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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暄聲中的禁忌——古代官員見面都聊些什麼？

作者：張程

我們普通人初次見面，握手寒暄，有很多話可以說，聊得投機了很快就能熱絡起來。這種尋常無奇的樂趣，在古代卻只有平民百姓才能享受到，因為古代官員們初次見面可以聊的話題少之又少，幾乎就找不到什麼話題，相當沉悶無趣。

官員們初次見面，怎麼會找不到話題呢？

我們可以逐一篩選一下各種可能話題，看哪些話題適合古代官員聊天，哪些話題是不能談的。

首要的話題是公事。食君之祿為民辦事，談公事總沒錯吧？錯了，古代官員初次見面肯定不能聊公事。

首先，多數官員並不懂公事。具體事務都是幕僚、書吏、衙役在做，長官們都不經手公事，只負責在下屬呈遞的公文上簽字蓋章就可以了。比如京城的各部委衙門，實權就操在胥吏的手中。清朝有人感歎：「本朝與胥吏共天下。」從資訊輸入到部委衙門，到資訊轉化為政策，再到政策輸出本部門，都是胥吏在操刀。又比如地方的州縣長官，上任的時候無不攜帶著一大幫幕僚僕役，人數比有正式編制的該地官員都要多。到任後，州縣的錢糧度支有錢糧師爺負責，司法刑獄大家都去問刑名師爺，長官怎麼會知道呢？京官也好，地方官也好，主要精力都放在應付迎來送往、編織官場網絡和討好上司方面，也的確沒有時間去過問公事。你偏偏找人家談公事，不是讓對方難堪嗎？

其次，官員談公事，很容易暴露出自己在路線、政策和具體事務上的觀點和立場。這是官場的大忌。你把自己的立場態度都暴露了，等於自動卸去了武裝，容易讓政敵抓住把柄。所以，巡察御史不能洩露本地區的反腐敗形勢，河道總督不會透露河道的運通情況，江南織造對朝廷在南方徵調的貢品總是守口如瓶。至於最基層的縣裏的主簿、典史等人，更不敢談公事了──萬一和縣令大人的口徑不一致就糟糕了。就是認識很久的官員，相互間都不會談論公事，更不用說初次見面的陌生官員了：你知道對方是哪條線上的人，有什麼後台啊？所以，不談公事不僅是為了掩飾不懂公事，而且有自我保護的目的在。

那麼，官員們見面能不能談家世、談家庭呢？不能，這是官場的一個大忌。

明朝正德年間，掌管特務機關的長官朱寧，見人就喜歡拿出寫有「皇庶子朱寧」的名帖（類似現在的名片）。「皇庶子」是什麼意思呢？皇子怎麼會?頭露面幹特務工作呢？你如果覺得好奇，詢問朱寧大人：「您是皇上第幾子啊？」那你就要倒楣了。因為朱寧是正德皇帝的乾兒子。如果你再問：「那您的生父是哪位呢？」那你就要死翹翹了。因為朱寧原名錢寧，是南京守備太監錢能的兒子。一個太監，怎麼會有兒子呢？再深問下來，朱寧骯髒的底子都被你刨出來了，他非當場和你翻臉、拔刀相向不可。所以說，古代官員見面交換的名帖，是不能深究的。其中有認達官貴人當乾爹、乾爺爺的，有改名換姓、冒充名門之後的，更有出身卑微、從底層一步步爬上來不願意他人刨根問底的。別人遞過來的名帖寫著什麼，你就信是什麼就可以了。多問一層，可能就得罪了對方。

第三，初次見面詢問對方「仙鄉何處」總可以吧？這也不行，籍貫也是禁忌。

唐宋以後，官場主流是科舉出身的官員。沒有科舉功名的人就不是「正途」官員，低人一等。而科舉考試是和籍貫緊密相連的。朝廷分配給每個地區的錄取名額不同，有的地方多，多得和人口極不相稱，有的地方的錄取比例低得可怕，導致競爭極為激烈。這很像當今的高考，現在有「高考移民」，古代也有「科舉移民」，從錄取比例低的地方冒名到錄取比例高的地方考試。古代有專門的罪名處罰「科舉移民」，叫做「冒籍」。但中國社會向來明裏一套暗裏一套，「冒籍」事情越來越多，也沒人願意深查。不然的話，明清時期每次在順天府參加科舉的考生們不知多少人要被取消考試資格，還要挨板子了（順天府就是現在的北京，科舉錄取比例極高）。還有許多江浙的考生去廣西、甘肅等地參加科舉。近代名士張謇當年就是「冒籍」獲得的功名，為此還遭人訛詐。「冒籍」的益處顯而易見，最大的不方便是考生獲得功名和官職後必須守口如瓶，堅持自認是冒充地的子弟，所以他們一般不願意提及籍貫問題。

因此，你初次見到一個官員就問人家的籍貫，萬一對方當年是「冒籍」得的功名，你一問，人家多尷尬啊！萬一對方沒有功名，是雜牌出身，你這麼問，對方也會覺得尷尬。所以，籍貫就不應該問。

第四，詢問對方年齡，總是安全的吧？不，詢問年齡恰恰是最不安全的！因為古代官員更改檔案年齡成風，和實際年齡出入極大。而年齡大小關係官員的切身利益，萬不可能讓其他人知道。所以，年齡是大大的禁忌。

從北宋開始，朝廷有規定：舉人參加多少次科舉還沒有中進士且年齡在六十歲以內，可以賞賜進士出身，並授予官職。這就是「恩科」的由來。生員、秀才也有類似的恩惠。比如清朝有九十多歲的老秀才還硬挺著參加科舉，皇帝乾脆讓他別考了，賞賜舉人功名回家了事。這位老人家當然是特例了。倒是有許多人為了討一個「恩科」官職，爭取在「檔案年齡」到達六十歲之前「考滿」規定屆數的考試。這就需要在年齡上做手腳了。

改年齡有另一個好處。隋唐以後對各個級別的官員的任職年齡是有規定的，如果一個人過了五十五歲才考中進士，一般不授予實職，而是授予閒職坐冷板凳；如果一個人年過六旬才考中進士，就連一官半職都撈不到了，只能回家「候任」。所以，在五十五歲之前考中進士，是出任實職的硬性條件。而一個「有為青年」要想衝擊三公九卿的高位，要歷任翰林、部委和地方各種官職，既要有中央宏觀視野又要有地方工作經驗，才有可能飛黃騰達。按照每個官職任期三年到五年計算，一個青年從中進士到具備進入領導層的條件，至少需要十五年左右的光陰。那麼，一個人要想衝擊政壇高位，至少要在四十歲以前考中進士。相應的，他考中舉人、秀才和生員的年齡也相應要向前推。這對許多考生來說，是非常困難的。而最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把年齡改小。所以，金榜題名的進士們編製的《同年錄》上的「年齒」一欄不能說全部是假的，起碼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假的（保不准有個別少年得意的「應試高手」）。難怪清初文豪兼官員王士禛感歎：「三十年來士大夫履歷，例減年歲，甚或減至十餘年，即同人宴會，亦無以真年告人者，可謂薄俗。」

《儒林外史》中的范進，一出場就向學政大人坦承：「童生二十歲應考，如今考過二十餘次；童生冊上寫的是三十歲，實年五十四歲。」范進竟然向他人坦承自己的真實年齡，難怪他的岳父胡屠戶罵他是個「爛忠厚沒用的人」，動不動就扇他耳光。忠厚老實的范進竟然把年紀改小了二十四歲，那麼那些不忠厚不老實的人會改小多少呢？

最後，官員們初見，談談學問、探討「子曰詩云」、高喊「仁義道德」總沒有錯吧？

很遺憾，這也沒得聊。因為，並不是所有官員都是有學問的，裏面也混雜著不少白癡和文盲，保不准就讓你遇到一個。

科舉出身的「正途」官員，不可能是文盲，但絕大多數人將學問當作敲門磚，當了官後就忘記了，多年後哪還能拿起來和他人切磋探討啊？明清以後的那些八股文高手，肚子裏也沒有什麼真學問可言。另一方面，官場上還有許多不是科舉出身的官員，依靠祖父輩上來的，依靠裙帶關係上來的，或者乾脆就是買來的。他們這些人中，能幹的人有，但多數是紈褲子弟，不學無術，你千萬不能和他們切磋學問。

比如乾隆時期有個兩淮鹽運使，是用錢一層層買來的官。一次，他參加祭孔，感到很奇怪，就問旁人：「我們拜祭的這個孔子是誰啊？」身邊的書吏趕緊回答說：「孔夫子。」鹽運使不明白，又去問一個老塾師，塾師告訴鹽運使：「孔子是聖人。」鹽運使還是不明白，在聚會的時候就問同僚：「孔子是個什麼官？」同僚瞠目結舌，其中一個同僚好心說：「居魯國司寇，攝行相事。」這樣一來，鹽運使就更不明白了。所以，如果你和這位鹽運使大人初次見面，然後探討「子見南子」或者「咸與維新」之類的話題，估計能把這位大人說暈了。

還有一個民國政治的笑話，說的是某地方官員（有說是省主席，有說是國民黨某黨部主任的）「理論水平」之低。民國時期官方集會或者慶典，有振臂呼喊「國父精神不死」的口號的傳統。一次，輪到該官員帶頭喊口號，此公振臂高呼：「國父不死。」旁邊的秘書聽見，趕緊小聲提醒：「還有精神?！」此公馬上再把胳膊抬起來高呼：「還有精神?！」台下的人也跟著振臂高呼：「國父不死，還有精神?！」所以，如果你和這位地方官員初次見面就探討「三民主義」、「五權憲法」或者「新生活運動」，估計這位國民公僕也會被你說暈了。

最後，公事不能聊，姓名、家世、籍貫、年齡不能聊，就是你覺得是公理和常識的學問、理論也不能聊。官員們初次見面，還真是為難，弄不好就陷入無話可說、面面相覷的尷尬局面──如果跟班的再不機靈，找不到話題的話。

那麼，官員們初次見面談什麼呢？其實，談什麼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什麼職位的官員見面，見面的這桌酒席由誰埋單，飯桌底下塞了多少銀票，相互之間饋贈了哪些東西。俗話說：「禮多人不怪。」話雖然沒得聊，但送禮，讓利益輸送來代替情感交流總不會有錯。所以，即便初次見面很難找到話題，談話有種種禁忌，還是阻止不了古代官員熱衷於交際，忙於擴展官場網絡。

總之，在古代，政府官衙的後門直通造假工廠的正門。正因為官員的各種資訊大多造假，大家戴著一張張面具，所以初次見面會相當沉悶無聊。

出處：遠流出版《衙門口：為官中國千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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