信大家；因為透過適當的機制，「大家」可能才是真正的「專家」。

問題是，如何將「大家」的意見數量化，指標化？什麼機制能超越民調的限制，更如實地反映「大家」的意見？過去二十年來，網路技術的快速發展，催生了預測市場的機制，讓分散四處的民間智慧，有了匯集的機制與管道。這是為什麼亞羅等多位諾貝爾經濟學桂冠得主，都為文呼籲重視預測市場的潛在價值。

但是諾貝爾獎得主也是專家，如果「大家」比「專家」值得信賴，為什麼我們要相信這些專家的呼籲？亞羅這些專家看到了在數位新時代中，群眾智慧的預測能力是一項重要且值得開發的研究工具，他們支持的是預測平台。預測市場平台的誕生，並不是否定專家，只是打破了專家的壟斷而已。當他們實際參與對未來的預測時，即使是諾貝爾獎得主，也是和你我一樣，都是其中一個「大家」。

所以，在一個新的人類社會機制中，大家和專家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二元對立，重點應該在於如何建構一個公平、透明的預測平台，而且是一個「動態調整」（dynamic balance）的即時反應趨勢的機制，讓「人人隨時可以有一票」來表達看法。這個機制可以把對未來事件的預測設計成可以買賣的期貨商品，以期如實反映出眾人的觀點並做出預測。因為是以網際網路進行交易，所以參與者並不受地域或時差的限制，可以隨時進行即時交易。

這就是設立「未來事件交易所」的理念，但是這個理念從成形到完備，還經歷了一段摸索的過程。

出處：遠流出版《未來事件交易簿：集體智慧的新平台與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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